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熙北伐失敗原因綜析

北宋雍熙北伐的失敗，最糟糕的後果，是使此後北宋朝廷喪失了獨立收復幽燕的信念;遼朝最大的勝利，也莫過於從心理上瓦解了宋君臣的進攻意識，使北宋在對遼策略上從此轉為消極防禦，主和妥協。儘管也不斷有振奮者企圖挽回頹局，但皆因勢單力薄而難以逆轉這一潮流。這次戰爭，無疑對宋遼關係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它不僅使歷代具有民族主義思想的封建士大夫們痛心疾首，千載之下，也是今日學術界比較關注的一個問題。對宋失敗原因的探討，則是這一問題的焦點所在。

首先，是這次北伐的時機並不成熟。呂中將此視為首要原因:“既平河東之後，三出王師，屢與敵接而不獲伺時，一也’，（52）。甚至還絕對地說幽燕在‘太宗時未有可取之機耳’。（53）這個論斷基本上是符合實際的。錯誤的情報導致錯誤的決策，以不知彼而戰，一開始已犯兵法之大忌。今之學者也普遍認為這次北伐為輕舉妄動，盲目無知。論述已多，故不煩一一徵引。但有一點筆者卻不敢苟同。幾乎所有的文章，都把這一錯誤決策的責任歸之於太宗及賀令圖等人。如前所述，這種看法已始於當時。如端拱二年文臣們的奏議中，既歸罪於賀令圖等人，李至、王禹偎還不約而同地要太宗“追禹湯罪己之旨，下漢武哀痛之詔”（54）。當時的文官們似乎都沒有意識到自己同樣應該承擔戰爭失敗的責任，因為在他們看來，事情的最後決定權是皇帝，作戰的是武人，而文臣們向皇帝進言都是出於忠君愛國的情懷和以天下為己任的責任感，不過是提供參考的一種選擇，即使戰爭的結局完全出乎自己最初的預料，都可以輕易地從理論上和心理上將責任推卸給他人。對此，太宗雖然內心並不完全認帳，但出於對全國臣民的安撫，也採納這一建議，隨即發布罪己詔書，承擔了戰爭失敗的全部責任。（55）誠然，賀令圖等人在情報工作上犯了重大的錯誤。但滿朝文臣也幾乎都過高估計了自己的力量，過低估計了遼朝，而且沒有一人站出來對出兵表示鮮明的反對意見。雖然在“陳謀畫策”上，是太宗與樞密使王顯、副使張齊賢、王河等人商議制定，而“中書不預聞”，但宰相李昉等人在軍事上也從未顯示過具有超乎尋常的見解，即便讓他們參與籌劃，也未必能拿出更好的方案。因此，應該說這一決策的失誤，乃是整個朝廷的失誤。王夫之對張齊賢從反對到贊成北伐前後態度“反覆”的批評，已側面透露了他這一反傳統的看法（56），頗具真知灼見。

其次，對遼朝國內政治局勢及士氣判斷的失誤並非一定會造成宋戰爭的失敗，二者之間並不構成必然的因果關係。假使宋軍在戰略戰術上處置得當，即便未能收到預期效果，也不致形成最後全面崩潰的局面。太宗總結失敗原因，就認為是將帥違背了最初的戰略決策所致。他在親自寫給趙普的詔書中如是說:

“朕昨者興師選將，止令曹彬等頓於雄、霸，裹糧坐甲，以張軍聲，侯一兩月間，山後平定，潘美、田重進等會兵以進，直抵幽州，共力驅攘，稗契丹之黨遠遁沙漠，然後控扼險固，恢復舊疆，此朕志也。奈何將帥等不遵成算，各騁所見，領十萬甲士出塞遠斗，速取其郡縣，更還師以援輜重，往復勞弊，為戎人所襲，此責在主將也”（57）。

