癌症：越來越兇悍的殺手 　　儘管偶然能聽說患者戰勝癌症的例子，但是在全球範圍內我們不幸地發現死於癌症的人數越來越多，面對這個越來越兇悍的殺手，現有的檢查、預防和治療手段需要全面反思並改進。 　　根據現在癌症的蔓延速度，全球大約有1/2男性和1/3女性最終會發現患上癌症，為什麼男性的發病率比女性高？最重要的一個原因是男性抽煙比女性多。 　　全球性蔓延 　　被確診患上癌症很多時候就等於被宣判死刑，可是越來越多人被推上“審判庭”，從著名的政治家到演員，從商界名人普通人。在美國，今年已經有140萬人被確診患上癌症，而在全世界每年的新增患者大約是700萬，根據目前癌症的發病趨勢，2020年全世界癌症發病率將比現在增加50%，全球每年新增癌症患者人數將達到1500萬人。來到腫瘤病區，你會看到枯瘦的病人，多半沒有頭髮，臉色蠟黃，當你掃過那一雙雙眼睛，回望你的完全是空洞的眼神。在全世界，所有癌症病人都在心裡悄悄問自己這個問題：“我是否能挺過這一關？”任何一個人，當你面臨這樣的生死攸關的問題，你至少會、也一定會這樣安慰自己：還好我不是一個人……而這恰恰是最大的問題。 　　儘管說起那些戰勝癌症成功活下來的故事總是令人振奮，但是因為癌症死去的例子更普遍也更現實。癌症已經取代心血管疾病成為美國的頭號殺手。每年大約有50多萬個美國人死於癌症。根據美國癌症協會的預測，由於癌症的發病率和年齡相關，因此當年北美8000萬在嬰兒潮期間出生的，現在60多歲的人還將在不久的未來，將年發病率繼續推高。根據現在癌症的蔓延速度，全球大約有1/2男性和1/3女性最終會發現患上癌症，為什麼男性的發病率比女性高？最重要的一個原因是男性抽煙比女性多。 　　癌症的蔓延引起全球關注，越來越多的活動家、研究者和醫務人員投身這個領域，太多病人期待着新的藥物和治療手段，他們希望提高全球對癌症的關注度和緊迫意識，希望改變研究方式，將注重於病理的研究轉向注重治療手段的研究，希望研究人員能將對癌症的基礎知識轉化成有效的治療手段，解病人之所急。問題在於幾乎所有發達國家關於癌症的研究都是在國家健康研究所（NationalInsti-tuteofHealth，NIH）或者國家癌症研究所（NationalCancerInsti-tute，NCI）主導進行的，這類機構的主要目的是研究癌症的病理學而不是更實用的治療手段和藥物開發，治療手段一般是在醫療機構或者大學中展開研究，而藥物開發多半是在製藥公司研發的，這些機構均比不上國家級研究所的科研實力和資金。國家癌症研究中心注重宏觀統計數字，如果每年癌症的發病人數減少1000人，研究人員就會歡欣雀躍，但是類似的研究成果於人數眾多的患者沒有多少幫助。 激進新手段 　　目前很多癌症組織開始採用新的也更加激進的方法，一個最近剛剛成立的名為“抵抗癌症”（StandUptoCancer）的組織計劃資助小型研究機構採取非主流的研究手段，期待取得突破性進展。這些新的研究手段將更側重與改善癌症患者的實際生活質量和治療前景，例如延長乳腺癌患者的存活時間，減少乳腺癌患者死亡的比率，儘量縮小化療的副作用，提高放射性治療的準確度等。另外一個名為多發性骨髓瘤基金會（Mul-tipleMyelomaResearchFoundation）的組織則嘗試嚴肅的商業模型以刺激製藥公司對癌症治療藥物的研發。 　　醫生和研究人員很清楚癌症患者的沮喪和恐懼，他們也很清楚現有的癌症研究方式和手段需要“大修”。來自麻省理工學院醫學院的教授泰勒傑克斯說：“癌症研究需要的是全新的視野和全新的一套研究體系。”