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之後無中國”

    如果要從民族的亮劍精神和陽剛來說，“ 山之前”其實早就“無中國”了。文天祥與釣魚城，實在是另類中的另類、異數中的異數，無怪乎連蒙哥都感覺驚奇，激起了好勝之心。

   得知釣魚城陷落的消息，正在大都(北京)監獄中的文天祥，集杜甫詩句哀悼寧死不降的張珏、王安節：“氣敵萬人將，獨在天一隅。向使國不亡，功業竟何如。”

   不久之後，文天祥也慷慨就義，他在監獄中撰寫的《正氣歌》開始在全中國傳播，並漂洋過海傳到了日本。

   當時，日本同樣面對着蒙哥鐵騎的威脅。

   在釣魚城投降前5年(1274年)，忽必烈派軍3萬、戰船近千艘，東渡大海，攻擊日本。元軍在博多灣登陸，進展順利，但遭遇颱風，死亡人數高達13500多人，被迫撤軍。此為日本史上的“文永之役”。

    釣魚城投降2年後(1281年)，忽必烈再度討伐日本，東路軍4萬人、戰船900艘，從高麗過對馬海峽進攻;江南軍10萬人、戰船3500艘，從慶元(寧波)渡海攻擊。軍隊甚至準備了農具，計劃登陸後屯田，永久占領日本。大軍在日本節節獲勝，會師後卻再度遭遇強颱風襲擊，“軍士號呼溺死海中如麻”，死亡人數高達5萬~6萬人，餘部被日軍擊垮，逃回人數只有不到3萬人。日本史稱“弘安之役”。

    蒙元大軍兩次征日，都敗於颱風，日本因此將此颱風奉為“神風”，這也是二戰中“神風敢死隊”名稱的來源。弔詭的是，數萬元軍於“弘安之役”中被俘後，日本人將其中的“南人”(元代種族歧視政策下最下等的民眾，指原南宋政權下的百姓)甄別出來，視為“唐人”，赦之不殺，而將其他所有“靼虜”(包括朝鮮人和北方漢人)，屠戮殆盡。清代思想家徐繼畲在其那篇被錈刻在美國華盛頓紀念塔碑上的巨著《瀛寰志略》中說：“倭人自是遂有輕中國之心。” (參閱《中國經營報》2010年3月22日1850期D7版雪珥專欄《華盛頓的定情信物》)其實，日本人並非“輕中國”，而是“輕”占領了中國的“韃虜”及被占領的漢人。

   宋亡之後，扛住了蒙古鐵蹄兩次東征的日本，日漸以“小中華”自居。這種“中華”使命感，在明亡清興之後更為強烈：未被滿清征服的日本，與雖被征服卻未被占領的朝鮮，在“中原淪陷”之後，都認為自己才是“中華”的真正傳人(有關朝鮮的“中華情結”，請參閱《中國經營報》2010年8月23日1874期“先鋒話題”《半島之殤》)。

    1862年，日本幕府派出商船“千歲丸”，前往上海進行貿易，年僅23歲的高杉晉作(不久後創建了著名的“奇兵隊”)隨船前往以開眼界。在上海，他發現，日本幾乎家喻戶曉的暢銷書、魏源的《海國圖志》，居然杳無蹤跡，甚至乏人知曉，這令他深感震撼。

    當時的日本還相當落後，中國則已經拉開了改革開放的序幕，即將進入“同治中興”，但日本使節卻從上海一個剖面，看透了中國的病態。

    9年後(1871年)，中日兩國談判《中日修好條規》，日本代表團堅決不同意清政府在條約中自稱“中國”，談判甚至因此陷入停頓。

    縱觀甲午戰爭前後的日本文獻，“神州”、“中華”早已成為日本人的普遍自稱。這種“中華情結”，導致日本在甲午戰爭中，將自己包裝成“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的解放者，起到了巨大的分化瓦解作用。而日本的史料中，也留下了不少中國百姓“簞食壺漿、以迎王師”的記載。

   在鄙視蒙元、滿清等“韃虜”及懦弱的漢人的同時，以文天祥為代表的南宋抗戰英雄，卻日漸成為大和民族的敬拜偶像。

   “中國武士道”

