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小儿子Quentin有自闭症。更确切地讲，他有阿斯伯格综合症。不仅如此，Quentin还有情绪失调症，这是因为大脑或精神疾病极少只限于一种。两种疾病交织，带来了诸多人际交往方面的严重问题，而情绪管控能力的极度低下，是迄今为止病症最为突出的方面，也最妨碍他在家庭、学校和社会上的正常功能发展。

人们常常问我，你是什么时候知道Quentin有问题的。我的回答是，几乎是从一出生。Quentin一出生就在医院不停地嚎哭了十多个小时。与此同时，Quentin天性喜欢逻辑和规律，也有超凡的记忆力。一岁半发现哥哥在学习字母和发音时，他很快就自学了所有规则。到了两岁，他已能认识并拼写几百个字，也能读一些儿童书。然而，三岁半左右，Quentin却不能回答简单的“是”与“不是”问题，因为语言对他只是自我娱乐的工具，不存在交流的功能。

在言语能力取得进展的同时，Quentin的感统失调问题越来越显著。在他诸多奇怪的动作和行为中，最让我心痛、焦虑的是他经常拍耳朵，而且越是人多嘈杂，他越拍得频繁。医生检查，耳朵和听力都没有问题。而且Quentin只会学习，不会玩，对玩具从不像其他孩子一样感兴趣，只会把什么东西都排成一行。与其他孩子在一起，Quentin从来只做平行“玩耍”，即各玩各的，彼此之间没有来往。Quentin也从没像哥哥一样，用手指指过东西给我们或任何人看（用术语讲，这叫不会共享注意力(shared attention)），与人的眼神交流极其有限，很多时候根本不知别人讲话的对象是谁，自己讲话也不在乎对象是谁。这些都是经典的自闭症特点。这个时候，我已有了一些自闭症的初步知识，带他去看儿童发育专家，诊断是轻度自闭。然而，几个月后，当儿子智商被测定为170，专家摘了他自闭的帽子，因为10多年前，人们对自闭的理解还不够，以为自闭儿童不可能有超常智商，超常智商儿童不可能自闭。

帽子摘掉与否，作为母亲，我确信他有自闭症，而且带着两个幼儿的日子很不易，因为在任何公共场合，我都在追Quentin，他没有任何危险感，总是到处奔跑，也从不回头看大人有没有跟他。因为他随时都有出问题的危险，让人不能有任何懈怠。

到了Quentin上学的年龄，觉得公立学校不是好选择，想让Quentin上哥哥当时上的一所大学教育系附属试验小学。小学虽然学位有限，在校学生的弟妹却是给予优先考虑的。然而，Quentin去学校访问，行为乖张，随处乱跑乱拿东西，根本不听老师的话，极具破坏力。校长有些难为情地拒绝了我们。

我们转而申请一所蒙台梭利学校，该校校舍是在安静住宅区里的一所两层楼民居，3岁到3年级只有70多个学生。Quentin超常的阅读和数学能力，使他在访问时很受老师们赏识，所以被接受。在这所学校，感谢老师们的爱心和耐心，头两三年Quentin的问题，比如他会因别人不觉得任何好笑的事情，笑得没完没了，扰乱课堂秩序，学校都还能应付。二年级是相对最顺利的一年，但Quentin总在咬胸前的衬衫，那一年穿过的衬衫，脖子下边的地方都被咬穿咬烂。

这一年我记忆最深的还有一件事。暑假我带Quentin和哥哥去哈佛和MIT校园玩。回家路上，地铁在一站停下后，等了几分钟还是不动，Quentin突然非常愤怒，我的任何解释、劝说都无济于事。后来广播里通知，说前边车站发生了火灾，需要大家耐心等待。我原本以为知道了原因后，Quentin会安静一些。相反，他像发疯一样从车上奔到月台上，诅咒世间对他的不公，发誓要把火车砸毁。我在月台上追赶他，斥责他，他愤怒地把我推搡个趔趄。地铁一开动起来，他马上就安静下来，过一会还为在车站的行为向我道了歉。我当时以为这不过是偶尔的一次情况，其实这是他后来几年里情绪障碍持续恶化的一个开端。

