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 显为人知的中国第一个苏维埃政权

作者：李诗韵

2012-07-27

一、成立最高指挥机关东江革命委员会

1927年4.12蒋介石背弃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屠杀共产党人。为了挽救中国革命，中共临时中央7月24日举行常委会议，决定以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名义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并确定起义后部队立即南下，占领广东，取得港口，求得共产国际的援助，再举行第二次北伐。8月1日举世瞩目的南昌起义爆发，当晚周恩来主持参谋团委员会议。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南下占领广东的预定方针，决定尽快与东江农民起义军联络，从赣东直取东江。

中共中央政治局于8月7日在汉口召开的紧急会议，改正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确定了以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总方针，并把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作为党当时的最主要任务。会议要求 “在极短期间调最积极的、坚强的、革命性稳定的、有斗争经验的同志”,“到各主要的省份做农民暴动的组织者”。会议选举周恩来为中央军事部长，决定张太雷任广东省委书记。

根据中央的决定，发动广东东江工农暴动，建立革命根据地，迎接南昌起义部队，建立新的广东革命政权，就成为事关中国革命大局的重大决策，所以中共南方局和广东省委指示各地党和地方武装广泛发动群众，举行暴动。张太雷8月19日到达香港，次日就传达了中央“八七”会议精神，改组成立了中共广东省委，制定了广东各地的暴动计划。并决定“革命委员会为暂时最高指挥机关”、实现土地革命、派遣负责干部到省内各地做暴动的组织者。

东江农民运动在彭湃的组织下发展得最早。1927年4月20成立了东江特委，4月30日在东江特委代书记张善铭、海陆丰及紫金党和农民自卫军领导人刘琴西、吴振民、郑志云、张威、林道文等领导下举行了第一次农民起义，占领海陆丰、紫金，成立海陆丰和紫金临时人民政府，亦称“十日政权”。

1927年6月，南方局和广东省（区）委任命黄雍为党特派员和东江革命委员会主席，深入东江，组织和指挥东江地区党、农民武装举行暴动。6月黄雍到达海丰后，即召集中共东江特委代书记张善铭和农军领导人刘琴西、林道文、杨望等开会，积极准备在海陆丰一带举行革命暴动，组织成立“东江革命委员会”。在黄雍回香港汇报工作时，广东省委和中共南方局再次任命黄雍为“中国共产党东江革命委员会”主席，领导东江暴动，建立东江革命根据地，配合和迎接南昌起义部队南下，建立共产党领导的东江革命政权，以实现中央第二次北伐的决策。由此可见南昌起义, 东江革命根据地, 共产党领导的广东革命政权和第二次北伐, 一环扣一环，都是关乎中国革命大局的决策, 任何一环脱节都会影响中国革命的大局。这就是当时东江革命根据地建立的时代背景，而作为组织领导暴动建立东江革命根据地的东江革命委员会，其历史地位和重要性就不言而喻了。在任命黄雍为东江革命委员会主席时，张太雷明确指出：东江革命委员会与南昌革命委员会不同，东江革命委员会就是共产党的革命委员会，不是南昌起义的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广东省委和中共南方局为使黄雍能尽快达成这一任务，特别强调：在组织武装暴动期间，“东江革命委员会为最高指挥机关”。为此省委还同时任命黄雍为省委东江特派员，以确保他更有效地统一组织指挥东江地区的武装暴动，达成迎接南昌起义部队和建立革命根据地之目的。

二、建立苏维埃政权

东江革命委员会从1927年6月组建，先后成功地组织领导了海陆丰9月上、中旬的第二次农民起义和11月上旬的第三次农民起义，改编并扩充了南昌起义入东江部队为红二师。到11月中旬，彭湃在武汉中共中央、南昌起义和香港南方局工作之后，回到海陆丰改组东江特委，自任书记，东江地区革命的领导中心转到澎湃为首的新东江特委，东江革命委员会由暴动最高指挥机关渐行转入政权管理轨道。在此期间，特别是在彭湃不在东江期间，东江革命委员会作为暴动的最高指挥机关，做出了巨大的历史性贡献。

1、 成功地指挥了海陆丰第二、三次农民起义，奠定了海陆丰革命根据地和苏维埃政权的基础。

黄雍回香港汇报工作期间，南昌起义爆发。1927年8月中下旬，黄雍又以东江革命委员会主席和省委特派员的身份再次回到东江，带来了中央南方局给东江特委的指示，以及南昌起义军回师广东的消息，传达了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及省委改组和执行秋收暴动的计划。使“海陆丰各县的党和党员有了不少的兴奋”，认识到必须“以暴动手段达到没收分配土地与推翻整个资产阶级的统治”。黄雍立即召集张善铭、刘琴西、林道文、杨望、张佐忠等,讨论决定全力举行海陆丰农民暴动，并决定把海陆惠紫四县农军改编为“工农讨逆军”，以刘琴西、林道文为正副总指挥，下辖6个大队。会上黄雍又宣布了8月22日中央发出的指示：“南昌起义军将迅速到达目的地，占领东江；东江立即举行广泛暴动，做好接应起义军的准备。”