但是醫務人員和研究者在過去20年時間裡已經取得很多進展，因為癌症主要襲擊的是60歲以上的老人，現在這部分人群的發病率已經明顯下降，同時那些被確診患上癌症的病人存活的時間比起以前也更長。癌症患者因為更好的手術手段減少癌細胞擴散的幾率或者推遲了擴散的時間，而化學治療的手段也更加精確，放射性治療的效率同樣也提高了。醫療人員還開始使用能在血液里行動的微型機器人，專門針對癌細胞發揮作用。在製藥方面隨着研究人員破解了一些癌細胞的基因組成，開始有新的針對某個變異DNA的基因藥物出現，這些藥物破壞了癌細胞形成擴散的機制。近20年來人類在癌症研究上取得的成果可以說是非常驚人的。研究人員們相信不僅理解了癌症的基礎原理，同時也初步了解了癌症在分子結構層面上的發展環境。例如一種名叫Gleevec的藥物，通過改變白血病癌細胞的染色體的一個組成部分來發揮作用，這個關鍵的部分就是控制骨髓恢復製造白細胞的功能的。因為類似藥物的發明，以及通過骨髓和肝細胞移植手術，全世界已經有一千兩百萬人能夠從中獲益，成為倖存者。 　　但是癌症並不是單種疾病，它有很多種，每種不同的癌症都有不同的發病機理，這給治療工作帶來了格外的難度。目前最致命的癌症是肺癌和腦癌，醫學界對它們幾乎是無可奈何，患者的倖存幾率非常低。癌症的危害就像是被老式的大口徑火炮打中，破壞力在全身上下都會體現出來，而不僅僅是在發病的器官。全國的公共醫療系統在早期發現癌症方面做得也不盡如人意。更加糟糕的是，很多人對如何預防癌症更是知之甚少。從1950年到2005年這50年間，癌症的死亡率只下降了5%，這是個十分令人尷尬的數字，因為同一時期，心臟病人的死亡率降低了64%. 　　研究中的問題 　　並不是說，在美國由NIH/NCI和BigPharma資助的研究是所謂的第二等的研究。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的教授傑克說：“過去30年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何認識和理解癌症方面，而這些研究工作並不能說是浪費時間。” 　　長期以來對癌症研究的批評是，NIH/NCI是為了預警而構建的，研究成果多出自單獨的科學家在各自的小實驗室中的鑽研。為了獲得研究經費，研究人員必須對研究課題的每個可能有價值的方向進行申報，並試圖使資助方相信這些方向會帶來成功。M.D.安德森癌症研究中心的副總裁和研究者雷杜博斯博士（Dr.RayDuBois）說：“你必須已經做出一些東西了才能提出申請，而這些都發生在他們相信研究方向是正確的之前。”而一個普通的申請方案則需要耗時好幾個月來完成，而否決一個申請則意味着很多科學家的工作成果付諸東流。這個體制也導致了小的癌症種類獲得的關注非常有限。M.D.安德森癌症研究中心就有一個項目是畫出整個膀胱癌細胞的染色體結構圖。杜博斯博士抱怨說：“這個課題就不是NIH感興趣的課題，因為他們認為這個癌症相對於肺癌、肝癌等來說並不普遍。”但是由於爭取到了其他的資金來源，M.D.安德森癌症研究中心的科學家們仍然進行了這方面的研究，並發現了一個致命的基因缺陷在吸煙的激勵下導致了膀胱癌的發生。杜博斯博士解釋說：“如果你有這種基因缺陷，同時你又是個吸煙者，那麼你患上膀胱癌的幾率是100%”。儘管膀胱癌的患者不多，但是這個研究成果的價值是無價的。對於大醫院來說也是如此，它們對肺癌———這個威脅最大的癌症品種的研究就更加容易獲得各方面的資助，這就是在癌症研究領域特有的所謂研究歧視。 　　