討論會天天舉行，當然，誰敢說“有人說”說得對？是事實？是真理？而是挖空心思搜腸刮肚，找出話語來並且帶着強烈地義憤批駁一番，把本來不是事實的東西再違心的讚揚一通。大家唱着同一個調子，發出同一個聲音，說着同樣的話，不過是你說一遍他再重複一遍。如果上課的預備鈴沒響，每個人還得輪流再說一兩遍。政治老師下班視察批評說：“這樣是在走過場，沒有聯繫自己的思想實際，是對黨不忠誠，思想有問題的具體表現。”所以我們還得動動腦子，即使是同一個調子同一句話，也要換一種方式變成“我的話”表述出來。

討論會是嚴肅認真的，由小組長主持，挑選寫字快的同學作記錄，班主任和政治課老師隨時抽查，作為期末操行評語的依據和政治課學習成績的參考。

這樣的討論會不但天天舉行，而且一天兩次雷打不動。每頓吃過飯，飯碗還沒有放在架子上，班裡的團支書或班長就喊開了：“開始討論了！動作快點兒！”從吃過中午飯到上中午課，從吃過晚飯到上晚自習立即討論，根本不給你一點兒休息時間。日子久了，同學們免不了產生怨言。於是有人說：“他媽的！這是哪個壞慫，一天吃飽了撐的，盡說反動話，咋不查出來收拾收拾，害得我們天天沒有一點兒休息時間，上廁所還得跑着去。”

怨言很快傳到了校團總支書記的耳朵里，一場追查“反對端正認識，反對提高覺悟，散布流言蜚語”的清查運動，在學校開始了。經過約一周的明察暗訪，終於揪出了“罪魁禍首”，怨言的始作俑者是中二（三）班的王治國（城固小東關人，2009年農曆正月去世，享年七十一歲）。王治國只好在班裡及校團總支大會上一次次的接受“幫助”，檢查思想，提高認識。

據知情者說，多虧這娃命好，家庭是貧農成分，其兄是部隊裡的連級幹部，前程沒有受到太大的影響。但自此以後，在“幫助”的名義下，各班都有同學在班裡受到批判，好在那時只是文斗沒有武鬥 。

無獨有偶，我們班裡的楊紫薇也遇到同樣的問題。

“同學們注意了，看書做作業的一律停下！這個叫，把桌子上的東西都放下去。”晚自習剛開始不久，團支部書記李俊聲登上講台發話，“近來，同學們通過認真的學習討論，這個叫，對黨的各項方針政策的認識普遍有了提高。但是，還有個別同學，這個叫，對我們的政治學習討論會，採取正話反說的手法進行反對，這是很危險的。這個叫，是對黨的方針政策思想上公然的對抗！對這個同學今天我們不幫助他，將來他就會站在人民的對立面，成為人民的敵人。為了挽救這個同學，把他拉上岸，這個叫，經團支部和班委會研究，決定對他從思想上進行嚴肅的幫助。現在，由楊紫薇先作自我檢查。”我的朋友說話有點兒囉嗦不簡潔，說不到幾句，就得用個口頭禪“這個叫”作為襯詞，但這並不影響他在班裡的權威。

我感到有點兒意外，既然是經團支部和班委會研究決定的事，我是班委會成員，怎麼一點兒消息都不知道？仔細一想也就明白了：我這個文娛委員，只不過是用你一點兒一技之長，只可利用，不可重用，要說牽扯到政治思想上的事，那我根本是“另冊”上的人。自此，我更加找准了自己的位置，處處小心，事事謹慎。

楊紫薇像個囚犯，耷拉着腦袋一步步慢騰騰地走上講台，從衣兜里掏出幾張事先寫好的檢討書作自我檢查。檢查完了，班裡的團員和其他同學爭先恐後的發言，批判他的錯誤言論。顯然，發言的順序都是事前安排好的，一切跡象表明，“幫助”會是做了充分準備的。

楊紫薇前後被“幫助”了三個晚上，作了好幾次檢查，才算通過“幫助”，勉強端正了認識，提高了覺悟。（楊紫薇，漢台區鋪鎮楊家山人，2010庚寅年正月去世，享年七十歲）

楊紫薇和王治國犯的是同一個錯誤，一天晚上快熄燈就寢前，楊紫薇用他那帶着濃重川腔的鋪鎮話說：“這是哪個壞慫，媽的X，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大煉鋼鐵的好話你不會說？盡說壞話，害得大家天天討論個沒完沒了，連個放屁的工夫都沒得，乾脆把這個壞慫拉出來槍斃算了，免得再給老子添麻煩。”這幾句話被同學匯報上去，領導很自然的分析出他對開展討論會的牴觸情緒，上綱到對黨的一系列政策的不滿，內心忌恨，嘴裡說不出而已，存在着嚴重的思想問題，必須認真“幫助幫助”。