经过两周紧张的准备，9月初，他们指挥海陆惠紫工农讨逆军，频繁出击，取得多次小战的胜利，鼓舞了士气，锻炼了队伍，具有了攻打城镇的实力。海陆惠紫工农讨逆军即兵分三路，攻打海陆丰两座县城。张佐忠一路先打高潭圩，扫除中洞身边的后患；林道文一路打海丰公平圩；另一路由黄雍、刘琴西率领几百人攻打陆丰的大安，9月7日攻克大安圩，活捉并处决了陆丰县长派出的巡官，并查抄了当铺，补充了给养，8日乘胜收复陆丰县城。8日至11日，林道文、杨望等所率农军攻克海丰的青坑、梅陇、公平、汕尾等地。15日起，黄雍、刘琴西、林道文、杨望等各路农军汇合，分4路围攻海丰县城。他们英勇冲锋，曾两次攻入城内。守敌万炳臣部1200人在工农讨逆军有力攻势下，外无援兵，粮食断绝，军心动摇。在一个敌军连起义后，不少敌军将枪支、弹药弃之路边后逃散。敌人遂于16日夜间仓惶退却，17日海丰县城即告克服。海陆丰两县都成立了县临时革命政府，接收区乡政权，镇压反革命；没收土地分配给无地农民，向商人、富户派军饷，没收反动派的财产，查收当铺，收缴了大量的黄金、白银和物资。他们继而改组共产党各级组织，吸收坚定的农民入党，扩充革命武装。这次历时近一个月的暴动，取得重大胜利，奠定了东江革命根据地的基础，史称海陆丰第二次农民起义。

1927年10月底，广东省委抓住军阀张发奎与李济琛内斗之机, 要求东江继续扩大暴动，在东江革命委员会统一指挥下，东江特委、红二师部和各地党组织调集红二师和各路农军，互相配合，发动了海陆丰第三次农民起义。11月1日工农革命军再次攻克海丰县城，11月3日东江革命委员会发布《关于工农革命军进驻海陆丰紫金各县通电》，发出了“即日召集工农兵代表大会，组织苏维埃政权”的号召（全文见附录1）。其中宣告“本委员会受中国共产党之指挥，兴工农群众之委托，率领东江工农，艰苦奋斗数月，曾两占海陆丰县城，杀戮地主豪绅，义无姑纵。现本委员会又率领工农革命军，即日进驻海陆丰、紫金各县，实行宣布没收土地，铲除杀戮地主豪绅，财产均行没收，归本委员会管理，分配给佃农、无地农民、士兵及被难者家属，与一切贫民。并即日召集工农兵代表大会，组织苏维埃政权，一切设施，均听命于中国共产党。望各地工农群众，一切兴起暴动，夺取政权，建设工农兵代表会。”11月5日工农革命军又克复陆丰县城。第三次农民起义获得成功。

罗浮1927年11月25日及时写成《中国第一个苏维埃》，发表在1927年12月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其中生动地记述：“农民此次暴动，受东江革命委员会之指挥，得有空前的成功。工农贫苦民众对于东江革命委员会拥护之热烈，真不可以言语形容。在海陆丰克服后，为拥护革命委员会热情所激动，都自动的努力筹款。不到十余日，海丰已解决了二万元，陆丰亦达万元，送到东委去。同时为拥护工农革命军的伙食起见，更成立了征收粮食委员会，每乡平均不过一担或二担，为数极微。农民在没收土地以后，对于此种征收办法，表示十分的赞成和愿意，纷纷的争先恐后的输送，足见工农民众拥护之热烈了。”当时留下的这一历史文献真实而生动地记录了东江革命委员会指挥领导的海陆丰第三次农民起义的盛举，弥足珍贵。

1927年11月5日，东江革命委员会和中共东江特委在中洞召开扩大联席会议，传达广东省委关于建立苏维埃政权的精神，并决定所辖东江武装割据地区各县于5天内召开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苏维埃政府。身为东江革命委员会主席和党特派员的黄雍对在东江地区建立苏维埃政权作了以下部署：要求就近的中洞所在地高潭区，会后立即召开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区苏维埃政府；因工农革命军已经再次克服了海丰，要求立即筹备成立县苏维埃政府；工农革命军不日即可克服陆丰，也着即成立陆丰县苏维埃；要求党控制下的其他各县、区、乡，都要毫不迟疑地把苏维埃政府成立起来；然后不失时机地召开东江地区各苏维埃代表大会，在山区中洞成立“东江苏维埃政府”，以便统一领导东江地区各苏维埃政权，巩固和发展东江革命根据地，坚持长期斗争。

11月7日，高潭区召开万人参加的工农大众纪念苏俄十月革命10周年武装游行大会。全区张灯结彩，搭建彩楼，红旗招展，十分热烈。晚上，舞火龙，提灯游行庆祝。黄雍在大会上发表了热情高昂的讲话，宣布把高潭圩上下圩的两条街命名为“马克思街”和“列宁街”，这是东江革命委员会留下的一个革命创举。11月9、10两日，召开了惠阳县高潭区工农兵代表大大会，选举产生了高潭区苏维埃政府委员，黄星南当选为区苏维埃政府主席，黄奋为付主席。黄雍参加并指导了会议的召开，他代表东江两委在会上宣读了贺词，高度评价区苏维埃的建立是一个历史性的事件。11月11日在上圩埔召开了万人庆祝高潭区苏维埃成立大会，宣告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区级苏维埃政府的诞生。从11月中旬开始，陆丰、海丰、紫金先后建立了县级苏维埃政权。这一重要历史事件的一些亲历者生动地记述了他们当年的所做、所见、所闻（见附录2）。

1927年11月8日时任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的彭湃在香港参加南方局会议。自4月起彭湃就先后去参加武汉党中央、南昌起义、香港南方局的工作，11月10日前后回到海陆丰，改组了中共东江特委，自任书记，调原东江特委代书记张善铭回广东省委。随后彭湃在东江革命委员会和红二师协助下，更进一步建立健全了海陆丰工农苏维埃政权。11月13日至16日，陆丰县选举成立了县苏维埃政府。这时省委在计划新的起义，欲调有领导海陆丰第二、三次农民起义经验的黄雍回省参与筹划（当时尚未确定为广州起义，广州起义的决定是省委11月26日的会议决定下来的），但因彭湃离开海陆丰已久，商请省委让黄雍再留东江协助他一段时间。在黄雍离开东江前，继续担任东江革命委员会主席，日常事物由副主席刘琴西以东江革命委员会代表的名义处理。彭湃请黄雍走前协助他做两件事：一个是协调红二师和工农军一起拔掉海丰的最后一个地主武装堡垒捷胜城，以便他能顺利地组建海丰的苏维埃权；另一个是根据黄雍组织领导海陆丰第二、三次农民起义和为东江革命根据地积累雄厚物资基础的经验，给他拟定一个东江革命根据地各种可能的前景和相应对策的报告。

