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熙北伐失败原因综析

北宋雍熙北伐的失败，最糟糕的后果，是使此后北宋朝廷丧失了独立收复幽燕的信念;辽朝最大的胜利，也莫过于从心理上瓦解了宋君臣的进攻意识，使北宋在对辽策略上从此转为消极防御，主和妥协。尽管也不断有振奋者企图挽回颓局，但皆因势单力薄而难以逆转这一潮流。这次战争，无疑对宋辽关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它不仅使历代具有民族主义思想的封建士大夫们痛心疾首，千载之下，也是今日学术界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对宋失败原因的探讨，则是这一问题的焦点所在。

首先，是这次北伐的时机并不成熟。吕中将此视为首要原因:“既平河东之后，三出王师，屡与敌接而不获伺时，一也’，（52）。甚至还绝对地说幽燕在‘太宗时未有可取之机耳’。（53）这个论断基本上是符合实际的。错误的情报导致错误的决策，以不知彼而战，一开始已犯兵法之大忌。今之学者也普遍认为这次北伐为轻举妄动，盲目无知。论述已多，故不烦一一征引。但有一点笔者却不敢苟同。几乎所有的文章，都把这一错误决策的责任归之于太宗及贺令图等人。如前所述，这种看法已始于当时。如端拱二年文臣们的奏议中，既归罪于贺令图等人，李至、王禹偎还不约而同地要太宗“追禹汤罪己之旨，下汉武哀痛之诏”（54）。当时的文官们似乎都没有意识到自己同样应该承担战争失败的责任，因为在他们看来，事情的最后决定权是皇帝，作战的是武人，而文臣们向皇帝进言都是出于忠君爱国的情怀和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不过是提供参考的一种选择，即使战争的结局完全出乎自己最初的预料，都可以轻易地从理论上和心理上将责任推卸给他人。对此，太宗虽然内心并不完全认帐，但出于对全国臣民的安抚，也采纳这一建议，随即发布罪己诏书，承担了战争失败的全部责任。（55）诚然，贺令图等人在情报工作上犯了重大的错误。但满朝文臣也几乎都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力量，过低估计了辽朝，而且没有一人站出来对出兵表示鲜明的反对意见。虽然在“陈谋画策”上，是太宗与枢密使王显、副使张齐贤、王河等人商议制定，而“中书不预闻”，但宰相李昉等人在军事上也从未显示过具有超乎寻常的见解，即便让他们参与筹划，也未必能拿出更好的方案。因此，应该说这一决策的失误，乃是整个朝廷的失误。王夫之对张齐贤从反对到赞成北伐前后态度“反覆”的批评，已侧面透露了他这一反传统的看法（56），颇具真知灼见。

其次，对辽朝国内政治局势及士气判断的失误并非一定会造成宋战争的失败，二者之间并不构成必然的因果关系。假使宋军在战略战术上处置得当，即便未能收到预期效果，也不致形成最后全面崩溃的局面。太宗总结失败原因，就认为是将帅违背了最初的战略决策所致。他在亲自写给赵普的诏书中如是说:

“朕昨者兴师选将，止令曹彬等顿于雄、霸，裹粮坐甲，以张军声，侯一两月间，山后平定，潘美、田重进等会兵以进，直抵幽州，共力驱攘，稗契丹之党远遁沙漠，然后控扼险固，恢复旧疆，此朕志也。奈何将帅等不遵成算，各骋所见，领十万甲士出塞远斗，速取其郡县，更还师以援辎重，往复劳弊，为戎人所袭，此责在主将也”（57）。

从整个战局发展的情形来看，太宗的话并非没有道理。由于幽州正对雄、霸二州宋东路大军，辽故将幽州作为防御重点，从而把主力部队摆在幽州一带。这也恰在宋的预料之中。宋军分进合击的战略进攻在第一阶段也获得了预期的效果，正是因为有东路军牢牢粘住辽主力，使其不敢过多往西抽调部队，中、西两路军才得到如此顺利的进展，并不断扩大战果。曹彬、米信军如能按既定战略养精蓄锐，持重缓行，完成分进的构想大致是不成问题的。至于第二步合击能否成功，达到夺取幽州的战略目标，则很难作出主观的臆测。但无论如何，一旦分进成功，就避免了如后来这种被辽军各个击破的悲惨结果，即令不能攻占幽州，充其量也不过打个平手。因为，即使中、西路军迭经战斗业已疲劳，但东路军蓄锐待发，攻辅角色正好转换。所以，太宗君臣煞费苦心制定出的这一战略部署，总体上讲还是不错的，可惜东路军打乱了既定战略，从而导致了意想不到的失败。吕中把“曹彬违上诏旨”总结为失败的原因之一（58），应是持平之论，而无偏袒之意。

