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小兒子Quentin有自閉症。更確切地講，他有阿斯伯格綜合症。不僅如此，Quentin還有情緒失調症，這是因為大腦或精神疾病極少只限於一種。兩種疾病交織，帶來了諸多人際交往方面的嚴重問題，而情緒管控能力的極度低下，是迄今為止病症最為突出的方面，也最妨礙他在家庭、學校和社會上的正常功能發展。

人們常常問我，你是什麼時候知道Quentin有問題的。我的回答是，幾乎是從一出生。Quentin一出生就在醫院不停地嚎哭了十多個小時。與此同時，Quentin天性喜歡邏輯和規律，也有超凡的記憶力。一歲半發現哥哥在學習字母和發音時，他很快就自學了所有規則。到了兩歲，他已能認識並拼寫幾百個字，也能讀一些兒童書。然而，三歲半左右，Quentin卻不能回答簡單的“是”與“不是”問題，因為語言對他只是自我娛樂的工具，不存在交流的功能。

在言語能力取得進展的同時，Quentin的感統失調問題越來越顯著。在他諸多奇怪的動作和行為中，最讓我心痛、焦慮的是他經常拍耳朵，而且越是人多嘈雜，他越拍得頻繁。醫生檢查，耳朵和聽力都沒有問題。而且Quentin只會學習，不會玩，對玩具從不像其他孩子一樣感興趣，只會把什麼東西都排成一行。與其他孩子在一起，Quentin從來只做平行“玩耍”，即各玩各的，彼此之間沒有來往。Quentin也從沒像哥哥一樣，用手指指過東西給我們或任何人看（用術語講，這叫不會共享注意力(shared attention)），與人的眼神交流極其有限，很多時候根本不知別人講話的對象是誰，自己講話也不在乎對象是誰。這些都是經典的自閉症特點。這個時候，我已有了一些自閉症的初步知識，帶他去看兒童發育專家，診斷是輕度自閉。然而，幾個月後，當兒子智商被測定為170，專家摘了他自閉的帽子，因為10多年前，人們對自閉的理解還不夠，以為自閉兒童不可能有超常智商，超常智商兒童不可能自閉。

帽子摘掉與否，作為母親，我確信他有自閉症，而且帶着兩個幼兒的日子很不易，因為在任何公共場合，我都在追Quentin，他沒有任何危險感，總是到處奔跑，也從不回頭看大人有沒有跟他。因為他隨時都有出問題的危險，讓人不能有任何懈怠。

到了Quentin上學的年齡，覺得公立學校不是好選擇，想讓Quentin上哥哥當時上的一所大學教育系附屬試驗小學。小學雖然學位有限，在校學生的弟妹卻是給予優先考慮的。然而，Quentin去學校訪問，行為乖張，隨處亂跑亂拿東西，根本不聽老師的話，極具破壞力。校長有些難為情地拒絕了我們。

我們轉而申請一所蒙台梭利學校，該校校舍是在安靜住宅區裡的一所兩層樓民居，3歲到3年級只有70多個學生。Quentin超常的閱讀和數學能力，使他在訪問時很受老師們賞識，所以被接受。在這所學校，感謝老師們的愛心和耐心，頭兩三年Quentin的問題，比如他會因別人不覺得任何好笑的事情，笑得沒完沒了，擾亂課堂秩序，學校都還能應付。二年級是相對最順利的一年，但Quentin總在咬胸前的襯衫，那一年穿過的襯衫，脖子下邊的地方都被咬穿咬爛。