黄雍即找董朗商议决定，红二师出动第一营，由董朗亲自带领协助农军攻打捷胜城。黄雍率东南各区农军和一个排红军大声鼓噪佯攻东门，吸引住敌人主力；林道文指挥公平、梅陇等地农军攻西、南两门；一营营长高山子带领红军主力主攻北门。主力红军在猛烈火力掩护下，架云梯攻入城内，打开北门，红军、农军蜂拥而入，20日晨占领捷胜城。11月18日至21日海丰县工农兵代表大会正在开会选举成立了县苏维埃政府，攻打捷胜城的红军班师回城，彭湃十分激动，马上带领全体代表出城，过了谢道山溪很远，敲锣打鼓，郊迎十里。这段难忘的史实已广为流传，以至我们在“成语词典大全”的“震天动地”词条中，读到这样一条我们不知出处的例句：“当东江军事委员会主席黄雍率领雄赳赳的队伍与彭湃率领的欢迎队伍会师时，两人握手拥抱，激动万分，鼓乐声、欢呼声震天动地。” 这一词条也佐证了东江革命委员会主席黄雍和红四师师长董朗攻克捷胜城后胜利回师和彭湃郊迎十里的史实。由此和其他回忆录可以推断，在1927年下半年武装暴动期间，在东江中洞、朝面山的东江革命委员会、东江特委、红二师三者之间相互紧密配合、协同作战，而东江革命委员会起到指挥和协同的关键作用。黄雍既是东江革命委员会主席又是党特派员的双重身份使这一协同变得非常有效。

黄雍从捷胜班师回海丰县城时，带回百余名地主武装的俘虏，都是十五、六岁的孩子，最小的可能只有十二、三岁，多是恶霸地主强征来的。黄雍把这些俘虏交给了彭湃就去睡觉了（因为是夜间攻城），突然黄雍在熟睡中被一阵枪声惊醒，他赶到枪响处发现，那些孩子已经倒在血泊中。黄雍一时很激动，一问原来是彭湃下的令，他就赶到彭湃处责怪道：“这些都是被逼的农家子弟，你杀他们干什么？！”彭湃不假思索地回答：“不杀怎么的？放回去，下次拿枪对着你的，还是他们！”黄雍争辩说：“他们是可以争取过来当农军的。再说，下次他拿枪对着你，你再杀他不迟。”彭湃认真地说：“那时候死的就不一定是他们了，死的很可能就是你。”彭湃又不容置疑地说：“革命不能这么慈悲。”黄雍心里依然不能认同这种做法，但他面对彭湃的这种革命逻辑，无法反驳，毕竟他自己也是在“4.12”政变的血泊中爬出来的共产党员。但这一事件却给黄雍此后的心路历程带来深刻的影响。在1981年《广东文史资料》第30辑发表的黄雍《一九二七年我在海丰组织暴动的经过》中，也有类似的记录，但那里只说是黄雍俘虏的二十几个恶霸地主被彭湃杀掉了。

随后黄雍根据自己组织领导海陆丰第二、三次农民起义的体会和为东江革命根据地积累雄厚物资基础的经验，拟定了一个东江革命根据地各种可能前景和相应对策的报告给彭湃，提出应该在难攻易守的山区中洞建立东江苏维埃政权；根据地应向惠来、潮汕方向发展，一般情况不应攻打接近反动势力堡垒广州的惠阳；既要贯彻上级的指示，又要结合东江的实际加以变通，因为下边最了解实际情况。在12月初临行前的晚上，黄雍和彭湃两人就东江革命前途进行了彻夜长谈。黄雍走后，澎湃完成了海陆惠紫县级苏维埃的建立工作，但否定了黄雍、张善铭要在易于坚持斗争的中洞山区建立东江苏维埃政府的决策，他将海丰苏维埃作为东江地区的最高政权机构。

正式成立了海丰、陆丰两县苏维埃政府后，其它县城及各区苏维埃政权也先后成立。海陆丰全境属苏维埃政权管辖之下共有人口70余万。这一伟大创举在当时就被给予高度的评价：“这次东江农民大暴动后创立的苏维埃，乃是中国破天荒第一次苏维埃，新的革命政权正由东江扩大了至全广东，乃至全中国！”（罗浮：《中国第一个苏维埃》，1927年11月25日）。

在1927年全国少数根据地初创阶段，海陆丰是最具影响的一面红旗。党中央1927年12月31日指示湖南省委，“应在湘赣边境或湖南创造一个深入土地革命的割据局面——海陆丰第二”。对于东江（海陆丰）三次农民起义（暴动），中共中央及时地予以肯定，并给出高度评价。1928年1月3日，中央政治局的决议指出：“各县暴动之中，以海陆丰的胜利为最大。”“这次暴动开始于10月底，一开始便有极大的规模，而且在土地革命的性质上，也是空前的深入，极有组织，极有活动力量。中国革命之中，这是第一次由几万几十万农民自已动手实行土地革命的口号，第一次组织工农兵群众的无限制的政权。”“海陆丰政权之丰富材料，它的胜利，它的经验，应当充分动用到一切农民暴动中去。”“中央及地方都应当在自己的报纸、杂志、传单、宣言中运用广州及海陆丰暴动的材料”，中央临时政治局对中国第一个苏区的建立，给予高度的赞扬和肯定，指出在这块从“11月中旬开始，已经扩大有50万居民的区域，带着充分的革命性质，完全扫除了以前的机会主义余毒，一切乡村之中，随后便是一切区镇之中，以至东江许多县城之中，都建立了苏维埃政权。”

