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人怕王震主要是因為建國後王震經營新疆，對民族分裂分子進行了鐵腕打擊，才有小孩止啼一說，當時的王震還曾以左宗棠自喻。

曾經的國務院副總理王震1949年率領自己的解放軍部挺進新疆。之後後擔任中共中央新疆分局書記，新疆軍區第一副司令員、代司令員兼政委。此後王震對新疆的治安進行了嚴格地整治。新疆人為什麼怕王震?跟王震入駐新疆後的舉措有不可分割的關係。

王震與新疆聯繫很緊密是因為他在五十年代初期，作為西北局派駐新疆的大員，肩負着新疆黨政軍大權，自然對解放初期的新疆局勢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而同時期的新疆，不但有舊政權殘餘分子的暴亂和破壞，更有泛突厥泛伊斯蘭的“雙泛”分子武裝叛亂。北疆的大規模武裝叛亂到1953年前後才逐漸肅清，而南疆的武裝叛亂在50年代中期依然猖獗。在當時全國進行鎮壓反革命的浪潮下，新疆也大規模肅清叛亂分子。需要注意的是關於這一點，新疆還沒有內地某些省份例如廣西手腕強硬，但因為新疆地廣人稀，且中間還夾雜着民族關係，所以王震的名聲就顯得突出。這也就是新疆人為什麼怕王震的原因之一。

王震到新疆後認真貫徹執行黨的民族政策，領導剿匪、土改等工作，改造和團結起義部隊，指揮軍隊屯墾戍邊、興修水利、發展工業和各項事業，迅速穩定了新疆的社會秩序，實現了新疆財政經濟狀況的好轉，為促進各族人民的團結，鞏固新疆邊防，傾注了全部精力，也為新疆現代化工農業的發展奠定了重要基礎。所以那些動亂的新疆人為什麼怕王震呢?就是因為他任職時所做出的這些努力。

新疆軍區生產建設兵團，就是在他的積極建議下創建的。

王震的鐵腕與廣島的原子彈有某種相同之處——看似殘酷，實際是比較仁慈的做法。

如果沒有原子彈，日本必將抵擋到底，進行本土決戰。估計美軍傷亡至少十萬，而日本軍民傷亡至少五十萬。兩枚原子彈總共傷亡才十萬，兩相對比還是原子彈“仁慈”。王震在新疆道理也是一樣。王震在新疆大開了殺戒，所以新疆人為什麼怕王震就不言而喻了。

王震在新疆開殺戒是因為他一個心腹師長行軍途中拉隊一會，被叛亂分子殺害，同時各地都有經常零星被襲擊事件，才動手的，等毛澤東知道制止已經幹了幾個月了，整理的差不多了。

後來王震回京匯報工作時說：老子殺得新疆50年出不了一個反革命。

這就是王震和新疆的淵源，看了之後不難知道新疆人為什麼怕王震了。

解放前夕，中國人民解放軍勢如破竹。特別是經過遼瀋、平津、淮海三大戰役之後，國民黨的主要軍事力量遭受重創，彭德懷的第一野戰軍也以強勁的態勢橫掃大西北，中國共產黨完全占據了戰爭的主動權。1949年6月，國民黨寄予厚望的長江天險告破，全國解放已是指日可待。

蔣介石見大勢已去，一方面將主力撤往台灣以求東山再起，一方面固守邊陲以作負隅頑抗。他將地域選擇重點放到了陝南、隴南、廣西等地，通過組織糾結當地土匪，利用山險地形作最後的垂死掙扎。特別是新疆一地，在路衛兵看來更是蔣介石所倚仗的重中之重。新疆遠在西北邊陲，地域寬廣地形險惡，各民族又融雜匯合，民情十分複雜。特殊的地域和歷史沿革造就了這裡複雜的政治局面，歷來政府也是鞭長莫及鮮少兼顧。如何解決新疆問題就擺在了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面前。