這一年我記憶最深的還有一件事。暑假我帶Quentin和哥哥去哈佛和MIT校園玩。回家路上，地鐵在一站停下後，等了幾分鐘還是不動，Quentin突然非常憤怒，我的任何解釋、勸說都無濟於事。後來廣播裡通知，說前邊車站發生了火災，需要大家耐心等待。我原本以為知道了原因後，Quentin會安靜一些。相反，他像發瘋一樣從車上奔到月台上，詛咒世間對他的不公，發誓要把火車砸毀。我在月台上追趕他，斥責他，他憤怒地把我推搡個趔趄。地鐵一開動起來，他馬上就安靜下來，過一會還為在車站的行為向我道了歉。我當時以為這不過是偶爾的一次情況，其實這是他後來幾年裡情緒障礙持續惡化的一個開端。

到了三年級，即蒙台梭利學校最高的一個年級，我開始不時接到學校的電話，報告類似上述行為。Quentin對花生嚴重過敏，每次老師們為了謹慎，不讓他吃有可能接觸到花生的零食，他都會憤怒得在學校大哭大鬧，有時又悲傷得哭泣，有時受到老師批評則說“你為什麼不讓我死”之類的話。有一天，他去衛生間，不知為什麼居然讓水龍頭的水無盡地流，直到整個一樓地板都被水淹。等我到了學校，平日裡寬厚、友好、放鬆的校長臉色鐵青——對於一所經濟並不寬裕的小學校，這是一筆很大的損失，第二天再看見他，我很悲傷地覺得他一下子老了很多。問兒子為什麼不去關水龍頭，他回答不出來，而且臉上還奇怪地笑。

校長和老師們雖然很快原諒了兒子，但他從該校三年級畢業後的就學成了問題，與此同時，經常遭我嚴厲批評的Quentin情緒憤怒發生頻率越來越高，並開始指責我不愛他，辱罵我，或告訴我，“你為什麼不殺死我”。雖然還是不太願意接受Quentin有精神疾病這一現實，我開始給兒童精神醫生打電話，而每個醫生都至少要6個月後才能接受新病人。有一天早上，Quentin醒來後行為極端異常，一會要躲到床下，一會要躲到衣櫥里，卻對我說不出原因。在兒童醫院的急診室外等待時，他想去自動售貨機買吃的，東西出來時卻被卡住，引發了他火山爆發一樣的狂怒，醫院幾個工作人員才把他控制住，並通過注射鎮靜劑才讓他得以安靜。在隨後和醫生的交談中，我們才知道他在一個噩夢中發現自己忘記了學到的所有東西，覺得自己沒有任何價值，才決定到處躲藏。醫生還問兒子是否有過自殺念頭、是否曾試圖傷害自己或別人等問題。我當時覺得這些問題非常不恰當，覺得這有可能把兒子本來沒有的念頭放到他頭腦中。儘管我表達了自己的抗議，醫生還是決定兒子應當馬上被送去兒童精神病院得到評估和治療。事後我對這位醫生非常感激。正是她的堅持，使Quentin得到了緊急治療，也使我們有緣認識了H醫生。從Quentin 4年級開始，H醫生一直就是他的精神醫生，成為了支持Quentin和我們全家這一專業網絡的重要成員。

就是在上述危機背景下，在我們申請過的所有私校都拒絕了Quentin的情況下， 我們決定搬到一些老師和家長推薦的麻省一個鎮上，因為該鎮特殊教育名聲很好。 這個時候，我已充分意識到每個阿斯伯格孩子的情況都不一樣，因為在我大量閱讀過程中接觸到的所有兒童案例，似乎沒有一個很適合Quentin。雖然學校名聲好，而且我作為潛在學生家長訪問鎮上一所小學時，得到了校長友好坦誠的對待，並參觀了學校里的自閉症項目，但我很懷疑他們是否能夠應對Quentin：一方面智商遠超出同齡人，很喜歡有挑戰性的智力活動，所以需要文化課具有挑戰性；另一方面從不考慮別人，對正常孩子來說蟻穴一樣的任何小事（比如電腦出點故障）就能在他身上馬上點燃劇烈的反應，而且對與別的孩子交往沒有任何興趣。我們在這所小學附近買了房子，8月初搬到了鎮上，不知道等待自己的會是什麼。