從整個戰局發展的情形來看，太宗的話並非沒有道理。由於幽州正對雄、霸二州宋東路大軍，遼故將幽州作為防禦重點，從而把主力部隊擺在幽州一帶。這也恰在宋的預料之中。宋軍分進合擊的戰略進攻在第一階段也獲得了預期的效果，正是因為有東路軍牢牢粘住遼主力，使其不敢過多往西抽調部隊，中、西兩路軍才得到如此順利的進展，並不斷擴大戰果。曹彬、米信軍如能按既定戰略養精蓄銳，持重緩行，完成分進的構想大致是不成問題的。至於第二步合擊能否成功，達到奪取幽州的戰略目標，則很難作出主觀的臆測。但無論如何，一旦分進成功，就避免了如後來這種被遼軍各個擊破的悲慘結果，即令不能攻占幽州，充其量也不過打個平手。因為，即使中、西路軍迭經戰鬥業已疲勞，但東路軍蓄銳待發，攻輔角色正好轉換。所以，太宗君臣煞費苦心制定出的這一戰略部署，總體上講還是不錯的，可惜東路軍打亂了既定戰略，從而導致了意想不到的失敗。呂中把“曹彬違上詔旨”總結為失敗的原因之一（58），應是持平之論，而無偏袒之意。

對此，有人卻不加分析地斷言是太宗“推卸責任而委過於人，以掩飾自己的指揮無能。”或者說“宋太宗的這個作戰設想，是一廂情願的”（59）。也有人具體批評這一戰略意圖正是決定這次戰役失敗的‘關鍵性原因”（60）。認為應該“將戰略重點由燕京地區轉移到山西戰場，以奪取山後諸地，從戰略上孤立燕京。”具體實施方法由“曹彬、米信率偏師由東線發動攻勢”，“將遼軍主力吸引於幽州戰場不敢遠去”。宋軍主力則集中從中、西線進攻。如果遼軍主力調往迎戰，宋軍“然後以精兵強將從東線出動，在強有力的後勤供應保證下，實施戰術偷襲，猛撲燕京，力求一舉克之”。這一替古人借著代籌的設想表面上雖然言之成理，但操作起來卻更為困難，因為這種假設的前提很難成立。西路軍按王銑所謂有‘數萬精兵”（61），人數最少的中路軍大約也不會下數萬之眾。以此精兵從關山縱橫的中、西線遷回攻擊，要保證這兩路部隊的後勤供應，比之平原地區，更為不易。事實上，東線部隊在平原上推進後的糧草也難以為繼，如果把重兵壓到山巒起伏的中、西線，姑且不論能否調動遼軍主力，後勤保障顯然是無法克服的難題，且更逞論其餘。正因為如此，太宗君臣才實施了以中、西線為輔的戰略。而且，如果按引文所構想，中、西戰線所占城池還都要留下足夠的兵員把守，即所謂“有效地控制之”，所剩餘兵力也就非常有限了，以此千里轉戰後所余疲敝之師，加上東路偏師，根本沒法再實現第二步與遼軍在幽州地區的最後決戰。另一方面，宋軍如置偏師於東線，也不僅談不上有效地“偷襲”幽州，還極有可能遭到遼集中優勢兵力、以大規模的騎兵部隊在平原上的主動打擊，從而被各個擊破。所以，比較兩種戰略構想，太宗君臣所決定的方案，應該說最為合理。曹彬倘不違背原定部署，這段歷史或許會出現另外一番景象。

作為主帥的曹彬不得己改變原定戰略意圖，這還只是一種表面現象，連同宋軍在戰場上所暴露的種種問題，揭示了造成失敗的更深的原因，在於太宗幾近病態的忌疑心理產生的惡果。，以及自太祖初年主要為防範武人叛亂而創設的“更戍法”。

