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對"公權力私有化"的驗證

——對武漢水院文化大革命過程的感悟

【公孫明按：這是一篇對文革研究非常深入的文字，從點切入面，見木之後而見林，是今日要了解文革者必讀。】

老田

【本文是對武漢水院張建成老師文革回憶錄《歲月留痕》(該書已由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出版)的讀後感，首發於"六十年代"網站：http://www.60nd.org/Article_Show.asp?ArticleID=4020】

用過多的謊言編撰文革史，從長期看來，消極後果越來越嚴重。每一部親歷者回憶錄的出版，不管其主觀動機如何，不管其政治傾向如何，在客觀上都構成對黨閥學閥聯手編撰的"謊言文革史"進行一次反駁和證偽，武漢水利電力學院(下稱"水院")張建成老師的回憶錄《歲月留痕》就是這樣一部很有分量的證偽著作。

老田曾經為學習文革這一段歷史，對張老師訪談過好幾次，一度自以為對於水院的文革有了相當的了解。這一次拿到張老師的回憶錄《歲月留痕》書稿，先後讀了三遍，仍然學到了很多新的東西，其中印象最深的是水院的六次權力結構變化與文革運動起落的關係：每一次權力結構的變化都引起其後的運動走向變化。與許多高官回憶錄相比，更難能可貴的是，張老師沒有攬功諉過，而是嚴於解剖自己，對文革為什麼失敗和自己的不足做了深刻的反思，甚至還就自己在改革時代"落伍"做了自我批評。

一、文革十年水院權力結構的六次變化

在水院的文化大革命十年中間，主導文革的權力結構先後發生了六次變化，可以由此劃分出段落分明的六個時期。

第一個時期：是省委工作組和黨委聯合領導時期

這一階段時間是一九六六年六月—七月，湖北省委先後兩次派出李鳳翔和劉真帶領工作組進駐水院。工作組和院黨委共同商定的文革運動是按照反右派的模式進行的，預備在學校師生中間進行左中右排隊，還秘密召開所謂的"六一三左派會議"，發動一部分學生預備搜集材料，預備把另外一部分學生打成右派。

在文革的第一階段，水院的運動與文革的指導性文件《《五一六通知》》截然相反，不是向上指向當權派，而是向下橫掃："從一九六六年六月到九月，基本上是先由黨委領導，後由工作組、黨委共同領導，矛頭向下大揭大批，然後是省委工作隊黨委領導反右派，最後由文化革命委員會領導破四舊、抓‘南下一小撮’，都是由湖北省委領導的、有組織的運動群眾。"(引自張建成《歲月留痕》，以下引文凡未註明者均引自該書)

這一階段的成果是："工作隊進院有效時間約50天(六月十一日至七月三十日)，在這50天裡，工作隊與院黨委一起，主要工作是抓師生員工中的右派，從摸底排隊，發動揭、批以引蛇出洞，直到全面反右，其結果在水院整死2人，抓1人，院重點批鬥4人，各系、各部門點名批判一百多人。"其中"張庭英老師割腕自殺身亡，羅守琳老師跳江自盡，有個學生精神分裂了，被關到了武漢精神病醫院。"

一九六六年七月底毛澤東決策撤銷工作組，等到黨委和工作組"向下打擊"這個運動方向被毛澤東扭轉之後，水院黨委張茀茀承和李喜爾等人設計了新的運動方法和方向水院在張茀承等人的操縱之下先是成立了文革委員會，然後又成立了保守派組織"毛澤東思想大學校"，繼續體現省委和院黨委的運動意圖，違反法律和黨紀大搞抄家："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日，我院紅衛兵在院文化革命委員會的領導下，對院內的‘走資派’、‘反動學術權威’和‘牛鬼蛇神’進行了大規模的抄家活動，這時出面抄家的紅衛兵是官辦的，由院文化革命委員會領導。"

