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反右鬥爭

這年的暑假特別長，一連兩三次，學校推遲開學報名的時間，我們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布告裡只說因老師們參加政治學習，故而延期。這也好，一來可以減少伙食費用開支，二來可以彌補參加批鬥會耽誤割柴草的損失。

開學了，學校里並沒有什麼兩樣，只是聽初三的同學說，他們的文學老師張瑞吾被定為右派分子，剝奪了上課的權利，成了學校里的清潔工，偌大的校園歸他打掃，廁所由他清理。

張老師中等個頭，五十開外，五官周正滿面紅光精神矍鑠，待人和藹可親，操一口標準的普通話。曾經聽畢業班的同學炫耀：張老師講課知識豐富旁徵博引口若懸河，語言抑揚頓挫入情入理，常常聽得同學們如醉如痴，不光傳授了知識，而且是難得的藝術享受。

聽說張老師當過河北某報社的編輯，應邀給我們講過一堂作文課，講課的內容切合我們的實際，我們感同身受，至今印象深刻。特別是通堂沒有廢話廢字，倘能全部記錄下來，便是一篇很好的文章。

一天，我們兩三個同學往飯場裡走，見他還在打掃院子：“張老師，該吃飯了。”

他不看我們，也沒停下手裡的掃帚，壓低聲音說：“以後不要叫我老師了，我是右派分子，離我遠點兒。”

深秋的一天，王岩校長在全校師生會上宣布：昨晚縣公安局已經逮捕了右派分子兼歷史反革命分子張瑞吾，號召大家和他劃清界限。

從此，再也沒有了他的消息。

反右鬥爭成了政治課的重要內容，老師講：“右派分子利用幫助黨整風的機會，打着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幌子，大肆污衊黨的政策，惡毒攻擊社會主義制度，辱罵共產黨是一黨專政，宣稱外行不能領導內行等等，妄圖推翻黨的領導，由他們來執政，在中國復辟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制度，使我們又回到三座大山的壓迫里去。所以我們要堅決跟黨走，和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劃清界限，同他們鬥爭到底……”

同時，各類報刊雜誌也大量刊登批判右派分子反動言論的文章和漫畫。由於我們知識水平有限，只知道像章伯鈞、章乃器、羅隆基、儲安平等大右派分子的名字，以及“章羅聯盟”“政治設計院”這些名詞。他們究竟有啥更深層次的東西，不甚了了。認為老師和報刊雜誌上講的不會有錯，從未思考運動本身的深刻含義和對未來的影響。

過年，我的姑爺吳明月來我家做客。姑爺是南鄭縣的小學教師，和父親談起了反右鬥爭的話題。

姑爺說，起初中央提出“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方針，鼓勵大家大鳴大放大辯論，隨後又誠請黨外人士幫助黨整風。一再宣傳“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的原則。你不提意見還不行，大小會議上又做報告，又開展討論，表揚給黨提了意見的是黨的好朋友，是真心實意想把社會主義祖國建設好，這才是真正的愛國主義者。對於不提意見的人提出批評，說明你不是真心誠意擁護黨，和黨離心離德，對黨的號召不信任，思想有顧慮。對一些閉口不言的，領導還單獨找你談話，動員你積極投入到運動中來。逼得你沒辦法了，就是無關痛癢的話，也得說上幾句。

可是天有不測風雲，進入六月份，情況突然發生了變化，頭一天還在鼓勵人們多提寶貴意見，第二天就來了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堅決打擊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於是，一場轟轟烈烈地抓右派，斗右派的運動開始了。

“這不是設下圈套讓人鑽嗎？”我無意間插嘴。

“孩子家懂得什麼？”父親狠狠地瞪着我。

“我說的是事實呀。”我笑着爭辯。

“是事實也不能亂說！病從口入禍從口出，右派分子是咋個成了右派的？還不是嘴巴帶來的禍患？以後不能在學校里亂說話，這是一個很好的教訓。”

父親當時很嚴厲，給我的印象也很深刻，至今歷歷在目。但也確實給我帶來了好處。一九六六年的文化大革命，我這個地主階級的“狗崽子”，能夠平平安安走出七十多天的教師集訓會簡直是個奇蹟——會上自殺者三人，揪出來的各類反革命分子不計其數。許多人求生不能求死不得。我們學校里的整人專家王正文，採用捕風捉影編造是非的手段，整得校長和三個老師痛不欲生。我自然是該整的一個，可是，自從他一來到學校，從他的身份和言談舉止里感覺到他的可怕，對他敬而遠之，時時事事提高警惕，避免了一場劫難。這無疑是父親當年的訓斥，為我敲響警鐘的結果。