麻省這家小鎮，人口18,000，一共有5所公立學校，其中小學3所，初中1所，高中1所。開學前兩三天，我訪問過的小學校長跟我聯絡，約Quentin和我與鎮上公立學校系統學生服務主任Steve見面（學生服務其實就是特殊教育）。和他一起的還有學校系統的行為問題專家。一見面，Steve就先與Quentin握手介紹自己，並試圖與他交談，兒子很粗暴憤怒地回答兩句，就走開了。從多方面來說，我都很尷尬。一是兒子行為，一是作為多年來一直交學費，現在卻搬到鎮上來免費利用教育資源、尤其是特教資源的家長，驕傲很受打擊。所以一開始就說，如果教育Quentin真是我自己可以做到的，我肯定不會來鎮上成為大家的負擔，並情不自禁地掉眼淚。Steve拍拍我的肩膀，安慰說，你們絕對不是鎮上的負擔，孩子得到良好的教育是他和你們的權利，我們就是為孩子和家長服務的。聽我簡要介紹兒子情況後，他說鎮上另外一所小學專門有個針對阿斯伯格孩子開設的項目，Quentin更適合去那裡，而且學校系統會有給特教學生提供的免費車輛，接送他上下學。30分鐘後，我們在那所學校會面，Steve把我介紹給了項目負責老師Ana。Ana待我和Quentin如重要客戶，告訴我們因為Quentin的障礙，學校將給他配備一位教學助理，陪他在正常課堂里上課。如果Quentin有言語行為不當之處，助理會提醒他，需要時帶他出去走走，必要時則帶他到特教教室單獨上課或學習。我告訴Ana如果有需要，我可以到學校來陪兒子上課。她說完全沒必要，這是我們特教團隊的工作。回到家裡，我和先生談起一天的經歷，覺得真是一到鎮上就受到了這個社區的擁抱歡迎。

這一要求，意味着所有有障礙、有疾病的孩子不但免費上公立學校，而且在可能情況下都能和正常孩子一起上課——如果不是在校全部時間，至少是一部分時間。我曾有機會陪同國內教育工作者訪問過美國不少學校，考察美國的特教，目睹患有嚴重疾病和極度殘障的孩子們，被護士、助理推着輪椅，參加課堂活動，或只是為了能和正常孩子再待一段時間。從法理上，這一要求是基於這樣的考慮：孩子們需要和同伴們在一起成長，有障礙孩子可以以正常孩子為模範，而正常孩子也可以從與有障礙孩子交往中受益。從實際角度，疾病和障礙使得這些孩子的家庭難以參加正常的社交活動——不論社區和社會多麼寬容。舉例來講，Quentin有一度會在交通綠燈突然變為紅燈時暴怒，致使他和我們幾乎無法出門，連不用與人打交道的活動都無法去做，整個家庭都覺得非常孤單。在這樣的情況下，學校就成了孩子家庭之外最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與人交往的地方。

殘障人保護和教育法律，通過殘障人士和家庭多年推動而通過，在實施過程中也由於他們的努力（有時通過法庭訴訟）而得以進步和完善。目前雖然正常孩子的義務教育是幼兒園到12年級，對殘障孩子的義務教育則是從0到21歲，即殘障孩子一得到診斷，就可以得到公立學校的全套服務，包括護理、教育、交通，以及就業準備。講到交通，為了保證殘障孩子上學，公立學校不但免費提供從家門到學校的接送服務，還要保證接送車輛配備有各種安全設施，以保證孩子們使用的輔助設施和醫療設備等能在車上被拴牢。有意思的是，在我們鎮上，正常孩子乘坐校車是要交年費的，而殘障孩子接送則是免費的。在一定意義上，殘障孩子可以說是成了享受特權的一個群體。而美國的共識是，這種特權是應當的，是社會對於他們遭受大自然母親給予的不公平對待的彌補。