在撤銷工作組和公開發布布《十六條》之後，張茀承等人操縱成立"文革委員會"以及隨後的官辦紅衛兵組織——"毛澤東思想大學校"，在學校里繼續推行他們的意願。不管是開始的"左中右排隊"還是隨後的"反擊右派"、乃至於後來的抄家運動，以及在省委指導下的"驅趕南下一小撮"，都與中央公開的指導性政策沒有關係。

第二個時期：是造反派形成並逐步掌握主導權時期

從水院的文革時間可以看出，造反派之所以產生，以及造反派與保守派對立的形勢和內容，都內在地與當權派的倒行逆施有關。正是在省委和院黨委領導運動的過程當中，產生了一個明顯的附帶後果——給自己製造了一個堅定的對立面："在廣大師生中造成了派別差異，工作隊封了一批左派、鬥了一批右派，這為在以後的運動中形成派系鬥爭、特別是革與保的鬥爭播下了罪惡的種子。"在後來發起的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線過程中間："造反派把矛頭指向了省委、院黨委及省委工作隊黨委的當權派，而以文化革命委員會為代表的多數派則堅定地站在當權派一邊，反對和阻止造反派的一切行動。於是，形成了群眾中革與保的兩派鬥爭。"

造反派的形成和壯大，肇始於對水院當權派"左派會議"安排的質疑，在七月遭到反擊之後處於低潮，撤銷工作組之後丁家顯等開始寫出公開信表示不同意見。北京南下學生的支持和到北京串聯參觀受到的鼓勵，是少數派壯大的轉折點，後來通過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線和公布布"黑材料"以及為那些受打擊的同學平反等關鍵環節，揭露和批判當權派的倒行逆施，爭取到絕大多數群眾的同情和支持，到了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少數派已經成為水院的多數，並且在這個基礎上掌握了運動的領導權。

從水院的文革實踐看，造反派特別是造反派的中堅分子——老造反派——主要不是響應毛主席號召或者中央政策指示而造反的，而是作為省委和院黨委所引導的倒行逆施的批評者身份出場的，換句話說，造反派是反對文革的當權派"反向動員"出來的。如果沒有當權派和保守派的倒行逆施和不得人心，就沒有老造反派的強烈批判意識;如果不是當權派對批評意見的殘酷打擊，就沒有造反派發誓要與這一撥勢力"血戰到底"的堅定性。

當權派在水院的倒行逆施，激起了民間的強烈批判意識，一九六六年六月中旬的"六一八事件"就是這種批判意識的初步體現。隨後，以張茀承為代表的當權派，不僅不思悔改，反而在取得省委書記許道琦的同意之後，在七月份部署"反擊"，作為這個反擊部署的高潮就是：捏造罪名構陷大三學生郭明正。

一九六六年十月"參加北京國慶活動回校以後，少數派幹了三件事：一是出一批大字報，介紹中央領導講話，介紹北京運動情況。二是組織召開批判資反路線線誓師大會。三是召開北京文化大革命情況介紹會。這三件事就是宣傳群眾、組織群眾，使少數派獲得了群眾的好感與信任，取得了運動的主動權。而多數派的領導人回校後無所作為，在等待省委的指示，脫離了群眾，陷入了被動。"

一九六六年十月底，張茀承等人拒不按照中央文件要求把黑材料交回給群眾，而是在行政大樓偷偷處理，試圖燒掉，結果被丁家顯為首的造反派得知並搶出來公布布於眾，結果造成"這對院黨委、各總支來講則是致命的一擊。黑材料是黨委把革命群眾打成反革命的鐵證，從而也是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線的鐵證。"

"從參加北京國慶活動返校到十二月底，經過三個月的揭發、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線，揭露院黨委、工作隊黨委整革命群眾的黑材料及‘七一五’反右、抓捕郭明正等執行資反路線線的事實，到黑材料的曝光、郭明正平反，反反覆覆的一系列事件，讓人們清楚地看到什麼叫鎮壓群眾運動，什麼叫把革命群眾打成反革命，什麼叫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線，什麼叫兩條路線線的鬥爭。一系列的事實使大家具體地看到了，反動的東西，你不打它是不會自動退出歷史舞台的，從而教育了廣大群眾。"

