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瘡百孔的中國農村: 勤勞不能富 癌症越來越多

2015年7月，山東幾省連遇高溫，部分城市達到40度。在這樣高溫天氣下，一些化工廠、養殖場散發的臭味令人窒息。

在我的生態農場西北角，兩年前出現了一個非法養殖場，屬於工廠化養鴨，鴨子從蛋殼出來到長大25天即可以出籠。在其上游就有一個規模化的屠鴨廠。屠宰後的鴨子進入到南方城市，被一些不知情的消費者吃掉了。經濟發達的地方，為轉移污染，將工廠化養殖場和屠宰廠轉移到了經濟相對落後的沂蒙山區。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裡恰好位處水源地上游，這裡的污水與生產的垃圾食品又回到了他們的餐桌。

臭氣來自養鴨場的鴨子糞便，平時氣味就很大，再遇到到高溫，臭氣濃度增加幾倍，臭氣熏天。儘管政府規定畜禽糞便要乾濕分離，不准沖洗，但這些黑心養鴨場不管不顧，照樣用水沖，不僅嚴重污染了周圍河流，在沖洗過程中還添加了大量火鹼，這樣的鴨糞不僅不能肥地，還會燒死莊稼。

之所以25天鴨子就能夠出籠，得益於大量使用飼料添加劑，各種重金屬、抗生素、激素都添加到飼料裡面，讓鴨子異速增長。不要說這樣的鴨肉存在嚴重的質量安全問題，就連糞便都存在嚴重的環境污染，長期在鴨場工作的農民也有健康隱患。

我們在農村調研，發現買水喝的農民越來越多了。最早發現農民買水喝是2013年春節前後，今年村民發現買水喝已成為普遍現象。沿沂蒙山金線河兩岸的十幾個村莊，當年都是到河邊沙灘取水喝，或者每個村里都有井，喝的就是淺層地下水。如今，河裡的水早就不能喝了，現在井水也不能喝了，連鎮上供應的自來水也幾乎不能喝了。

有條件的家庭花錢打深水井，打井變成一個產業。

河水不能喝是沿河工業尤其屠宰業、工廠化養殖業造成的，河水已嚴重污染，成了劣五類水；淺層地下水不能喝是農業污染惹的禍，農民為圖省事，減少向土地上投入，使用大量的化肥、除草劑等農藥，最終導致了賴以為生的地下水不能喝了。原本喝水不要錢的農民，今天嘗到了花錢買水喝的苦頭??那水是要天天買、頓頓買的啊。

水是從山上買的，村莊的上游就是蒙山，蒙山由於植被覆蓋好，少農田，所產生的水乾淨還有一絲絲的甜味。然而，幾年前我去考察，發現那裡的水源也面臨着污染隱患。由於遊人增多，山上遍布各種農家樂餐館，餐飲業的廢水直接排放到水源中去。

進入7月，調查區平邑縣卞橋鎮石橋、南安靖、卞橋、西荊埠、黃埔莊等幾個村子的農民開始忙碌起來。農田裡爆發了一種鑽心蟲，專門啃食玉米芯，即頂端的幼葉，吃完後就鑽到植株下面的部位，非常難以治理，農民恨之入骨。

農民每年都要向地里打多遍農藥，加上播種期用農藥拌種，使用農藥四五次屬於正常，如果種植果樹，每年打藥的次數高達20多次。

現在的農田充滿了殺機，害蟲幾乎都是經過農藥洗禮的，農藥越用越多，而害蟲似乎也越戰越勇，在過去一百多年的人蟲大戰中，化學對抗的勝者似乎是害蟲而不是人類??醫院裡癌症病人越來越多，而害蟲繁殖速度依然成倍增長。

害蟲在農藥脅迫下，會出現進化，這個進化是在農藥誘導下產生的。據說有些害蟲泡在農藥原液里也毒不死。這類害蟲進化出來了一層隔離液態的蠟質毛。如果有人研究農藥誘導的害蟲進化機理，應當有很好的科學發現。農民不知道其中的原理，每年繼續有成噸的農藥傾倒在農田裡。

有些蟲害是農藥商和農藥販子人為製造出來的恐慌，為了嚇唬農民，其目的是兜售其農藥，他們不關心農民是否治住了害蟲，他們關心的是農藥的銷售量。

當農田出現的害蟲的時候，僅僅是每畝出現2～3頭害蟲的時候，植保專家就建議農民噴灑農藥，還推薦他們使用哪一種農藥。如果不打，農民們經常聽到的是下面的話：

你不打農藥嗎？不打莊稼都毀了。

一些政府官員也成了農藥商的傳話筒：“不打農藥，產量會減少70%，甚至會絕產。”