当时中央主要领导人瞿秋白在1927年12月19日的《布尔什维克》上指出：“最近（11月初）广东海陆丰的农民暴动，便从游击战争，进一步而创立革命地域。”“海陆丰的农民，在叶、贺入粤以前便暴动起来，随后叶、贺虽然失败，但是农民暴动却从军事行动（游击战争）进而至于群众的斗争（尤其是海丰），由群众的战争进而创造更大的武力，并且有叶挺残部改编加入农军，增多无知的力量，于是他们努力发动陆丰、碣石、紫金等许多县农民的战争；而且他们的作战，已经不须采取纯粹游击式的策略。海陆丰农民暴动的发展，便是超过与游击战争的斗争方式之范围，而进于建立革命地域之实例。

2、为东江革命根据地积累了雄厚的物资基础

暴动开始阶段农民军自身的给养以及将要到达的南昌起义部队的后勤供给是决定存亡的关键问题之一，同志们都为此而焦急。第二次海陆丰起义期间，9月7日攻克大安后，黄雍和刘琴西（分别为东江革命委员会主席与副主席）夜间登高观察大安镇民情时，发现灯火通明之处都是当铺，即刻想到了一个解决给养的办法：查封当铺。当晚黄雍即令刘琴西带农军查封了大安所有当铺，次日以东江革命委员会名义发布公告：当铺的金、银、首饰一律没收；贵重衣物按原价赎回，不计利息；一般衣被和农具，凭当票免费取回。这一紧急措施既受到贫苦百姓的欢迎，也解决了起义军的给养问题。以后各地均行此法，起义军收获的金银足有百把箱，存放于朝面山和中洞，使经济委员会不得不用木柱支撑加固存放银元的楼屋。

这时黄雍领导的东江革命委员会不仅资金充足，而且物资储备丰富，包括没收“陆安日报社”的三台印刷机和纸墨，陈炯明在海丰的兵工厂的机器和所有物资，南丰织造厂的大量布匹和机器，海丰平民医院的药品和器械，以及海陆丰两县城的大米、豆、食物油、煤油等物资。东江革命委员会、东江特委、各地党委、暴委和农会、妇女会发动了数万农友，日夜兼程地把全部物资抢运到地势险要、有群众基础的中洞、朝面山和碣石溪等地，准备对付敌人卷土重来，并在海、陆、惠、紫几县交界的这一带山区，开始建设能长期坚持的革命根据地。这些物资即可以支持新生农工政权，又为迎接南昌起义部队做了充分的准备，仅粮食就足够一千人吃三个月。继而他们建立了自己的印刷厂，印制东江革命委员会、东江特委和红二师的布告和文件，出版《布尔什维克》、《红旗》、《海陆惠紫暴动简报》等刊物；设立了超过百名工人的被服厂，生产军衣、军被、绑腿、子弹袋、雨衣、旗帜等；创建了有百余名工匠的兵工厂，修理枪眩�翻造手榴弹、地雷、土枪、土炮、子弹等；开办了红军医院，拥有五十多医务人员和百余张病床。这些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武装最早�⒌谋�工厂、被服厂和战地医院��

随着东江革命根据地的初步建立，保卫和巩固革命根据地和工农革命政权成为头等大事，而保持粮食的供给和资金的来源是举足轻重的大事。东江革命委员会为此做了大量的工作。据《海陆丰十月暴动略记》（1927年12月）载：“征收粮食：我们这回征收粮食的原因，是为要供给第二师伙食，准备反动势力到时，第二师可退回中洞（后方根据地），无缺乏粮食之虑。征收办法是用东江革命委员会名义，说明为接济东江工农革命军的伙食而征收的。海陆丰两县共征收3000担米谷（紫金200担，惠阳500担）。这3000担米如分配起来，每乡平均只是纳担半或二担便可，为数甚微。在没收土地之后，农民对于此层表示十二分愿意输纳。现在各县、区、乡都组织征收粮食委员会，专负此责。委员会的人数由7人至11人，各级委员会都是真正的农民领袖占多数和各级党部负责同志组织之，委员会内分设主任及宣传股、征收股。征收标准是：A、佃农以没收田主所得谷租之部分；B、自耕农有田地十亩以上者；C、愿意输纳者。我们为减少运费起见，并定以银折谷办法。这些粮食征收后，即解到中洞去收藏。3000担米谷计算起来足供1000人三个月的伙食了。……其他关于粮食、布匹、毡、棉被、印刷机、纸、油墨、药品，都决定尽量向殷富或商人没收或借用，解送到中洞去。”

一时间，中洞变成了东江革命的心脏，是名符其实的“东江红都”，为东江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它的历史意义是，率先在中国进行了“农工武装割据”的伟大尝试。东江革命根据地积累了如此雄厚的物资基础，是东江地区各地党、工农革命军、农会的广大群众共同努力的成果，更是党中央、南方局、和广东省委的英明决策的实施，但也与时任东江革命委员会主席、省委特派员的黄雍个人经历、视野和能力不无关系。在出任东江革命委员会主席之前，黄雍曾任省港罢工工人纠察队军务处长，负责工人纠察队的常务工作，训练五个大队的工人纠察队，使纠察队素质显著提高，为一般地方军所无法比拟。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留穗负责人宋子文闻讯, 偕苏联总顾问鲍罗廷来省港罢工委员会亲自检阅，誉“工人纠察队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为国民革命军之楷模”。紧接着经中央同意，宋子文聘黄雍兼任财政部缉私卫商检查总队少将总队长、检查总所所长，辖五个分所和五个支队，直至1927年“4.12”事变。这两个机构都是按鲍罗廷的建议设立的，以摆脱不平等条约对新生革命政权的束缚，排除港英和澳葡的阻扰与刁难，独立检查外国商船并通关，达到收回海关自主权之目的。