一野張網待發，毛澤東力求和解。1949年9月，彭德懷指揮一野殲滅了盤踞蘭州、寧夏的馬步芳、馬鴻逵主力，解放了陝、甘、寧、青四省的廣大地區，打開了進軍新疆的通道，形成張網進發之勢。此時駐紮新疆的國民黨軍隊便分為兩派：一是以新疆警備司令陶峙岳和新疆政府主席包爾漢為首的力主和平派，在政治上傾向於共產黨;另一派是以國民黨騎兵第5軍軍長馬呈祥、整編第78師師長葉成，以及第179旅旅長羅恕人為首的血戰到底派，此三人掌握一半的駐疆部隊，反共態度十分堅決，誓與國民黨共存亡。當此情形，爭取陶峙岳就成為關鍵的一步棋。

1949年9月北平談判期間，毛澤東親自邀請張治中商談和平解決新疆問題。並希望張治中能爭取陶峙岳起義。陶峙岳是張治中任新疆省政府主席時邀請去做的警備司令，對張治中很尊重。在張治中的爭取下，陶峙岳與包爾漢徹底下定和平起義的決心。馬呈祥、葉成、羅恕人見大勢已去，轉道印度逃往香港，起義障礙掃除之後，陶峙岳與包爾漢聯名給毛澤東、朱德發出了起義通電，走出了新疆和平解放的第一步。

和平解放後的新疆並不平靜。新疆在整體上雖然和平解放，但是新疆地區形勢依然很複雜。新疆舊有的地方勢力“趕走漢人”、建立“東突厥斯坦共和國”的分裂思想一直陰魂不散，這種政治思潮在新疆局部地區影響很深，他們通過各種分裂手段，進行分裂破壞活動。當時的分裂勢力主要有三股：

一是阿不都拉大毛拉在伊犁的叛亂。阿不都拉大毛拉秘密建立了“大突厥主義伊斯蘭黨”，並派人到迪化(今烏魯木齊)、喀什、阿山(今阿勒泰)成立分支機構，該組織四處宣傳“泛伊斯蘭主義”、“泛突厥主義”思想，勢力發展很快，到1950年上半年，已發展到8個小組共計1500人，他們積極策劃暴亂，散布獨立的謠言、標語及傳單，試圖建立“東突厥斯坦共和國”;

二是烏斯滿及其追隨者的暴亂。大地主烏斯滿及其親信主要活動在新疆東部的山區和牧區，先後在昌吉、奇台、哈密、綏來(今瑪納斯縣)、景化(今呼圖壁縣)，迪化(烏魯木齊)以及甘肅、新疆、青海三省交界處發動武裝暴亂，並裹脅成千上萬的牧民跟隨其暴亂;

三是穆罕默德·伊敏的分裂勢力。穆罕默德·伊敏是南疆“東突厥斯坦伊斯蘭共和國”的策劃者之一，他長期流亡國外，1946年被國民黨政府委派回新疆，出任新疆聯合省政府委員兼建設廳廳長。他利用合法身份在南疆和田等地公開宣傳和鼓動分裂思想，並組織武裝策劃了多起叛亂活動。

毛澤東多措並舉，力求保存和解成果。在這種複雜的形勢下，毛澤東在新疆傾注了大量心血，採取了一些列的措施：一方面他電令起義的陶峙岳和包爾漢要“維護好民族團結和地方秩序，與人民解放軍合作，廢除舊制度，實行新制度。”以鞏固來之不易的和平成果;一方面邀請新疆地方革命領導人、新疆保衛和平民主同盟主席賽福鼎參加政治協商會議，以爭取得到新疆民眾最廣泛的支持;再就是在新疆新政府成立時，毛澤東制定少數民族當家作主的原則，致電彭德懷：“政府改組，包爾漢仍應為主席。委員應是漢人占少數，維族及其他民族占多數”，並將具體比例定為2比3。

