癌症：越来越凶悍的杀手 　　尽管偶然能听说患者战胜癌症的例子，但是在全球范围内我们不幸地发现死于癌症的人数越来越多，面对这个越来越凶悍的杀手，现有的检查、预防和治疗手段需要全面反思并改进。 　　根据现在癌症的蔓延速度，全球大约有1/2男性和1/3女性最终会发现患上癌症，为什么男性的发病率比女性高？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男性抽烟比女性多。 　　全球性蔓延 　　被确诊患上癌症很多时候就等于被宣判死刑，可是越来越多人被推上“审判庭”，从著名的政治家到演员，从商界名人普通人。在美国，今年已经有140万人被确诊患上癌症，而在全世界每年的新增患者大约是700万，根据目前癌症的发病趋势，2020年全世界癌症发病率将比现在增加50%，全球每年新增癌症患者人数将达到1500万人。来到肿瘤病区，你会看到枯瘦的病人，多半没有头发，脸色蜡黄，当你扫过那一双双眼睛，回望你的完全是空洞的眼神。在全世界，所有癌症病人都在心里悄悄问自己这个问题：“我是否能挺过这一关？”任何一个人，当你面临这样的生死攸关的问题，你至少会、也一定会这样安慰自己：还好我不是一个人……而这恰恰是最大的问题。 　　尽管说起那些战胜癌症成功活下来的故事总是令人振奋，但是因为癌症死去的例子更普遍也更现实。癌症已经取代心血管疾病成为美国的头号杀手。每年大约有50多万个美国人死于癌症。根据美国癌症协会的预测，由于癌症的发病率和年龄相关，因此当年北美8000万在婴儿潮期间出生的，现在60多岁的人还将在不久的未来，将年发病率继续推高。根据现在癌症的蔓延速度，全球大约有1/2男性和1/3女性最终会发现患上癌症，为什么男性的发病率比女性高？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男性抽烟比女性多。 　　癌症的蔓延引起全球关注，越来越多的活动家、研究者和医务人员投身这个领域，太多病人期待着新的药物和治疗手段，他们希望提高全球对癌症的关注度和紧迫意识，希望改变研究方式，将注重于病理的研究转向注重治疗手段的研究，希望研究人员能将对癌症的基础知识转化成有效的治疗手段，解病人之所急。问题在于几乎所有发达国家关于癌症的研究都是在国家健康研究所（NationalInsti-tuteofHealth，NIH）或者国家癌症研究所（NationalCancerInsti-tute，NCI）主导进行的，这类机构的主要目的是研究癌症的病理学而不是更实用的治疗手段和药物开发，治疗手段一般是在医疗机构或者大学中展开研究，而药物开发多半是在制药公司研发的，这些机构均比不上国家级研究所的科研实力和资金。国家癌症研究中心注重宏观统计数字，如果每年癌症的发病人数减少1000人，研究人员就会欢欣雀跃，但是类似的研究成果于人数众多的患者没有多少帮助。 激进新手段 　　目前很多癌症组织开始采用新的也更加激进的方法，一个最近刚刚成立的名为“抵抗癌症”（StandUptoCancer）的组织计划资助小型研究机构采取非主流的研究手段，期待取得突破性进展。这些新的研究手段将更侧重与改善癌症患者的实际生活质量和治疗前景，例如延长乳腺癌患者的存活时间，减少乳腺癌患者死亡的比率，尽量缩小化疗的副作用，提高放射性治疗的准确度等。另外一个名为多发性骨髓瘤基金会（Mul-tipleMyelomaResearchFoundation）的组织则尝试严肃的商业模型以刺激制药公司对癌症治疗药物的研发。 　　医生和研究人员很清楚癌症患者的沮丧和恐惧，他们也很清楚现有的癌症研究方式和手段需要“大修”。