黄雍在省港罢工工人纠察队和检查总所（队）承担的重任，开阔了他对中国革命各个方面的视野和认识：从革命的对象上看，中国革命不但要面对封建军阀的割据，还必须面对虎视眈眈的帝国主义列强；从革命依靠的力量上看，中国革命依靠的主要是贫苦农民，但中国工人阶级是最先进的有组织的革命阶级，而中国大部分革命家难得有从事工人运动和工人武装实践的机会；从革命实践的规模上看，指挥和训练20多个支队，上千人的队伍，在比较广阔复杂的地域行动，在那个年代是不可多得的机遇；从革命队伍组织和有效运作的系统保障上看，省港罢工工人和纠察队以及检查总所（队）成千上万的队伍，持续几达两年之久，没有健全有效的思想动员、组织保障、通讯交通、物资保障、医疗药物各方面的协同到位，斗争就不可能持续。上述这些视野、经历和经验，对于一个追求民族独立、祖国富强的青年爱国者黄雍来说是非常宝贵的，为他此后在东江开拓新的局面奠定了基础。

3、整编南昌起义部队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二师

“八一”南昌起义后，8月22日中央指示“广东省委须立即派出交通与起义军联系和带路”，根据这一指示，广东省委立即派出六批联络人员到各地寻找与联络起义军。

南昌起义部队转移到潮汕、陆丰、碣石一带，周恩来派刘立道（黄埔一期）与黄雍联系，要东江革命委员会尽速提供现款支援。黄雍即选强壮农军战士挑了三十担银元，派护卫队保护，由刘立道带去。这批资金为南昌起义部队的分流、伤员的疏散和干部的转移，解了燃眉之急；其中部分资金后来被刘立道用于扩兵，组建红二师第五团。

1927年10月3日南昌起义前委在流沙基督教堂召开了军事决策会议，决定领导人员撤离战区，武装人员撤往海丰，今后要作长期的革命斗争的准备。南昌起义部分领导干部转移香港后，10月5日叶挺十一军二十四师七十四（70？）团团长董朗与师长董正荣会合，撤往海陆丰。抵达陆丰博美内湖乡时与前来联系的地方党负责人郑志云、张威接上头，6日晚东江革命委员会派农军接应，部队到达农军后方防地新田镇激石溪三江口，10月9日到达惠州高潭镇中洞东江革命委员会和东江特委驻地。东江革命委员会根据张太雷主持的南方局和广东省委10月8日、15日联席会议关于南昌起义余部改编问题的决议，受命在高潭中洞对这支部队进行了整编。初称工农革命军第一大队，10月底按省委指示改称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二师第四团，团长董朗，党代表颜昌颐。董正荣不是共产党员，东江革命委员会请示省委后，按他本人愿望将其护送至香港。其后又组建了工农革命军第二师第五团，该团士兵均是从海陆丰农军和青年团员及积极分子中挑选出来的，约有520人。团长由原来第四团第二营营长刘立道担任，张寿征为党代表，彭桂为副团长，下辖两个营。营长由从四团调过来的高山子、于以振分别担任。各连连长和党代表均由海丰的同志担任。第五团的组建，大大扩充了第二师的力量。在此基础上中共广东省委任命：董朗为第二师师长兼四团团长，颜昌熙为师党代表兼四团的党代表，王备为师参谋长，颜昌熙兼任师党委书记。师部亦设在中洞百庆楼，全师共有1800多人。

这次整编过程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强调红军是共产党的部队，要服从中共南方局和省委的领导。师部成立师特别党委，连以上单位均设党支部和党代表。废除了雇佣制，在军队内部实行民主制度，设立了团、营、连三级士兵经济委员会，管理士兵生活，经济公开，打破官兵不平等的旧制度。这次改编被称为中洞改编。它确定了党对部队的绝对领导，保证了工农革命军的无产阶级性质，使其成为执行中国共产党政治任务的最可靠工具。工农革命军第二师（通称红二师），是广东东江地区党领导的第一支正规部队。它的整编和成立，大大增强了东江地区的革命力量，为东江革命根据地的开辟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黄雍不仅自己负责部队的接待、安抚、联系工作，而且先后与董朗、许继慎、刘立道等起义军干部不断交流、分析起义军士兵的思想状态和各种实际困难，及时予以解决。黄雍和董朗、许继慎、刘立道这些干部都是黄埔军校第一期的同学，他们又都是共产党员。1926年12月1日，黄埔同学会总会奉命随北伐迁往南昌，黄埔同学会广东分会改为驻粤办事处，后来黄雍兼任办事处主任。他延揽了一批共产党员参与会务，使黄埔同学会驻粤办事处成为共产党主导的机构，黄雍在黄埔同学中有相当的影响，因此黄雍受命以东江革命委员会名义对这支部队进行整编，是非常恰当的人选和安排。黄雍和董朗、许继慎、刘立道这些黄埔同学，怀着满腔革命热情协力工作，很快就安定了军心。

为更好地安排起义军士兵的生活，黄雍专门组织林道文、杨望等筹集了一百头猪和一百担大米慰劳红军，又组织了以本地党员干部黄星南、江梅和妇女会长钟育为骨干的接待班子，协助东江革命委员会去组织群众慰劳起义战士，为他们腾房子安排住处，理发整理形容，磨米磨谷粉，饢酒改善伙食，更换新军装，医治伤病，发放军饷。组织青年和妇女到陆丰激石溪去抬运红军伤员，不少妇女自觉到红军医院当看护员，护理伤员，洗纱布，煎药。

