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盛頓——根據一份顯然至今仍屬機密的文件，1958年，當共產中國軍隊開始炮擊由台灣控制的幾座島嶼時，美國匆忙動用軍事力量支持其盟友——包括制定對中國大陸進行核打擊的計劃，這令人們對那次危機的危險程度有了新的認識。

1966年一份關於那次對抗的機密研究報告中的幾十頁顯示，美國軍方領導人不顧蘇聯可能以同樣方式替其盟友進行報復、導致數以百萬計人死亡的風險，主張首先對中國發動核打擊。政府在早些時候將該研究解密並向公眾公布時曾對這些頁面做了審查刪改。

這份文件由丹尼爾·埃爾斯伯格(Daniel Ellsberg)披露，他在50年前泄露了一份關于越南戰爭歷史的機密文件，即所謂五角大樓文件(Pentagon Papers)。埃爾斯伯格說，他在同一時間複製了有關台灣海峽危機的絕密研究報告，但當時沒有披露。在美中因台灣問題出現新的緊張關係之際，他着重強調了這份文件。

雖然現在已經眾所周知，美國官員曾考慮在危機升級的情況下對中國大陸使用原子武器，但這份文件揭示了新的細節：如果共產黨軍隊開始炮擊所謂的離岸島嶼並加強攻擊，軍方領導人如何積極地推動授權動用該武器。

然而1958年毛澤東領導的共產黨軍隊停止了對這些島嶼的進攻，把它們留給在台灣的蔣介石的國民黨軍隊，從而緩解了危機。60多年過去了，台灣的地位——以及美國使用核武器保衛台灣的意願——仍然保持着戰略性的模糊。

耶魯大學(Yale University)研究冷戰和中國問題的歷史學家奧德·阿恩·韋斯塔德(Odd Arne Westad)為《紐約時報》審閱了這份文件，他說，這些曾經遭到審查的信息無論是在歷史上還是在當前都具有重要意義。

“至少在我看來，這證實了在1958年危機期間，美國離使用核武器已經很近，超出了我的猜想，”他說。“就決策實際發生的情況而言，這比我們所看到的更能說明問題。”

韋斯塔德將這些文件與今天的緊張局勢相提並論——目前中國自身的常規軍事力量已經遠超1958年，而且已經擁有自己的核武器——他說，這些文件提供了素材，提醒人們在台灣問題上對抗升級的危險性。

文件顯示，即使在1958年，官員們也懷疑美國無法僅靠常規武器就能成功保衛台灣。韋斯塔德說，如果現在中國入侵台灣，“將給美國政策制定者帶來巨大壓力，讓他們考慮如何部署核武器。”

“這應該讓相關各方更加清醒，”他還說。

丹尼爾·埃爾斯伯格於1973年。他說，在收到五角大樓文件時，他也複製了有關台灣海峽危機的絕密研究報告。 RON FREHM/ASSOCIATED PRESS

埃爾斯伯格公布的文件揭示了當前緊張局勢的歷史前因，他表示這正是他希望公眾討論的重點。他認為，五角大樓內部很可能正在為台灣問題發生武裝衝突的可能性制定應急計劃——包括在任何使用常規武器的防禦似乎都不成功的情況下該怎麼辦。

“就在今年，關於台灣再次發生核危機的可能性正被人們提起，我覺得鼓勵公眾、國會和行政部門關注我向他們提供的內容似乎非常及時，”他談到了1958年台灣海峽危機期間的高層討論，他稱其為“膚淺”、“魯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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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覺得當時那些參與者比現任內閣或者這中間的人更輕率、更愚蠢，”他還說。

此外還有其他細節，政府在正式發布的研究報告中審查刪減的幾頁描述了美國空軍太平洋司令部最高指揮官勞倫斯·S·庫特上將(Gen. Laurence S. Kuter)的態度。他希望獲得授權，在任何武裝衝突開始時首先對中國大陸發動核攻擊。為此，他推崇這樣一項計劃，即先向中國機場——而不是其他目標——投擲原子彈，他認為這種相對克制的做法將使美國政府中的核戰爭懷疑論者更難阻止該計劃。

庫特上將在一次會議上說：“軍方提出的這個將戰爭限制在空軍基地的提議，如果能夠防止一些誤入歧途的人道主義者將戰爭限制在使用過時的鐵炮和熱鉛彈的水平，那就是有益的。”

同時，官員們認為，蘇聯極有可能為中國受到的原子彈襲擊採取報復性核打擊。（回顧歷史，人們並不清楚這一假定是否確切。歷史學家說，把共產主義視為一個巨大的全球陰謀的美國領導人，並未意識到或理解正在出現的中蘇分裂。）

但是，比起這些風險，美國軍事官員更不希望失去那些島嶼。這項研究轉述了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內森·F·特懷寧(Nathan F. Twining)上將的話，他說，如果對空軍基地進行原子彈轟炸並不能迫使中國退出衝突，那麼將“別無選擇，只能對中國北至上海的地區進行深度核打擊”。

