鮑戈：和平、理性鬥爭的楷模
----兼論和平、理性鬥爭的空間和前提

（作者）傅申奇

九七年十一月五日晚，著名異議人士鮑戈抵達紐約肯尼迪機場，引起新聞媒體的普遍關注。但是大家對鮑戈的情況還是了解得很少，我想在此向大家作一點介紹。

在九三年六月二日，張先樑因打算組織“六四”紀念活動被拘押。六日晚上，馬衛、胡可思、張汝雋、鮑戈、楊勤恆等聚集在張先樑家裡，鮑戈、楊勤恆、龔星南、王永剛四人決定第二天在市政府門口舉行靜坐絕食的抗議行動。鮑戈因為從事對日索賠活動而名聲在外，在我想象中，他肯定是一位身軀偉岸，有一副橫眉冷對都面容。但我那天看到的是一個中等個子的青年人，白淨柔嫩的臉上還帶着稚氣，用清秀兩個字來形容並不為過。他忙着準備第二天要用絕食布條，只是簡單地對我說：我還是應該去做一做。語氣里含着“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堅定。

九日晚上，絕食兩天多的鮑戈被強行送進中山醫院的急診室，我到醫院看望他。見到他的母親，我說：鮑戈給您找了不少麻煩！沒想到這位母親竟坦然地說：我理解他，他對國家、民族的利益盡一份心的想法沒錯。追求真理，為真理而鬥爭是他的選擇，我不拖他的後腿。多麼了不起的母親！

鮑戈可以說是“生在新社會，長在紅旗下”。鮑戈一九六三年十月十八日出生於上海。父親是美術設計師，曾擔任過一家官方報紙編輯部的負責人，並且是電影家協會和美術家協會成員。母親曾經是一名舞蹈演員，在中共軍隊文工團服役。

鮑戈於一九八二年考入上海醫科大學，後留校工作。雖然因政治問題多次被捕，但由於他工作認真負責，業務水平出色，每次獲釋後都被醫科大學召回，其組織關係至今沒有改變。

一九八五年起，鮑戈提出廢除中國政府放棄中日戰爭賠償權利的決定。他四處張貼傳單，組織演講，並在日本駐上海領事館門前散發傳單，向領事館提交抗議信，引起強烈的社會反響，上海警方為此傳訊他，並將他軟禁起來。

一九八八年，鮑戈聯絡了湖北、福建、南京等地的一些活動分子，創建了“中華全國對日索賠民事債權人同盟”，並於次年二月正式向中國民政部申請登記，是國內第一個對日索賠組織。一九八九年春，鮑戈秘密派人參與聲援北京知識界呼籲釋放魏京生等政治犯的活動。由於積極投入“六四”運動，於一九八九年七月十九日被拘留審查，一九九一年二月二十八日，被上海市中級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判處“免於刑事處罰”，當庭釋放。當時，著名律師李國機擔任鮑戈的辯護律師，為爭取釋放鮑戈作出了極大努力。

一九九二年日本天皇訪華前夕，鮑戈請一些朋友赴北京、南京、石家莊等地，聯絡各地對日索賠組織，發起一場要求日本就其侵略罪行向中國道歉和賠償的運動。鮑戈本人則留在上海申請遊行，並向日本新聞界宣布：準備不惜以絕食、自焚來迫使日本天皇在中國謝罪。當局聞訊立即在北京、西安、上海等地嚴密布置防範，同時還將鮑戈軟禁在上海第二看守所療養院裡，直到日本天皇回國。一九九三年三月，鮑戈又發表了一封致全國人大的公開信，主張以全民公決的方式徹底解決對日索賠問題，並宣稱要發起一場名為“向北京進軍”的情願活動，促使順應民意。