东江革命委员会对这支部队的接应、补给和整编，受到南昌起义军士兵的认同和好评，1928年初的《海陆丰苏维埃》报告记载了这一过程：“当时的情形重要(的)是维持军心，暂时避免作战。农民对他（们）仍然是很好，他们到来之第二天，附近各乡农民纷纷派出代表来慰劳，并挑许多花生、萝卜、猪….去慰劳他们,一天之内集中500担谷（没收的及农民抽出来的）以作粮食。我们并即解款替他们发饷，发雨笠、草鞋、面巾等。没收的布匹也有用了，于是即为他们做军服。他们病的、伤的数百人，我们也有了医生和药品。狼狈不堪、满肚的失望和怨恨的部队，这样一来军心也渐渐安定了。我们以东江革命委员会去指挥他们。我们明白的对他们说：东江革命委员会是东江的工农组织，是共产党及少数国民党左派指挥的。他们对东江革命委员会有了不少的信仰，但似乎增加了对中央革命委员会的怨恨。”

在整编南昌起义部队的同时，对地方的工农武装也进行了扩大和调整：能离开本县的可合并编入正式的工农革命军；不能离开本县的称工农革命军独立第几团或营。据《海陆丰十月暴动略记》（1927年12月）记录：

“海陆丰克服后，我们即用东江革命委员会名义招募志愿兵，先在海陆丰招足1000名，入伍时间定一年。农民如有携带枪支来报名者，或将其枪支收买，或暂时借用，退伍后该抢得以携回。布告贴出后，各处农民报名者甚多，惟多属无枪，我们因为缺乏枪弹或军事人才，遂没有集中起来训练，暂时命他们回家，必要时再召集来。本来在这土地革命高潮中组织可以自由调动的军队是很需要的，但因无枪弹及人才，也不能招募徒手的兵士，所以不得不改变办法，即在现有各区农军中挑选四五百人来编练，先在海丰挑选300余人，名为东江工农革命军第一大队，陆丰方面待东南的碣石及西北杨作梅解决后，才挑选200余人成立东江工农革命军第二大队。…..

“除了编练上面所说这种常备军之外，各区乡都组织赤卫队，为各区乡政府政治警备之用。凡各区乡所有武装农民都须编入赤卫队，一切军装由各区乡筹款去做。将某一区中赤卫队，编为若干个中队、分队、小队，轮流向区政府发文，各乡的赤卫队亦因人数之多寡分配轮流向乡政府服务，服务时间区为半个月，乡为一日。在服务时间，所有食用，由区乡供给。”

东江革命委员会受广东省委和南方局之命对南昌起义军余部的改编，充分表现了东江坚实的群众基础，以及在党的领导下，东江人民彰显出的高昂革命精神，也感到了东江革命委员会积累起来的雄厚物资基础所起到的支撑作用。这些都支援和鼓舞了起义军的战士，而“红二师”和稍后以广州起义部队为基础组建的“红四师”（叶镛、徐向前先后任师长）一起作为广东当时最重要的工农革命武装力量，反过来又进一步为巩固红色政权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东江暴动”和“中洞改编”揭示了很多鲜为人知的“红色经典”，在中国共产党的党史和军史中留下辉煌的篇章。

三、东江革命委员会的历史作用

1927年4月底、5月初的第一次海陆丰农民起义，是由张善铭为代理书记的东江特委协同各地党组织领导的。在此之后，6月及8月，南方局和广东省委两次派黄雍以党特派员和东江革命委员会主席双重身份到海陆丰，建立东江革命委员会，并特别强调：在组织武装暴动期间，“东江革命委员会为最高指挥机关”。9月上、中旬的第二次海陆丰农民起义和11月初的第三次海陆丰农民起义，就是在东江革命委员会的统一指挥下，各地党组织、工农革命军和暴委共同完成的。东江革命委员会的成立也使得南方局和省委的意图得到迅速的贯彻，把农民暴动推进到实行土地革命和建立苏维埃政权的阶段，进而形成武装割据的革命根据地。东江革命委员会不仅统一指挥了东江地区第二、三次武装暴动，为成立苏维埃政权在军事和物质上做好准备，奠定了海陆丰革命根据地的基础，还在更大格局上影响了全国的革命形势。它在精神上给南昌起义部队以依托；经济上援助南昌起义部队；收容改编并扩充了南昌起义部队为红二师；建立了中国工农武装最早的兵工厂、印刷厂、被服厂和战地医院；它通过对东江地区农民和红军、农军战士的领导和指挥，树立了党的威信，得到了东江工农贫苦民众的“热烈拥护”，其程度“真不可以言语形容”，它也得到了革命军人的“不少的信仰”。因此东江革命委员会为中国革命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历史上留下了不朽的篇章。

作为暴动期间最高指挥机关的东江革命委员会的上述功绩，从1927年11月3日东江革命委员会发布的《关于工农革命军进驻海陆丰紫金各县通电》，罗浮在1927年11月25日所写《中国第一个苏维埃》，1927年12月的《海陆丰十月暴动略记》，以及1928年初的《海陆丰苏维埃》报告都可以得到认证。这些原始文献发表于事件发生的当时，而且是发表在党的最权威的刊物上，未经后人修饰，值得我们认真对待，特别值得从事党史工作的人们去认真研究。解放后，1979年5月黄伯坤的回忆录：《从参加农运到出走南洋》、1982年9月黄伟南的回忆录：《忆高潭区苏维埃政府成立的情况》、及1997年谢帝明、郑锦青、黄荣芳的《黄奋》和谢帝明、郑锦清的《谢锡灵》，都记述了东江革命委员会在海陆丰农民起义和苏维埃政权建立过程中的领导作用。