殘障孩子教育的核心是IEP(individual education plan)，即個人教育計劃。這一計劃在每個學年開始，由家長和教師團隊（包括文化課老師、學校特教協調人、特教負責老師、學校心理學家、行為問題專家、言語／物理／職業治療師等）共同討論制定，包括孩子目前診斷、言語／行動／智力／行為／社交技能等評估報告，根據孩子障礙和家長希望開發的的教育總目標、年度總目標和各功能區目標、實現這些目標的具體手段和方法等。整個學年期間，學校會定期給家長書面匯報孩子進展，必要時也會與家長約時間，由相關老師與家長開會交流信息和討論，尋找解決具體問題的辦法。

因為Quentin的障礙在於他的自控和社交能力的缺乏，我們搬到鎮上後，他的IEP重點關注這些領域。4到5年級，Quentin發生過幾次大的由暴怒到試圖攻擊老師的行為。如果有必要從身體上控制他，Ana都會在採取行動之後馬上發電郵給我們，告知事情原委。暑假期間，為了保證Quentin學到的能力不退後，學校專門給他免費配備助理，使他能免費參加學校組織的夏令營（這些夏令營對於正常孩子都是收費的）。

Quentin小學畢業之前，學校安排了他去初中參觀，介紹他認識了初中特教負責老師和協調員，並安排了過渡會議，把家長、小學和初中特教團隊組織在一起，分享Qunetin的長處和問題等。在美國，大家都知道初中是孩子們最頑劣的時期。我有一次和一位教初中科學多年的老師聊，聽到了以下充滿愛心的形象比喻：　　

在Quentin身上，這已不再是比喻，而是對現實的描述。雖然6年級他也有過諸多問題，7年級一開學，他在學校和家裡的有些行為，像惡魔附身一樣，不能控制，也無法解釋。Quentin不是沒有是非觀念，因為過後對這些行為總是很羞愧，而他的這種羞愧雖然有時以道歉表現，更多時候則是一旦我們偶爾提及他的行為，他就很憤怒，因為他不想被一次次提醒那些非常羞恥的經歷，而他自己似乎的確沒有能力在當時控制自己。他能在正常課堂待的時間越來越少，老師一講課，Quentin就開始發一些奇怪的聲音，或說一些奇怪的話。有時老師在板書，Quentin走上去把板書內容全部擦掉，並對此很得意。助理帶他到特教教室，他把教室牆上所有東西都撕摔下來，而且常把老師的咖啡倒到地上，還會對老師說些威脅甚至殘酷到令人髮指的話，並出手打人。不但如此，越是文化和道德的禁忌，他似乎越受吸引。比如有一度他對二戰和納粹非常感興趣，會在學校猶太裔孩子的書本上畫納粹黨標誌，還會時不時在學校走廊做納粹黨人敬禮的動作。如此行為，如果發生在正常孩子身上，會有仇恨罪嫌疑，學校會請鎮上警察介入。儘管老師們想盡辦法，最終經過我同意，把鎮上警察請到學校和Quentin交談，希望能有些效果，但Quentin的行為都沒有好轉。有一次，當所有人都無法管住Quentin，事態已到了需要校長介入的水平，我接到電話到學校去，發現Quentin像無賴一樣，平躺在地上，校長聲音低沉，沒有任何指責批評的語氣，試圖與他交談。校長知道Quentin喜歡動腦子，問了他一個數學問題，吸引了他注意力兩分鐘。但給出答案後，Quentin又開始或哈哈大笑，或向校長吐唾沫。類似事情發生後，校長和我們都成了熟人。校長有一次跟我們說，能不能讓Quentin每天上學帶上旅遊鞋，這樣他可以帶Quentin每天早上去跑步，也許消耗一些他的體能能幫他安靜下來。