太宗對武臣的忌疑最重，即以對曹彬為例，太平興國八年，只因為鎮州駐泊都監彌德超的潛言，謂“樞密使曹彬秉政歲久，能得士眾心”，及假造邊疆戍卒所說“月頭錢曹公所致”等語，不經調查，也不聽他人的解釋，迫不及待地罷黝了曹彬的樞密使。數月後，彌德超因他事獲罪而使真相大白，他造謠誣衊曹彬的動機原來是想取代其職位。太宗儘管已確認曹彬無罪，但也沒有讓他官復原職。（63）作為掌管兵政的樞密使曹彬來說，能得將士之心，按理並非罪過，但在太宗看來，手握重權的武將又能受到將士的擁戴，對皇權將是一種極大的威脅，必然要嚴加防範。既然如此，曹彬就只好愈加謙謹以避嫌疑。東路軍撤回雄州後，作為主帥且又久經沙場的曹彬，本應嚴厲制止諸將的浮躁舉動，但他卻為避權而隨其大流。正如王夫之所論:“曹彬之謙謹而不居功，以避權也；•…將避權而與士卒不親”，“貿士卒之死以自全，而無有不敗者矣。雖有都部署之名，而知上之任也無固志，弗獲已而姑試焉”。（64）十分深刻地揭示了事情的本質。

“更戍法”這項兵制改革所形成的勢態，是“兵無常帥，帥無常師’（65），“將不得專其兵’（66）。其弊病是人為地削弱了部隊的戰鬥力。然而，在太祖時期，這項兵制措施，並沒有被普遍地貫徹到北方和西北邊疆。當時分治邊疆的李漢超等十四員大將，不僅“皆久其任”，而且“征榷回圖之利悠其所取，曉勇之士聽其自募”。實際的情形仍舊是“兵有常主而將有常用”。對他們也就是所謂的“寬文法”（67）。法令的頒布沒有損傷到邊防軍的戰鬥力，而足以與敵方抗衡。太宗繼位後，情形就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對邊將的特殊經濟政策被明令取消（68），對更戍法這一條，我們僅從戶部郎中張泊對涿州之戰的批評中，就可間接窺見太宗並沒有象太祖那樣靈活處理，而是一刀切。張泊上奏太宗道:

“臣頃聞涿州之戰，元戎不知將校之能否，將校不知三軍之勇怯，各不相管轄，以謙謹自任，未聞賞一效用，戮一叛命者”（69）。

這種互不了解、各自為政的情形所造成的軍紀渙散和戰場混亂的狀態，在張泊這篇奏議中，也被淋漓盡致地敘述道:

“臣頃聞涿州之戰，陣場既部，或取索兵仗，或遷移部隊，萬口傳叫，囂聲沸騰，乃至轍亂塵驚，莫知枚往”。“臣頃聞涿州之戰，王師霧集，聲警戎敵，然而矢石未交，奇正先亂。嗚呼，軍政如此，孰救敗亡!”

以如此散漫的軍隊面對強敵，不吃敗仗才是怪事。張泊指出的，還不只是更戍法所造成的將不知兵、兵不知將的弊病，還有部隊之間“各不相管轄”的相互牽制。這也導致了西線戰場最終的崩潰。當遼軍擊潰宋東路軍後，把兵力集中壓向宋的中、西線，中路軍田重進奉詔及時撤退回定州，西路軍在遼軍逼近的情況下，還負有護送四州吏民遷徙的任務。主帥潘美與監軍王銑，出於對楊業嫉忌等複雜心理，逼令其正面迎敵已是一失，楊業行前要求潘、王在陳家谷口，張步兵強弩，為左右翼夾擊接應。果能如此，即使不能挽回敗局，至少楊業不會身陷敵手。王銑等候中在還不知道楊業戰況時，就主觀以為敵軍敗走，為了爭功就擅自領兵離開谷口。作為一軍主帥的潘美，卻制止不住王銑的盲目行動，也只好率兵而進，隨即獲悉楊業兵敗的消息，便又立即麾兵逃跑，致使一代名將楊業被擒殉國。這一悲劇性的情節，與東路軍曹彬不能制止諸將的盲動，何其相似乃爾!可見絕非偶然。對這些導致戰爭失敗的軍政原因，太宗應負主要責任。

此外，後勤補給制度的低效也是宋軍致命的要害。東路軍兩次攻下涿州後，兩次退卻給予遼軍可乘之機的直接原因都是因為糧草給繼不上。對宋軍後勤供應系統自身的缺陷，在開戰前還沒有被宋廷重視，只有遼善於“多伏兵，斷糧道”這一戰術被宋琪所提出，然而也似乎沒有引起足夠的注意。