现在一些有关海陆丰三次农民起义的文章，忽略了南方局和省委关于暴动期间“东江革命委员会为最高指挥机关”的决定，把东江革命委员会虚化、空洞化。实际上东江革命委员会和东江特委都设在中洞，所有重要问题两个机构都联席开会，相互协同，它们共同领导了东江革命运动，而在暴动过程中，东江革命委员会是最高指挥机关。两委的联席会议常常由东江革命委员会主席黄雍主持，如传达中央南方局给东江特委的指示；介绍南昌起义军回师广东的情况；传达党中央的“八七会议”精神及省委改组和执行秋收暴动的计划；传达省委关于成立苏维埃政权的指示；布署东江地区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工作安排等。给省委的报告也是两个东委联合起草，利用东江特委的名义上报；东江革命委员会不是一个空架子，它有一整套从上至下的各种工作机构，指挥运作征兵、农军管理、暴动、土地分配、征粮、募捐、物资财务管理等事宜，有的机构两个东委共建一套班子。东江革命委员会的主席黄雍就是省委的东江特派员，也是整编红二师的负责人，他把东江革命委员会、中共东江特委和红二师领导机关有机地协调在一起工作，是一次难得的党政军联合的成功尝试，因此才取得如此轰轰烈烈的伟大业绩。这里我们也能体会到，作为三个领导机关负责人的黄雍、张善铭、董朗和许继慎之间的亲密无间的合作。澄清以上这些关系，有利于还原东江革命委员会应有的历史地位。

东江地区广大人民在“4.12”之后，在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领导下，前仆后继地举行了几十次大小暴动。这其中，各地的党组织、暴委、农军、农协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和牺牲。由于当时的特定历史条件，有些地域的斗争具有相对的独立性，相互配合会不易，所以成立一个有权威的最高指挥机关“东江革命委员会”是很必要的。东江革命委员会所要完成的就是将东江地区各党政军组织的力量协调起来，它不仅不否定东江地区各级党、政、农军、暴委及农会组织的作用，而且是使东江地区积蓄的革命力量得到更充分的发挥。此外，正是由于有了彭湃多年来组织开展农民运动奠定的雄厚群众基础，有了周恩来作为中共两广区委员长和东江行政委员的多年领导和所播撒下的革命火种，才使东江革命委员会有可能成就这些辉煌的业绩。

“东江革命委员会”是共产党的革命委员会，它的准确名字是“中国共产党东江革命委员会”，“东江革命委员会”或“东委”只是它的简称，“中国共产党东江革命委员会”是一个光辉闪亮的名字，是武装暴动期间的最高指挥机关。这样一个在中国革命史和军史中建立了如此卓越功勋的名字，不应该被淡化、空洞化，以至虚化到仅仅一提而已，应该还原它应有的历史地位。

东江革命委员会被虚化的原因可简略地归纳为：（1）忽视南方局和广东省委关于暴动期间东江革命委员会为最高指挥机关的决定。（2）以为承认东江革命委员会的指挥作用就忽视了党的领导，其实东江革命委员会就是“中国共产党东江革命委员会”，就是党的领导，而且它直接接受广东省委和南方局的领导。（3）忽略了历史的真实，按已有的模式去演绎历史：以为东江革命委员会只是一个政权机关。其实东江革命委员会是4.12之后那一特殊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组织东江武装暴动的指挥机构，它不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政权机构，它是集党政军为一体的武装暴动的最高指挥机构。当然，东江革命委员会在暴动的其余时间是东江地区的最高政权机关，特别是第三次海陆丰农民起义后，彭湃改组了东江特委，东江革命委员会就完成了它暴动期间最高指挥机关的使命，成为名副其实的东江地区的最高政权机关了。东江革命委员会被虚化也许还有其他原因，但不论如何，尊重历史，尊重事实，不因后事而废前为。革命和历史是复杂的，许多境况是今人不易了解的；今人不能为前人做选择，只有忠实地记录前人成就的历史的义务。

历史已经远去，许多真实的史实已经被湮没。近年的文字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进，特别是惠东党史研究室和惠东党史网做了很多深入的工作，极大地促进了这段恢宏历史的真实再现。

参考资料：

1、中共海、陆丰县委党史办公室编：《海陆丰革命史料》(1927—1933)(第二辑)，l986年，广东人民出版社；

2、惠东县委党史研究室编《高谭星火》，1997年，广东人民出版社）；

3、陈幼荣、廖金龙：《从南昌起义到井冈会师》，2007年10月，中共党史出版社；

4、苏克：《中洞“东江红都”革命史迹巡礼》，惠东党史网，2011-09-05，http://www.hddys.cn/show_news.php?id=528&class_1=8&class_2=25#

5、苏克、钟光：《海陆惠紫苏区的创建及其经验与教训》，惠东党史网，2011-09-05，

http://www.hddys.cn/show_news.php?id=563&class_1=9&class_2=10

6、苏克：《海陆惠紫革命根据地初探》，惠东党史网，2012-2-19，www.hddys.cn/show_news.php?id=532&class_1

附录：

1）11月3日东江革命委员会发布《关于工农革命军进驻海陆丰紫金各县通电》：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广东省委员会，中华全国总工会，广州工人代表会，各省农民协会，全国革命士兵们，及各革命团体，各报馆公鉴：

自国民党领袖蒋介石及汪精卫等背叛革命以来，国民党已成为屠杀工农、压迫群众之反动政党，各派军阀玩弄之工具。青天白日之旗帜，亦已成为白色恐怖之象征。中国之垂成之革命，遂断送于反动国民党之手。各地工农惨遭屠杀者，不可以计数，广东工农受祸尤剧。

本委员会受中国共产党之指挥，兴工农群众之委托，率领东江工农，艰苦奋斗数月，曾两占海陆丰县城，杀戮地主豪绅，义无姑纵。现本委员会又率领工农革命军，即日进驻海陆丰、紫金各县，实行宣布没收土地，铲除杀戮地主豪绅，财产均行没收，归本委员会管理，分配给佃农、无地农民、士兵及被难者家属，与一切贫民。并即日召集工农兵代表大会，组织苏维埃政权，一切设施，均听命于中国共产党。望各地工农群众，一切兴起暴动，夺取政权，建设工农兵代表会。