毛澤東選中“王鬍子”坐鎮新疆平叛。除以上措施之外，為了徹底消滅新疆的頑固殘餘，毛澤東還布置了最為關鍵的一步棋，那就是選派王震親自坐鎮新疆平叛。王震率第一兵團挺進新疆，不負眾望，順利的平息了各地叛亂，充分證明了當時這步棋是走對了。毛澤東當時之所以選中王震去坐鎮新疆平叛，在路衛兵看來，有以下五個原因：

一是毛澤東非常重視新疆問題。新疆靠近蘇聯、蒙古和中亞戰略要地，國防地位極其重要和特殊。新疆問題能否解決好關乎到中國是否能擁有一個長久穩固的大後方。毛澤東在與彭德懷、王震談到新疆問題時說：“我們那位老鄉左文襄公(左宗棠)說 ‘若新疆不固，則蒙部不安，匪特陝甘山西各邊時慮侵軼，防不勝防，即直北關山，亦無晏眠之日。’這話是有道理的，對干新疆問題，應該引起我們的特別重視。”而將如此重大的任務交給王震這個湖南老鄉，毛澤東是放心的，他對王震說的一席話充分證明了這一點：“左宗棠曾留下了一句詩，‘新栽楊柳三千行，引得春風度玉關’，王震同志，我希望你到新疆後，能夠超過左文襄公，把新疆建設成美麗富饒的樂園。”

二是王震熟悉西北戰事。王震先是在西北野戰軍任縱隊司令，一野成立後又任兵團司令員兼政委，可以說一直堅持在西北作戰，對西北的地理和戰事非常熟悉;

三是王震帶出的部隊有韌勁。王震任359旅旅長時，發揚“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的革命精神，把處處荒山沒有人煙的南泥灣變成“到處是莊稼，遍地是牛羊”的陝北好江南，不能不說王震帶出的部隊是百折不撓的;他帶的部隊在延安保衛戰中表現的同樣頑強而韌勁實足;最突出的是1944年冬，王震率4000人自延安出發，渡黃河，越長江、突破敵軍重重圍堵，到達湘粵邊界開闢新區。此行歷時兩年，行程27000餘里，經歷大小戰鬥300餘次，開創了我軍史上的又一奇蹟，此舉被毛澤東盛讚為我軍的第二次長征。這沒有堅強的毅力和韌勁是做不到的;

四是王震打仗作風強硬。王震外號“王鬍子”，性格火爆，雷厲風行。打仗素以驍勇善戰、作風強硬着稱。他在平叛問題上絕不手軟，對頑固分子格殺勿論。亂世當用重典，不用霹靂手段不顯菩薩心腸。事實證明王震的強硬在當時確實起到極大威懾作用，王震平叛後，新疆直到80年代後期都沒有發生任何叛亂;

五是王震有勇有謀。王震一方面對叛亂分子堅決打擊絕不姑息，一方面遵照毛澤東“嚴懲首惡，寬待士兵”的指示，掌控大局，運籌帷幄，迅速打開局面。他還採取了給維族人民分土地、解放婦女權益、取消多妻制等一系列受到新疆民眾擁護的措施，在政治上爭取了主動，極大地孤立了叛亂分子。

1954年10月，在新疆，發生了一件令人驚喜的大事：“新疆軍區生產建設兵團”宣告成立了!從此，它執行“生產隊、工作隊、戰鬥隊”的任務，擔負起了屯墾戍邊的歷史使命。王震此時雖然已經離開了新疆，但兵團的成立及其所從事的屯墾大業，卻是與王震這個響亮的名字緊密聯繫在一起的。這一年7月成立新疆軍區生產建設兵團的命令，也是以新疆軍區代司令員王震的名字領銜下達的。因此，無論是老一代的軍墾戰士，還是新疆的各族人民群眾，在談到新疆的驕傲-- “生產建設兵團”時，都念念不忘它的締造者王震將軍，都要把回顧歷史的目光投向40年代末、50年代初。那是新疆剛剛獲得解放、萬眾歡騰的年代，同時，又是百廢待興、極其艱苦的年代。