不管怎樣，樂觀的研究者正在學會接受這樣的現實———經費非常緊張。布什政府過去三年對於全國癌症研究的經費預算趨於平穩，停留在大約48億美元的水平。NIH的一名癌症研究者科蒂斯哈里斯博士說：“當經費緊張的時候這種情況就會發生———每個人都會在研究課題上變得保守。”更加嚴重的是，研究的成本超過了通貨膨脹的增長，這對研究本身是雙重的打擊。NIH的資助比例大約為14%，這意味着，它只能提供所有研究申請資金的14%，大約10個申請中只有一個最終被認為是“有價值”的，從而獲得寶貴的資金資助。 　　這樣的系統就產生了很嚴重的問題。由於科學家們要競爭有限的研究經費，總是試圖對自己的研究成果保密，合作被嚴重削弱了。因為經費總是更傾向於投向有經驗的研究者，因此很多年輕的研究人才失去了競爭機會。這樣的體制導致了很多研究人員到新加坡或其他一些地區發展，這些地區正大力鼓勵生物醫學的研究來振興他們的生物技術工業。LAF和消費者聯絡組織的總裁董烏爾曼（DougUlman）說：“這樣的資金分配完全是錯位的，重複地資助同一所大學中的同一個研究人員，這就是我們這個行業目前死板的現狀。” 　　癌症的政治 　　華盛頓的政客們沒有一個人希望出現更多的癌症患者，但是為了讓全國癌症研究所獲得更多癌症研究預算，為了讓國會額外批出經費，各癌症團體相互爭鬥，彼此耗戰。著名的自行車手阿姆斯特朗曾經戰勝過癌症，也曾經獲得環法自行車賽的冠軍，如今他成立了自己的癌症基金會，希望幫助所有癌症患者。在組織成立和爭取資助的過程中，他親身體會了不同的癌症團體中激烈的爭奪。他說：“我感覺自己被很多團體包圍，有肺癌的、血癌的、骨癌的，還有很多其他可怕致命疾病的，所有的團體和支持者都不願意讓一分錢流到其他團體那裡，這種爭奪是殘酷的，尤其想到我們爭奪的對手是同樣處在絕望中的人，就讓這種爭奪的目的產生了巨大諷刺性，很多時候我甚至有無助和沮喪的感覺。” 　　阿姆斯特朗說：“就算在同一個組織內還有很多紛爭，人們總是不遺餘力地把自己不喜歡的人排擠出這個圈子，卻沒有想到我們的共同目標是什麼，因此很多時候我告訴我的支持者們，我們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團結起來。” 　　去年在阿姆斯特朗的組織努力下，德克薩斯州通過了一項議案，在未來10年內將撥款30億美元用於癌症的研究，對於這個撥款歷來吝嗇的州，該組織算是取得了偉大成就，也成為其他組織的榜樣。整個撥款計劃的重點是預防和病人過濾，這樣的目的是為未來節省更多的治療費用。 　　今年阿姆斯特朗更努力將癌症變成一個選舉話題，他邀請到共和黨候選人麥凱恩參加今年早些時候舉行的“活得更長癌症峰會”，麥凱恩本身就是皮膚癌患者，經歷過3次手術，他承諾一旦當選會對癌症研究增加撥款和其他投入，但是不會成立特別的撥款名目。民主黨候選人參議員奧巴馬也承諾將把癌症研究撥款翻倍，該計劃屬於範圍更廣的全民醫療改革計劃。 　　但是就算新當選的總統承諾給更多資金，錢未必能帶來正確答案。比爾福斯特在當選參議員之前是一名胸外科醫生，他說：“在全世界的大多數國家，對於癌症的研究還有沒有系統性策略。”1998年的時候福斯特曾經投票支持翻倍給予全國癌症研究所資助，但是10年之後他已經不會這麼做，因為認為在研究所沒有繪製出合理系統的研究地圖之前，給再多錢都是浪費。他認為全國上下甚至在政治圈子裡，癌症組織太多了，但是它們之間嚴重缺乏合作。 　　福斯特認為研究界和組織團體需要指定一個5年計劃，這個計劃需要包含具體的目標以及可以衡量成果的標準，如果有一個系統的策略，同時這個策略符合研究的方向和需要，那麼這樣的研究策略才能得到資金。