媽媽特別善良，困難時期，所有人家都陷入飢餓之中，吃飯時，媽媽總是默默地把飯分成幾份，自己留最少的一份，儘量把有營養的和多的留給父親和孩子們，特別是我。因為我那時馬上就要考大學了，總覺着吃不飽。

記得那時父親到香港開闢一片事業，家裡為照顧父親請了一個阿姨。每天早晨，為了讓阿姨休息好，母親會先起來把荷包蛋煎好。過年過節，要先給阿姨、司機、大夫包好紅包。我們在爸爸身上學到正直、求實、誠信，在媽媽身上學到善良。聯繫到聯想，我是主要創始人，但和大家共同分享聯想的股份，我在其中只占2%左右的股份，我覺着這和媽媽對我的影響分不開。

媽媽公私分得清楚，記得父親1984年到香港創立了一家專利公司，直到現在這家公司也仍然是香港最大的一家專利公司。公司有一座大的住宅樓，員工大多數都住在樓里。可在那裡，父母只住一套六七十平方米很小很小的房子，有時我去看他們，晚上就只能住在僅能睡下我一個人的客廳里。

隨着事業逐漸做大，爸爸有時因工作允許想帶媽媽到國外去走走，媽媽卻總要問清是不是經過對方允許、費用是不是公司出，如果公司出，媽媽絕不會去。這對於我很有觸動。我在香港辦公司時，她一度擔心我愛錢財，後來看我對這方面根本不在意，看我和香港人都是公事公辦，才放心。即使這樣，她對我也總說我爸爸公私分明，表現出她內心的那種自豪感。她就是這樣，對我們幾乎沒有什麼刻意的教育，都是潛移默化地體現出來。

我上初中時，正是國家困難時期，媽媽在中國銀行秘書室工作，我要大量地讀課外書，媽媽就一本一本地為我借。媽媽在貿促會圖書館時，開始有意識地為我挑一些書。我除了看一些如《青春之歌》那樣一類提倡看的書外，還看一些歷史書，一些文學名著，如《牛虻》《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基督山恩仇記》等，像傑克·倫敦的，像大仲馬的書，我都愛看。後來她管圖書館時，一拿回來就是三十來本，基本是她拿什麼我看什麼。媽媽說：“就知道老大要看書，吃不上，就滿足他看書吧。”

現在一般人願意請我講些事情，認為我講演邏輯性強，也挺生動，那是受媽媽的影響。記得1952年前後，沒有誰重視講演—講演那時叫講話—但是我媽媽重視。她鼓勵我在課堂上舉手，讓我覺得講話沒有什麼可害臊的。也許是因為她在抗日戰爭時期看到了宣傳鼓動的力量，因此她對我說：“你應該有講演的能力。”

更有意思的是她平常是很好靜的人，但1949年我們剛從上海搬到北京時，我大概5歲左右，所在的賢寧小學要開一個慶祝會，竟然邀請她作為家長講話，她還就答應了。開會時，看到媽媽走上主席台，把我嚇一跳。後來想，她那是要給我做樣子。

我媽媽有一個特長是學各地方言，學得惟妙惟肖。學陝西人說話，學唐山人說話，聽了就能學。我今天也喜歡學各地人說話，說個陝西話、湖北話，都受她的影響。有講演能力，辦公司就能把話講好，讓員工有士氣，有利於帶好自己的隊伍。所以說，有講話能力還是挺重要的。

但是，對後來的我和我的父親，媽媽就不再鼓勵我們講話了，總是讓我們悠着點兒，讓我們和同事之間、和周圍人處理好關係。她認為想要把事情做好，要先想別人是怎麼想怎麼做的，人家起什麼作用，如果有出頭露面的機會，就要先向後退，多讓給別人。我和爸爸都是一樣的脾氣，都是願意向前衝的性格，到後來媽媽就是向我們說這些話了。

