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之后无中国”

    如果要从民族的亮剑精神和阳刚来说，“ 山之前”其实早就“无中国”了。文天祥与钓鱼城，实在是另类中的另类、异数中的异数，无怪乎连蒙哥都感觉惊奇，激起了好胜之心。

   得知钓鱼城陷落的消息，正在大都(北京)监狱中的文天祥，集杜甫诗句哀悼宁死不降的张珏、王安节：“气敌万人将，独在天一隅。向使国不亡，功业竟何如。”

   不久之后，文天祥也慷慨就义，他在监狱中撰写的《正气歌》开始在全中国传播，并漂洋过海传到了日本。

   当时，日本同样面对着蒙哥铁骑的威胁。

   在钓鱼城投降前5年(1274年)，忽必烈派军3万、战船近千艘，东渡大海，攻击日本。元军在博多湾登陆，进展顺利，但遭遇台风，死亡人数高达13500多人，被迫撤军。此为日本史上的“文永之役”。

    钓鱼城投降2年后(1281年)，忽必烈再度讨伐日本，东路军4万人、战船900艘，从高丽过对马海峡进攻;江南军10万人、战船3500艘，从庆元(宁波)渡海攻击。军队甚至准备了农具，计划登陆后屯田，永久占领日本。大军在日本节节获胜，会师后却再度遭遇强台风袭击，“军士号呼溺死海中如麻”，死亡人数高达5万~6万人，余部被日军击垮，逃回人数只有不到3万人。日本史称“弘安之役”。

    蒙元大军两次征日，都败于台风，日本因此将此台风奉为“神风”，这也是二战中“神风敢死队”名称的来源。吊诡的是，数万元军于“弘安之役”中被俘后，日本人将其中的“南人”(元代种族歧视政策下最下等的民众，指原南宋政权下的百姓)甄别出来，视为“唐人”，赦之不杀，而将其他所有“靼虏”(包括朝鲜人和北方汉人)，屠戮殆尽。清代思想家徐继畲在其那篇被锩刻在美国华盛顿纪念塔碑上的巨著《瀛寰志略》中说：“倭人自是遂有轻中国之心。” (参阅《中国经营报》2010年3月22日1850期D7版雪珥专栏《华盛顿的定情信物》)其实，日本人并非“轻中国”，而是“轻”占领了中国的“鞑虏”及被占领的汉人。

   宋亡之后，扛住了蒙古铁蹄两次东征的日本，日渐以“小中华”自居。这种“中华”使命感，在明亡清兴之后更为强烈：未被满清征服的日本，与虽被征服却未被占领的朝鲜，在“中原沦陷”之后，都认为自己才是“中华”的真正传人(有关朝鲜的“中华情结”，请参阅《中国经营报》2010年8月23日1874期“先锋话题”《半岛之殇》)。

    1862年，日本幕府派出商船“千岁丸”，前往上海进行贸易，年仅23岁的高杉晋作(不久后创建了著名的“奇兵队”)随船前往以开眼界。在上海，他发现，日本几乎家喻户晓的畅销书、魏源的《海国图志》，居然杳无踪迹，甚至乏人知晓，这令他深感震撼。

    当时的日本还相当落后，中国则已经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即将进入“同治中兴”，但日本使节却从上海一个剖面，看透了中国的病态。

    9年后(1871年)，中日两国谈判《中日修好条规》，日本代表团坚决不同意清政府在条约中自称“中国”，谈判甚至因此陷入停顿。

    纵观甲午战争前后的日本文献，“神州”、“中华”早已成为日本人的普遍自称。这种“中华情结”，导致日本在甲午战争中，将自己包装成“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解放者，起到了巨大的分化瓦解作用。而日本的史料中，也留下了不少中国百姓“箪食壶浆、以迎王师”的记载。

   在鄙视蒙元、满清等“鞑虏”及懦弱的汉人的同时，以文天祥为代表的南宋抗战英雄，却日渐成为大和民族的敬拜偶像。

   “中国武士道”