這個計劃和肯尼迪哈馳森癌症法案的宗旨非常相似，該法案提出美國的癌症研究機構和政策要進行徹底改革，需要將分散的零碎的研究整合，因為現在的將研究、治療和預防分開以及將不同種癌症分類的做法都是不明智的。 　　新的模式 　　美國的癌症研究面臨的問題同樣在幾乎所有發達國家裡出現，類似問題給像“抵抗癌症”這樣的組織提出挑戰，這個明星級別的癌症支持組織由CBS的著名電視主持人凱蒂克勞瑞克（KatieCouric）成立，她因為癌症失去了丈夫和一個妹妹，另外還有8個成員，全部都是和好萊塢有關係的名人，其中包括《蜘蛛俠》的製片人蘿拉奇絲金（LauraZiskin），她證實患有乳腺癌。9月5日，“抵抗癌症”聯合ABC、NBC、CBS三個電視台同時舉辦了史無前例的公益音樂會，音樂會有無數著名主持人和大牌明星，還有很多戰勝了癌症的普通患者和名人，整場演出一共籌款1億美元。接下來的問題是“支持癌症”組織將如何使用這筆巨款，該組織表示不會像以往的籌款活動那樣將捐款在不同的研究機構之間分配，組織會利用這筆錢組成一支研究癌症的“夢之隊”，邀請最出色的專家，這些專家將來自不同的研究機構和研究領域，他們將合作完成具有實際實用目標的，而不是那些學院派的，統計性的研究計劃。換而言之，就是只有那些對治療有實際作用的研究計劃才能得到資助。還有一點，完成這些計劃的時間是有限定的。 　　為了在眾多癌症研究計劃中篩選最值得的方向，“支持癌症”僱傭了一個由頂級專家組成的顧問委員會，委員會的領導是麻省理工大學的諾貝爾獎獲得者菲利普夏普（PhillipSharp）教授，在委員會選擇了研究計劃後，計劃的進程將在美國癌症研究聯合會（AmericanAssociationforCancerResearch）的全程監督下進行。夏普表示委員會選擇研究項目的標準是那些比較容易實現成果的還有就是現在研究力量薄弱的癌症種類，例如卵巢瘤、胰腺瘤和惡性膠質瘤。除此之外，1億美元捐款中的20%將投入那些研究風險很高但是潛在收益可能巨大的項目上，這是科學領域中的一種“賭博”，因為一旦有突破性的研究成果出現，全球癌症的研究和治療領域都會受益。“抵抗癌症”組織曾經有一位顧問是已故的著名腫瘤學家福柯曼（Folkman）。上個世紀70年代。身為小兒外科主任的福柯曼提出了一個異於傳統學說的假說———腫瘤新生血管學說，即腫瘤的生長依賴於新生血管。外行提出的非主流學說，即使已經發表在知名的《新英格蘭醫學雜誌》上，自然也是一直得不到主流學派認同的，不單沒有受到重視，還被嘲諷為“白日夢”。然而，福柯曼堅持下來了，而且堅持得很執着。他發現了血管生成抑素（angiostatin）和內皮抑素（endostatin），在有同行評議的期刊上發表了389篇論著，獲得榮譽和獎項無數；得益於他的執着，血管生成抑製劑成為炙手可熱的抗腫瘤藥物，新產品不斷問世；全球120多萬腫瘤患者正享受着抗血管生成治療的益處。今天的癌症研究也期待着這樣創新的，革命性的理論，世界上肯定還有其他的福柯曼存在，我們不能讓這些人才在未來40年默默無聞。 　　“抵抗癌症”並不是第一個全面打破美國現有的癌症研究體系的獨立組織，多發性骨髓瘤基金會採用的是“有成果就資助”的資助方式，這更像當年硅谷企業獲得資金的方式，而不是醫學研究界的慣例，在該組織的促進下，有關製藥機構在4年時間裡開發出Thalomid、Velcade、Revlimid和Doxil四種癌症新藥，而以前要開發4種藥品的平均時間是10年。