山東省平邑縣卞橋鎮蔣家莊村的東面有一條小河，叫金線河，是沂河的上游。沂河是淮河流域泗沂沭水系中較大的河流，從江蘇入海。在沒有自來水的年代，沿河十幾個村莊的村民就是靠這條小河生活，無論是地表水還是地面水都能喝，不需要進行水處理。這條河至今也是臨沂市以及沿線城市的水源地，但需要進行各種水處理措施。

過去村里還沒有空調的時候，這條河就是天然的避暑地。在炎熱的夏季，忙碌了一天的人們，就是用這條河去除身上的熱氣，男人在上河洗澡；女人在下河洗澡，但男人的權利是白天和黑夜都能洗，而女人只有在晚上才洗。

村里人對這條小河有着很多的回憶：

河裡有很多的魚，夏天發洪水時可以在淺灘上抓到幾十斤重的大鯉魚，魚是從上游水庫里跑出來的，水流平緩時也能看到一些魚兒在淺淺的水底下靜靜地呆着。有一種魚，我們叫它“沙里趴”（學名沙鱧，鱧科魚類），用手就能抓住，至於深水裡的螃蟹、蝦米、青蛙、泥鰍等就更多了。孩子們用笊籬就能撈蝦，手巧的還會織漁網，並織成簸箕的形狀，綁在長杆上，就可以抓到更多的魚。小河再往遠處流便是密不見人的森林，膽小的孩子是不敢走進去的。森林裡有一種叫小黃雀的鳥，羽毛金黃，小而靈活，孩子們的彈弓很難打到它。一到夏天，數不盡的知了響徹整個森林，天氣越熱，叫得越歡，這時候，孩子們最高興的事就是一下課就去粘知了，揀知了皮，逮知了牛（也就是金蟬，金蟬是蟬的幼蟲，脫殼之後就成了蟬）。

今天，這條小河已經嚴重變臭，不能游泳，更不能喝了，水裡的魚蝦沒有了，沿河的蘆葦盪沒有了。這條河每天都要負重將各種污染物搬運到下游去，再經過沿線的城市，最終流向大海。

據村里人介紹，河水變質是從砍伐當地森林開始的，這個過程大約發生在1982年前後，首先是分了集體林，將多樣化的當地森林賣掉分掉，然後種植上清一色的楊樹。隨後，人們發現了發財的機會??賣沙子。由於城市急劇發展，大量需要沙子，金線河的沙子被層層截挖，這裡的沙子被製成混凝土，撐起了一座座城市。

後來，人們沿河瘋狂建各種養殖場，大都是工廠化速生養殖場，養雞養鴨，污水直排金線河；雞鴨多了之後，於是就沿河建起了屠宰場，屠宰廢水基本沒有經過處理就進入了金線河。

還有其他大小工廠，以及農田裡排放出來的化肥、農藥、地膜的碎片，下雨的時候也隨着地表徑流進入了金線河。

調查發現，農村中垃圾嚴重增多了，尤其白色污染。

倒退三四十年，鄉村是很少垃圾的。那個時候沒有塑料袋，也沒有農膜，主要是動物和人的排泄物。勤快的農民都要將這些排泄物收集起來，放在豬圈裡作為肥料。當年有一種農活就叫拾糞，幾乎每一個農戶家裡都有拾糞的工具，沂蒙山人管一種棉槐條編的農具叫糞箕子，就與這種農活有關。

如今，人和動物的糞便明顯比過去少見了，但嚴重增多的是各種垃圾。

首先，農田的地膜殘留物就是一種。每年農民種植經濟作物如西瓜、花生、土豆等都需要大量使用地膜。這些地膜非常薄，沒有回收利用價值，收穫莊稼後農民就將地膜撿起來放在地頭，一些殘留的農膜留在地里。有時候地頭上雜草多了，農民在燒雜草的時候，一把火也將地膜焚燒了，釋放出嚴重的致癌物。

其次，是各種農藥、化肥的包裝物。它們幾乎都是塑料類製品，有些為塑料袋，有些加工成塑料瓶。

第三是各種食品的包裝物。飲料瓶、礦泉水瓶、牛奶瓶，方便麵袋，薯條袋，幾乎村民從商店裡買來的所有食物都是用塑料包裝的，即使香煙，外面也有一層膜。

第四是各種塑料袋。城裡人的超市對塑料袋實施限塑令，但那些被限制的塑料袋全部進入鄉村，現在農民趕集賣東西，根本沒有帶包帶筐的習慣了，到處都提供一次性塑料袋。集市散場後，地面上的垃圾塑料袋遮蓋地面，由於鄉村沒有專門的環衛人員，這些垃圾袋藉助風或雨水的力量，就會進入河流或溝渠。