鮑戈投入民主運動的活動也同樣令人矚目。特別是他和楊勤恆、龔星南、王永剛等九三年在上海市公安局門前靜坐、絕食、抗議拘捕異議人士張先樑，更是轟的一時。上海當局為了把九二年以後再度活躍起來的上海民主運動壓下去，於六月二十七日以莫須有的理由再次把我投入牢房。許多朋友都趨於沉寂，但鮑戈堅持活動。我對上海市勞動教養管理委員會提起行政訴訟後，於十一月十七日在江蘇省大豐縣上海農場開庭。鮑戈與龔星南一起陪同我的家屬到法庭門前提出要求出庭作證，並表示了強烈抗議。鮑戈的活動引起上海當局的恐慌，切斷電話是家常便飯，他和他的家屬受到嚴密的監視和跟蹤，只要有外國領導人訪問上海，當局都要把他軟禁起來，以免“影響”外事活動。

一九九四年三月，鮑戈與五十四人聯名發出給全國人大的公開信，呼籲民主修憲，頒布新聞法、政黨法，舉行“六四”事件全國民意聽證會，廢除可以隨意囚禁無罪公民的勞動教養制度。六月三日，鮑戈不畏強權，在接受記者採訪時發了一封致民政部的公開信，申請登記成立一個新的全國性人權組織“人權呼聲”，並表示將於次日到基督教堂參加禱告會，為“六四”死難者祈禱。結果，鮑戈被判處勞教三年。

三年裡鮑戈被嚴格隔離，不得與他人講話。當局甚至不讓他參加父親的追悼會，理由是傳聞有人要借追悼會鬧事。為此鮑戈所承受的精神折磨更甚於物質上的痛苦。他母親和妹妹也經常受到騷擾，動輒被傳訊，還因鮑戈而失去工作。

九七年六月四日深夜，鮑戈被釋放回家，但當局並未放鬆對他的監控。然而，經過鐵窗生活考驗的鮑戈不僅沒有改變初衷，反而在鬥爭藝術上更趨成熟，他以更堅韌的鬥爭精神展開了一系列合法、理性的鬥爭。

回家沒幾天，鮑戈便向上海市徐匯區法院提起行政訴訟，控告勞教所違反勞教法規，侵犯他的基本人權。徐匯區法院對此無法處置，只能發出不予受理的裁定書，進行逃避。但鮑戈緊追不捨，針對這一裁定上訴於上海市中級人民法院，又迫使中級人民法院作出維持區法院原裁定的終審裁定。據此，鮑戈又向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提出申訴，控告中級人民法院違反了行政訴訟法關於法院受案範圍的規定。高院回覆：收到申訴，交行政審判廳處理。但行政審判廳逾期沒有作出處理，鮑戈又要求上海市人民檢察院對整個案子進行司法監督。就這樣，他在世界人民和中國人民面前把中國所謂的法制權威和司法獨立的假面具撕得一乾二淨。

釋放之後，鮑戈以無畏的精神，向世界揭露了上海第一勞教所與上海制球聯合公司合作，生產了部分世界盃賽將要用的Adidas足球這一事實。

六月二十五日，鮑戈寫信給香港特首董建華，呼籲他在香港回歸日不要鎮壓遊行示威的香港民眾，回歸後不要對曾經支持過大陸民主運動的香港公民進行報復。特首辦公室專門覆信表示：收到信，非常感謝，祝他身體健康！

八月十四日，鮑戈與著名作家馮英子聯名上書民政部，要求批准成立“中國對日索賠全民公決倡導會”。

九月八日，“十五大”前夕，鮑戈發出了致中共中央及江澤民的公開信。他說：“當務之急，是要建立有效的權力制衡和監督機制，不要把人民排斥在公共權力之外。”他明確表示：要以合法的方式創建“公民大會黨”。

聯合國大會討論日本的常任理事國問題時，鮑戈和馮英子再次聯名上書江澤民。他們在信中認為：如果日本不對戰爭受害國進行賠償和道歉，中國就應該抵制日本成為常任理事國，必要時中國應當行使否決權。

十月二十六日，當中國政府在聯合國的《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盟約》上簽字時，鮑戈又代表“人權呼聲”組織寫信給中國政府，希望中國政府也在聯合國的另一個盟約《公民及政治權利國際盟約》上簽字。在十一月五日，離開中國的當天上午，鮑戈還向全國人大發出了公開信，他呼籲人大代表運用他們的特殊身份，同專制勢力作鬥爭，迫使中共進行政治改革。