我母親和父親這一輩子不管多艱難，真是恩愛了一輩子，少見這樣夫妻恩愛的榜樣。早年，剛一解放，爸爸在中國銀行上海分行工作，中國銀行要籌建總行，爸爸從上海調到北京，媽媽帶着全家跟着爸爸過來。

當時北京風沙漫天，條件很惡劣，但媽媽從來沒有埋怨。後來，因領導人之間的問題，爸爸捲入一個案子，被無辜地發落到黑龍江安達一個小城市去當行長;“文革”期間，我父親又受衝擊，說他是階級異己分子，被打入牛棚，送到幹校，由於他不肯承認所謂罪行，被押送回老家一個幹校。我有一次出差路過，看見幹校到處是寫批我爸爸的大字報，對此媽媽卻無動於衷。她柔中有剛，始終陪着爸爸，並且把她的首飾全都賣了，堅決支持爸爸。

媽媽的堅強給了父親力量，也讓家人對父親充滿信任。很多年後，我父親成為中國專利代理方面的創始人，在業界很有名氣，但是對媽媽始終很敬重。爸爸說媽媽是外圓內方的人，無論遇什麼事心態都很平和。

對爸爸和我們這些孩子們，媽媽非常慈愛。在我出現思想問題時，都是爸爸和我談話，媽媽陪着爸爸。高中畢業時，我被挑選當飛行員，成為全校唯一的入選者。可到了要批準的時候，因為舅舅是“右派”被拿下。災難從天而降，高考又誤了，我因此特別沮喪。但是，媽媽和爸爸對我說：“無論你將來做多麼了不起的事，還是做多麼平凡的事，只要是一個正直的人，就是我的好兒子。”一席話讓我從此堅強起來。

1970年代，家裡孩子中屬我經濟條件不好，媽媽問我：“要不要補貼?”我說不要，想自己克服。於是媽媽讓我們回家裡吃飯。那時我帶着兒子回去，他們現在想起還在笑，父子倆就像從前線下來的，把桌上的飯菜能掃蕩一空。

我和爸爸性格相同，屬於那種天上有塊雲彩要下雨，沒雲彩也要下雨的性格。我媽媽總是按着我們倆，怕我們有哪一點不周到影響事情成功。她在後面總是很穩重、很安詳，讓父親把事情做好。她總是讓我們謀定而後動，謀不定不動，但如果真做了，就不後悔。這對我們很有啟發。每當我們有一點成功，她不會有什麼褒獎，只是在後面微笑。到後來聯想的路走順了，在家裡她從不談我;當然了，如果電視台採訪我，我也不告訴她。

2008年，爸爸和媽媽都走了。我和弟弟、妹妹在媽媽的住所用一個房間作紀念室，擺滿了媽媽曾用過的東西、父母及家人在各時期的照片。每每在房間駐足，看着媽媽慈愛的目光，我便會感到媽媽還在身邊，對她的孩子們，還在給予，給得很多很多。

柳傳志：想過得富有光鮮就要知道為啥窮 - 新浪財經 - 新浪網

2015年01月27日 文/聯想控股董事長 柳傳志

經過飢餓的人才知道什麼叫從父母弟妹的嘴裡面摳出的玉米餅。任正非想念着母親，我何嘗不想念自己的母親、不想起在那最艱難的歲月里，母親對我的慈愛。你要想今後過得富有光鮮亮麗，你就要知道過去為什麼窮，為什麼苦，為什麼受人欺負。

想過得富有光鮮就要知道為啥窮

在手機上讀着一篇任正非寫的懷念他的父母親的文章，而腦子裡卻想起了另一件事。那是2013年9月，我接到了任正非發來的貴州都勻一中“校訓研討會”的邀請函。那天我是真的有事，但出於對老任發自內心的敬佩和尊重，我盡力擠開了別的事情，花了一個半小時的車程趕到了會場。

