摧毀大清的謠言：清政府捉拿沒有辮子的革命黨人

謠言的另一版本叫“清政府正在捉拿沒有辮子的 革命黨人”，大約是被處決的彭、劉、楊三位革命黨人都剪掉辮子的緣故。尤其是10月10日早上被捕的三十標排長張廷輔也是剪了辮子的人，這更讓人相信當局 確實是在“捉拿沒有辮子的革命黨人”。而軍中有不少士兵，在年初的剪辮風潮中剪掉了腦袋後那條“豬尾巴”，這時候的恐懼心理很容易想象。謠言越傳越廣，版 本越來越多……

革命黨人辦的《蘇報》可稱“造謠先鋒”，時不 時造滿清的謠。曾擔任該報主編的章士釗在後來寫的《疏“皇帝魂”》一文中承認：《蘇報》曾偽造電訊和“上諭”，“要之當時凡可以挑撥滿漢感情，不擇手段， 無所不用其極”。既然“無所不用其極”，那麼，“京陷帝崩”有之，“袁世凱已被俠士刺死”有之……更離譜的是，《民立報》曾在1911年11月21日的報 道中說：有人看見張勳手持人心，在豆腐店買豆腐，以油煎人心，下酒甚樂。北洋軍閥雖然面目可憎，但還不至於可憎到明目張胆地以吃人心下酒的離譜地步，如此 大膽地造謠傳謠實屬驚人，已經有點為達目的，不擇手段了。對這種造謠傳謠的事，革命黨人不認為是什麼見不得人的事，而認為是“英雄處事，目的貴堅，手段貴 活，目的貴一，手段貴多，有一百目的，不妨有百手段，又不妨百變其手段”。他們把造謠和傳謠當成一種反權力的手段，當成革命的“美談”。

客觀來說，這些謠言有利於煽動民眾起來反清， 但這畢竟是用一種不文明的手段來反對不文明，是以弄虛作假來達成自己的目的，透露出嚴重的急功近利心態，反映出革命黨缺乏深入民眾做思想啟蒙的耐心，希望 用一次革命來成就政治理想，這就已經決定了革命的手段是“不妨百變”的，但社會最堅實的專制土壤並沒有得到改變，這些手段或可收一時之功，終究會貽害無 窮，事實證明，由於缺乏堅實的社會基礎，革命勝利的果實終究守不住，後來被袁世凱拿走，似乎也證實了這一點。

即便這樣，我們又不能不承認，謠言確實是一種 反權力——你不給我一個“說法”，我就給你一個“說法”。謠言直接對掌握、裁決信息的當局發出挑戰，用一種非真實的話語要求當局開口說話，用一種強有力的 傳播來挑戰當局的話語公信力和權力合法性，這樣就構成對權力的某種制衡，即你不能想沉默就沉默，想發話就發話，信息也需要進行公平的競爭，你在信息的競爭 中失敗，也會成為輸者。這種現象在我們的現實生活中處處可見，噹噹局對某一事件（如地震、傳染病）諱莫如深，謠言反而紛起，它逼使政府回應事件，公布真 相，某種程度上是要打破當局對信息的壟斷，否則，民眾就只有沉默無聲了。

拿辛亥革命中“清政府正在捉拿沒有辮子的革命 黨人”來說，如果當局像《漢口中西報》所說的那樣，站出來表明態度，說是只抓捕懲罰起義領導者，其他人既往不咎，應該可以息謠言以鎮人心，而不是悶聲不 響，跟革命黨玩謠言攻心戰，謠言或許不會產生，即便產生，也不會致滿城倉皇，根本搖動。正是當局隱瞞了信息，小小的謠言的功用才被放大到足以推翻政權的地 步。

但是，在一個專制社會，專制政府怎麼可能做得 到保障民眾的思想言論自由，怎麼可能暢通信息傳播渠道呢？那樣一來的話，豈不是要將“皇帝的新裝”大白於天下？自己那一套鞏固政權，愚弄民眾的把戲就玩不 下去了，它必然會處處阻扼謠言的生產和傳播，要求民眾不造謠，不信謠，不傳謠，這又因為民眾的無知和信息渠道不暢而無法做到。這樣，在專制之下，謠言永遠 無可消除，謠言作為一種反權力的武器永遠存在，並在適當的時候發揮其巨大威力來。

如何盡最大可能消除謠言，剷除謠言滋生的土 壤，不讓謠言變成巨大的社會破壞力？光靠“謠言止於智者”是不夠的，因為智者總是社會的少數，大多數人不能準確地靠自己的智慧來辨析真相，唯有靠民主與科 學才能止息謠言，因為民主對症專制，科學對症愚昧。專制製造愚昧的事實告訴我們，唯有實行民主，權力得到約束，思想言論自由，信息渠道暢通，社會透明公 開，才可能讓科學和知識普及民眾，而被科學和知識普及的民眾才會更加堅定地追求和保護民主。這樣，謠言無處藏身，也就走出了謠言如毒瘤一般長在社會身上的 怪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