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之道在文化殖民？

《學術界》2002年01期

項賢明(1965-)，北京師範大學比較教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 北京師範大學 比較教育研究中心，北京 100875

著名比較教育學家阿爾特巴赫(Philip G.Altbach)曾經直截了當地說“第三世界的大學是殖民機構”，因為“它們幾乎毫無例外地建立在某種西方模式上，反映着西方體制下的多種價值觀念和 組織形式。在許多情況下，教學語言用的是外語，很多教師曾在國外受訓。”更為重要的是，有一條“普遍規律”在第三世界國家裡同樣具有它的“普遍性”，那就 是：“在多數國家裡，理智活動的發源地是大學”。（註：Philip Altbach,'The Distribution of Knowledge in the Third World:A Case Study in Neocolonialism',Education and the Colonial Experience,Philip G.Altbach & Gail P.Kelly(eds.),Transaction Books,Inc.,New Brunswick,1984,p.237.）

　　當初我剛剛拿到阿爾特巴赫和他的老搭檔凱利(Gail P.Kelly)合作主編的這本《教育與殖民經歷》(Education and the Colonial Experience)時，上述論斷並沒有引起我特別的注意，而只是將它當作某種多少有點譁眾取寵之嫌的偏激之辭暫時放在了一邊。後來，我進入博士後流動 站，開始着手實施我的博士後研究計劃“比較教育學的文化邏輯”。隨着這項研究計劃的逐步推進，阿爾特巴赫的那些振聾發聵之言越來越沉重地撞擊着我的心扉， 他迫使我不斷地反身自問：我們中國人如今還有真正屬於自己的大學嗎？如今的“大學之道”是在乎“明德”？在乎“親民”？在乎“止於至善”？在乎“科教興 國”？還是在乎“文化殖民”？如果這些問題都沒弄清楚，那麼，“科教興國”之後的“國”，是“中國”，抑或只不過是“全球化”之後西方世界的一部分？“弘 揚民族文化傳統”如何才能保證不只是一句口號？
　　最直接、也最簡單明了的感覺告訴我：如今的中國其實已經幾乎沒有了（在某種意義上甚至可以說從 來沒有）真正屬於中國的“大學”，滿目所見都是原來屬於現在仍然屬於西方世界的"university"（或者是一些急於要成的"university" 的"college"），一種"universal university"。這裡的"universal"所包含的意義已經有了“普世主義”(universalism)的微妙擴展和複雜轉換。與這種擴展 和轉換聯繫在一起的是西方文化在我們的大學乃至在我們整個精英文化層面上的絕對霸權地位的確立。在這種“大學”里，最受推崇的文化是西方的而不是本民族的 文化；就其符號層面的表現而言，"global English"或者"Chinese English"往往比“國語”具有更高的“表述權威”；對大學校園生活稍作觀察和分析我們也不難看出，西化的“小資”時尚與日常生活的殖民化在大學校園 生活中四處瀰漫由來已久。我們知道，大學校園生活作為一種“隱蔽課程”（在我的博士論文《泛教育論》中，我把它歸屬於“生活世界的教育”）對我們人格的影 響是極其深刻和長遠的，它甚至在其深刻性和長遠性上超越了大學課程所提供的系統的或者零散的知識對我們的影響，這些知識當中有不少我們走出校門很快就會忘 卻，但大學校園生活給我們的薰陶卻往往終身難以磨滅。就此而言，大學校園生活的殖民化可以說是對我們身心全面的殖民化。
（此段略）。

　　其實豈止是大學，我們的中小學也早已在某種程度上成為我們從內部進行自我殖民的一種文化殖民機構了。

（此段略）

　有不少人仍然認為，出此言者必屬辜鴻銘之類，甚或遠不如辜前輩。人類文化從來都是相互交流的，落後就是要向先進學習，歷史上的中國文化吸收外來文化還少 嗎？何況在今天這樣一個改革開放的、全球化的時代？然而，在我看來，西式學校教育的傳入與歷史上其他外來文化的傳入有着很大的不同。歷史上的外來文化，譬 如印度佛教，都是作為一種文化因素傳入中國的，而西式學校教育則是作為一種文化結構傳入的，即它不僅僅是某種文化現象，而且更是一種重要的文化傳承機制。 由於它不只是因素的變遷，而是一種結構性變遷，因此，描述這種文化變遷的就不應只是簡單的加法模型，而應當是一種乘法模型了。正因為存在着這樣根本的區 別，所以我們當初可以用中國的框架來解釋印度的佛教，而如今我們在解釋自己民族的傳統文化時，卻不得不應用甚至仰賴西方的分析框架和西方的話語體系。確如 有些後殖民理論家所說的，這類事實已經使越來越多的人逐漸認識到，“真正的力量不是那一天早晨到來的堅船利炮，而是跟在堅船利炮後面的新式學校……新式學 校兼具大炮和磁石的特性。大炮只提供一種戰鬥武器的效能，學校卻超過大炮而使征服變得恆久。大炮加強權於身，而學校卻可以蠱惑靈魂”。（註：Peter Golding & Phil Harris (eds.),Beyond Cultural Imperialism:Globalization,Communica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SAGE Publication Inc.,London,1990,p.57. ）
　　大學的殖民化是有其深層的社會心理根源的，除了殖民心態的泛濫以外，另一重要原因就是知識分子的精神貴族情結以及他們對文化“增勢” (empowerment)作用的尋求。作為集合名詞的“知識分子”(intelligentsia)，其基本的義項就是一個社會的精神精英階層，這倒似 乎的確是一個古今中外皆同此理的“普世”現象。在後殖民時代西方文化霸權的壓力下，不僅第三世界國家傳統文化在社會文化體系中的地位逐漸式微，而且那些熟 悉本民族傳統文化而不諳處於絕對優勢的西方文化的知識分子，也面臨着深重的身份危機。他們常常被視為某種過時的人物，代表着沒落、老朽、古板，多少有些類 似於堂·吉訶德。為了維持和鞏固自身精神貴族的地位，知識分子不得不通過西化來實現自身在本土社會中的“去一般化”，從而藉助優勢的西方文化來達成自身社 會身份的“增勢”。在第三世界國家中，知識分子這種對身份“增勢”的追求與對知識本身的追求結合起來（甚至有時是混淆起來），逐漸形成了越是精英就越是熱 衷於自我殖民化的現象，並且由文化精英的殖民化進而帶動了民族文化的殖民化。於是，大學成為文化“殖民機構”也就不足為奇了。
　　“去殖民化”實 在是一個極其複雜而又困難重重的任務，它看起來更多只是弱者處於兩難之中時一種無奈的呼告，至少我到目前為止還並未看到哪一位學者提出了令人信服而又切實 可行的文化道路。（以下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