   在中国精英们普遍进入“妇女态”的同时，日本的精英们却信奉“左文右武”。日本“读书人”居然身佩双剑，这令来访的大清学者极为震撼……

   中国的文弱，普遍认为正是始于宋代。当赵匡胤取得天下时，基于五代时期“枪杆子里出政权”的乱象，一方面“杯酒释兵权”，另一方面“以文臣知州事”，不仅夺了丘八们的权，干脆连枪杆子都藏了起来。到了宋真宗手里，宋室达到强盛顶峰，真宗皇帝更是御笔亲撰《劝学文》，宣称“书中自有千钟粟”、“黄金屋”、乃至“车马多如簇”，鼓励“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给天下人放了根很诱人的胡萝卜。

   清初思想家颜元指出：“衣冠文士羞于武夫齿，秀才挟弓矢出，乡人皆惊，甚至子弟骑射武装，父兄便以不才目之”，他痛陈道：“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即为上品矣!”，并认为其根子里就是“千余年来，率天下人人故纸中，耗尽身心气力，作弱人、病人、无用人者，皆晦庵(朱熹)为之也”，“长此不返，四海溃弱，何有已时乎?”(《朱子语类评语》《存学编》)。他甚至痛骂道：“宋元来儒者习成妇女态”，全国成了一个放大的禁宫，绝大多数人在精神上被集体去势，而望眼欲穿地、苦心孤诣地等着权力的临幸。

    在中国精英们普遍进入“妇女态”的同时，日本的精英们却信奉“左文右武，古之法也，不可不兼备矣”(1615年德川幕府《武家诸法度》)。日本“读书人”居然身佩双剑，这令来访的大清学者极为震撼。同样被西方的“船坚炮利”所震撼，中国虽然很早就获得了制造西式枪炮的人才和技术，但却严加控制，如同秦始皇控制菜刀一般。而在日本，只因为葡萄牙人“带来了火枪”，人们就“怀着感激的心情虔诚迎接”，日本的精英们甚至全身心地参与到西式武器的研制中，枪支和火药的制作方法传入日本后仅十二三年，日本全国已有万支步枪。书生研究杀人利器，而且“枪支泛滥”，这在全面禁止民间持有武器的中国是不可思议的，而日本学者却坚信这直接或间接帮助“民众知识分子们”提高了“开始觉醒的现实主义、客观主义乃至合理主义的知性道理的精神”。

    在西方压迫下率先觉醒的日本精英们，将民族救亡作为首要目标，兵学因此成为显学。他们面前既没有金榜提名的胡萝卜，后面也没有莫谈国事的大棒子，加上明治维新前后大量武士转变为知识分子，日本精英群体已然具有浓烈的阳刚气息。甲午战争期间，日本出了不少“儒将”，不仅能打仗、打胜仗，而且还能写一手漂亮的汉诗。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日本，开始写作《中国之武士道》一书，选取了70多个春秋战国时期的著名人物作为中国武士道精神的体现者。他为这本书写下了充满激情的长达五千言的自序，为中国之武士道“招魂”，唤起国人尚武之精神，不再苟且偷安混沌度日。

    当梁启超呼吁“中国武士道”的时候，革命派和立宪派推出了不同的“民族英雄”：革命派推出了岳飞、洪秀全，标准是种族革命;而立宪派则反对以族群划线，而将向外开疆拓土、宣扬国威的张骞、班超、郑和诸人奉为民族英雄。

    在一个尚武年代到来之时，中国却又悲剧性地陷入了“谁是我们的敌人”的难题之中，“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传统剧目持续上演，经久不衰。

    尽管是在一个弱肉强食的丛林时代，尽管他人都在使用更为有效的拖网甚至炸鱼的方式，国人却依然喜爱“钓鱼”的闲适感觉。而钓鱼城上那点“虽万千人吾往矣”的阳刚，似乎被滔滔的嘉陵江冲走了。

    “独钓中原”，固然是一种值得自豪的勇气，可也是一种十分可耻的孤独。什么时候，我们才可以不再指望一竿独撑，不再“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才“发出最后的吼声”呢?

1925年3月，一位26岁的中国青年，在美国纽约写下了7首诗歌，组成《七子之歌》，他的名字叫闻一多。其中的“台湾”篇提到“琉球是我的群弟”，而这群“弟弟”中，最小的那位正好也名叫“钓鱼”：

   ……母亲，酷炎的夏日要晒死我了，

   赐我个号令，我还能背城一战。

   母亲!我要回来，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