来自麻省理工学院医学院的教授泰勒杰克斯说：“癌症研究需要的是全新的视野和全新的一套研究体系。”但是医务人员和研究者在过去20年时间里已经取得很多进展，因为癌症主要袭击的是60岁以上的老人，现在这部分人群的发病率已经明显下降，同时那些被确诊患上癌症的病人存活的时间比起以前也更长。癌症患者因为更好的手术手段减少癌细胞扩散的几率或者推迟了扩散的时间，而化学治疗的手段也更加精确，放射性治疗的效率同样也提高了。医疗人员还开始使用能在血液里行动的微型机器人，专门针对癌细胞发挥作用。在制药方面随着研究人员破解了一些癌细胞的基因组成，开始有新的针对某个变异DNA的基因药物出现，这些药物破坏了癌细胞形成扩散的机制。近20年来人类在癌症研究上取得的成果可以说是非常惊人的。研究人员们相信不仅理解了癌症的基础原理，同时也初步了解了癌症在分子结构层面上的发展环境。例如一种名叫Gleevec的药物，通过改变白血病癌细胞的染色体的一个组成部分来发挥作用，这个关键的部分就是控制骨髓恢复制造白细胞的功能的。因为类似药物的发明，以及通过骨髓和肝细胞移植手术，全世界已经有一千两百万人能够从中获益，成为幸存者。 　　但是癌症并不是单种疾病，它有很多种，每种不同的癌症都有不同的发病机理，这给治疗工作带来了格外的难度。目前最致命的癌症是肺癌和脑癌，医学界对它们几乎是无可奈何，患者的幸存几率非常低。癌症的危害就像是被老式的大口径火炮打中，破坏力在全身上下都会体现出来，而不仅仅是在发病的器官。全国的公共医疗系统在早期发现癌症方面做得也不尽如人意。更加糟糕的是，很多人对如何预防癌症更是知之甚少。从1950年到2005年这50年间，癌症的死亡率只下降了5%，这是个十分令人尴尬的数字，因为同一时期，心脏病人的死亡率降低了64%. 　　研究中的问题 　　并不是说，在美国由NIH/NCI和BigPharma资助的研究是所谓的第二等的研究。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杰克说：“过去30年来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何认识和理解癌症方面，而这些研究工作并不能说是浪费时间。” 　　长期以来对癌症研究的批评是，NIH/NCI是为了预警而构建的，研究成果多出自单独的科学家在各自的小实验室中的钻研。为了获得研究经费，研究人员必须对研究课题的每个可能有价值的方向进行申报，并试图使资助方相信这些方向会带来成功。M.D.安德森癌症研究中心的副总裁和研究者雷杜博斯博士（Dr.RayDuBois）说：“你必须已经做出一些东西了才能提出申请，而这些都发生在他们相信研究方向是正确的之前。”而一个普通的申请方案则需要耗时好几个月来完成，而否决一个申请则意味着很多科学家的工作成果付诸东流。这个体制也导致了小的癌症种类获得的关注非常有限。M.D.安德森癌症研究中心就有一个项目是画出整个膀胱癌细胞的染色体结构图。杜博斯博士抱怨说：“这个课题就不是NIH感兴趣的课题，因为他们认为这个癌症相对于肺癌、肝癌等来说并不普遍。”但是由于争取到了其他的资金来源，M.D.安德森癌症研究中心的科学家们仍然进行了这方面的研究，并发现了一个致命的基因缺陷在吸烟的激励下导致了膀胱癌的发生。杜博斯博士解释说：“如果你有这种基因缺陷，同时你又是个吸烟者，那么你患上膀胱癌的几率是100%”。尽管膀胱癌的患者不多，但是这个研究成果的价值是无价的。对于大医院来说也是如此，它们对肺癌———这个威胁最大的癌症品种的研究就更加容易获得各方面的资助，这就是在癌症研究领域特有的所谓研究歧视。 　　不管怎样，乐观的研究者正在学会接受这样的现实———经费非常紧张。