到了三年级，即蒙台梭利学校最高的一个年级，我开始不时接到学校的电话，报告类似上述行为。Quentin对花生严重过敏，每次老师们为了谨慎，不让他吃有可能接触到花生的零食，他都会愤怒得在学校大哭大闹，有时又悲伤得哭泣，有时受到老师批评则说“你为什么不让我死”之类的话。有一天，他去卫生间，不知为什么居然让水龙头的水无尽地流，直到整个一楼地板都被水淹。等我到了学校，平日里宽厚、友好、放松的校长脸色铁青——对于一所经济并不宽裕的小学校，这是一笔很大的损失，第二天再看见他，我很悲伤地觉得他一下子老了很多。问儿子为什么不去关水龙头，他回答不出来，而且脸上还奇怪地笑。

校长和老师们虽然很快原谅了儿子，但他从该校三年级毕业后的就学成了问题，与此同时，经常遭我严厉批评的Quentin情绪愤怒发生频率越来越高，并开始指责我不爱他，辱骂我，或告诉我，“你为什么不杀死我”。虽然还是不太愿意接受Quentin有精神疾病这一现实，我开始给儿童精神医生打电话，而每个医生都至少要6个月后才能接受新病人。有一天早上，Quentin醒来后行为极端异常，一会要躲到床下，一会要躲到衣橱里，却对我说不出原因。在儿童医院的急诊室外等待时，他想去自动售货机买吃的，东西出来时却被卡住，引发了他火山爆发一样的狂怒，医院几个工作人员才把他控制住，并通过注射镇静剂才让他得以安静。在随后和医生的交谈中，我们才知道他在一个噩梦中发现自己忘记了学到的所有东西，觉得自己没有任何价值，才决定到处躲藏。医生还问儿子是否有过自杀念头、是否曾试图伤害自己或别人等问题。我当时觉得这些问题非常不恰当，觉得这有可能把儿子本来没有的念头放到他头脑中。尽管我表达了自己的抗议，医生还是决定儿子应当马上被送去儿童精神病院得到评估和治疗。事后我对这位医生非常感激。正是她的坚持，使Quentin得到了紧急治疗，也使我们有缘认识了H医生。从Quentin 4年级开始，H医生一直就是他的精神医生，成为了支持Quentin和我们全家这一专业网络的重要成员。

就是在上述危机背景下，在我们申请过的所有私校都拒绝了Quentin的情况下， 我们决定搬到一些老师和家长推荐的麻省一个镇上，因为该镇特殊教育名声很好。 这个时候，我已充分意识到每个阿斯伯格孩子的情况都不一样，因为在我大量阅读过程中接触到的所有儿童案例，似乎没有一个很适合Quentin。虽然学校名声好，而且我作为潜在学生家长访问镇上一所小学时，得到了校长友好坦诚的对待，并参观了学校里的自闭症项目，但我很怀疑他们是否能够应对Quentin：一方面智商远超出同龄人，很喜欢有挑战性的智力活动，所以需要文化课具有挑战性；另一方面从不考虑别人，对正常孩子来说蚁穴一样的任何小事（比如电脑出点故障）就能在他身上马上点燃剧烈的反应，而且对与别的孩子交往没有任何兴趣。我们在这所小学附近买了房子，8月初搬到了镇上，不知道等待自己的会是什么。

麻省这家小镇，人口18,000，一共有5所公立学校，其中小学3所，初中1所，高中1所。开学前两三天，我访问过的小学校长跟我联络，约Quentin和我与镇上公立学校系统学生服务主任Steve见面（学生服务其实就是特殊教育）。和他一起的还有学校系统的行为问题专家。一见面，Steve就先与Quentin握手介绍自己，并试图与他交谈，儿子很粗暴愤怒地回答两句，就走开了。从多方面来说，我都很尴尬。一是儿子行为，一是作为多年来一直交学费，现在却搬到镇上来免费利用教育资源、尤其是特教资源的家长，骄傲很受打击。所以一开始就说，如果教育Quentin真是我自己可以做到的，我肯定不会来镇上成为大家的负担，并情不自禁地掉眼泪。Steve拍拍我的肩膀，安慰说，你们绝对不是镇上的负担，孩子得到良好的教育是他和你们的权利，我们就是为孩子和家长服务的。听我简要介绍儿子情况后，他说镇上另外一所小学专门有个针对阿斯伯格孩子开设的项目，Quentin更适合去那里，而且学校系统会有给特教学生提供的免费车辆，接送他上下学。30分钟后，我们在那所学校会面，Steve把我介绍给了项目负责老师Ana。Ana待我和Quentin如重要客户，告诉我们因为Quentin的障碍，学校将给他配备一位教学助理，陪他在正常课堂里上课。如果Quentin有言语行为不当之处，助理会提醒他，需要时带他出去走走，必要时则带他到特教教室单独上课或学习。我告诉Ana如果有需要，我可以到学校来陪儿子上课。她说完全没必要，这是我们特教团队的工作。回到家里，我和先生谈起一天的经历，觉得真是一到镇上就受到了这个社区的拥抱欢迎。