   在中國精英們普遍進入“婦女態”的同時，日本的精英們卻信奉“左文右武”。日本“讀書人”居然身佩雙劍，這令來訪的大清學者極為震撼……

   中國的文弱，普遍認為正是始於宋代。當趙匡胤取得天下時，基於五代時期“槍桿子裡出政權”的亂象，一方面“杯酒釋兵權”，另一方面“以文臣知州事”，不僅奪了丘八們的權，乾脆連槍桿子都藏了起來。到了宋真宗手裡，宋室達到強盛頂峰，真宗皇帝更是御筆親撰《勸學文》，宣稱“書中自有千鍾粟”、“黃金屋”、乃至“車馬多如簇”，鼓勵“男兒欲遂平生志，六經勤向窗前讀”，給天下人放了根很誘人的胡蘿蔔。

   清初思想家顏元指出：“衣冠文士羞於武夫齒，秀才挾弓矢出，鄉人皆驚，甚至子弟騎射武裝，父兄便以不才目之”，他痛陳道：“無事袖手談心性，臨危一死報君王，即為上品矣!”，並認為其根子裡就是“千餘年來，率天下人人故紙中，耗盡身心氣力，作弱人、病人、無用人者，皆晦庵(朱熹)為之也”，“長此不返，四海潰弱，何有已時乎?”(《朱子語類評語》《存學編》)。他甚至痛罵道：“宋元來儒者習成婦女態”，全國成了一個放大的禁宮，絕大多數人在精神上被集體去勢，而望眼欲穿地、苦心孤詣地等着權力的臨幸。

    在中國精英們普遍進入“婦女態”的同時，日本的精英們卻信奉“左文右武，古之法也，不可不兼備矣”(1615年德川幕府《武家諸法度》)。日本“讀書人”居然身佩雙劍，這令來訪的大清學者極為震撼。同樣被西方的“船堅炮利”所震撼，中國雖然很早就獲得了製造西式槍炮的人才和技術，但卻嚴加控制，如同秦始皇控制菜刀一般。而在日本，只因為葡萄牙人“帶來了火槍”，人們就“懷着感激的心情虔誠迎接”，日本的精英們甚至全身心地參與到西式武器的研製中，槍支和火藥的製作方法傳入日本後僅十二三年，日本全國已有萬支步槍。書生研究殺人利器，而且“槍支泛濫”，這在全面禁止民間持有武器的中國是不可思議的，而日本學者卻堅信這直接或間接幫助“民眾知識分子們”提高了“開始覺醒的現實主義、客觀主義乃至合理主義的知性道理的精神”。

    在西方壓迫下率先覺醒的日本精英們，將民族救亡作為首要目標，兵學因此成為顯學。他們面前既沒有金榜提名的胡蘿蔔，後面也沒有莫談國事的大棒子，加上明治維新前後大量武士轉變為知識分子，日本精英群體已然具有濃烈的陽剛氣息。甲午戰爭期間，日本出了不少“儒將”，不僅能打仗、打勝仗，而且還能寫一手漂亮的漢詩。

    戊戌變法失敗後，梁啓超流亡日本，開始寫作《中國之武士道》一書，選取了70多個春秋戰國時期的著名人物作為中國武士道精神的體現者。他為這本書寫下了充滿激情的長達五千言的自序，為中國之武士道“招魂”，喚起國人尚武之精神，不再苟且偷安混沌度日。

    當梁啓超呼籲“中國武士道”的時候，革命派和立憲派推出了不同的“民族英雄”：革命派推出了岳飛、洪秀全，標準是種族革命;而立憲派則反對以族群劃線，而將向外開疆拓土、宣揚國威的張騫、班超、鄭和諸人奉為民族英雄。

    在一個尚武年代到來之時，中國卻又悲劇性地陷入了“誰是我們的敵人”的難題之中，“內戰內行、外戰外行”的傳統劇目持續上演，經久不衰。

    儘管是在一個弱肉強食的叢林時代，儘管他人都在使用更為有效的拖網甚至炸魚的方式，國人卻依然喜愛“釣魚”的閒適感覺。而釣魚城上那點“雖萬千人吾往矣”的陽剛，似乎被滔滔的嘉陵江沖走了。

    “獨釣中原”，固然是一種值得自豪的勇氣，可也是一種十分可恥的孤獨。什麼時候，我們才可以不再指望一竿獨撐，不再“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才“發出最後的吼聲”呢?

1925年3月，一位26歲的中國青年，在美國紐約寫下了7首詩歌，組成《七子之歌》，他的名字叫聞一多。其中的“台灣”篇提到“琉球是我的群弟”，而這群“弟弟”中，最小的那位正好也名叫“釣魚”：

   ……母親，酷炎的夏日要曬死我了，

   賜我個號令，我還能背城一戰。

   母親!我要回來，母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