水院文革早期，造反派所做的事情，歸結起來就是一句話：讓全院師生看到了當權派是如何倒行逆施的，他們的行為不僅不符合中央政策、違反法律，而且以張茀承、李喜爾為首的權貴所操控的野蠻抄家和殘酷迫害，已經到了令人髮指、泯滅人性的地步，就算是一向緊跟當權派的保守派也沒有辦法有效地為他們辯護，結果是人心離散。正是因為這個原因，造反派才取得了優勢。等到一九六六年冬天，水院中百分之八十的學生都參加了造反派組織，保守派組織趨於瓦解，形勢變化不利於當權派。"保守派的‘大學校’從組織上、思想上都瓦解了，很多人轉到了造反派一邊。原來堅定的人，也開始懷疑省委、黨委中一些人言論、行動的正確性，於是開始逍遙起來了。‘大學校’已經不攻自垮了，院文化革命委員會也在鬥爭中靠邊站了，頑固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線的人孤立了，造反派隊伍壯大了，在鬥爭中組成了各種兵團，相互支持，形成了有戰鬥力的組織，掌握着着運動的大方向、主導權，控制了學校的宣傳陣地(廣播台與院刊)。造反派已經在政治上、組織上、宣傳上都處於主導、主動的地位。"

第三個時期：是軍隊支左並且鎮壓占優勢的造反派力量

一九六七年一月下旬，軍隊支左之後情況大變："武漢地區的文化大革命運動，在經過與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線的拼搏後，形勢一片大好。但在武漢軍區介入後，形勢急轉直下。""從一九六七年二月中旬開始，到一九六七年的‘七二〇’事件，漫長的五個月中，他們取締工人總部，大肆抓人，壓迫鋼二司、鋼九一三，分化造反派隊伍，拉一派打一派;扶持百萬雄師，對造反派實行武力清剿，實行白色恐怖;公然抗拒中央解決武漢問題的方針，發動‘七二〇’兵變，扣押毆打中央代表……。"一份官方編撰的黨史，曬出了"百萬雄師"百萬雄師部分的殺人成績單："據不完全統計，6月份僅武漢市就在武鬥中打死108人，打傷2774人。"(中共湖北省委黨史研究室著：《中國共產黨在湖北80年》，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年6月版，第345頁)水院較為幸運，在百萬雄師的武力圍剿中間，有七人被長矛刺傷，總部勤務組成員嚴菊明、動態組鍾光超老師都被百萬雄師用長矛刺傷。

如果說一九六六年文革早期是省市委和各單位黨委的表演時間——在公眾面前表演他們放肆地踐踏政策和法律的話，顯然一九六七年元月底"軍隊支左"之後，就成了軍隊當權派的表演時間了，這一次的表演除了踐踏政策和法律之外，還要加上殘暴的鎮壓場景和野蠻的殺人情節。文革到了這個階段之後，所有的當權派群體都獲得了表演機會，反過來，民眾也獲得深度觀察和識別當權派的機會。

第四個時期：是革委會成立和派性分裂

經過各個組織的協商，水院革委會由37人組成，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九日水院革委會成立大會。在革委會成員協商過程中間，已經有了兩種不同的意見和標準："在委員條件上，井岡山兵團主張看貢獻，提出防止有人摘桃子;以紅旗兵團為首則提出革命不分先後，主要看他的思想品德、工作能力，是否得到群眾的擁護，提出革委會是全院師生員工的，不是哪個兵團、哪一家的。雙方的說法其實都有所指，沒有捅穿而已。這些提法、指責都成為日後派性鬥爭的內容。"兩種不同的標準，意味着不同的革委會席位分配方法，為了最大化本派別的席位數："文化革命中，各派死抱住自己的山頭不放，為自己的山頭多爭些利益，以文革功臣自居，老子天下第一，看不起別的組織，要以自己為核心實現大聯合，所以總聯合不起來，即使表面聯合了，心裡不服氣，所以爭論不休，戰鬥不斷。"