揮鋤為富國，枕戈以防邊

1949年10月至11月，王震率領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一兵團進疆，揭開了新疆大規模屯墾的序幕。這支久經考驗的英雄部隊，征塵未洗，放下行李，便投入到前所未有的大生產運動中。在極其困難的條件下，大家咬緊牙關，團結奮戰，終於喜獲豐收，第一年就開荒85萬畝，實現了部隊糧食基本自給，油料全部自給。與此同時，由於部隊自力更生開展生產，還消除了部分少數民族同胞的顧慮，密切了軍民關係，增強了民族團結。但是，初戰告捷，並不意味着萬事大吉。在王震的頭腦中，軍隊參加生產絕非權宜之計。他在1950年初的一次講話中指出： “人民解放軍不僅是一支國防軍，而且又是一支生產軍”，“新疆軍隊參加生產建設不是臨時克服困難，而應該從長期生產建設的觀點出發”，新中國的屯墾事業 “是子子孫孫的建國事業”。

可以看出，進疆以後，王震考慮的，不僅僅是通過抓生產以解決部隊的燃眉之急，更重要的，是按照黨中央、毛主席的指示，紮根邊疆，世世代代守衛和建設邊疆，這才是人民軍隊進疆後的根本宗旨和任務。

從歷史上看，治理邊疆，歷來是治國安邦的一大難題。邊疆的治與亂，不僅對國家的穩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而且直接影響着邊防的鞏固和與鄰國的關係。中國的歷代王朝，凡開明的皇帝和有遠見的政治家、軍事家，都很重視邊疆的治理，很早就出現了“屯墾戍邊”的形式。以新疆為例，西漢首創屯墾，唐代得到了大發展。據統計，唐代在新疆共開墾田地約50萬畝，屯墾人數達5萬餘人，成為歷史上新疆屯墾事業最繁榮的時期。但是，歷史上各個朝代的屯墾，不論其發展規模有多大，也不論其有過多麼輝煌的局面，都無法擺脫“一代而終”的結局。為了解決這一歷史難題，許多從事屯墾事業的有識之士做過各種各樣的努力，但都終未有果。這樣就造成了邊疆長期以來的興衰不定，“屯墾興，則國防鞏固;屯墾廢，則邊防松亂”。

王震進疆以後，在總結歷史經驗教訓的基礎之上，通過 1950年率領10萬大軍大搞生產的實踐，提出了新的“屯墾戍邊”的思想。內容之一，就是把以前單純作戰的部隊，轉變為不僅能夠作戰，還要能夠從事生產建設的具有雙重職能的新型的部隊。這樣，就為解決屯墾“一代而終”的歷史難題，邁出了關鍵的一步。

1952年底至1953年上半年，按照黨中央的戰略部署，新疆軍區以代司令員王震、代政委王恩茂的名義頒發命令，將駐新疆人民解放軍整編為國防部隊和生產部隊。編為生產部隊的是第一兵團二、六軍和五軍的大部，第二十二兵團的全部。

王震提出的“屯墾戍邊”的思想，以及對廣大指戰員，特別是對起義部隊進行的細緻的政治教育，保證了全軍順利實施從作戰部隊向生產部隊的轉變。這樣，就為開創新疆的農墾大業吹響了進軍的號角;同時，也為1954年的歷史性變革，即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成立，奠定了基礎。

生產建設兵團的成立，是新疆屯墾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大事，是毛澤東屯墾思想的偉大勝利，同時，也是以王震為首的新疆各級領導進疆四年來，率領全軍指戰員艱苦創業的成果。雖然兵團成立的時候，王震已經調離新疆，但是，他以與眾不同的戰略眼光，指導和開創了工農業生產欣欣向榮的局面;他培養了廣大指戰員紮根邊疆、保衛和建設邊疆的革命意志;他鼓舞着大家向現代化進軍的豪邁誓言和偉大實踐，所有這一切，都為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成立從思想、組織、物質上奠定了基礎，同時，也對兵團成立以後在經濟等各方面的飛速發展，產生了不可估量的影響。