这一要求，意味着所有有障碍、有疾病的孩子不但免费上公立学校，而且在可能情况下都能和正常孩子一起上课——如果不是在校全部时间，至少是一部分时间。我曾有机会陪同国内教育工作者访问过美国不少学校，考察美国的特教，目睹患有严重疾病和极度残障的孩子们，被护士、助理推着轮椅，参加课堂活动，或只是为了能和正常孩子再待一段时间。从法理上，这一要求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孩子们需要和同伴们在一起成长，有障碍孩子可以以正常孩子为模范，而正常孩子也可以从与有障碍孩子交往中受益。从实际角度，疾病和障碍使得这些孩子的家庭难以参加正常的社交活动——不论社区和社会多么宽容。举例来讲，Quentin有一度会在交通绿灯突然变为红灯时暴怒，致使他和我们几乎无法出门，连不用与人打交道的活动都无法去做，整个家庭都觉得非常孤单。在这样的情况下，学校就成了孩子家庭之外最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与人交往的地方。

残障人保护和教育法律，通过残障人士和家庭多年推动而通过，在实施过程中也由于他们的努力（有时通过法庭诉讼）而得以进步和完善。目前虽然正常孩子的义务教育是幼儿园到12年级，对残障孩子的义务教育则是从0到21岁，即残障孩子一得到诊断，就可以得到公立学校的全套服务，包括护理、教育、交通，以及就业准备。讲到交通，为了保证残障孩子上学，公立学校不但免费提供从家门到学校的接送服务，还要保证接送车辆配备有各种安全设施，以保证孩子们使用的辅助设施和医疗设备等能在车上被拴牢。有意思的是，在我们镇上，正常孩子乘坐校车是要交年费的，而残障孩子接送则是免费的。在一定意义上，残障孩子可以说是成了享受特权的一个群体。而美国的共识是，这种特权是应当的，是社会对于他们遭受大自然母亲给予的不公平对待的弥补。

残障孩子教育的核心是IEP(individual education plan)，即个人教育计划。这一计划在每个学年开始，由家长和教师团队（包括文化课老师、学校特教协调人、特教负责老师、学校心理学家、行为问题专家、言语／物理／职业治疗师等）共同讨论制定，包括孩子目前诊断、言语／行动／智力／行为／社交技能等评估报告，根据孩子障碍和家长希望开发的的教育总目标、年度总目标和各功能区目标、实现这些目标的具体手段和方法等。整个学年期间，学校会定期给家长书面汇报孩子进展，必要时也会与家长约时间，由相关老师与家长开会交流信息和讨论，寻找解决具体问题的办法。

因为Quentin的障碍在于他的自控和社交能力的缺乏，我们搬到镇上后，他的IEP重点关注这些领域。4到5年级，Quentin发生过几次大的由暴怒到试图攻击老师的行为。如果有必要从身体上控制他，Ana都会在采取行动之后马上发电邮给我们，告知事情原委。暑假期间，为了保证Quentin学到的能力不退后，学校专门给他免费配备助理，使他能免费参加学校组织的夏令营（这些夏令营对于正常孩子都是收费的）。

Quentin小学毕业之前，学校安排了他去初中参观，介绍他认识了初中特教负责老师和协调员，并安排了过渡会议，把家长、小学和初中特教团队组织在一起，分享Qunetin的长处和问题等。在美国，大家都知道初中是孩子们最顽劣的时期。我有一次和一位教初中科学多年的老师聊，听到了以下充满爱心的形象比喻：　　