老任的面子確實大，真請來了不少領導和知名的企業家。他看見我來了顯得非常高興。我也高興，那是因為在企業工作者裡面，我們都是屬於少有的“老傢伙”序列里的人，相互都比較了解，然而又極少見面，所以緊緊的握手不願鬆開。

原來都勻一中就是任正非的母校，他的父親在此曾任過三年校長，他畢生從事教育工作，50多年來傾注了全部的心血。在現任學校領導介紹學校的歷史，介紹老任的父親任摩遜先生事跡的時候，我注意盯着任正非，我想這樣的內容他應該聽過無數遍了，他卻依然聽得那麼專注，那麼動情！

此刻我正在讀他寫的懷念他的父母的文章，我認真讀這篇文章，是因為深深引起了我的共鳴。我和他是同年生人，我們的出生背景有所不同，但是上一輩在政治上受到的磨難和考驗幾乎是相同的。

任正非談到他的父親在這考驗的重壓之下，依舊勤勤懇懇拼力地工作，為他自己後來在華為拼命地工作做出了表率，而父輩的榜樣在他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我的父親也是我的榜樣。給我最深刻的印象是在強大的政治壓力下，他能夠像以前教導我的那樣，用行動做出表率-做一個正直的人。正直，這是一個多麼平常的詞藻，然而在特殊的考驗面前，這個詞就超過了千鈞的分量。

1966年文化革命爆發的第一個年頭，我親眼看到我的父親在威逼面前不肯誣陷當年的戰友，被開除黨籍。當時的氣氛緊張驚恐。這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腦海中，而我的父親以身教的方式告訴了我如何做人，什麼叫正直！

聯想發展到今天的三十年中，經過的風險無其數，尤其在早期還有一定的政策風險，我自詡是個敢擔當的人，而在聯想結出勝利果實時，我也以為自己是個捨得讓利的人，這對聯想能發展到今天也許有一定的影響。和任正非一樣，我們能以身作則地把企業利益放在個人利益的前面。追根溯源，是我們的父輩給我們打下了如何做人的基礎。

當我讀到任正非的母親是因為意外車禍辭世的，我的心一下子揪了起來。我能想象對他那是一種什麼樣的撕心裂肺！

任正非講到他在高三那年(也應該是我高三的那年吧，就是最困難的1961年)，母親經常早上塞給他一個小小的玉米餅，他說我能考上大學，小玉米餅的功勞巨大，這個小小的玉米餅是從父母與弟妹的口中摳出來的，我無以報答他們。

我相信絕大多數的80後、90後的朋友是讀不出玉米餅的感覺的，因為他們不懂什麼叫飢餓。61年，我是北京25中的一名高三學生，我們中學生是早上8、9點鐘的太陽，所以享受着最高待遇，一個月32斤糧，半斤油，半斤肉。知道什麼叫一個月半斤油嗎？

那是在一鍋熬白菜煮熟的時候，油瓶口順着筷子點入幾滴油，使鍋里漂着油花，一個月下來，這半斤油就用完了。知道什麼叫餓嗎？那就是耗乾淨你身上的脂肪，然後再耗你的肌肉。有一天夜裡，我餓的實在受不了，想起抽屜里有一盒中藥是羚翹解毒丸，我就吃了兩顆，幾小時後藥性發作，抽筋斷腸，頭痛欲裂。

經過飢餓的人才知道什麼叫從父母弟妹的嘴裡面摳出的玉米餅。任正非想念着母親，我何嘗不想念自己的母親、不想起在那最艱難的歲月里，母親對我的慈愛。我的父母都已經去世了，我和老任一樣也是老大，我會永遠記住父母的恩德慈愛。我有兄弟姐妹四人，我們會永遠相親相愛。