對於宋軍後勤系統自身缺陷這一問題，直到這場戰役失敗之後才被提出來。端拱二年(989)，知制誥田錫上奏道:“若以年年供億挽運，師老費財，易若厚給將帥，使之賞用也”（70）。這實質上接觸到了軍隊體制改革所造成的弊病。眾所周知，宋朝對各兵種幾乎都是採用召募的方法，將士的薪水皆由朝廷確定發予，軍需供應由朝廷統籌解決。軍隊不僅沒有自己的後勤保障系統，連太祖給予邊疆各軍區的特殊經濟政策已被取消。這種一元化的措施，從一開始就不是從發揮統籌的優勢，協調好後勤對作戰供應的角度考慮，而只着眼於以防不測而削弱將領權力。禁軍負責作戰，軍需由轉運使及地方官籌劃運輸，兩個平行的部門在管理上就難免互相齷齪或脫節。有關這場戰役在後勤管理上的具體情況已不得而知，但一個很明顯的事實是:當東路軍第二次攻下涿州又因缺糧退卻，數萬運糧民工還滯留在岐溝關（71）。類似現象，並非完全由技術問題所造成，乃是低效管理體制不適應戰爭的需要。田錫提出的建議，就是暗示皇帝，希望建立禁軍自身後勤供應系統。這自然是從雍熙北伐失敗中總結而來。當然，這一建議永遠不會被採納，因為，這樣作的結果已經背離了朝廷的基本國策，會使皇上如芒刺在背，坐臥不安。

與宋軍相比，主要採用騎兵作戰的遼軍就不存在這樣的問題。他們“每正兵一名，馬三匹”，足夠運載自己必要的物資;每名正兵還配有.‘家丁各一人”，其中一人專門“抄掠”供給糧草（72）。所以能夠做到“饋餉自資”。（73）用“抄掠”來補充，不過是解決糧草的一種方式，這並非是說遼國軍隊完全沒有後勤補給。雍熙三年十一月，遼報復南侵，“皇太后親閱輜重兵甲”，不僅顯示出了對補給的重視，而且也說明了遼軍在戰時設有專門的後勤組織。（74）兩種方式相互為補給，正符合孫子“取用於國，因糧於敵，故軍食可足也”（75）的軍事論述。從實際觀察，遼軍的後勤保障，比宋軍更具效率。

以上四個方面，當是造成雍熙北伐失敗的主要原因。除此之外，至於“將從中御”、將無親兵、“將帥非才”等等原因，在戰後宋臣的議論中已經提出（76），今之學者又反覆申說。但證之以這次戰爭的實際，有的不是決定性的因素，有的則與這次戰役沒有什麼關係。如戰場指揮上的混亂等，乃是體制上的弊病造成，不能簡單地歸結為前敵將帥“均系庸才，並無將略”所致。（77）考查有關他們的傳記等資料，得不出這種一杆子掃的結論。田錫提出允許將帥養置腹心(即親兵)，對其建議本身姑且不論，但他所謂“昨楊業陷陣，訪聞亦是無自己腹心，以致為敵人所獲”則完全與事實不合。在最後關頭，楊業勸說摩下百餘人逃離，而所有人都拒絕了楊業的好意，竭盡全力，跟隨他全部戰死。至於“將從中御”，這個問題從宋太宗起就較嚴重存在，或授方略，或賜陣圖，表現方式多有。從一般意義上講，宋臣僚們對這些作法的反對，今人對此予以否定，都是正確的。但是，對任何事物如果過份地強調某一方面，即使是真理也會因此而變成謬論。證之以這次戰役，恰恰正是將帥違背了既定方略直接導致了失敗;這場戰役前，也沒有有關賜陣圖的記載，更沒有任何具體的資料，能夠說明這場戰役中的某次戰鬥失利是由於所賜陣圖不當。由於本文論述的重點不在這裡，故對以上三點只略為辯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