对此，有人却不加分析地断言是太宗“推卸责任而委过于人，以掩饰自己的指挥无能。”或者说“宋太宗的这个作战设想，是一厢情愿的”（59）。也有人具体批评这一战略意图正是决定这次战役失败的‘关键性原因”（60）。认为应该“将战略重点由燕京地区转移到山西战场，以夺取山后诸地，从战略上孤立燕京。”具体实施方法由“曹彬、米信率偏师由东线发动攻势”，“将辽军主力吸引于幽州战场不敢远去”。宋军主力则集中从中、西线进攻。如果辽军主力调往迎战，宋军“然后以精兵强将从东线出动，在强有力的后勤供应保证下，实施战术偷袭，猛扑燕京，力求一举克之”。这一替古人借著代筹的设想表面上虽然言之成理，但操作起来却更为困难，因为这种假设的前提很难成立。西路军按王铣所谓有‘数万精兵”（61），人数最少的中路军大约也不会下数万之众。以此精兵从关山纵横的中、西线迁回攻击，要保证这两路部队的后勤供应，比之平原地区，更为不易。事实上，东线部队在平原上推进后的粮草也难以为继，如果把重兵压到山峦起伏的中、西线，姑且不论能否调动辽军主力，后勤保障显然是无法克服的难题，且更逞论其余。正因为如此，太宗君臣才实施了以中、西线为辅的战略。而且，如果按引文所构想，中、西战线所占城池还都要留下足够的兵员把守，即所谓“有效地控制之”，所剩余兵力也就非常有限了，以此千里转战后所余疲敝之师，加上东路偏师，根本没法再实现第二步与辽军在幽州地区的最后决战。另一方面，宋军如置偏师于东线，也不仅谈不上有效地“偷袭”幽州，还极有可能遭到辽集中优势兵力、以大规模的骑兵部队在平原上的主动打击，从而被各个击破。所以，比较两种战略构想，太宗君臣所决定的方案，应该说最为合理。曹彬倘不违背原定部署，这段历史或许会出现另外一番景象。

作为主帅的曹彬不得己改变原定战略意图，这还只是一种表面现象，连同宋军在战场上所暴露的种种问题，揭示了造成失败的更深的原因，在于太宗几近病态的忌疑心理产生的恶果。，以及自太祖初年主要为防范武人叛乱而创设的“更戍法”。

太宗对武臣的忌疑最重，即以对曹彬为例，太平兴国八年，只因为镇州驻泊都监弥德超的潜言，谓“枢密使曹彬秉政岁久，能得士众心”，及假造边疆戍卒所说“月头钱曹公所致”等语，不经调查，也不听他人的解释，迫不及待地罢黝了曹彬的枢密使。数月后，弥德超因他事获罪而使真相大白，他造谣诬蔑曹彬的动机原来是想取代其职位。太宗尽管已确认曹彬无罪，但也没有让他官复原职。（63）作为掌管兵政的枢密使曹彬来说，能得将士之心，按理并非罪过，但在太宗看来，手握重权的武将又能受到将士的拥戴，对皇权将是一种极大的威胁，必然要严加防范。既然如此，曹彬就只好愈加谦谨以避嫌疑。东路军撤回雄州后，作为主帅且又久经沙场的曹彬，本应严厉制止诸将的浮躁举动，但他却为避权而随其大流。正如王夫之所论:“曹彬之谦谨而不居功，以避权也；•…将避权而与士卒不亲”，“贸士卒之死以自全，而无有不败者矣。虽有都部署之名，而知上之任也无固志，弗获已而姑试焉”。（64）十分深刻地揭示了事情的本质。

“更戍法”这项兵制改革所形成的势态，是“兵无常帅，帅无常师’（65），“将不得专其兵’（66）。其弊病是人为地削弱了部队的战斗力。然而，在太祖时期，这项兵制措施，并没有被普遍地贯彻到北方和西北边疆。当时分治边疆的李汉超等十四员大将，不仅“皆久其任”，而且“征榷回图之利悠其所取，晓勇之士听其自募”。实际的情形仍旧是“兵有常主而将有常用”。对他们也就是所谓的“宽文法”（67）。法令的颁布没有损伤到边防军的战斗力，而足以与敌方抗衡。太宗继位后，情形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对边将的特殊经济政策被明令取消（68），对更戍法这一条，我们仅从户部郎中张泊对涿州之战的批评中，就可间接窥见太宗并没有象太祖那样灵活处理，而是一刀切。张泊上奏太宗道:

“臣顷闻涿州之战，元戎不知将校之能否，将校不知三军之勇怯，各不相管辖，以谦谨自任，未闻赏一效用，戮一叛命者”（69）。

这种互不了解、各自为政的情形所造成的军纪涣散和战场混乱的状态，在张泊这篇奏议中，也被淋漓尽致地叙述道:

“臣顷闻涿州之战，阵场既部，或取索兵仗，或迁移部队，万口传叫，嚣声沸腾，乃至辙乱尘惊，莫知枚往”。“臣顷闻涿州之战，王师雾集，声警戎敌，然而矢石未交，奇正先乱。呜呼，军政如此，孰救败亡!”