我在想，讀了老任的文章，是什麼讓我會拿起筆說了上邊這段話，我想說給誰聽呢？

說給老任？讓他知道我是他的知音？說給我的親人、朋友、同學、同事？讓我們更加珍惜今天的生活？

好像是，但也不是。我明白，我最想說給那些年青、年少的，甚至是兒童，讓他們長大了聽。

我一直告誡自己不要成為一個碎嘴嘮叨的老頭。而說這些話，我估計孩子們是不愛聽的。

前些天，我看了一部叫“歸來”的電影，寫的是我親眼看見過的年代，親眼看見過的事情，電影演畢，潸然淚下。

問過幾個年青人是否看過這部片子，都說沒有。有一個對我說：人總是要向前看麼，老說那些老話，淒悽慘慘有什麼意思？！他們愛看光鮮亮麗、富有、任性的電影，那是他們的追求。

他們不愛看“歸來”，不愛聽我碎嘴嘮叨，但我還是忍不住想對他們說，到底為了什麼？

因為我們這個民族就在不久以前還很苦，很悽慘，很窩囊。你要想今後過得富有光鮮亮麗，你就要知道過去為什麼窮，為什麼苦，為什麼受人欺負。你就要懂得歷史，你就要從中學到教訓，我們已經是為數不多的見過那段歷史的尾巴的人了，儘量還原真實的歷史是我們的責任。不管你是哪國國籍，但你和你的子孫血管中流的是中國人的血，這是無法改變的事實！

我談不上是高尚的人，更談不上是純粹的人。但我努力在做一個知恩圖報的人，做一個懂廉恥、要自強的人。我希望幾十年以後，今天年青、年少的人們能憑追求、憑團結、憑實力讓中國富強，讓自己過上光鮮亮麗富有的生活。

向老任致敬，已知道你過些天要來看我，我很期待。管人家愛聽不愛聽，咱老哥倆聊聊過把癮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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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為總裁任正非

【一】

上世紀末最後一天，我總算良心發現，在公務結束之後，買了一張從北京去昆明的機票，去看看媽媽。

買好機票後，我沒有給她打電話，我知道一打電話她一下午都會忙碌，不管多晚到達，都會給我做一些我小時候喜歡吃的東西。直到飛機起飛，我才告訴她，讓她不要告訴別人，不要車來接，我自己坐出租車回家，目的就是好好陪陪她。

前幾年我每年也去看看媽媽，但一下飛機就給辦事處接走了，說這個客戶很重要，要拜見一下，那個客戶很重要，要陪他們吃頓飯，忙來忙去，忙到上飛機時回家取行李，與父母匆匆告別。媽媽盼星星、盼月亮，盼嘮嘮家常，卻一次又一次地落空。

【二】

一個普通的早上，媽媽從菜市場出來，提着兩小包菜，被汽車撞成重傷。我身在伊朗，飛機要多次中轉才能回來，在巴林轉機要待6.5個小時，真是心如煎熬，又遇巴林雷雨，飛機延誤兩個小時，到曼谷時又晚了10分鐘，沒有及時趕上回昆明的飛機，直到深夜才趕到昆明。

回到昆明，就知道媽媽不行了，她的頭部全部給撞壞了，當時的心跳、呼吸全是靠藥物和機器維持，之所以在電話上不告訴我，是怕我在旅途中出事。我看見媽媽一聲不響地安詳地躺在病床上，不用操勞、煩心，好像她一生也沒有這麼休息過。

我真後悔沒有在伊朗給媽媽打一個電話。因為以前不管我在國內、國外給她打電話時，她都嘮叨：“你又出差了”，“非非你的身體還不如我好呢”，“非非你的皺紋比媽媽還多呢”，“非非你走路還不如我呢，你這麼年紀輕輕就這麼多病”，“非非，糖尿病參加宴會多了，壞得更快呢，你的心臟又不好”……

我想伊朗條件這麼差，我一打電話，媽媽又嘮叨，反正過不了幾天就見面了，就沒有打，而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憾事。如果我真打了，拖延她一兩分鐘出門，也許媽媽就躲過了這場災難。這種悔恨的心情，真是難以形容。