7年級是一個極端困難的階段。學校和我們頻繁聯絡開會，當然每次開會時間都要看我們方便，而且從老師到校長到全鎮教育系統心理學家，從沒一個人讓我們覺得是被召去受責備的感覺。相反，我們作為父母，是Quentin教育團隊中平等和重要的人員，我們分享的信息和建議都被耐心聽取。不但如此，因為我們積極與學校合作，很受整個團隊和學校的尊重。在最困難的時候，當我作為母親覺得絕望、幾乎要放棄時，Quentin的老師們強調的總是他的長處：他電腦一樣的記憶力和知識、他自學和研究能力、他有時的幽默、他對課堂討論的貢獻等等。最後經我們同意，學校決定不再讓他去正常課堂，而是給他一個單獨的小教室，由文化課老師和助理給他上課，並使用ABA獎勵方式，鼓勵他朝着能在每個課堂上不出任何問題地待5分鐘、10分鐘、15分鐘的目標逐漸努力。因為Quentin很厭煩社交技能課（他已能背出社交技能課的所有內容。他的問題不在於不知道社交規則，而是做不到），常用言詞侮辱他的社交技能老師，老師決定與他玩他喜歡的遊戲，從而拉近他們之間的距離。從7年級後期開始，有關他的會議也會邀他參加，從而讓他對自己的未來有發言機會。

7年級底，Quentin在全校《國家地理雜誌》知識競賽中名列第一，老師們都為他自豪，因為這不光表明了他的地理知識，更重要的是，他要有一定的自控，才能遵守競賽規則。作為學校第一名，Quentin有資格參加全州初中組競賽。我們對此很擔心，但老師和學校卻認為他天經地義地應當代表學校。競賽一共有104位參賽者，分組比賽中，我們親眼目睹了Quentin需要多麼努力才能不搶着答題。分組賽結果，6位學生答對了全部問題，22位學生只答錯了一道，Quentin屬於其中。決賽只要10人，所以這22個孩子得競爭4個席位，Quentin最終被刷了下來。

這是Quentin初中畢業時我在微信上發的一個帖子：　　

鎮上初中的Mrs. Belcher，教過我家兩個兒子英文。老大厚道有禮，對老師的名字笑一笑之後，再沒說過什麼。

老二7年級一認識Belcher老師，就在課堂、學校和家裡動不動拿老師的名字開心。不但如此，他給作為他輔導員的Mrs. Belcher、其他老師和校長創造了很多難以應付的問題，使得我家在初中都是名人。在應對這些問題的過程中，不知什麼時候Mrs. Belcher成了他最願意合作的人。Mrs. Belcher有兩個已成年的兒子，教初中多年，不但很會應付頑劣的7年級學生，而且真正愛他們、理解他們。我曾看到過她在校車上和孩子們平等的交流和嬉戲，很感動……幾乎每個人都說，Mrs. Belcher和兒子之間有一種親和力，使他在她的課堂上表現更好。”

放假時Mrs. Belcher送給了Quentin一本名為《數學的奇怪歷史》書，在書的扉頁上，她寫了

給在Quentin的卡片上，她這樣寫道，　　

另外一點值得指出的是，多年來有障礙孩子和正常孩子的融合教育，使多樣性和寬容已深入人心。有障礙的孩子，在學校一般易成為受欺負對象，或欺負別人。儘管Quentin言語和行為怪誕，老師們告訴我們，他在做小組項目時從沒缺過合作夥伴。有一次，我曾作為家長陪同，和Quentin班級一起在一個島上做團隊建設野外活動兩天。兩天裡，有幾個男孩子做什麼事情都很自然地拉Quentin一把。有時Quentin發表我認為的奇談怪論時，我不好意思，試圖阻止他，孩子們卻會說，讓Quentin說，我們喜歡聽，絲毫沒有取笑他的任何意思。