以如此散漫的军队面对强敌，不吃败仗才是怪事。张泊指出的，还不只是更戍法所造成的将不知兵、兵不知将的弊病，还有部队之间“各不相管辖”的相互牵制。这也导致了西线战场最终的崩溃。当辽军击溃宋东路军后，把兵力集中压向宋的中、西线，中路军田重进奉诏及时撤退回定州，西路军在辽军逼近的情况下，还负有护送四州吏民迁徙的任务。主帅潘美与监军王铣，出于对杨业嫉忌等复杂心理，逼令其正面迎敌已是一失，杨业行前要求潘、王在陈家谷口，张步兵强弩，为左右翼夹击接应。果能如此，即使不能挽回败局，至少杨业不会身陷敌手。王铣等候中在还不知道杨业战况时，就主观以为敌军败走，为了争功就擅自领兵离开谷口。作为一军主帅的潘美，却制止不住王铣的盲目行动，也只好率兵而进，随即获悉杨业兵败的消息，便又立即麾兵逃跑，致使一代名将杨业被擒殉国。这一悲剧性的情节，与东路军曹彬不能制止诸将的盲动，何其相似乃尔!可见绝非偶然。对这些导致战争失败的军政原因，太宗应负主要责任。

此外，后勤补给制度的低效也是宋军致命的要害。东路军两次攻下涿州后，两次退却给予辽军可乘之机的直接原因都是因为粮草给继不上。对宋军后勤供应系统自身的缺陷，在开战前还没有被宋廷重视，只有辽善于“多伏兵，断粮道”这一战术被宋琪所提出，然而也似乎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

对于宋军后勤系统自身缺陷这一问题，直到这场战役失败之后才被提出来。端拱二年(989)，知制诰田锡上奏道:“若以年年供亿挽运，师老费财，易若厚给将帅，使之赏用也”（70）。这实质上接触到了军队体制改革所造成的弊病。众所周知，宋朝对各兵种几乎都是采用召募的方法，将士的薪水皆由朝廷确定发予，军需供应由朝廷统筹解决。军队不仅没有自己的后勤保障系统，连太祖给予边疆各军区的特殊经济政策已被取消。这种一元化的措施，从一开始就不是从发挥统筹的优势，协调好后勤对作战供应的角度考虑，而只着眼于以防不测而削弱将领权力。禁军负责作战，军需由转运使及地方官筹划运输，两个平行的部门在管理上就难免互相龌龊或脱节。有关这场战役在后勤管理上的具体情况已不得而知，但一个很明显的事实是:当东路军第二次攻下涿州又因缺粮退却，数万运粮民工还滞留在岐沟关（71）。类似现象，并非完全由技术问题所造成，乃是低效管理体制不适应战争的需要。田锡提出的建议，就是暗示皇帝，希望建立禁军自身后勤供应系统。这自然是从雍熙北伐失败中总结而来。当然，这一建议永远不会被采纳，因为，这样作的结果已经背离了朝廷的基本国策，会使皇上如芒刺在背，坐卧不安。

与宋军相比，主要采用骑兵作战的辽军就不存在这样的问题。他们“每正兵一名，马三匹”，足够运载自己必要的物资;每名正兵还配有.‘家丁各一人”，其中一人专门“抄掠”供给粮草（72）。所以能够做到“馈饷自资”。（73）用“抄掠”来补充，不过是解决粮草的一种方式，这并非是说辽国军队完全没有后勤补给。雍熙三年十一月，辽报复南侵，“皇太后亲阅辎重兵甲”，不仅显示出了对补给的重视，而且也说明了辽军在战时设有专门的后勤组织。（74）两种方式相互为补给，正符合孙子“取用于国，因粮于敌，故军食可足也”（75）的军事论述。从实际观察，辽军的后勤保障，比宋军更具效率。

以上四个方面，当是造成雍熙北伐失败的主要原因。除此之外，至于“将从中御”、将无亲兵、“将帅非才”等等原因，在战后宋臣的议论中已经提出（76），今之学者又反复申说。但证之以这次战争的实际，有的不是决定性的因素，有的则与这次战役没有什么关系。如战场指挥上的混乱等，乃是体制上的弊病造成，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前敌将帅“均系庸才，并无将略”所致。（77）考查有关他们的传记等资料，得不出这种一杆子扫的结论。田锡提出允许将帅养置腹心(即亲兵)，对其建议本身姑且不论，但他所谓“昨杨业陷阵，访闻亦是无自己腹心，以致为敌人所获”则完全与事实不合。在最后关头，杨业劝说摩下百余人逃离，而所有人都拒绝了杨业的好意，竭尽全力，跟随他全部战死。至于“将从中御”，这个问题从宋太宗起就较严重存在，或授方略，或赐阵图，表现方式多有。从一般意义上讲，宋臣僚们对这些作法的反对，今人对此予以否定，都是正确的。但是，对任何事物如果过份地强调某一方面，即使是真理也会因此而变成谬论。证之以这次战役，恰恰正是将帅违背了既定方略直接导致了失败;这场战役前，也没有有关赐阵图的记载，更没有任何具体的资料，能够说明这场战役中的某次战斗失利是由于所赐阵图不当。由于本文论述的重点不在这里，故对以上三点只略为辩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