鮑戈從八五年起到他出國，在國內從事了十二年社會活動。他所有活動貫穿着一條主線，就是和平、理性，面對蠻橫無理的專制勢力，進行有禮有節的鬥爭。從他活動的廣度、時間長度和影響面來說，是卓有成效的。把他譽為和平、理性鬥爭的楷模，是恰如其分的。

現在，民主運動正處於低潮，專制勢力運用最後的余勢，竭盡全力封殺不同的聲音和崛起的各種社會力量。由此，在民運的朋友中引發了兩種情緒，一種情緒是：認為國內已沒有和平、理性鬥爭的空間了，只能等待，所以在精神和行動上都趨於鬆弛渙散的狀態。另一種情緒是：與專制勢力沒有什麼道理可講，逮到機會就和它真打實幹，哪怕用恐怖的手段也是理所當然的。

我的看法是：手段是服務於目標的。民主運動的目標是：結束專制、開創民主的新紀元，建設現代化、民主化、法治化的中國，把中國引向二十一世紀的輝煌。這就是說：我們的目標是建設充滿和平、理性的社會，而用和平、理性的手段最有利於這個目標的達成。毫無疑問，專制勢力對我們國家、民族和全體人民所犯下的罪行是罄竹難書的。但是，如果僅僅藉助民眾的仇恨、報復和破壞性情緒，而不是更多地依靠民眾的和平、理性和建設性努力，那麼在掃除舊的專制勢力的同時就可能產生新的專制勢力。因為，專制勢力賴以生存的土壤還存在。以和平、理性的方法與專制勢力作鬥爭，是艱難的，是需要韌性和付出沉重代價的，但是最後的收穫卻是甘美的、持久的。因為在這個鬥爭的過程中，專制主義的基礎被不斷地掃除，而現代民主社會的基礎在不斷地建設。如果中國的民主力量以和平理性的鬥爭戰勝了專制勢力，中國才能真正走上民主建國、法治立國的不歸路，中國才可能有真正的長治久安和繁榮昌盛。因此，我仍然要大聲鼓吹和平、理性的鬥爭方式，我要向廣大民眾大力推薦鮑戈這樣一位和平、理性鬥爭的楷模。從鮑戈的鬥爭經歷中可以看到：在專制勢力依舊暢行無阻的中國，和平、理性的抗爭還是有着遼闊的空間。

有人以“六四”為例想說明，和平、理性的鬥爭，哪怕是聲勢浩大的群眾性鬥爭在中國都是不會有結果的。我以為：這些朋友忽視了一個很重要的事實，“六四”雖然具有很大的規模和聲勢，但是其組織化的力量還是非常微弱的。我們從“六四”得出的教訓是：和平、理性的鬥爭必須以統一的組織為前提。曼德拉之所以能成功，原因之一是有一個統一的非洲人國民大會黨的存在和不斷的抗爭。我國迄今為止，還沒有一個統一的組織進行連續的持久的抗爭，出現了斷代。“四五運動”沒有形成全國性的組織，“民主牆運動”雖然形成過全國性的組織----中華全國民刊協會，但組織規模太小，一次大鎮壓之後便失去反彈能力，又形成斷代。“六四運動”也沒有形成統一組織，再次出現斷代，“六四”之後沒有全國組織進行持久、不斷的抗爭。

我認為：與專制主義進行和平、理性的鬥爭要取得成功，有一些不可缺少的前提和要件。一、要有一個統一的全國組織，一面戰旗；二、要有一大批有獻身精神、大無畏精神和活動能力的活動分子以某個組織名義，進行堅韌的、持久的、有理、有利、有節的活動；三、有一個或幾個有威望的領袖人物。

（摘自《新聞自由導報》1998年1月2日 第三版）

By Fu Shenqi
Bao Ge: The Model of Peaceful Struggle
Press Freedom Guardian (Newspaper)
January 2, 1998

Biographical sketch of Bao Ge written by Fu Shenqi, which also appeared in the World Weekly. See World Weekly, November 16, 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