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第一任司令員陶峙岳將軍晚年曾寫過一首名為《書懷》的詩贈給王震。他在詩前的“小序”中說：“今日新疆建設之成就，實有賴於當時王司令員植其始基，緬懷往昔，因綴數語以志之。”詩中寫道：“改造大自然，開發戈壁灘。揮鋤為富國，執戈以防邊”，這是對王震進疆以後狠抓大生產，為新疆的屯墾事業以及生產建設兵團的成立奠定基礎的真實寫照。

王震率部進疆不久，在開始部署全軍開展大生產運動的時候，就決定開發北疆的準噶爾盆地，向戈壁荒原宣戰。

準噶爾盆地位於天山和阿爾泰山之間，總面積約18萬平方公里(其中戈壁約7萬多平方公里)，是我國的第二大盆地。盆地中央為古爾班古特沙漠，邊緣為山地綠洲，是一片沉睡千年，等待人們開發的荒原。王震經過多次勘察，果斷作出了開發準噶爾盆地的決策。從那時起，經過數十年的艱苦奮鬥，進入90年代，準噶爾盆地的周圍已建立起5個農業師，80個農牧團場和漁場，總人口達120萬，總耕地面積達900多萬畝，創造了人類改造戈壁沙漠、征服大自然的奇蹟，成為向現代化邁進的國營農場的典範。

在征服準噶爾盆地的戰鬥中，最引人注目的事件，是現代化新城石河子的崛起。

石河子市位於天山北麓，準噶爾盆地的南緣，建在瑪納斯河西岸的戈壁灘上，是自治區首府與北疆各地聯繫的樞紐。它是一座美麗的城市，各族人民讚美它：春有花、夏有蔭、秋有果、冬有青，是茫茫戈壁灘上的一顆耀眼的明珠。

1950 年1月，北疆的冰雪剛剛溶化，王震帶着要在瑪納斯河邊建設一座新城，作為屯墾戍邊基地的設想，與陶峙岳、張仲翰及其他專家一起，縱馬馳騁在百里荒原作首次踏勘。8月，王震再次和大家一起來到瑪納斯河西岸，來到古絲綢之路上的一個荒僻小村石河子，作進一步的實地勘察。石河子原是迪化到伊犁的一個小食宿站，居民很少，附近是沼澤荒原，只有一條泥濘的土路。但是，它地處交通要衝，水源水質都很好，確是一個利於開發的處女地。勘察途中，王震揮鞭指向白雪皚皚的南山，對陶峙岳等人說：“天山是座寶庫，山頂終年不化的積雪是用之不竭的天然固體水庫，山下這一片土地肥沃，是我們建家立業的好地方。我們不但要把石河子建成一個生產指揮中心，還要把它建成一座現代化的新城!”陶峙岳聽了以後興奮地說：“王司令員如果同意，這件事就交給我吧。”王震也高興地說： “有陶將軍掛帥，定會旗開得勝。”

將軍們邊走邊談，興致越來越高。這時，王震突然想起唐代的邊塞詩人岑參所作《火山雲歌送別》的詩來，便請教身邊的陶將軍。陶隨即吟道：“火雲滿山凝未開，飛鳥千里不敢來。”王震聽後連說：“對，對，就是這首。不過我們現在要改一改，你們看，把這兩句改成‘瓜果遍地百花開，火車開到這裡來’怎麼樣?”大家都贊同。隨後，在聽完陶峙岳講述情有關古代在新疆進行屯墾的片斷後，王震滿情豪情地說：“過去封建朝代能做的事，我們為什麼不能做?不僅要做，而且要比古人做得好才對。咱們此行的目的，就是要準備干一番前無古人的事業。要讓戈壁變綠洲，沙漠變良田。”

