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猶不及方舟子

評論一個人，不能只看最近發生的一、兩件事情；也不能只看這個人所做的和自己關係比較近的事情――而應該有一個長期、宏觀的眼光。就以天涯網友最近對方舟子的評論來說，很多失之偏頗，就是上面說的原因。比如，僅僅拿最近發生的“北大甘德懷－朱蘇力事件”或者“方舟子－肉唐僧之爭”或者“方舟子評論王怡、丁林”――僅僅用這三件事情，來評論方舟子，顯然很難客觀。

筆者和方舟子從無私人交往（只是郵件投稿“新語絲”3次，2次有幸發表，1次未獲發表）――但筆者從99年就開始留意方舟子及其“新語絲”，迄今將近5年。這5年來，不能說方舟子先生的每一件網絡行動我都觀察到，但總的來說，我對他的觀察還是比較全面和深入的。聊舉一個比較誇張的例子：方舟子發起的揭示“基因皇后”作假事件，我幾乎把相關所有帖子逐字逐句看過。

看一個人看了整整5年，我想，我應該對方舟子有發言權了吧？

一、公共知識分子
這次方舟子對王怡、丁林的評價以及衍生的風波，起源於《南方人物周刊》的一項評選：“影響中國公共知識分子50人”。在這個評選，方舟子、王怡、丁林等都名列其中。

本來這些評選吧，能夠當選，都是“挺美好的一件事”，但我們的方舟子大俠卻偏偏“耿”起來了，公開宣稱拒絕當選。在其文章中，方舟子提出拒絕的理由概括而言有兩點。其中第一點是方舟子一貫對“十大”、“五十大”之類的應景評比持保留態度――這一點，網友都沒什麼異議；引發爭論的是方舟子的第二條拒絕理由：他把同樣當選但自己以前曾經批評過的丁林、汪丁丁、王怡、薛涌等人，又拿出來痛批了一通，其潛台詞很明顯：我方舟子拒絕當選“影響中國公共知識分子50人”是羞於與上述四人為伍。這就引發了網友的爭論。

事情就是這麼一件事，我想我的敘述大致屬實吧？

我個人也認為，所謂“五十大”之類的評比，非常無聊。但《南方人物周刊》這次的評比，在大眾媒介中，為“公共知識分子”定義出三條標準，卻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情――他們提出的這三條標準是：“一是具有學術背景和專業素質的知識者；二是對社會進言並參與公共事務的行動者；三是具有批判精神和道義擔當的理想者”

知識者、行動者、思想者，這三類人是“公共知識分子”。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有趣的命題。更進一步，我認為在《南方人物周刊》的定義中，第一條是可以和第三條重合的，也就是說，我個人認為，所謂“公共知識分子”，應該是：對公共事務進言或參與的“行動者”以及對公共事務批判精神和道義擔當的“思想者”――我的這個定義，自認為比《南方人物周刊》準確，因為個體原本就是只有兩種社會形態：“行動者”或“思想者”；而所謂“公共知識分子”就是對公眾事務進行“行動”或“思想”。

不過，說回來評價方舟子，我認為無論是《南方人物周刊》或我個人的定義，對方舟子最好的評價其實就是：方舟子是一個“行動”的公共知識分子。

二、方舟子的價值
方舟子的最大成就，不在於“立言”，而在於“立行”――追求真實的行動，從具體小事着手，堅持尋求生活的真實。他的這個工作，被媒介扣了一個無聊並且不太準確的帽子：“學術打假”。但其實，方舟子關注的並不僅僅是“學術”，比如對“金娣存款事件”的揭露，就完全是一個金融詐騙事件――我們大家多看見方舟子爭論“學術”相關問題，僅僅是因為他的資源有限，只能在自己比較熟悉的“學術”領域拓展自己尋求真實生活之行動。

而且，非常非常之難得的是，方舟子這種尋求真實的努力，絕無主觀功利因素――我們可以拿“王海打假”與之類別。竊以為，雖然我認可王海先生打假，但他的做法首先是一個business，而不是一個“公共行為”。方舟子就完全相反，你可以說他sb，可以說他“有病”，但他的行為，確確實實是在公共領域，面對公共事務，勇敢地行動，尋求真實。這裡我煽情地說一句個人感受：每次看見方舟子正確地踴躍行動，揭露出那些確鑿的虛假時，我都很尊敬，內心以為“微斯人，吾誰與歸”。

聯想到我們生存環境，我認為方舟子尋求身邊真實生活的努力和行動，是當下中國真正的知識分子唯一應該做的事情――你完全可以把我的這個見解，當作偏見。但說實話，我tmd早就厭煩了所謂學院派知識分子的各種理論與爭論，我發自內心地厭惡冠冕堂皇地那些“大詞”下掩蓋的愚蠢、軟弱、虛假――每次讀到那些拗口的詞語，混亂的句子，我都恨不得跳進屏幕，狠抽那些所謂“知識分子”的大嘴巴子。