姑爺接着說：“好險呀，要不是我父親在舊社會當過團頭，戴上歷史反革命帽子接受管制，使我說話做事處處謹慎小心。要依我這個直脾氣，右派分子算是當定了，扳都扳不掉。”

“他們打人嗎？”我記起了整風整社的場面，忍不住又插嘴。

“還能少得了？吐唾沫、搧耳光、拳打腳踢那還是小事。我們區上斗右派，端來一條高腿的長板凳，讓右派分子跪在凳子上，凳面又窄，跪又跪不穩，就說你不老實，動不動一腳踢倒凳子，人被摔得鼻青眼腫渾身是傷。”

“依言定罪，古已有之。秦始皇焚書坑儒，清王朝有‘清風不識字，何必亂翻書’的文字獄，但這次涉及面這麼廣，戴帽子的人這麼多，實屬罕見。”父親感慨萬端。

五十多年後，從公布的史料里，我們才漸漸明白，反右鬥爭是早就安排好的，主席在內部講，要“引蛇出洞”，要“儘量把毒放出來”，然後一網打盡。

繼張瑞五老師被捕入獄後，教我們“文學”課的馬勃然老師被清除回家，教我們“漢語”課的王建安老師，下放到鋪鎮皂樹村進行“勞動鍛煉”。這兩位老師雖然沒戴右派帽子，卻是屬於“編外右派”或“不戴帽子的右派”。

“他們被列入黨委核定的右派名單，但其待遇等同正式劃定的右派，照樣被送去勞動改造，照樣忍受二十幾年甚至更長時間的非人待遇。”（文匯報·讀書周刊·作者：穆廣仁）

據皂樹村的群眾說，王老師生活上孤苦伶仃無依無靠，放了工還得忙忙碌碌“自吹自擂”（自炊自累）。儘管身體瘦小羸弱，在農業社裡重活髒話搶着干，風裡雨里不迴避。

王老師任勞任怨辛苦備至，顯然是期望早日贖清罪惡，回到學校重登講壇。孰不知一旦定為“分子”(包括內定的)，就是掉進缸里的老鼠，任你怎麼努力掙扎，終將徒勞無益。又像是糖尿病，只要得上了，終身就是病人，不分你是1型還是2型。他的積極“表現”，在領導眼裡，只不過是“表面現象”，是五類分子掃街道——假積極而已。“鍛煉”了一年和馬老師一樣，被開除公職遣送原籍，交當地政府監督，進行更嚴格的勞動改造。

這兩位老師都三十幾歲，大學畢業才十三四年，正是年富力強幹事業的黃金年齡段，只因為上當受騙，落入了萬劫不復的深淵。

不管是文弱書生式的王老師，還是人高馬大、聲如洪鐘、籃球場上一員驍將的馬老師，都沒能熬到鄧小平同志為他們除去頭上“緊箍咒”的那一天。死去的他倆，不知道該稱作是“冤魂”？還是“罪鬼”？

和我同住在一幢樓的王秀英老師，其前夫也是一名右派分子，被開除公職押送回鄉，交鋪鎮獅子營生產隊管制。王老師立即與其劃清界限斷然離婚。莫過兩年，由於不堪忍受沒完沒了的侮辱和辛勞用殺豬刀自殺身亡。其兄林其昌曾是南鄭縣法院的審判員，受到株連，被逐出法院，下放到小學當了教員。

寫到這兒，我想起了吳仲華先生。吳仲華夫婦畢業於清華大學，並是Mit博士，是英國羅爾斯·羅伊斯公司斯貝發動機的重要理論創始人。二十五歲在英國當了教授。在日內瓦會議時見到了周恩來，要求回國，英國方面拼命挽留，但他義無反顧。為建設新中國的一腔熱血天地可鑑，然而回國後，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從此，除了沒完沒了的批鬥和勞動改造外，他還能幹些什麼？這人偏偏渾身長滿了牛板筋“不思悔改”，一九五八年全國上下對大躍進一片諂媚聲時，就連在國民黨時期，勇於直言的博學大師郭沫若先生，也急忙編選出一本《大躍進民歌選》，裡面除了吹牛和吹捧而外，別無新意。他卻對“畝產萬斤”提出質疑。引來的後果可想而知。文革中其子被逼自殺。七十年代，當英國勞斯萊斯代表團要求見他時，這位被英國人稱作“我們師傅的師傅”的吳仲華，還在接受勞動改造。輿論界說他年少才智過人，後來默默無聞。試想，壓在巨石下的苗子，連生存尚且不易，又怎能長成參天大樹？