戈壁灘上建一座現代化新城的計劃，就這樣決定了。

經上海有關部門的大力支持，很快，《新疆石河子城市計劃》方案圖便設計出來了。王震不僅親自和專家們一起參加討論，而且還富有遠見地提出：要用現代化的眼光來建設現代化的城市和農場，今天的設想過幾十年以後讓人們看了感到新鮮才對。最後，經反覆討論，敲定了設計方案。根據這個方案，石河子市將成為第 22兵團領導機關的駐地。整個市區的房屋、道路和園林的區劃布置，都是按照現代化城市的要求來設計的，市內道路呈內、中、外三環加放射式。所有大街都將是林蔭大道。中心為行政區，北是6個鄰里村，南為商業區，西辟公園及工業區，東設學校和醫院。

一次，王震在聽取張仲翰關於石河子建城的情況匯報時，笑着說：“他們說你把馬路設計得太寬，我看還可以再加寬。要能讓兩輛車並排行駛才行。要想到幾十年後石河子的人口大量增加，到那裡再挖再拆，人們就會罵我們這些創業者目光短淺。我建議再留幾所大學的地盤。”

1950 年11月，兵團司令部遷駐石河子以後，立即抽調精兵強將，組成了以兵團負責人趙錫光、張仲翰掛帥的建城工程處。工程處從各地匯集眾多能工巧匠，並抽調部隊戰士參加新城建設。由軍隊來擔負建城任務，這在歷史上是罕見的。戰鬥打響之後，王震等許多領導人不僅深入連隊和伙房，關心幹部戰士的生活，還深入工地，和戰士們一起喊着勞動號子，揮汗如雨地奮戰在第一線。他們的行動，極大地鼓舞了全體建設者的鬥志。戰士們常常夜以繼日地工作，以至於幹部們經常要堵門截路，勸阻大家不要摸黑上班。

石河子新城是在極其困難的條件下建造起來的。修建兵團辦公大樓時，原計劃中間塔樓修7層，王震視察後認為，塔樓面積小，不適用，加之施工技術性強，材料奇缺，便指示改為4層。對於大家的住房，王震則強調：“房子修好一點，窗上裝玻璃，不要糊紙，讓同志們住得好一些，生活過得幸福一些。”1952年，兵團的辦公樓、禮堂等建築陸續峻工。現代化的新城開始一步一步、令人驚嘆地出現在茫茫戈壁灘上。建設者們以現代化的眼光和科學態度，以辛勤的汗水，構築了這座城市明珠般的亮麗英姿!

經過近40年的辛勤建設，20世紀90年代，石河子市已成為墾區金融、文化、科技、商業貿易的中心。市區有各類專業銀行、保險公司、郵政、電信局，有大中小學校120多所，在校學生5萬7千多人，其中石河子農學院、石河子醫學院在自治區內外享有盛譽，每年為兵團、自治區和西北地區輸送各類人才近千人。以農墾科學院為核心，石河子聚集了一大批科技精英，全市有科技協會、學會52個，科技人員1萬1千人。隨着經濟發展，市內醫療衛生、文體娛樂、新聞出版、旅遊服務也有很大發展。全市有醫院11所，醫護人員3千多人，還辦起了石河子電視台、廣播電台等。與此同時，石河子還是一座美麗的城市。全市建成了15公里長的花帶和5個大型花壇。全市綠化面積達到了899公頃，綠化覆蓋率40%，進入了全國給綠化先進城市的行列。每年春夏，綠雲纏繞，繁花競開，石河子變成了一片五彩繽紛的海洋，正所謂“城在綠雲中，人住花叢里。描述荒灘錦繡春，屯墾好兒女。”

幾十年過去了。當陶峙岳將軍回顧這一切的時候，依然抑制不住內心的激動。他在《自述》裡由衷地寫道：“撫今追昔，今天之所以有石河子新城和生產發展的局面，主要是由於王震同志的高瞻遠矚和卓越的見解，以及他果斷的決策所致。”

為了讓子孫後代銘記石河子市的開發建設歷史以及這座城市的奠基者王震將軍的歷史功勳，石河子人民在市政府門前的廣場上建起了一座王震銅像，供人瞻仰。銅像逼真地再現了王震當年踏勘選址時的英姿：一位威武的將軍，站在一匹駿馬旁，右手拿着望遠鏡，左手指着腳下，仿佛在說：就從這裡開始，我們要建起一座現代化的新城!