我看了媽媽最後一眼，媽媽溘然去世。

【三】

1995年，我父親在昆明街頭的小攤上買了一瓶塑料包裝的軟飲料，喝後拉肚子，一直到全身衰竭去世。

父親任摩遜，盡職盡責一生，可以說是一個鄉村教育家。媽媽程遠昭，是一個陪伴父親在貧困山區與窮孩子廝混了一生的一個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園丁。

父親穿着土改工作隊的棉衣，隨解放軍剿匪部隊一同進入貴州少數民族山區去籌建一所民族中學。一頭扎進去就是幾十年，他培養的學生不少成為黨和國家的高級幹部，有些還是中央院校的校級領導，而父親還是那麼位卑言微。

【四】

我與父母相處的青少年時代，印象最深的就是度過三年自然災害的困難時期。今天想來還歷歷在目。

我們兄妹七個，加上父母共九人。全靠父母微薄的工資來生活，毫無其他來源。本來生活就十分困難，兒女一天天在長大，衣服一天天在變短，而且都要讀書，開支很大，每個學期每人要交2-3元的學費，到交費時，媽媽每次都發愁。我經常看到媽媽月底就到處向人借錢度饑荒，而且常常走了幾家都未必借到。

直到高中畢業我沒有穿過襯衣。有同學看到很熱的天，我還穿着厚厚的外衣，就讓我向媽媽要一件襯衣，我不敢，因為我知道做不到。我上大學時媽媽一次送我兩件襯衣，我真想哭，因為，我有襯衣了，弟妹們就會更難了。我家當時是2-3人合用一條被蓋，而且破舊的被單下面鋪的是稻草。

上大學我要拿走一條被子，就更困難了，因為那時還實行布票、棉花票管制，最少的一年，每人只發0.5米布票。沒有被單，媽媽撿了畢業學生丟棄的幾床破被單縫縫補補，洗乾淨，這條被單就在重慶陪我度過了五年的大學生活。

我們家當時每餐實行嚴格分飯制，控制所有人慾望的配給制，保證人人都能活下來。如果不是這樣，總會有一個、兩個弟妹活不到今天。我真正能理解活下去這句話的含義。

高三快高考時，我有時在家複習功課，實在餓得受不了了，用米糠和菜合一下，烙着吃，被父親碰上幾次，他心疼了。其實那時我家窮得連一個可上鎖的柜子都沒有，糧食是用瓦缸裝着，我也不敢去隨便抓一把。

高考前三個月，媽媽經常在早上塞給我一個小小的玉米餅，要我安心複習功課，我能考上大學，小玉米餅功勞巨大。如果不是這樣，也許我就進不了華為這樣的公司，社會上多了一名養豬能手，或街邊多了一名能工巧匠而已。這個小小的玉米餅，是從父母與弟妹的口中摳出來的，我無以報答他們。

“記住知識就是力量，別人不學，你要學，不要隨大流。”“以後有能力要幫助弟妹。”背負着這種重託，我在當時的環境下，將樊映川的高等數學習題集從頭到尾做了兩遍，學習了邏輯、哲學。還自學了三門外語，當時已到可以閱讀大學課本的程度，終因我不是語言天才，加之在軍隊服務時用不上，20多年荒廢，完全忘光了。

我當年穿走父親的皮鞋，沒念及父親那時是做苦工的，泥里水裡，冰冷潮濕，他更需要鞋子。現在回憶起來，感覺自己太自私了。

回顧我自己已走過的歷史，唯一有愧的是對不起父母，沒條件時沒有照顧他們，有條件時也沒有照顧他們。

爸爸，媽媽，千聲萬聲呼喚你們，千聲萬聲喚不回。

逝者已經逝去，活着的還要前行。

(本文作者介紹：中國著名企業家，投資家，聯想控股董事長，聯想集團創始人/名譽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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