具有直接經濟刺激的資助方式使癌症患者提前6年使用到新藥。多發性骨髓瘤是一種相對罕見的癌症，美國每年有20萬人被確診，腫瘤細胞襲擊的是病人的骨髓，以前這樣罕見的癌症同樣是研究的盲點。但是一位倖存者成立了多發性骨髓瘤基金會，他叫凱茜•古斯提，曾經是製藥廠的執行官。凱茜的工作態度非常積極，當她和她的組織首次籌到足夠展開一項研究的資金後，她面對的是瘋狂爭搶的研究申請者。用凱西的話說，這些絕望中的研究人員為了獲得資助願意做任何事。 　　為了讓捐款儘量發揮作用，2004年基金會採納了一種名為“強行合作”的研究模式，將四個癌症研究機構聯合起來，統一在會計師事務所普華永道的管理下。四個研究機構的研究目標是一致的，它們所分得的患者的血漿樣本和其他研究素材都是一致的，在獨立進行研究的同時，它們必需定期公布交流研究成果。如果這些機構進行單獨研究，短時間內出成果的可能性幾乎是零。但是很快在合作競爭的模式下，研究機構推出治療多發性骨髓瘤新藥硼替佐米。以前患者服用傳統藥物的平均存活時間僅3年，新藥硼替佐米有效延長患者的存活時間到7年，經過26個月的治療跟進，接受新藥治療的患者存活率達85%，比接受傳統治療的49%超出近倍。現在在多發性骨髓瘤基金會的研究進程表上不是一種或者兩種藥物，而是30種癌症新藥，其中15種已經在臨床試驗階段。 　　如果說多發性骨髓瘤基金會的研究模式對於攻克某一種癌症的確有效，那麼“支持癌症”組織的擴大研究網絡的模式是否有效還不得而知，但是卻值得一試。該組織其中一個科研小組的成員杜博斯評論說：“把不同的研究機構的不同的人才組合在一起，形成一種新的組織結構進行研究，有可能會產生意想不到的效果。” 　　這樣的策略經常讓人們聯想到美國二戰時期著名的“曼哈頓計劃”和60年代的“阿波羅計劃”，前者製造出了世界上首枚核炸彈，而後者讓人類登上了月球。但也有些人擔心，這樣做把問題簡單化了。NIH的哈里斯（Harris）說：“我們要解決的不是一個工程問題，這是一個我們僅僅知道部分解決方案的複雜課題。” 　　但是在科學家中間促成更多的交流總比什麼都不做要好，另外他們相互合作所產生的效果或許超出人們的想象。美國麻省理工學院以善於工程設計而全球聞名，它耗資1億美元成立了一個研究中心，把生物學家、化學家以及工程師們集中到一起進行一項史無前例的癌症研究。該中心的負責人夏普（Sharp）說：“我們將培養一群人，他們完全理解癌症的問題，完全通曉現代的工程和計算機理論。” 　　麻省理工學院計劃構建一個癌症研究的“夢之隊”。他們的一個策略就是研製出一種新的機體，名為nanomolecules，這種機體在打入人體內之後，能夠搜尋到癌細胞，自動同它們結合同時把治療藥物直接注進癌細胞內部；或者建立一種新的身體防禦機制，能夠自動搜尋到不正常的基因並迅速將其撕裂。“這就是麻省理工的做法。”夏普自豪地說。 　　當然，所有的這些科學研究都不能取代我們規範自己的生活行為。看一看大樓外和餐館邊上吸煙的人群，想一想由於攝入過多垃圾食品缺乏運動導致過高的肥胖比例，這些都被研究者們公認同癌症有着十分密切的聯繫。 　　癌症現在已經變得令我們十分熟悉了，已經成為我們這個社會的組成部分。我們通過舉辦各種活動來籌集資金，我們分享共同的夢想和理念。我們有着充滿樂觀主義的各種組織，鼓勵人們活得更長更健康，戰爭癌症，但是到頭來，當我們回頭審視所發生的一切時，我們卻發現在對抗癌症方面我們卻做得不是那麼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