火炮專家劉光志，曾是德國克虜伯兵工廠主持火炮設計的專家。1969年珍寶島事件爆發，蘇軍T62坦克橫行無忌。葉劍英元帥記起了劉光志，派人到山東某大學找到他，派去的兩個人，自然對這個頭上一大堆帽子的臭知識分子不會客氣的，把一張紙遞過去，劉光志正在種菜，並沒有放下手裡的鋤頭，把紙上的文字瞟了一眼：“這是幹什麼用的？”

“教學用的。”

“教學根本用不上這種東西，你們拿走吧。”

這兩位“特派員”回去受了批評，第二次背着大學裡的領導，提着營養品又找來了，並向他道歉。

“別說了，都是我的不對。我怕你們不來了，那可要耽誤國家大事……瞧，我已經算出來了，你們需要的幾個數據都在這裡。”

“都是我的不對。我怕你們不來了，那可要耽誤國家大事。”每每憶起這兩句簡單樸實的話語，令人心情難以平靜，一個正直愛國的知識分子的光輝形象，還需要什麼詮釋嗎？而他卻是被“國家”視為“特務”、“叛國者”、“右派分子”，接受勞動改造的反革命分子。

當蘇軍坦克受到重創後，蘇聯元帥朱可夫看着被毀的坦克照片說：“劉光志，我以為他已經死了，現在看來，他一定還活着。”

連蘇聯元帥都崇拜和畏懼的人，而在中國成了“改造”的對象，臭不可聞的一坨狗屎。

葉劍英元帥稱讚他為珍寶島事件立了頭功。但是，真正受到表彰的是戰鬥英雄孫愛國，他當上了九大代表，受到偉大領袖毛主席和他親密的戰友林副主席的接見，由一個副團職的邊防站站長提升為瀋陽軍區副司令。“立了頭功”的劉光志，在八億中國人里，又有誰知道他的功績呢？

這些可憐的高級知識分子，無疑是我們民族的精英，他們放棄了國外優厚的待遇、高尚的地位和施展才華的機會，滿懷一腔建設祖國報效祖國的熱血，想千方設百計，衝破層層阻力，甚至繞道回國，卻跳進了階級鬥爭風起雲湧濁浪滔天的大海，被戴上各種反革命帽子，安上莫須有的罪名。經濟上缺吃少穿，政治上受盡凌辱，過着毫無人格尊嚴的囚徒生活，有的還付出了生命的代價。想起來真叫人心寒齒冷，難怪有人慨嘆：“我愛我的祖國，我的祖國不愛我。”

通過政治課堂的“教育”，我們已經知道了自建國以來，對知識分子的打擊就沒有停止過：知識界的“思想改造”運動；批胡適的唯心主義思想；批電影《武訓傳》；批馬寅初和他的馬爾薩斯人口論；批俞平伯《紅樓夢》研究；批“胡風反革命集團”；批《文藝報》的資產階級反動思想，作家丁玲、陳企霞被定名為“丁、陳反黨集團”等等，名目不一，但畢竟是局部的，到反右派鬥爭，則是對整個知識界的第一次全面“大清剿”。

“根據解密的中央檔案，全國訂出的右派分子3178470人，加上‘中右’分子1437562人，兩者相加，共471萬人。還有編外右派，這類人有多少，已無從查考。

反右運動排除了政治上的同路人，合作者，清剿了文化藝術界學術界的精英，夭折了思想界的哲人，摧毀了建設祖國急需的大量知識分子的前途，給中華民族，給共和國帶來沉痛的國殤，但它更加深遠的是鑄就了階級的（嚴格地說並不是真正的無產階級）全面專政。”（文匯·讀書周刊·作者·穆廣仁）

1957年，對於整個大陸來說，是個至關重要的年份。這一年，通過“反右鬥爭”，用強力膠帶封住了慣於說三道四的知識分子的嘴；又用整風整社的鐵拳，砸碎了農民妄想重新單幹的黃粱美夢。為來年的大躍進、人民公社、深翻土地、大煉鋼鐵等一系列運動，清除了障礙鋪平了道路。“人民的大救星”便在這張“一窮二白”的白紙上，任意揮毫，肆意塗抹自己的想像，為創建自己的烏托邦社會，打下了堅實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