1956年5月，中共中央、國務院決定成立農墾部，任命王震為農墾部部長。

農墾部成立以後，新疆生產建設兵團作為當時全國最大的墾區，在王震部長的直接領導和關懷下，繼續大踏步前進，得到迅猛發展。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前，兵團的總人數從成立時的17·5萬人，增加到148·5萬人，淨增人口131萬;耕地面積從成立時的115萬畝增加到1212萬畝，淨增 1097萬畝;糧食總產也從1億公斤增加到7億公斤。

擔任農墾部長以後，王震雖然身在北京，卻一直關心兵團的發展。“文革”以前，他先後6 次來到新疆，視察兵團的各項工作。其中，他曾經四進塔里木，三下準噶爾，在地處大漠戈壁的農一師、農二師、塔里木農墾大學等等幾十個農牧團場、工礦企業和大學，處處留下了他的足跡。“文革”結束以後，王震又多次來到新疆，對於恢復兵團體制，促進兵團各項事業的發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

開發塔里木是王震的一個夙願。塔里木盆地是我國最大的內陸盆地，面積約53萬平方公里，被天山和崑崙山環抱。歷史上繁榮一時的“絲綢之路”即由此通過。盆地中央著名的塔克拉瑪干大沙漠，是世界上第二大沙漠(“塔克拉瑪干”的維吾爾語意為“進去出不來的”的“死亡之海”)。其間荒漠千里，渺無人煙。全年少雨多晴日，平均降雨量45毫米，蒸發量達2250毫米。每年春秋兩季，風沙肆虐，黃塵瀰漫。但是，這裡有大片肥沃的荒原可以開發，有橫穿全境的亞洲最長的內陸河塔里木河和東部的孔雀河可以提供充足的水源。早在1949年進疆之前，王震就對這片神秘而誘人的土地作過了解，並曾多次向其他人介紹說：“塔里木有兩個英國之大，有三個陝西之闊，比當年墾荒的南泥灣要大幾百倍……”進疆之後，1950年初，王震即着手了解有關塔里木的自然環境、土壤結構、植物生長、水利資源等情況，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資料。同時，他派出了工程隊，對位於塔里木邊緣的阿克蘇地區進行了全面勘察。他決心在這條已經荒置百年的“古絲綢之路”上開辦農場，建一條通往內地的綠色走廊，讓“古絲綢之路”重放光彩。

1957年國慶節期間，王震召集兵團農一師的領導赴京，匯報對塔里木的勘察規劃，並親自主持召開農墾部黨組會議，審查開發塔里木的規劃藍圖。最後，以農墾部的名義，作出了“關於開發塔里木，向沙漠進軍”的決定，由此拉開了聲勢浩大的開發塔里木的序幕。