布什政府过去三年对于全国癌症研究的经费预算趋于平稳，停留在大约48亿美元的水平。NIH的一名癌症研究者科蒂斯哈里斯博士说：“当经费紧张的时候这种情况就会发生———每个人都会在研究课题上变得保守。”更加严重的是，研究的成本超过了通货膨胀的增长，这对研究本身是双重的打击。NIH的资助比例大约为14%，这意味着，它只能提供所有研究申请资金的14%，大约10个申请中只有一个最终被认为是“有价值”的，从而获得宝贵的资金资助。 　　这样的系统就产生了很严重的问题。由于科学家们要竞争有限的研究经费，总是试图对自己的研究成果保密，合作被严重削弱了。因为经费总是更倾向于投向有经验的研究者，因此很多年轻的研究人才失去了竞争机会。这样的体制导致了很多研究人员到新加坡或其他一些地区发展，这些地区正大力鼓励生物医学的研究来振兴他们的生物技术工业。LAF和消费者联络组织的总裁董乌尔曼（DougUlman）说：“这样的资金分配完全是错位的，重复地资助同一所大学中的同一个研究人员，这就是我们这个行业目前死板的现状。” 　　癌症的政治 　　华盛顿的政客们没有一个人希望出现更多的癌症患者，但是为了让全国癌症研究所获得更多癌症研究预算，为了让国会额外批出经费，各癌症团体相互争斗，彼此耗战。著名的自行车手阿姆斯特朗曾经战胜过癌症，也曾经获得环法自行车赛的冠军，如今他成立了自己的癌症基金会，希望帮助所有癌症患者。在组织成立和争取资助的过程中，他亲身体会了不同的癌症团体中激烈的争夺。他说：“我感觉自己被很多团体包围，有肺癌的、血癌的、骨癌的，还有很多其他可怕致命疾病的，所有的团体和支持者都不愿意让一分钱流到其他团体那里，这种争夺是残酷的，尤其想到我们争夺的对手是同样处在绝望中的人，就让这种争夺的目的产生了巨大讽刺性，很多时候我甚至有无助和沮丧的感觉。” 　　阿姆斯特朗说：“就算在同一个组织内还有很多纷争，人们总是不遗余力地把自己不喜欢的人排挤出这个圈子，却没有想到我们的共同目标是什么，因此很多时候我告诉我的支持者们，我们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团结起来。” 　　去年在阿姆斯特朗的组织努力下，德克萨斯州通过了一项议案，在未来10年内将拨款30亿美元用于癌症的研究，对于这个拨款历来吝啬的州，该组织算是取得了伟大成就，也成为其他组织的榜样。整个拨款计划的重点是预防和病人过滤，这样的目的是为未来节省更多的治疗费用。 　　今年阿姆斯特朗更努力将癌症变成一个选举话题，他邀请到共和党候选人麦凯恩参加今年早些时候举行的“活得更长癌症峰会”，麦凯恩本身就是皮肤癌患者，经历过3次手术，他承诺一旦当选会对癌症研究增加拨款和其他投入，但是不会成立特别的拨款名目。民主党候选人参议员奥巴马也承诺将把癌症研究拨款翻倍，该计划属于范围更广的全民医疗改革计划。 　　但是就算新当选的总统承诺给更多资金，钱未必能带来正确答案。比尔福斯特在当选参议员之前是一名胸外科医生，他说：“在全世界的大多数国家，对于癌症的研究还有没有系统性策略。”1998年的时候福斯特曾经投票支持翻倍给予全国癌症研究所资助，但是10年之后他已经不会这么做，因为认为在研究所没有绘制出合理系统的研究地图之前，给再多钱都是浪费。他认为全国上下甚至在政治圈子里，癌症组织太多了，但是它们之间严重缺乏合作。 　　福斯特认为研究界和组织团体需要指定一个5年计划，这个计划需要包含具体的目标以及可以衡量成果的标准，如果有一个系统的策略，同时这个策略符合研究的方向和需要，那么这样的研究策略才能得到资金。