至祈，特此电闻。

东江革命委员会叩江印”（注）

（注）有的文章将这一通电的日期写为1927年11月17日，可能是笔误。从本通电的落款“东江革命委员会叩江印”可知，发电日期是“江”日，且盖有东江革命委员会之印。“韵目代日”是民国时期中国电报通用的纪日方法，“江”日即是3日。另从电文内容亦可判断发电日期应为11月3日。

2）高潭区苏维埃成立大会

黄伯坤：《从参加农运到出走南洋》：“1927年秋天，我正忙着收割稻子。一天，（黄）星南叔派人叫我速到黄家祠。…我赶到高潭圩…(星南叔)就把我拉到盈丰当铺。当铺里挤满了人，黑压压的一大片。原来是星南叔、黄奋、黄子琦去了中洞回来，按东江革命委员会黄雍指示，区农会要总结农会成立以来的成绩，进一步筹建苏维埃。至于什么是苏维埃，黄子琦作了详尽的解释。当时讨论决定在举行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十周年纪念大会过后，紧接着召开全区工农兵代表大会。关于代表产生问题，议决由各乡自定，人数不等，尽快报上。...开完工农兵代表大会接着又在下圩铺召开成立区苏维埃政府的大会。开会那天，风和日丽，玗内外旌旗招展，四大玗门搭起彩楼，上挂有马克思、列宁画像。街道彩花，各商号亦张灯结彩，一派节日气氛。当星南叔在大会上大声宣布有关区苏政策、法令的时候，全场掌声雷动，雀跃欢呼，有的人甚至跳起来，把毡帽抛上空中。…大革命时代的狂风暴雨激荡着多少年青人的心啊！如今耳边还响起当时的最强音，眼前还浮现当时的盛景。”（见惠东县委党史研究室编《高谭星火》，44-49页，1997年，广东人民出版社）。

谢帝明、郑锦青、黄荣芳：《黄奋》：“1927年11月上旬，黄星南、黄奋等参加中共东江特委在中洞召开关于筹备成立苏维埃政权的重要会议，会议结束的当天晚上又赶回高潭玗，遂即于盈丰当铺召开农会委员及各界人士代表会议。会上，黄奋首先介绍中洞会议的概况，接着由黄星南传达了东江革命委员会主席黄雍等领导人的讲话精神，最后，与会者讨论确定了全区工农兵代表的选举程序及召开大会的时间、议案。会后，黄奋废寝忘餐地同黄星南等农会领导人筹备区苏成立的工作。”（见惠东县委党史研究室编：《高谭星火》，374-376页，1997年，广东人民出版社）。

黄伟南：《忆高潭区苏维埃政府成立的情况》：“1927年11月初，黄星南（高谭区农会长）、黄奋（区农会财粮委员）、黄子琦（农会宣传委员）接到东江特委去中洞开会的通知。会后他们从中洞回到高谭圩。当天下午吃饭时，负责宣传和CY工作的黄子琦，在盈丰当铺（时为海陆惠紫工农讨逆军第四大队大队部所在地）透露了他们到中洞开会的一些情况。….

当天晚上，黄星南通知农会委员及各界人士到盈丰当铺开会。会上，黄星南、黄奋先同到会的人说了东江特委和东江革命委员会召开关于部署建立苏维埃政府的会议情况。随后黄星南传达了黄雍（时为东江革命委员会主席）等领导人指示精神，主要讲了俄国十月革命成功后的经验和工农兵联合起来，在共产党领导下组织政权的意义。还讲到只有建立苏维埃政权，才能彻底实行土地革命，打倒地主资本家、土豪劣绅，镇压反革命分子，才能实现土地归农友，工厂归工人。要做到这些，必须学习俄国，建立苏维埃红色政权，建立红色武装。

11月7日高谭区召开了上万人的群众大会,隆重纪念俄国十月革命十周年。…晚上，在黄家祠召开了高谭区工农兵代表大会的预备会议。各乡代表约有上百人，会上经代表提议通过了由黄星南、黄奋、黄子琦等人组成的工农兵代表大会主席团，还提出了大会的议程，宣布了大会的纪律。…

1927年11月9日上午，高谭区工农兵代表大会在高谭圩楼下角举行。…东江特委、东江革命委员会和红二师的领导人黄雍、王备、刘琴西、傅大庆、于以振、傅朝贞等人参加了大会。中洞红军俱乐部的军乐连也开来为大会奏乐…

大会由黄星南主持，先唱《国际歌》，向马克思、列宁的画像和国际旗鞠躬致礼；后由各界代表和机关团体致贺词、献贺旗；接着由东江革委代表黄雍发表演说，主席团成员黄星南作政治报告，每项程序间隔都由军乐连奏乐。…下午继续开会，主要讨论各项提案和酝酿苏维埃政府委员人选。”（见惠东县委党史研究室编《高谭星火》，101-109页，1997年，广东人民出版社）。

朱正光：《在峥嵘岁月中》：9日和10日，我和钟乃水继续出席代表大会。中共东江特委、东江革命委员会和红二师领导机关的黄雍、王备、刘琴西、傅大庆、于以振、傅朝贞等人亦参加了会议。黄星南作了政治报告，东江革命委员会的代表黄雍在会上作了发言，会议热烈地讨论了‘土地革命’、‘镇压反革命’等各项议案，并通过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宣言和将高潭玗的新老两条街道分别命名为‘马克思街’和‘列宁街’的决议，最后选举区苏维埃政府委员。” （见惠东县委党史研究室编《高谭星火》，50-60页，1997年，广东人民出版社）。

谢帝明、郑锦清：《谢锡灵》：“1927年蒋介石发动‘4.12’反革命政变后，海陆惠紫的部分农民武装汇集中洞。东江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发动了东江各地的大暴动。稍后，高谭区苏维埃政府于11月11日成立。在革命形势的推动下，高谭党团组织迅速发展和壮大，谢锡灵被选为高谭区青年团书记，并兼区苏秘书工作。”（见惠东县委党史研究室编《高谭星火》，377-380页，1997年，广东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