在革委會成立之前兩派就有分歧，成立之後不久就開始了派性鬥爭，結果，派性鬥爭的分量太大，成為壓倒其他事務的重頭戲："紅水院兩派的鬥爭，從成立革命委員會的一九六七年九月算起整整一年，從一九六八年三月兩派正式分裂，到工宣隊進院也有半年時間。造反派組織是一九六六年九十月間形成的，這樣算起來，派性鬥爭的時間占了一半。"

無原則的派性鬥爭，後果是"革委會已名存實亡，無法開會，更不能統一領導，兩派各行其道。上級發到革委會的會議通知、各種票證都是兩套，由支左辦公室安排，兩邊都照顧到。這些方面沒有產生衝突，但整天的高音喇叭聲吵得人不能安生，群眾敢怒不敢言，越到後來，逍遙派越多。"

革委會內部分成互不兼容的兩個山頭，導致新的無政府狀態，"從毛主席召見‘五大領袖’的談話來看，我認為毛主席派工宣隊進學校，目的是制止武鬥，消除資產階級的派性，進行斗、批、改，完成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任務，時間大概在一年左右。""但事與願違，從工宣隊進院到軍宣隊撤離學校(一九七四年五月)，五年八個月;再到工宣隊撤離學校(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九年多，在這麼長的時間裡，斗是斗，主要是斗造反派;批是批，主要是批造反派所謂的派性;改是改，主要是改掉文革中毛主席提倡的東西，如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四大的民主精神、依靠群眾來監督幹部和教育幹部等等，這完全違背了毛主席的意願。"

第五個時期：是軍宣隊、工宣隊掌權時期

革委會內部的派性引導了群眾組織中間的派性，結果導致革委會無法工作。工宣隊於一九六八年九月二十三日進駐，軍工宣隊的第一任指揮長是宋國英，他在學院期間的工作，主要是消除派性，清理階級隊伍，整頓紀律、秩序。

"工宣隊進院，革委會靠邊站，不說取消，但也不起作用。""說是工人階級領導一切，實際上是軍隊幹部控制一切，決定一切，院、系及行政部門和處、室一把手都是軍人。"

"工宣隊進駐學校後，最大的變化之一，是在組織上及領導系統上的改革，實行軍事化編制，進行軍事化管理，以實現迅速改變學校面貌的目的。""學院下面面成立四個大隊，原一、二、三系分別改為一、二、三大隊，行政管理部門成立四大隊，大隊下面面設連、排、班。機關設四個組：辦事組、政工組、教育革命組、後勤組。""各大隊的行政領導由工宣隊員擔任，大隊政委和機關四大組的組長均由軍宣隊員擔任。""湖北省成立"文教戰線線指揮部"，正副指揮長均是解放軍，是學校工宣隊的上級領導機關。"

"從此，由解放軍領導學校的一切，廣大師生員工由學校的主人變成了被改造的對象。他們按照軍人的要求，早上出操，開會要列隊進入會場，列隊離開會場，開會前要唱歌等等。"

"從毛主席召見‘五大領袖’的談話來看，我認為毛主席派工宣隊進學校，目的是制止武鬥，消除資產階級的派性，進行斗、批、改，完成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任務，時間大概在一年左右。""但事與願違，從工宣隊進院到軍宣隊撤離學校(一九七四年五月)，五年八個月;再到工宣隊撤離學校(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九年多，在這麼長的時間裡，斗是斗，主要是斗造反派;批是批，主要是批造反派所謂的派性;改是改，主要是改掉文革中毛主席提倡的東西，如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四大的民主精神、依靠群眾來監督幹部和教育幹部等等，這完全違背了毛主席的意願。"