他認為，這種打擊將“幾乎肯定會涉及中國對台灣，甚至可能對沖繩進行核報復”，沖繩是美軍在日本的駐地島嶼。“但他強調，如果國家政策是保衛離岸島嶼，那麼就必須承擔其後果。”

該研究還轉述了國務卿約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對參謀長聯席會議的評述：“沒有人會太在意失去離岸島嶼，但這種損失將意味着共產黨的進一步侵略。沒什麼值得發動一場世界戰爭，直到你考慮到不直面挑釁的後果。”

最終，總統德懷特·D·艾森豪威爾(Dwight D. Eisenhower)阻止了將軍們，並決定首先依靠常規武器。但是沒有人願意捲入又一場像朝鮮戰爭那樣曠日持久的常規戰爭，因此“大家一致認為，除非中共取消這一行動，否則必須迅速進行核打擊”。

1958年停火期間，一名受傷士兵從金門島被送往到台灣。 GETTY IMAGES

埃爾斯伯格說，他在複印五角大樓文件時複印了該研究報告的完整版本。但他沒有與時報的尼爾·希恩(Neil Sheehan)等在1971年撰寫有關越南戰爭研究的記者分享該台灣研究。

埃爾斯伯格於2017年在網上悄悄地發布了完整版本的研究報告，當時他出版了《末日機器：一個核戰爭策劃者的自白》(Doomsday Machine: Confessions of a Nuclear War Planner)一書。它的腳註之一順便提到，該研究缺失的段落和頁面可在他的網站上找到。

但是他說，他沒有在書中引用該研究的材料，因為出版商的律師擔心潛在的法律責任。他也沒有採取任何措施讓人們注意到在他發布的版本中可以看到被刪節的頁面。於是很少有人發現。

喬治華盛頓大學國家安全檔案館(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s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的高級分析師威廉·伯爾(William Burr)則是發現這件事的人之一。3月，他在一篇關於冷戰中的核武器威脅的博客文章腳註中提到了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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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爾說，大約二十年前，他曾嘗試使用《信息自由法案》(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使該研究獲得新的解密審查，該研究由莫頓·H·哈珀林(Morton H. Halperin)為蘭德公司(RAND)公司撰寫。但五角大樓無法找到一份無刪節的版本。（蘭德公司是一個非政府智庫，本身不受信息法要求的約束。）

埃爾斯伯格說，在2017年，台灣局勢似乎並沒有那麼緊迫。但是，武力威脅上升趨勢——他指的是《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雜誌最近的一期封面將台灣稱為“地球上最危險的地方”，以及時報的托馬斯·L·弗里德曼(Thomas L. Friedman)發表的一篇題為《中美之間必有一戰嗎？》的評論專欄文章——促使他得出結論，讓公眾了解到這一信息是很重要的。

哈佛大學(Harvard University)的歷史學家宋怡明(Michael Szonyi)稱該文件的面世將會“非常有意義”。宋怡明是關於該危機核心的離岸島嶼之一的《前線島嶼：冷戰下的金門》(Cold War Island: Quemoy on the Front Line)一書的作者。

他說，圍繞台灣發生的任何新對抗都可能升級，而當今的官員將“和1958年的那些人一樣在問自己同樣的問題”，將人們在1958年鄭重計劃使用核武器的過程中那些“戲劇性”的錯判和誤解造成的風險，和今天的緊張局勢聯繫在一起。

埃爾斯伯格說，曝光該文件還有另一個理由。現年90歲的他說，他想冒險成為一個測試案件中的被告，挑戰司法部越來越多地使用《間諜法》起訴泄露信息的官員的做法。

一戰期間頒布的《間諜法》將未經授權保留或披露可能損害美國或幫助外國對手的與國防有關的信息定為犯罪。它的措辭涵蓋了所有人——不僅是間諜——並且不允許被告基於披露是出於公共利益的理由來促請陪審團判定無罪。

埃爾斯伯格說，他想冒險成為一個測試案件中的被告，挑戰司法部越來越多地使用《間諜法》起訴泄露信息的官員的做法。 BRITTA PEDERSEN/PICTURE-ALLIANCE/DPA, VIA ASSOCIATED PRESS

在過去，使用《間諜法》起訴泄密者是罕見的。埃爾斯伯格本人曾因該法受到起訴，一名法官在1973年由於政府不當行為撤銷了該起訴。第一次成功的定罪是在1985年。但是現在，司法部提起此類指控已經司空見慣。

在大多數情況下，被告會達成認罪協議以避免長期徒刑，因此沒有上訴。最高法院尚未就該法律的措辭或實施是否違反第一修正案權利提出質疑。

埃爾斯伯格說，他公開承認了對有關台灣危機的機密研究未經授權的披露，司法部應對他提起指控。他說，他的辯護方式將會在最高法院提及涉及第一修正案的問題。

“如果被起訴，我將堅信自己現在的所作所為——就像我過去所做的那樣——並非犯罪，”他說，並辯稱使用《間諜法》將“為公共利益而公開封存的真相定罪”是違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