这个计划和肯尼迪哈驰森癌症法案的宗旨非常相似，该法案提出美国的癌症研究机构和政策要进行彻底改革，需要将分散的零碎的研究整合，因为现在的将研究、治疗和预防分开以及将不同种癌症分类的做法都是不明智的。 　　新的模式 　　美国的癌症研究面临的问题同样在几乎所有发达国家里出现，类似问题给像“抵抗癌症”这样的组织提出挑战，这个明星级别的癌症支持组织由CBS的著名电视主持人凯蒂克劳瑞克（KatieCouric）成立，她因为癌症失去了丈夫和一个妹妹，另外还有8个成员，全部都是和好莱坞有关系的名人，其中包括《蜘蛛侠》的制片人萝拉奇丝金（LauraZiskin），她证实患有乳腺癌。9月5日，“抵抗癌症”联合ABC、NBC、CBS三个电视台同时举办了史无前例的公益音乐会，音乐会有无数著名主持人和大牌明星，还有很多战胜了癌症的普通患者和名人，整场演出一共筹款1亿美元。接下来的问题是“支持癌症”组织将如何使用这笔巨款，该组织表示不会像以往的筹款活动那样将捐款在不同的研究机构之间分配，组织会利用这笔钱组成一支研究癌症的“梦之队”，邀请最出色的专家，这些专家将来自不同的研究机构和研究领域，他们将合作完成具有实际实用目标的，而不是那些学院派的，统计性的研究计划。换而言之，就是只有那些对治疗有实际作用的研究计划才能得到资助。还有一点，完成这些计划的时间是有限定的。 　　为了在众多癌症研究计划中筛选最值得的方向，“支持癌症”雇佣了一个由顶级专家组成的顾问委员会，委员会的领导是麻省理工大学的诺贝尔奖获得者菲利普夏普（PhillipSharp）教授，在委员会选择了研究计划后，计划的进程将在美国癌症研究联合会（AmericanAssociationforCancerResearch）的全程监督下进行。夏普表示委员会选择研究项目的标准是那些比较容易实现成果的还有就是现在研究力量薄弱的癌症种类，例如卵巢瘤、胰腺瘤和恶性胶质瘤。除此之外，1亿美元捐款中的20%将投入那些研究风险很高但是潜在收益可能巨大的项目上，这是科学领域中的一种“赌博”，因为一旦有突破性的研究成果出现，全球癌症的研究和治疗领域都会受益。“抵抗癌症”组织曾经有一位顾问是已故的著名肿瘤学家福柯曼（Folkman）。上个世纪70年代。身为小儿外科主任的福柯曼提出了一个异于传统学说的假说———肿瘤新生血管学说，即肿瘤的生长依赖于新生血管。外行提出的非主流学说，即使已经发表在知名的《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自然也是一直得不到主流学派认同的，不单没有受到重视，还被嘲讽为“白日梦”。然而，福柯曼坚持下来了，而且坚持得很执着。他发现了血管生成抑素（angiostatin）和内皮抑素（endostatin），在有同行评议的期刊上发表了389篇论著，获得荣誉和奖项无数；得益于他的执着，血管生成抑制剂成为炙手可热的抗肿瘤药物，新产品不断问世；全球120多万肿瘤患者正享受着抗血管生成治疗的益处。今天的癌症研究也期待着这样创新的，革命性的理论，世界上肯定还有其他的福柯曼存在，我们不能让这些人才在未来40年默默无闻。 　　“抵抗癌症”并不是第一个全面打破美国现有的癌症研究体系的独立组织，多发性骨髓瘤基金会采用的是“有成果就资助”的资助方式，这更像当年硅谷企业获得资金的方式，而不是医学研究界的惯例，在该组织的促进下，有关制药机构在4年时间里开发出Thalomid、Velcade、Revlimid和Doxil四种癌症新药，而以前要开发4种药品的平均时间是10年。具有直接经济刺激的资助方式使癌症患者提前6年使用到新药。多发性骨髓瘤是一种相对罕见的癌症，美国每年有20万人被确诊，肿瘤细胞袭击的是病人的骨髓，以前这样罕见的癌症同样是研究的盲点。