對於Quentin情況的好轉，我們很怕是一時的。從初中到高中的過渡能否順利，我們忐忑不安。8年級底，我們認識了他高中特教負責老師Megan。為了保證Quentin的好轉能持續，也為了暑假他能有除了家以外的地方去（我們曾花了不少錢，試過兩個專門為阿斯伯格孩子開辦的夏令營，兩次都是很失敗的經歷），Megan建議他參加高中為障礙孩子開辦的每周兩次、每次3個小時、時長6個星期的夏令營。Quentin因為過去夏令營的失敗經歷，開始極力反對，但最後做出讓步，儘管每次回來都說夏令營的壞話，說和他在一起的孩子低能、無聊乏味。這個時候我會提醒他這麼多年裡這麼多人對他的愛和耐心，希望他對別人也能效仿同樣的寬厚。讓我驚奇的是，這次Quentin居然沒有反駁我。

高中前的整個夏天，Quentin表現出了從未有過的平穩情緒，並開始做一些以前從未感過興趣的事情，比如他不再拒絕讀小說，而且我們自Quentin出生以來，第一次能在電視機前共同觀看故事片（此前Quentin感興趣的只是記錄片）。碰到不順心的或意想不到的事，Quentin似乎也不再反應激烈。自小學3年級起，我們全家第一次能一起出門玩半天，而不必擔心他會因為意想不到的問題發怒。9月份開學，我們每天期待學校會給我們發郵件，傳達他在學校的不良行為。出乎意料的是，每次接到的都是表揚，而且Quentin上學很積極——一部分因為高中課程比較有意思，一部分因為他的助理和老師們都能與他評談音樂。他跟同伴的交往仍然極少，但音樂給了他與很多成年人共同的話題。10月我們第一次到高中，參加了有史以來最簡短的IEP會議。隨後不久，Megan 產假休完，一返校就發電郵給我，詢問我希望多久和她聯繫一次，並把手機號碼給了我。兒子每次做了好事或有進步，她都會發電郵或短信與我們分享。

今年1月底，Quentin IEP進展報告有以下量化數字：

報告中還說，Quentin在管理不該說的話題方面取得了進步，對於具爭議性的話題，他不再像以前衝動性甚至強迫性說出，而是會有克制。期中考試前，他主動向老師提出，考試自己在一個房間裡，而不是在大課堂上，這樣他需要休息期間不會影響別人。他還去找老師，提出有一門選修課不適合他的學習方式和興趣，要求轉到“電子音樂欣賞和創作”去。

我最近接到了Megan一個郵件，告訴我Quentin和學校另一個阿斯伯格孩子之間有些交往，兩人有時會一起吃午飯。這是過去四五年裡第一次我們聽到這樣的好消息。Megan把孩子母親的電話給了我。我們已經約好這個周末見面。

養育一個有精神障礙的孩子，家庭、學校、社會都面臨很多挑戰。Quentin的成長曆程中，最糟糕的時期，我們和學校都是處於不斷應對危機狀態，而最好的時期，也是磕磕絆絆地往前走。在這個過程中，Quentin在成長，我作為一個母親，也發生了很大變化。很多自閉症孩子的父母都說，這一過程使自己成了更好的人。我也不例外。

我的先生有一次感嘆說，Quentin是我們的耐心老師，是他教了並不斷考驗我們的耐心。的確如此。Quentin成長的過程，也是我們不斷成長的一個過程。起初，一部分因為對他沒有深刻的理解，更大一部分是因為自己的ego（自我），我不能理解“我”的孩子怎麼會有這樣的行為，因而不能平靜處理問題。我教訓他，斥責他，然後我們會爭吵，而且越爭吵，Quentin和我的憤怒都會越升級。有時我也會說些，“如果你這樣的話，將來你會……”的話。Quentin雖天性不易想到別人的感覺，卻對自我感情異常敏感。針對我嚴厲的批評，他內心壓力很大，但表現出來卻是當時我更不理解的更惡劣的行為。觀察特教人員與他的交往，也通過他對我的不斷指責和我的不斷自省，我漸漸理解了他發育的不平衡，接受了“我”的孩子有問題這樣一個事實；而這種接受，使我能比較冷靜、不帶指責情緒跟Quentin對話，因為哪怕你語氣中有任何判斷、指責他的成分，Quentin都能聽出來、嗅出來，知道你的不寬容和居高臨下，也使我知道什麼時候該停止追問或教導他，更讓我學會了以真誠的正面表揚來鼓勵他。而這些態度和習慣自然而然地轉移到了我的工作和生活中，使得周圍的人們都更願意和我合作、交往。