哈維爾曾經說過：“說出真實總是有意義的”――方舟子的所有努力，其實就是在實踐這句話。但可惜的是，他的這個努力，由於自身的性格缺點，以及媒介的誤導，其價值被蒙蔽，影響力大大削弱。

三、過猶不及方舟子
方舟子的網站“新語絲”出典魯迅，方舟子本人也對魯迅非常認同。我私下一直猜度，很有可能方舟子對公共事務的關心，其精神脈絡多來自魯迅。這點沒有向方舟子求證。不過，如果拿魯迅和方舟子比較，就能發現方舟子最大的問題――“驕傲”，七宗罪之首的那個“驕傲”

魯迅先生寫《野草》的時候，其精神體驗是“虛無”；哈維爾精神的一半也是對“存在荒謬性”的思考――正是認識到可能更高的存在，保持敬畏，才使得熱衷參與生活，追求真實的魯迅和哈維爾成為精神的巨人。

方舟子差就差在這方面――非常遺憾，他對“科學精神”的追求願望太過強大，使得他缺乏對個體存在荒謬性體驗，因此他一直處於一種“絕對理性崇拜”的誤區。而這，就是“驕傲”――方舟子做出所有批判失誤或批判過火行為的根本原因，皆出於此。

其次，方舟子是典型的“喝狼奶養大的”一代人。在我們這代人成長過程中，意識形態批判的教育，其實根植我們心中，使得我們的內心一直有“暴戾”的種子。這樣很多時候，完全是本能地，我們會用意識形態話語，或人身攻擊的表述，無限上綱地誇大了對手的失誤――也許別人是偶爾無心筆誤，也會扣他一個“無恥”的帽子。

這樣“過”的舉動，方舟子做了可不是一件兩件，而是很多次。這些失誤，過火，給一些無辜人造成傷害的同時，也嚴重地損害了方舟子話語的力量，使得他經常陷入完全沒必要的私人恩怨之中。而且，更為危險的是，很多時候，本來是很嚴肅認真的公眾事件，因為這樣的恩怨糾纏起來，公眾看起來方舟子是在搞個人恩怨，而忽視了正在發生的公眾事件的價值。

關於方舟子這個缺點，就以最近發生的“北大甘德懷事件”，提供了一個非常生動的案例。在整個事件的第一篇文章《北大法學院的誠信危機》中，方舟子開始寫的是：“我本來只想為這次討論提供一個平台，不想跟着攙和”――這樣的立場和角度，在這件事情上，原本就是非常到位。方舟子若果真如此，就進退得當。但可惜的是，方舟子控制不住，就在同一篇文章要結尾的時候，方舟子又說“過”了：“但是從這次北大法學院考博，我看不出整個過程有何正義可言。我們還能指望一個不承認自己指導的碩士生是“熟人”的法學院院長能講什麼“正義”，一個靠不正當程序混進去的法學博士生以後能講什麼“正義”！我們又怎麼能指望靠這些人來“維護中國學術的尊嚴”！法學院尚且如此踐踏程序，如此毫無尊嚴，何況其他機構”

呵呵，方舟子的這篇《北大法學院的誠信危機》，我讀了不下三篇，就是因為這一篇文章的文本，特別能反映出方舟子自身的努力、弱點以及他試圖控制自己情緒但卻失敗的全部過程。

四、方舟子的定位
概括而言，方舟子一直努力地在公共事務中，以行動追尋真實；但他的“驕傲”和內心的“暴戾”，使得他的真實價值被公眾遠遠低估，也使得他自身陷入一種困境：“我方舟子到底是什麼人，在做什麼？”

這個問題是我替他問的，呵呵，我也來替他回答：我認為，方舟子現在，應該把自己定位於一個“平台提供者”，而不再定位於一個“戰士”。簡單地說，就是我認為方舟子現在對公共事務參與的價值最大化方式，是利用“新語絲”網站，更全面、客觀、深入地關注公共事務。在此過程中，方舟子主要應考慮如何“經營”這個“新語絲”網站，而不再是自己親自“參與”各類“打假”。

做一個老練的主編，而不要做一個血氣方剛的記者――這就是我冒昧地給現階段方舟子先生定位。：）

五、丁林和王怡
這篇文章重點是評價方舟子，但既然牽涉到丁林與王怡，順帶說說。

我認為丁林先生其實和方舟子是同一類公共知識分子――“行動者”那類。只是丁林先生在公共事務中的“行動”，是通過故事的寫作，來行動思想啟蒙的工作；而王怡和他們不一樣，王怡雖然也是寫作為主，但他應該歸於公共事務中的“思考者”――因為王怡的寫作，主要是對公共事務中各種理論的探討，比如，憲政。

我不諱言，當下中國，方舟子、丁林這類“行動者”多多益善，而公共知識分子中的“思考者”不用太過鼓勵。我的這個態度，並不是否定王怡等“思考者”的價值，只是相對於“立言”，我個人更看重的還是“立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