但是一位幸存者成立了多发性骨髓瘤基金会，他叫凯茜•古斯提，曾经是制药厂的执行官。凯茜的工作态度非常积极，当她和她的组织首次筹到足够展开一项研究的资金后，她面对的是疯狂争抢的研究申请者。用凯西的话说，这些绝望中的研究人员为了获得资助愿意做任何事。 　　为了让捐款尽量发挥作用，2004年基金会采纳了一种名为“强行合作”的研究模式，将四个癌症研究机构联合起来，统一在会计师事务所普华永道的管理下。四个研究机构的研究目标是一致的，它们所分得的患者的血浆样本和其他研究素材都是一致的，在独立进行研究的同时，它们必需定期公布交流研究成果。如果这些机构进行单独研究，短时间内出成果的可能性几乎是零。但是很快在合作竞争的模式下，研究机构推出治疗多发性骨髓瘤新药硼替佐米。以前患者服用传统药物的平均存活时间仅3年，新药硼替佐米有效延长患者的存活时间到7年，经过26个月的治疗跟进，接受新药治疗的患者存活率达85%，比接受传统治疗的49%超出近倍。现在在多发性骨髓瘤基金会的研究进程表上不是一种或者两种药物，而是30种癌症新药，其中15种已经在临床试验阶段。 　　如果说多发性骨髓瘤基金会的研究模式对于攻克某一种癌症的确有效，那么“支持癌症”组织的扩大研究网络的模式是否有效还不得而知，但是却值得一试。该组织其中一个科研小组的成员杜博斯评论说：“把不同的研究机构的不同的人才组合在一起，形成一种新的组织结构进行研究，有可能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 　　这样的策略经常让人们联想到美国二战时期著名的“曼哈顿计划”和60年代的“阿波罗计划”，前者制造出了世界上首枚核炸弹，而后者让人类登上了月球。但也有些人担心，这样做把问题简单化了。NIH的哈里斯（Harris）说：“我们要解决的不是一个工程问题，这是一个我们仅仅知道部分解决方案的复杂课题。” 　　但是在科学家中间促成更多的交流总比什么都不做要好，另外他们相互合作所产生的效果或许超出人们的想象。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以善于工程设计而全球闻名，它耗资1亿美元成立了一个研究中心，把生物学家、化学家以及工程师们集中到一起进行一项史无前例的癌症研究。该中心的负责人夏普（Sharp）说：“我们将培养一群人，他们完全理解癌症的问题，完全通晓现代的工程和计算机理论。” 　　麻省理工学院计划构建一个癌症研究的“梦之队”。他们的一个策略就是研制出一种新的机体，名为nanomolecules，这种机体在打入人体内之后，能够搜寻到癌细胞，自动同它们结合同时把治疗药物直接注进癌细胞内部；或者建立一种新的身体防御机制，能够自动搜寻到不正常的基因并迅速将其撕裂。“这就是麻省理工的做法。”夏普自豪地说。 　　当然，所有的这些科学研究都不能取代我们规范自己的生活行为。看一看大楼外和餐馆边上吸烟的人群，想一想由于摄入过多垃圾食品缺乏运动导致过高的肥胖比例，这些都被研究者们公认同癌症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 　　癌症现在已经变得令我们十分熟悉了，已经成为我们这个社会的组成部分。我们通过举办各种活动来筹集资金，我们分享共同的梦想和理念。我们有着充满乐观主义的各种组织，鼓励人们活得更长更健康，战争癌症，但是到头来，当我们回头审视所发生的一切时，我们却发现在对抗癌症方面我们却做得不是那么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