為了實現徹底鎮壓造反派的目的，為解決派性問題所排出的軍宣隊和工宣隊(成員主要由造反派組成)已經不敷使用了，"一九六九年九月，工宣隊進行了一次大換班，指揮長宋國英離校，樊馬義接任。工人也全部換了，由國棉三廠、青山熱電廠派工人進駐我院，鑄鋼廠和車輛廠的工人全部回廠，工人副指揮長由國棉三廠的吳玉清師傅(女)擔任，時間不長，又由國棉三廠的朱三梅(女)接任，工宣隊員均換成了原保守組織的成員(第一屆屆工宣隊員多數是造反派)。""指揮長樊馬義與宋國英的作風也絕然不同，這屆屆軍、工宣隊從進院開始貫徹五二七指示、九二七指示，以後又進一步清查‘五一六’分子，時間長達兩年多，全部精力用於整造反派。""有人說，這屆屆工宣隊進院的目標與任務，就是要徹底整垮造反派，進來的人、起用的人都是保守派的，鬥爭的對象都是造反派。""經過他們的‘分析’、‘研究’、‘重點突破’、誘供、逼供、信供，在武漢水利電力學院有四百400多師生員工被打成‘五一六’反革命集團的成員，占全院師生的8%左右。"

第六個時期：重新成立黨委到徹底否定文革

"從一九七二年九月開始，工宣隊指揮部已不再領導一切了。黨委書記是軍代表吳紹文，副書記3人，革委會副主任6人。""在文化大革命中成立的革委會，有其名，無其實，因為委員都被隔離審查，至今未解脫，副主任張如屏、張建成都被當作敵我矛盾排除在外，所以此時的革委會沒有委員，沒有群眾代表，只有上級任命的主任、副主任。"

一九七四年在群眾性批林批孔運動的壓力之下，水院內部產生了一點點新的變化："為了領導好批林批孔運動，黨委決定成立院批林批孔辦公室，黨委宣傳部長常樹蔭任主任，任命我為副主任。各系成立批林批孔領導小組，總支書記任組長，任命了一些造反派教師為組員。主要任務就是為"兩清"中的冤、假、錯案平反，處理黑材料。"看起來，要那些官員執行政策，重視事實和法律，如果沒有外在的群眾運動的壓力，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每一次落實政策、改正當權派製造的冤假錯案，都是逼不得已。

一九七六年各級官員趁着着"粉碎四人幫"的"東風"，從自己的需要出發積極推動所謂的"揭批查運動"，把文革中間整治造反派的"兩清一批"運動的衣缽延續下去，繼續製造冤案鎮壓造反派："抓捕‘四人幫’後的一個重要步驟，是清查與‘四人幫’有牽連的人和事。所謂有牽連的人就是指那些積極支持與參與文化大革命的人——造反派中的骨幹，所謂有牽連的事就是指文化大革命中的事情。"

在與大的"揭批查運動"配合的同時，一些官員個人的"小九九"也搭上順風車，水院當權派栽贓給造反派的"所謂‘批宮揪張’，實質上是某人的陰謀的一個組成部分"，"在那個年代，只要把自己說成是被‘四人幫’及其爪牙迫害的，那就是革命者，就是英雄，一舉兩得，既可打倒張建成，也可抬高宮雨屏和張茀承的身價。""否則很難理解為什麼在這個問題上，要花這麼大的力氣對我進行逼供。"在文革前後，每一個運動都結合着着當權派的私心和私利，正是因為這樣，每一個運動都搞得有聲有色，除了上頭的號召和組織原則之外，各種私心雜念都得到搭順風車的機會。

有意無意地給官員實現自身機會主義目標的空間，甚至在一段程度上誘導這些，反而是一些領導人鞏固自身權力的訣要，這種上下結合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是官場腐化墮落的加速器。從捷克流亡到瑞士的學者希克指出："只有當第一書記實行的政策或多或少地符合官僚機關的根本利益時，他才能取得個人的統治地位。如果他企圖進行一次違反官僚利益的政治變革，那麼他遲早就要失敗。"(〔捷〕奧塔·希克《共產主義政權體系》江蘇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59頁)在中共高層劉少奇和鄧小平就是這樣的聰明人，鄧小平廢除四大、明確保證二十年不搞運動，劉少奇明確主張"馴服工具論""入黨做官論"，就是這種官場智慧的體現，反過來，毛澤東則逆官場潮流而動並預先做好了"摔得粉碎"的心理準備。