在Quentin身上，这已不再是比喻，而是对现实的描述。虽然6年级他也有过诸多问题，7年级一开学，他在学校和家里的有些行为，像恶魔附身一样，不能控制，也无法解释。Quentin不是没有是非观念，因为过后对这些行为总是很羞愧，而他的这种羞愧虽然有时以道歉表现，更多时候则是一旦我们偶尔提及他的行为，他就很愤怒，因为他不想被一次次提醒那些非常羞耻的经历，而他自己似乎的确没有能力在当时控制自己。他能在正常课堂待的时间越来越少，老师一讲课，Quentin就开始发一些奇怪的声音，或说一些奇怪的话。有时老师在板书，Quentin走上去把板书内容全部擦掉，并对此很得意。助理带他到特教教室，他把教室墙上所有东西都撕摔下来，而且常把老师的咖啡倒到地上，还会对老师说些威胁甚至残酷到令人发指的话，并出手打人。不但如此，越是文化和道德的禁忌，他似乎越受吸引。比如有一度他对二战和纳粹非常感兴趣，会在学校犹太裔孩子的书本上画纳粹党标志，还会时不时在学校走廊做纳粹党人敬礼的动作。如此行为，如果发生在正常孩子身上，会有仇恨罪嫌疑，学校会请镇上警察介入。尽管老师们想尽办法，最终经过我同意，把镇上警察请到学校和Quentin交谈，希望能有些效果，但Quentin的行为都没有好转。有一次，当所有人都无法管住Quentin，事态已到了需要校长介入的水平，我接到电话到学校去，发现Quentin像无赖一样，平躺在地上，校长声音低沉，没有任何指责批评的语气，试图与他交谈。校长知道Quentin喜欢动脑子，问了他一个数学问题，吸引了他注意力两分钟。但给出答案后，Quentin又开始或哈哈大笑，或向校长吐唾沫。类似事情发生后，校长和我们都成了熟人。校长有一次跟我们说，能不能让Quentin每天上学带上旅游鞋，这样他可以带Quentin每天早上去跑步，也许消耗一些他的体能能帮他安静下来。

7年级是一个极端困难的阶段。学校和我们频繁联络开会，当然每次开会时间都要看我们方便，而且从老师到校长到全镇教育系统心理学家，从没一个人让我们觉得是被召去受责备的感觉。相反，我们作为父母，是Quentin教育团队中平等和重要的人员，我们分享的信息和建议都被耐心听取。不但如此，因为我们积极与学校合作，很受整个团队和学校的尊重。在最困难的时候，当我作为母亲觉得绝望、几乎要放弃时，Quentin的老师们强调的总是他的长处：他电脑一样的记忆力和知识、他自学和研究能力、他有时的幽默、他对课堂讨论的贡献等等。最后经我们同意，学校决定不再让他去正常课堂，而是给他一个单独的小教室，由文化课老师和助理给他上课，并使用ABA奖励方式，鼓励他朝着能在每个课堂上不出任何问题地待5分钟、10分钟、15分钟的目标逐渐努力。因为Quentin很厌烦社交技能课（他已能背出社交技能课的所有内容。他的问题不在于不知道社交规则，而是做不到），常用言词侮辱他的社交技能老师，老师决定与他玩他喜欢的游戏，从而拉近他们之间的距离。从7年级后期开始，有关他的会议也会邀他参加，从而让他对自己的未来有发言机会。

7年级底，Quentin在全校《国家地理杂志》知识竞赛中名列第一，老师们都为他自豪，因为这不光表明了他的地理知识，更重要的是，他要有一定的自控，才能遵守竞赛规则。作为学校第一名，Quentin有资格参加全州初中组竞赛。我们对此很担心，但老师和学校却认为他天经地义地应当代表学校。竞赛一共有104位参赛者，分组比赛中，我们亲眼目睹了Quentin需要多么努力才能不抢着答题。分组赛结果，6位学生答对了全部问题，22位学生只答错了一道，Quentin属于其中。决赛只要10人，所以这22个孩子得竞争4个席位，Quentin最终被刷了下来。

这是Quentin初中毕业时我在微信上发的一个帖子：　　

镇上初中的Mrs. Belcher，教过我家两个儿子英文。老大厚道有礼，对老师的名字笑一笑之后，再没说过什么。

老二7年级一认识Belcher老师，就在课堂、学校和家里动不动拿老师的名字开心。不但如此，他给作为他辅导员的Mrs. Belcher、其他老师和校长创造了很多难以应付的问题，使得我家在初中都是名人。在应对这些问题的过程中，不知什么时候Mrs. Belcher成了他最愿意合作的人。Mrs. Belcher有两个已成年的儿子，教初中多年，不但很会应付顽劣的7年级学生，而且真正爱他们、理解他们。我曾看到过她在校车上和孩子们平等的交流和嬉戏，很感动……几乎每个人都说，Mrs. Belcher和儿子之间有一种亲和力，使他在她的课堂上表现更好。”