從 1958年開始，兵團在王震的領導和支持下，農一師在塔里木上游，農二師在塔里木下游，共組織了2萬屯墾大軍開進塔里木，打響了戰鬥。至1960 年，農一師和農二師在萬古荒原的塔里木盆地及沙漠邊緣，開荒造田126萬畝，在塔里木河兩岸共建成17個大型的現代化國營農場，形成了上下游啞鈴形兩個墾區。這一年3月，王震參加了在阿拉爾召開的向荒漠進軍的萬人誓師大會。阿拉爾是橫渡塔里木河的門戶，也是進軍塔里木深處的大本營。王震在大會上說：“農一師有來自井岡山參加過二萬五千里長征的老紅軍，有抗日戰爭時期的老八路，有打過蔣介石的解放軍……你們在黨中央、毛主席的號召下，參加生產建設，來到塔里木大沙漠，修了水渠，建了學校，你們已經創造了勝利的開端。相信你們會在黨的領導下，經過幾年苦戰，將塔里木幾千萬畝、成億畝的土地開發出來，將這裡變成我們祖國最大的機械化、電氣化的糧棉基地。”接着，王震對林海清、劉克明兩位師長說：我建議你們兩個師，一個東進沙雅，一個西出輪台，在塔里木河中游會師，在塔克拉瑪干沙漠的邊緣開出一條綠色長廊，這樣就為我們後代，為人類辦了解一件大好事。

從1960開始，至1964年10月，王震先後四次來到新疆。每一次來，他都不辭辛苦，親自去塔里木，這就是被農墾戰士廣為傳頌的“王震四進塔里木”。在視察當中，王震廣泛深入團場、連隊、田間地頭，搞調查研究，傾聽幹部群眾對生產、生活等方面的意見和建議，鼓勵大家發揚南泥灣精神，把塔里木河沿岸的幾千萬畝荒地開墾出來，把塔里木建成全國最大的糧棉產地。事實證明，開發塔里木的決策，不僅對於繁榮南疆經濟，而且對於整個新疆的經濟發展，都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

早在1958年，為了開發塔里木，王震就決定採用延安辦抗日軍政大學的辦法，在塔里木辦一所農墾大學，以便就地培養所需要的各類人才，特別是農業方面的人才。大學建起來之後，1962年，由於經濟困難，兵團一度曾想把它調整下馬，改為塔里木學校。這時，正好王震“二進塔里木”視察，來到了塔農大。他一聽說這件事就火了，馬上對隨行的兵團領導說：塔農大的方向是正確的，你們要支持。講完之後，王震還是放心不下，生怕他走了以後情況發生變化，於是，他在塔農大為歡迎他而舉行的師生大會上說：“別人不承認，我承認，我兼任你們的校長，我來幫助你們解決困難!”全校師長員工聽到這裡，激動的熱烈鼓掌。會後，王震親筆題寫了“塔里木農墾大學”的校牌，並親自批准撥款解決農大購買圖書和教學設備的資金困難，挽救了這所大學。至1993年，塔里木農墾大學共為國家培養了近6000名各類專業技術人才，並有多人攻讀了國內外的碩士、博士研究生。

1991年，王震已經83歲高齡。他最後一次來到了塔里木。兵團領導向他匯報說目前兵團已有57萬多人分布在塔里木盆地邊緣的阿克蘇、喀什、和田、庫爾勒等地，駐屯3個農業師和一個管理局、54個農牧場;在塔里木周邊已開出數百萬畝農田，並在已開墾的農田上建起了許多國家級的糧棉基地。聽到這裡，王震的臉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就在這次視察中，王震還在兵團領導的陪同下乘飛機察看了塔里木石油探區。在飛機艙里，王震禁不住激動的心情，手持望遠鏡，一遍又一遍地俯瞰塔里木石油勘探開發的壯觀景象。在石油基地庫爾勒，有關的負責同志向王震匯報的勘探開發的工作情況：近2萬名職工正在盆地的北部和中部開展一場新的石油會戰，到21 世紀，我們祖國一個新的大型石油基地將在這裡出現。王震聽了以後非常高興，他深有感慨地說：歷史上有許多外國探險家來過塔里木，但都沒有把地球上我們祖國的這塊寶地搞清楚。現在你們找到了大油田，說明中國工人階級了不起!塔里木盆地的石油勘探開發，對全國具有重要的意義，同時也將有力地帶動和促進新疆民族經濟的迅速繁榮和發展。王震立志開發塔里木，繁榮邊疆經濟的美好願望，經過他和所有軍墾戰士的共同奮鬥，終於在他的晚年實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