二、公權力私有化的擴張趨勢——張茀承在官場中間的代表性

一個官員如何看待自己的權力，如何對待自己、對待下級，如何執行政策和法律，這對於其權力範圍內的政治狀況而言是至關重要的。在文革的各個時期，當權派明目張胆地違反政策和法律，這是一個共同的現象，一九六六年六七月間張茀承等人在省委許道琦和工作組的支持下把群眾整成右派和反革命，一九六七年軍隊支左之後武漢軍區陳再道等人鎮壓造反派，軍宣隊工宣隊派進學校之後很短時期就進行"大換血"，目的都就是為了服務於把造反派打成五一六反革命分子;一九七二年成立的各級黨委一直主政到"四人幫"被抓之後的"揭批查運動"，其關於文革的作為都是系統地違反政策和黨紀的。總而言之，從文革前後的政治實踐看，當權派普遍地不執行政策和法律，而是按照自己的私心和需要去行使權力，這就意味着着：對文革演變過程的解釋也必須在政策和法律的視野之外去尋找原因。

非常遺憾的是，好幹部往往成為官場的例外，而恰恰是那些自私自利、作風惡劣的壞幹部擁有代表性。張茀承的代表性往往體現為一個逆向選擇過程：從官場中間逐步地淘汰好幹部，壞幹部的比例就越來越大，水院官場就有這樣的長期趨勢。就文革所暴露的官場行為看，張茀承恰好就是那個特別有代表性的人。在張老師的記憶中間："張茀承的權術運用已經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他善於抓住機會，條件成熟時，果斷出擊;需要忍耐時，他一定會隱藏起來;需要表現傷心的時候，就能痛哭流涕;需要編造謊言時，他就大膽地編，達到目的為止。他對人當面叫哥哥，背後摸傢伙;他可以為親信包庇掩飾錯誤;他對上報喜不報憂，說假話，對下壓制不同意見，制裁反對他的人，搞一言堂的獨立王國。在這個王國里，順我者昌，逆我者亡。"張茀承的這種種作為，可以簡單地歸結為"公權力私有化"——把執行政策和法律實現管理的公權力，通過各種方式(其中最重要的任用私人建立獨立王國)用以追求私人利益擴張和權力為小圈子服務的私慾。而獨立王國的建設成就越大，權力得到制約和挑戰的機會就越小，就這樣，權力的第一步腐化為第二部腐化開闢出新的空間。

在一定程度上，要解釋文革為什麼按照那個樣子搞法，以及為什麼會搞成那個樣子，中央的政策和毛主席的思想都沒有辦法解釋，恰好，張茀承這個非常有代表性的官員及其利用權力的方式，更能夠貼切地解釋文革前後的狀況，也就是說，不是政策設計、指導思想或者是制度、法律，而是官員的"公權力私有化"願望有着着更高程度的解釋力。張老師精闢地指出："根據我在文革中與這些人的接觸，我覺得他們是一些風派人物，沒有原則，沒有信仰，跟着着權力、利益走。這種人在洋人入侵時，會不會成為漢奸就很難說;但當資本主義復辟的時候，他們肯定是擁護的，因為他們是既得利益者。""要想說清楚武漢水利電力學院在文革前、文革中、文革後的許多事情，要解析在文化大革命中水院黨委主要領導人對一些幹部、教職工、學生痛下殺手的原因，就要講清楚水院黨委主要領導人的行為準則，以及這個利益集團對內對外的矛盾與鬥爭，當他們達到目的後又是如何構建他們的獨立王國的。不管他們內部為了權力而鬥爭，矛盾有多大，但他們始終執行着着‘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幹部政策。"