放假时Mrs. Belcher送给了Quentin一本名为《数学的奇怪历史》书，在书的扉页上，她写了

给在Quentin的卡片上，她这样写道，　　

另外一点值得指出的是，多年来有障碍孩子和正常孩子的融合教育，使多样性和宽容已深入人心。有障碍的孩子，在学校一般易成为受欺负对象，或欺负别人。尽管Quentin言语和行为怪诞，老师们告诉我们，他在做小组项目时从没缺过合作伙伴。有一次，我曾作为家长陪同，和Quentin班级一起在一个岛上做团队建设野外活动两天。两天里，有几个男孩子做什么事情都很自然地拉Quentin一把。有时Quentin发表我认为的奇谈怪论时，我不好意思，试图阻止他，孩子们却会说，让Quentin说，我们喜欢听，丝毫没有取笑他的任何意思。

对于Quentin情况的好转，我们很怕是一时的。从初中到高中的过渡能否顺利，我们忐忑不安。8年级底，我们认识了他高中特教负责老师Megan。为了保证Quentin的好转能持续，也为了暑假他能有除了家以外的地方去（我们曾花了不少钱，试过两个专门为阿斯伯格孩子开办的夏令营，两次都是很失败的经历），Megan建议他参加高中为障碍孩子开办的每周两次、每次3个小时、时长6个星期的夏令营。Quentin因为过去夏令营的失败经历，开始极力反对，但最后做出让步，尽管每次回来都说夏令营的坏话，说和他在一起的孩子低能、无聊乏味。这个时候我会提醒他这么多年里这么多人对他的爱和耐心，希望他对别人也能效仿同样的宽厚。让我惊奇的是，这次Quentin居然没有反驳我。

高中前的整个夏天，Quentin表现出了从未有过的平稳情绪，并开始做一些以前从未感过兴趣的事情，比如他不再拒绝读小说，而且我们自Quentin出生以来，第一次能在电视机前共同观看故事片（此前Quentin感兴趣的只是记录片）。碰到不顺心的或意想不到的事，Quentin似乎也不再反应激烈。自小学3年级起，我们全家第一次能一起出门玩半天，而不必担心他会因为意想不到的问题发怒。9月份开学，我们每天期待学校会给我们发邮件，传达他在学校的不良行为。出乎意料的是，每次接到的都是表扬，而且Quentin上学很积极——一部分因为高中课程比较有意思，一部分因为他的助理和老师们都能与他评谈音乐。他跟同伴的交往仍然极少，但音乐给了他与很多成年人共同的话题。10月我们第一次到高中，参加了有史以来最简短的IEP会议。随后不久，Megan 产假休完，一返校就发电邮给我，询问我希望多久和她联系一次，并把手机号码给了我。儿子每次做了好事或有进步，她都会发电邮或短信与我们分享。

今年1月底，Quentin IEP进展报告有以下量化数字：

报告中还说，Quentin在管理不该说的话题方面取得了进步，对于具争议性的话题，他不再像以前冲动性甚至强迫性说出，而是会有克制。期中考试前，他主动向老师提出，考试自己在一个房间里，而不是在大课堂上，这样他需要休息期间不会影响别人。他还去找老师，提出有一门选修课不适合他的学习方式和兴趣，要求转到“电子音乐欣赏和创作”去。

我最近接到了Megan一个邮件，告诉我Quentin和学校另一个阿斯伯格孩子之间有些交往，两人有时会一起吃午饭。这是过去四五年里第一次我们听到这样的好消息。Megan把孩子母亲的电话给了我。我们已经约好这个周末见面。

养育一个有精神障碍的孩子，家庭、学校、社会都面临很多挑战。Quentin的成长历程中，最糟糕的时期，我们和学校都是处于不断应对危机状态，而最好的时期，也是磕磕绊绊地往前走。在这个过程中，Quentin在成长，我作为一个母亲，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很多自闭症孩子的父母都说，这一过程使自己成了更好的人。我也不例外。

