書荒,諸子百家,與前軸心文明

老幾

我們這代人很可憐，小時候經過人為的“三年自然災害”糧荒，上學又經過文化大革命的書荒。

小時候沒有電玩之類，每每被父母約束在家，不能跟小夥伴玩，就只能讀書。讀着讀着成了癮，不管懂不懂，反正家裡書很快就被讀遍了。到小學二年級時，家裡已經無書可看了，只能跟人換書看。當時破“四舊”，砸爛“封”“資”“修”，只要有點人味的東西，有點思想，有點藝術的東西，有點意思的東西，都屬於“毒草”，要被徹底剷除。這裡面既包括《紅樓夢》《西廂記》之類的“封建”，也包括那些拍紅朝馬屁拍錯地方的，比如，《紅日》《劉志丹》之類。

人類有個臭毛病，越禁止的東西，你就越想知道究竟。當時院裡有幾個上高中的“大”學生，經常有別處借來的禁書，我就可憐兮兮地跟在人家後面求書看。現在看來人家夠不錯了，身邊跟着一個連你胳肢窩都不到的小屁孩，哼哼嘰嘰光求你又幫不了什麼忙，想想多窩火？因為書少，好書後面排着長隊，每個人手裡都不過幾天功夫。我這小人沒資格排隊，只能在人家看書的空餘翻看，真是分秒必爭。這樣日子久了，練得一手絕技。看書快，一目十行（至少），記得牢，過目不忘。像《紅日》那樣一本，也就需要半天功夫。（現在也搞什麼速讀訓練，放一堆書在哪，時間大堆大堆的，還怎麼練？）

書荒年代，斷頓是經常的，更多時間是吹牛，比看誰知道得多。於是就討論看書心得，小屁孩照例只能旁聽，卻經常在眾人都想不起來時補上。慢慢地大家發現了這小人的好處，後備役中總算也給咱謀得一席之地。

那時候想，等我長大有錢了，買一屋子書，把門關起來，一個人看。可到後來，人是大了，書也買得起了，書也看，但是看書的樂趣卻少了很多。除了工作原因不得按興趣來看以外，很多書的乏味和膚淺也讓人掃興。慢慢地讀書方面懶散起來，讀書不多，胡思亂想不少；偶有所得，免不了得意洋洋。日積月累，乾貨存了不少。

每次得意之後，令我感到掃興而同時更得意的是，發現早已經有人說過這個事了。

想起說這個，是因為我發明過一個詞，叫“前軸心文化”。從中華文化特別是易經道德經的傳承看，我認為中國古代應該存在一個早於春秋戰國時代的文化發達時期，其輝煌程度，似乎還應該在諸子百家以上。言不盡意，書不僅言。不了解易經，就很難完全理解道德經。而不了解這個背景，就很難完全解開易經道德經和傳統文化的奧妙。這中間的關係，就如同不了解生物化學，物理學再發達，也不能完全展示科學一樣。

關於軸心時代，我在中國的軸心時代談起過。最近查閱資料，發現百度詞條早有人提出“前軸心文化”的說法，可見百度還是有好的地方，開卷有益還是對的。也不能僅僅“為道日損”，還要時時“為學日益”。下面來自百度詞條：
[正如陳方正教授所說,“軸心文明”,是指凝聚着人類價值與精神面貌的宗教與哲學思想,它是文明的“內核”,是其最深層、最根本的部分。余英時先生詳細地論證了中國軸心時代超越的獨特性:中國的軸心突破好像是“最不激進”或“最為保守”的。中國在軸心時代期間或此後,都着重於歷史的連續性。“突破”是出現了,但是並非與突破前的傳統完全斷裂。相對於帕森斯所指出的希臘軸心突破針對的是荷馬諸神的世界,以色列針對的是“舊約”和摩西故事,印度針對的是悠久的吠陀傳統而言,中國軸心突破發生的背景則是三代(夏、商、周)的禮樂傳統。希臘與以色列的“軸心突破”,都是屬於“外向超越”型的;中國古代“突破”所帶來的“超越”與希臘和以色列恰恰相反,可以更明確地界說為“內向超越”(inward transcendence)。李澤厚、陳來、姜廣輝、余敦康等學者在研究中國軸心時代時提出過一個與軸心時代概念直接相關的“前軸心時代”概念。他們幾乎都認為,我們僅僅通過“軸心時代”這個概念本身去找軸心時代根源,是不能找到答案的,要解決這些問題,我們必須向前追溯,這就自然引出一個“前軸心時代”的問題。李澤厚先生對巫文化的討論受到學界的普遍重視,可視為對中國軸心時代發生背景研究的一個貢獻。陳來先生對孔子出現之前的前諸子時代的文化生活和精神世界做出了一種全新的解讀和闡釋,揭示並論證了作為軸心時代出現的文化準備,從而為前諸子時代的思想史研究提供了一種新的理論範式。鍾國發先生認為,軸心時代人類具有了向傳統文化發起挑戰的能力,此時出現的各大世界化宗教,“都是作為反傳統宗教出現的”。范毓周、王志軒從制度經濟學的角度分析了公元前11世紀中國和希臘由於遷徙和征服造成的社會結構變遷。晁福林教授撰文認為,物質層面的內容往往可以用考古學的方法研究,要透過“物”來研究“人”的精神面貌與特質。黃克劍教授的著作《由“命”而“道”》將軸心時代的特徵概括為從“命運”到“境界”或所謂由“命”而“道”的轉換。上述研究都比較深刻,遺憾的是他們都沒有自覺地切入歷史唯物主義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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