為了實現黨同伐異的目標，張茀承在"生活作風錯誤"問題上包庇常樹蔭，同時處分並拱走李貞儒："常樹蔭犯過生活作風的錯誤，發生過不正當的男女關係，還有過一個非婚生子。此事發生後，張茀承包庇常樹蔭，既不准知情人講出來，也不進行組織處理。由此，常樹蔭對張茀承是感激涕零、忠心不二(以常樹蔭掌權後就不一定了)，成為張茀承的得力助手，進而成為張茀承的接班人。"優先提拔那些違法亂紀的壞幹部，讓他們感到來自上級個人庇護的好處，這等同於是一筆投資，可以指望在未來貨到回報——看漲的預期收益，張茀承保護壞幹部顯然可以增加自己的預期收益，正是在這種預期收益的激勵之下，張茀承必須超越政策和法律的許可、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還要壓制住內部的不滿。反過來，如果違紀行為人有可能威脅到預期收益時，那就需要反過來按規則行事："一九八七年，李貞儒與辦公室打字員之間的不正當男女關係被揭露，兼任院紀委書記的高進珊要立案調查，把事情搞大，而常樹蔭則千方百計要保李貞儒，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先是讓李貞儒死不承認，以為這樣就無法作結論。這一招沒有奏效，……高進珊這邊依靠省紀委，由省紀委找李貞儒談話，李貞儒最後承認了。學校給了李貞儒個黨內處分，接着着把他調到長沙鐵道學院。"

還有一個顏國良，也得到張茀承和常樹蔭的超常提拔和重用，看一下這個人的文革經歷和升官圖是很有意思的："顏國良作為水院‘紅教工’組織的一號頭頭……，在抓‘五一六’時，他是最早承認自己是‘五一六’分子的，並揭發了我院‘五一六’的組織系統，揭發我是水院‘五一六’的組織領導者，除了反軍亂軍外，還整理了周總理的材料，給他看過，他還提出過修改意見等等。之後，他與造反派劃清界限，碰面時假裝沒看見。批林批孔運動中，他又成為造反派頭頭，慷慨激昂發表演說，參加各類會議，包括派頭頭的會議。他向我檢討錯誤，表示決心跟着着毛主席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在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中，他依然十分積極。‘四人幫’被抓後，他反戈一擊，我們又成了陌生人，還是見面裝作看不見。對於這樣的風派人物，張茀承、常樹蔭看中了什麼?他們看中的，就是顏國良的隨風倒，看中的就是要從顏國良嘴裡講出他們所需要的東西，而顏國良為了自身的利益，迎合他們的需要，肆意編造所謂的‘證據’。他們在短短的幾年裡，讓他入黨，給他提干，調他到教務處，後又升任處長，之後又推薦他擔任長沙水電師範學院的副院長，這就是他們對顏國良的獎賞。"

司馬遷曾經說過"不知其人，視其友。"這就是說，你不知道一個人是什麼樣子的人，就看看他與什麼人友善就知道了，張茀承、常樹蔭等人打擊誰、提拔誰，鮮明地揭示了他們的內心和為人處世準則。在另外一個方面，什麼人得到官場重視和提拔，不僅體現了"誰應該得到獎賞誰應該得到懲罰"的社會準則，間接地成為執政黨政治合法性的指針。

在文革期間，選拔誰來執行政策至關重要，軍宣隊和工宣隊進入學校之後，第一批進校的宋國英大體上執行政策，也做了一些促進兩派聯合的事情，但很快就被樊馬義代替。樊馬義本人不僅作風粗暴，而且懷有對知識分子"改造、-改造、-再改造"的狹隘心理，結果很好地實現把造反派打成反革命的任務。第一批工宣隊成員多數是造反派工人，進入學校之後也能夠執行政策做一些兩派團結的工作，但一樣被換成保守派成員，在樊馬義的領導下，在水院師生中間採取"逼供信"手段羅織口供，打了四百多個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占全校師生總人數8%)。不僅僅像張茀承那樣為了鞏固個人權力需要仔細地選人當權，就算是要實現當權派鎮壓造反派這個共同目的也需要採取換人政策，看起來，當權派都能夠嫻熟地找到合適的人，去做他們認為合適的事。