蔣家莊的村民，第一次聽說癌症這個詞，是20世紀70年代。1976年1月，周恩來總理去世，因患癌症醫治無效去世，縣有線廣播裡傳來這個消息。村民們悲痛之餘，私下互相打聽，癌症是什麼樣的病，那麼厲害，連國家都治不好。可見，40年前，癌症對於村民完全是很新的名詞。

如今，村民們因病去世的多了，而更多的病，都是在醫院裡查出的癌症。先是村民感覺某個部位不舒服，疼痛難忍，送去醫院檢查，往往都是癌症後期。後來這樣的事情多了，誰家發現有人疼痛，就很自然地猜想是不是得了癌症。

癌這個字裡有3個口字，病從口入，癌症也多是吃出來，喝出來的，更有空氣中致癌物，通過呼吸進入人體。村民們得肺癌、食道癌、腸道癌的多，就很可能與空氣、水和食物污染有很大的關係。

村民們常年接觸農藥、化肥、地膜，這對人體的傷害很大。村民們告訴我說，打除草劑的時候連窗戶都不敢開，氣味很難聞；打農藥時有時渾身紅腫，洗澡都不管用；他們在田間地頭焚燒地膜時，點着火走了，但空氣中的二惡英致癌物卻進入了大氣，上百年不能降解，對於這一點，村民是不知曉的。

蔣家莊的會計那裡保留了村民死亡的較完整記錄。過去有記錄的19年中，總死亡人數為109人，其中男性56人，女性53人。

調查中得知，農民死亡原因中，90%以上為各種疾病，其中以癌症為主。最近10年來，除了寫明服毒、上吊死亡、事故外，該村農民死因多為癌症，而自然死亡的比例很小。

在蔣家莊，原來有塊公墓林，過去都實行土葬，埋葬的都是蔣家莊去世的農民，以蔣姓為主，外性也允許。我們叫這片墓地為老林。老林里種植了很多樹木，以側柏為主，墳頭上長滿了草，小時候幾個膽大的小夥伴經常進老林拔草。在農業學大寨運動中，這片老林被平整，如今變成了良田。

然而，老林被平整後，沒有來得及劃出新的墓地，就趕上了家庭聯產責任制，就是分地單幹。當時，村集體並沒有將所有的土地都分掉，尚保留了5%的集體土地，、這些土地成了村民埋死人的首選之地。後來，這些集體土地也被承包了出去，這樣村民就不能隨便到別人家的承包地上埋棺材了，只要在自家的承包地上就地掩埋，客觀造成了墳頭遍布農田的奇觀。

中國城鄉實行喪葬改革40年以來，雖在城市減少了死人占地，但在廣大的農村，尤其華北平原上的農村，似乎收效甚微。繼火葬後，農民重新恢復土葬風俗，他們將骨灰盒放置在棺材中下葬，這樣就造成了對待逝去親人的新做法：火葬+土葬。

火葬與土葬二者只能擇一，而農民卻將其二合一。由此帶來的新的問題是：火葬增加環境污染，還增加了農民經濟負擔；土葬因無固定的農村墓地，農民隨地埋葬，不僅占用大量耕地，還造成因無規則土葬行為，造成墳頭遍布農田，對機械耕作帶來困難。

勤勞致富，這個亙古不變的道理放在今天市場經濟大潮下的農村有些不靈了。由於農民的生產是為市場而生產，他們生產的糧食或肉蛋奶，都是用來交換的商品，且沒有定價權，誰老實巴交種地誰就吃虧。

蔣家莊村民蔣堅強是村里最早富裕起來的農民。他是當地有名的種地能手，同時也是一名非常熟練的拖拉機手，還會養豬、養牛。20世紀70年代末，農村聯產承包剛開始的時候，曾輝煌一時。他1978年初中畢業就回村當了農民，由於會經營土地，1979年就買上了拖拉機，1980前後就有2萬多元的存款，是當年村里最早的萬元戶。30年來，他一直靠自己的勤勞伺候土地，非但沒有像那些頭腦靈活的農民那樣過上好日子，還背了20萬元的債務，已基本沒有能力繼續發展生產。

