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现代科学为什么产生于基督教的欧洲而不是中国，我比较服膺阿尔伯特٠爱因斯坦的观点：“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在人类历史上，实验方法一直属于工匠传统，形式逻辑方法则属于哲学家传统，近代科学兴起于工匠传统和哲学家传统的结合。问题是，从巴门尼德开始，希腊哲学就严格区分真理与意见、理性与经验，在《理想国》中，柏拉图是明显轻看人类经验的，亚里士多德虽然给与经验在认识论中比较重要的地位，亚氏也改变不了希腊哲学重理性、轻经验的惯性，以至于阿基米德将实验方法应用于自然哲学研究时心中总有一种不安和自我贬低感。希腊哲学的重理性轻经验到中世纪表现为神圣与世俗的对立，这应该是中世纪“教权高于皇权”的哲学根源。

对于现代科学的兴起，中世纪的经院主义起到了十分重要的哺育作用。经院主义在神学教育中引入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和哲学一方面使罗马天主教堕落为马丁路德所批判的半佩拉纠主义（一是为了协调信仰与理性的冲突，托马斯٠阿奎纳主张人的堕落主要是意志的堕落，人的理性基本是完整的，这样就给与了亚里士多德主义在神学上以合法的地位；二是由于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引入，导致罗马天主教在救恩论上走上神人合作说）；另一方面也导致了神学的系统化。我认为神学的系统化是近代科学得以成立的基本前提：第一，罗马天主教的经院主义将神学系统化使得宗教改革后的新教（Protestant）也必须将自己的教义系统化，否则无法抵挡教皇派在神学上发起的批判、反击；第二，新教神学的系统化使得哲学家传统与工匠传统的结合成为可能，新教经院哲学（Protestant Scholasticism）意味着新教的牧师不是跳大神的巫婆神汉，而是思维严谨的哲学家，而新教对职业无圣俗、信徒皆祭司的强调就意味着哲学家传统与工匠传统、形式逻辑与实验方法的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