英文裡有個說法，It takes a village to raise a child（養育一個孩子需要整個村莊）。Quentin的經歷，讓我真正理解了這句話。美國幼兒園至12年級的公立教育，是州和地方政府的責任。每個公校系統的經費，大多來自其所在鎮或市各自徵收的房地產稅。學校花在Quentin身上的人力、時間和財力，遠遠超出一個正常孩子的水平，這意味着全鎮納稅家庭都在資助他的教育。事實上，我們鎮因為特殊教育很好，吸引了很多有自閉症、ADHD、學習障礙等孩子的家庭。而鎮上幾十年發展起來的文化，不但歡迎這些家庭，而且每次當地教育委員會選舉時，所有候選人都有繼續鎮上慷慨資助特殊教育的共識（鎮上目前28%的教育經費用於特教）。學校老師和校長們，在這樣的制度和文化中，的確以服務學生和家庭為宗旨，成了真正意義上的“人民公僕”。我以前對公立學校在兩方面持有懷疑態度，一是其是否能同時提供良好的普通和特殊教育，二是對於特教孩子，其能否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同等和高質量教育”。對於前者，我想最好的解答是這樣一個事實：鎮上高中學生成績，在麻省300多個城鎮學校里，排名總在第10左右。對於後者，Quentin在鎮上的經歷，打消了我的疑慮，同時我還了解到，為了能夠滿足各種有障礙孩子的需要，我們周圍幾個鎮各自開發自己的特教專長，以便共享並節省資源。比如，Quentin哥哥的一個同學有焦慮症。因為我們鎮上滿足不了他的教育需要，學校系統每天有專車接送他，到一個有為焦慮症孩子開設小班的別的鎮裡的公校去上學。正是這些經歷，使我成了公共教育的堅定支持者。學校之外，我們還得到了來自鄰居和社區的各種幫助。如此受益於社會和社區體制以及眾人的幫助，是一個讓人非常謙卑和感恩的經歷，也徹底改變了我的世界觀和政治傾向，讓我對弱勢群體有了深刻的同理心和愛心，使得我在政治上更傾向於自由派立場和給弱勢群體賦能的公共政策。

教育的一個核心問題，是nature（天性）對nurture（培育）的問題。Quentin 過去一兩年裡的成長，在多大程度上分別歸功於nature和nurture，是我或任何人都無法回答的問題。最困難的時候，我情不自禁地想，多年來家庭、學校和醫生的nurture，似乎總也敵不過nature。大自然讓人敬畏。記得在一本探討精神健康的小說中有這樣一句話，

造人造物的過程，似乎太容易出錯了，而任何納米層次的錯誤，都可能導致疾病和障礙。所以我們大多數人生來就有健全的身體和精神，的確是大自然母親在上演一次次的奇蹟。但在敬畏大自然的同時，我對周圍幫助過我們的專業人員、對特教系統的不懈nurture努力，產生了無比的崇敬。

Quentin和我們面臨的挑戰還很多，很艱巨。Quentin如何度過青春期、最終能否自立、如何應對由於與人交往障礙所導致的孤獨與抑鬱等，都是我們不能不擔心的問題，而我們唯一能做的，只能是像過去這麼多年裡周圍支持我們的人們所表現的一樣，保持希望並孜孜矻矻地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