雖然張老師本人受到張茀承長期的報復和打擊，但他仍然客觀地肯定："就三代掌門人的廉潔程度、工作能力來說，張茀承是無可挑剔的，客觀地說，三代掌門人一代不如一代。"這在很大程度上與整個社會轉型和官場蛻化程度相關，在文革結束近四十年來，應該說，公權力私有化的趨勢是有增無減，與這個趨勢相匹配的官員個人，其私心私慾的擴張也是同步上升的。張茀承在毛時代應該算是品德最敗壞的幹部典型，但是，隨着着時間的流逝他反而有資格得到一張"好人卡"，這不能說不是一個悲哀。

在官場中間苦心經營權力小圈子，固然可以實現一些私利，但效果並不那麼可靠，張茀承晚年的失落還得到張老師過於泛泛濫的同情，"對一個權力欲極強、並用權力隨心所欲實現個人願望的人來說，失去權力意味着着什麼?意味着着失去一切，尤其面對自己培養的接班人(常樹蔭、高進珊)的一反常態，由熱情討好變為冷漠，由向自己匯報、聆聽教誨變為嫌棄，他無法接受，心情不好，……張茀承在被免去顧問職務後不久，身體明顯差了許多，也蒼老了許多，到後來，走路要有人扶着着，否則會倒下去，腰快彎成九十度了。"張茀承的淒涼晚景也許是事實，關鍵是被他那顆拳拳經營"公權力私有化"事業的苦心所放大，客觀上的失落被主觀感受所放大——畢竟投入了那麼多得到卻卻那麼少，心情不佳是在所難免的，這在很大程度上也揭示了經營"公權力私有化"的風險和不確定性。由於此種風險的實際存在，也許，(也只能說是也許)，張茀承這樣的代表性人物還有可能在批判的壓力和正面的引導教育之下改邪歸正吧，這也許是毛老人家說"相信百分之九十五的幹部"、"擴大教育面"的信心所在。

一個老闆在自己的企業裡面任人唯親，也肯定會激起部分人的不滿，但不會導致普遍的高度不滿，畢竟企業是老闆自己的;但是，張茀承在水院公然搞那種"公權力私有化"的經營方法，在整個水院所激發不滿和批判，要強烈得多。恰好在文革早期很適合這種不滿意的公開表述，文革的水院群眾對走資派的反抗和批判力量，造反派之所以產生並得到廣泛的同情和支持，其內在的政治動力就在於：人們對於"公權力私有化"的容忍程度很更低。從另外一個方面看，文革之所以能夠發動起來並有那麼大的聲勢，恰好是與民眾厭惡、憎恨並且在合適的氣候下對"公權力私有化"發起批判的信念是相一致的。

而文革結束後，張茀承那種"公權力私有化"經營方式，在很大程度上被"一把手負責制"正當化了，同時還在強化管理手段運用——"更多由上級掌控下級命運"——的管理和制度改革中間，預先地消弭了絕大部分來自下級的批評意見，改革年代官員對內管治權力的巨大提升，是一個長期趨勢，結果在很大程度上消弭了內部監督的可能。這兩者可能是導致三十多年來各種監督制度建設成效不彰的原因所在。這個變化可以解釋為："內部監督"力量即使沒有被取消，那也隨着着官員權力的集中趨勢而被極大地弱化了，而而在外部監督上，倒是有黨委紀檢、行政監察、經濟審計、司法反貪等等則是一種"外部監督"，三十多年來的幹部監督，近似於取消毛時代的內部監督同時強化外部監督。機構的建立，但是外部監督的強化並沒有能夠遏制住幹部隊伍的整體腐化墮落的趨勢。今天的中央領導層始終懷有提高"公信力"和"執行力"的良好願望，但一個基本的事實是：三十多年來官場私心私慾泛泛濫擴張的趨勢，大大地壓倒了三十多年來一系列的監督制度建設成就，哪怕就算是以後繼續是出台再多的好政策反腐政策，能夠取得多大的效果，仍然不無疑問。如果拒絕像文革那樣借用群眾的有組織的批判力量，那麼，僅僅局限於外部監督機制的鼓搗，還有多少潛力可挖?也許需要追問一下：一味地地着着眼於外部監督強化相對於被取消的內部監督，其有效性又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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