我的先生有一次感叹说，Quentin是我们的耐心老师，是他教了并不断考验我们的耐心。的确如此。Quentin成长的过程，也是我们不断成长的一个过程。起初，一部分因为对他没有深刻的理解，更大一部分是因为自己的ego（自我），我不能理解“我”的孩子怎么会有这样的行为，因而不能平静处理问题。我教训他，斥责他，然后我们会争吵，而且越争吵，Quentin和我的愤怒都会越升级。有时我也会说些，“如果你这样的话，将来你会……”的话。Quentin虽天性不易想到别人的感觉，却对自我感情异常敏感。针对我严厉的批评，他内心压力很大，但表现出来却是当时我更不理解的更恶劣的行为。观察特教人员与他的交往，也通过他对我的不断指责和我的不断自省，我渐渐理解了他发育的不平衡，接受了“我”的孩子有问题这样一个事实；而这种接受，使我能比较冷静、不带指责情绪跟Quentin对话，因为哪怕你语气中有任何判断、指责他的成分，Quentin都能听出来、嗅出来，知道你的不宽容和居高临下，也使我知道什么时候该停止追问或教导他，更让我学会了以真诚的正面表扬来鼓励他。而这些态度和习惯自然而然地转移到了我的工作和生活中，使得周围的人们都更愿意和我合作、交往。

英文里有个说法，It takes a village to raise a child（养育一个孩子需要整个村庄）。Quentin的经历，让我真正理解了这句话。美国幼儿园至12年级的公立教育，是州和地方政府的责任。每个公校系统的经费，大多来自其所在镇或市各自征收的房地产税。学校花在Quentin身上的人力、时间和财力，远远超出一个正常孩子的水平，这意味着全镇纳税家庭都在资助他的教育。事实上，我们镇因为特殊教育很好，吸引了很多有自闭症、ADHD、学习障碍等孩子的家庭。而镇上几十年发展起来的文化，不但欢迎这些家庭，而且每次当地教育委员会选举时，所有候选人都有继续镇上慷慨资助特殊教育的共识（镇上目前28%的教育经费用于特教）。学校老师和校长们，在这样的制度和文化中，的确以服务学生和家庭为宗旨，成了真正意义上的“人民公仆”。我以前对公立学校在两方面持有怀疑态度，一是其是否能同时提供良好的普通和特殊教育，二是对于特教孩子，其能否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同等和高质量教育”。对于前者，我想最好的解答是这样一个事实：镇上高中学生成绩，在麻省300多个城镇学校里，排名总在第10左右。对于后者，Quentin在镇上的经历，打消了我的疑虑，同时我还了解到，为了能够满足各种有障碍孩子的需要，我们周围几个镇各自开发自己的特教专长，以便共享并节省资源。比如，Quentin哥哥的一个同学有焦虑症。因为我们镇上满足不了他的教育需要，学校系统每天有专车接送他，到一个有为焦虑症孩子开设小班的别的镇里的公校去上学。正是这些经历，使我成了公共教育的坚定支持者。学校之外，我们还得到了来自邻居和社区的各种帮助。如此受益于社会和社区体制以及众人的帮助，是一个让人非常谦卑和感恩的经历，也彻底改变了我的世界观和政治倾向，让我对弱势群体有了深刻的同理心和爱心，使得我在政治上更倾向于自由派立场和给弱势群体赋能的公共政策。

教育的一个核心问题，是nature（天性）对nurture（培育）的问题。Quentin 过去一两年里的成长，在多大程度上分别归功于nature和nurture，是我或任何人都无法回答的问题。最困难的时候，我情不自禁地想，多年来家庭、学校和医生的nurture，似乎总也敌不过nature。大自然让人敬畏。记得在一本探讨精神健康的小说中有这样一句话，

造人造物的过程，似乎太容易出错了，而任何纳米层次的错误，都可能导致疾病和障碍。所以我们大多数人生来就有健全的身体和精神，的确是大自然母亲在上演一次次的奇迹。但在敬畏大自然的同时，我对周围帮助过我们的专业人员、对特教系统的不懈nurture努力，产生了无比的崇敬。

Quentin和我们面临的挑战还很多，很艰巨。Quentin如何度过青春期、最终能否自立、如何应对由于与人交往障碍所导致的孤独与抑郁等，都是我们不能不担心的问题，而我们唯一能做的，只能是像过去这么多年里周围支持我们的人们所表现的一样，保持希望并孜孜矻矻地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