我們了解到他返貧的原因如下：

一是堅持務農。當村里很多人外出打工，收入遠比在家種地高的時候，他一直堅定地守在農村生產第一線。他將父母的土地還有農民不願種的土地接過來經營，繼續開拖拉機掙錢，同時養豬還養牛，積累了一個價值17萬元的大院子。然而，不幸的是，他的辛苦努力並沒有使他銀行里有多餘的存款，而是經常入不敷出。其主要原因是，農產品價格並沒有像城裡人的工資那樣成百倍地增長，而是幾十年來變化相對很小。35年以來，小麥玉米價格僅上升了5倍，遠不如貨幣貶值的速度快，而期間城市工作人員的工資上漲了幾百多倍！那些聰明的農民將土地撂荒，進城打工每年可得到2萬元～3萬元的淨收入，相對於在家農民經營10畝地的收入。而前者要輕鬆的多，後者則非常辛苦，一年到頭都不能休息，還不能生病。

二是醫療風險。農民長期經營有一定風險的農業，不生病不出事故是不可能的。蔣堅強就因搭建牛棚摔斷胳膊進了醫院。為治好胳膊，他花了近5萬元。禍不單行，他的兒子在外面打工做電焊工，火星迸進了眼睛，治眼傷花了3萬多元。

三是孩子結婚與生子。農村給孩子定親辦婚事的費用越來越高，低俗的攀比之風直接造成了費用升高。以見面禮為例，20世紀80年代末為1007元，其寓意為“千里挑妻”，到20世紀末就變成了10001元(“萬里挑一”)，翻了10倍；到現在乾脆上升到30003元了，又翻了3倍，美其名曰 “三生有緣”。如果男方拿不出見面禮“三生有緣”，女方扭頭就走。蓋房、定親、結婚、一直到生子，費用最低15萬元。蔣堅強就一個兒子，孩子從定親到生子，將其所有的積蓄都搭上了還是不夠。

四是養豬賠錢。蔣堅強去年養殖了50頭豬，本來想發一筆，不料遭遇豬瘟，大部分豬死亡，淨賠3萬元。

五是為銀行掙錢。由於醫療、孩子娶親、加上那場豬瘟，蔣堅強為了在經濟上翻身，只好冒着更大的風險去貸款，年息高達12%，以不動產做抵押，同時還要有親戚擔保。為了還銀行利息，只有起早貪黑地干。這樣，其收入的一大部分要還銀行利息，等於為銀行打工，貸款越多利息就越高。

以上原因不但造成了當年萬元戶蔣堅強的返貧，也造成了許多相信勤勞致富、堅持務農的農民淪落為今天的欠債戶，勤勞致富被逆淘汰。

那麼什麼人在農村能夠致富呢？據調查，下述3類人在農村是賺了錢的：

一是犧牲生態環境搞規模化養殖的農戶。20多年前，有一家村民就在村頭搞起來蛋雞養殖場，養殖的廢水直接衝進金線河，散發出來的臭味遭到村民暗罵。該蛋雞場引進所謂的科學技術，讓每隻雞一年可產400多個雞蛋，常年不見陽光，抗生素、激素不斷，他們生產的這種雞蛋，自己也不吃，都被蛋販子賣到城市裡去了。這種犧牲他人生存空間的人能夠賺錢，犧牲他人健康的人能夠賺錢，更奇怪的是，有關部門竟然將這樣的人樹立為典型，這不是鼓勵農民賺黑心錢嗎？

二是侵占集體公共資源的人。村里沒有什麼工業，不料，原本不值什麼錢的沙子卻值了錢，由於城市迅速發展，大量需要沙子作為建築材料，沙子的價格很快上漲。有聰明人將集體的河道承包了去，雇鏟車和撈沙船向河道要財富，於是原本有淨化能力的金線河變成了臭水溝，但承包河道的人個個都發了財。

三是能說會道的人。這類人衣着光鮮，上騙政府，下騙村民乃至親戚父母，完全是不勞而獲之徒。由於國家對農村的各項補貼，都是縣級政府掌控的，這些人就使出了全部騙術，包括對官員行賄，竟然空手套白狼，爭取到了200萬的大沼氣工程，可見政府的涉農補貼很多是沒有用到真正的地方了。

可見，當今農村勤勞致富已成過去式，許多農民被逼離開農村進城謀生，留下了的所謂有頭腦的人，將德道良心和生態環境都變成了商品，發了財。而國家不得不投入更多的資金對受損的生態系統進行治理。這是一種惡性循環。

本文引用地址：http://blog.sciencenet.cn/blog-475-917970.html 此文來自科學網蔣高明博客，轉載請註明出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