幸好，他的話比王治國的話遲說了幾天，在追查思想根源時，他一口咬定是聽到別班同學這樣說，自己才隨聲附合犯了錯誤的，因而減輕了罪責。楊紫薇也不是共青團員，屬黨外人士“李鼎銘先生”，才沒有變成學校團總支的重點批判對象。

此例一開，全校各個班級都有學生陸續受到“幫助”，我們班裡被幫助的同學也漸次多了起來：

梁益明（洋縣人），一次到山裡擔柴，返回途中在一條小河旁歇氣，他把柴擔子一撂，唱到：“社會主義好，社會主義好。”檢舉者繪形繪聲地揭發：當時他把曲調的時值拉長了一倍，把《社會主義好》這首熱情洋溢、謳歌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優秀歌曲，故意唱得有氣無力奄奄一息。剛唱完這兩句，一屁股跌坐在地上，隨後全身像垮塌的沙牆一樣倒了下去，採用含沙射影的手法，發泄心中的不滿。不但不信任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還變着法兒，用諷刺挖苦的手段，攻擊社會主義制度，可見他對社會主義制度充滿了仇恨……

划不來的是馬本榮（城固橘園人），馬本榮是我們班裡的勞動委員，為人忠厚老實，和同學們關係處得很好。

當時，燒飯用的柴火漲到一二十元一擔，我們每月的伙食費還是九元多。為了保住基本生活費用，學校組織全體同學幾乎周周到南山里去擔柴。久而久之，同學們頸後的大椎上都留下一個肉包（是扁擔磨下的，我的肉包有雞蛋那麼大）。每次擔柴前，他負責到廚房裡領饃，再分發給大家。這次鬼使神差，廚房裡多數了一個饃，可能因為他個頭大，肚子餓捨不得，貪污了。

那時生活十分困難，如果我有一個饃，也會視它貴如生命。

班裡有高覺悟者到廚房裡作了一番調查，掌握了第一手資料，他被揭露出來，受到一次次的“幫助”，批判他自私自利損人利己的資產階級思想，罵他是不知廉恥的“瞎吃”，搞得他威信掃地一臉土灰。勞動委員被撤消，由馬宗周接替，從此沉默寡言一蹶不振，仿佛變了一個人。

班長牟全欽（洋縣人），資產階級思想嚴重，圖名圖利，棄學跑到新疆去招工當了黑市工人。到了新疆才知道那兒條件十分艱苦，不得已跑了回來，來校後推說在家生病，但瞞不過組織的“火眼金睛”，近六尺高的漢子被多次“幫助”得流下了眼淚。由於思想包袱沉重，在班裡抬不起頭，壓力太大，最終還是跑到又冷又苦的新疆去了。

最倒霉的是西鄉籍學生陳義萬，在即將畢業的那一學期犯了事。有人發現他記有“反動日記”，究竟記了些啥，反動到什麼程度，沒有透露，說是為了防止反動言論的傳播擴散。既然不能聯繫到他的言論，該咋批判哩？有辦法，大帽子一頂接一頂，悶葫蘆搖來搖去，旁觀者聽得糊裡糊塗，而幫助者和被幫助者心理明白，達到“幫助”的目的就行。

陳義萬一連被幫助了六七個晚上，檢討了無數次，還得需要“幫助”。猶如憨狗爬上月樓下不了台，多虧班主任老師杜克選給他出了個點子，讓他去求校黨委書記，在校黨委書記陳世榮面前，談了自己家裡是世代貧農，痛哭自己忘了本，後悔自己犯下了大罪，決心痛改前非，取得了陳書記的諒解，才保住了畢業分配。（據鎮巴的同學說，陳義萬後來真的犯了罪，自殺身亡）

另外，還有李大俊（西鄉人），劉明俊（城固南山二里壩人，這人的姓名不准，時間太長，可能記憶有誤。他最顯著的特徵是鬢角有一塊銅圓大的傷疤）都是先後被“幫助”的對象。

這是幫助還是批判鬥爭？那只有見仁見智，自己理解得出結論。

有了這些反面教員，在這樣的氛圍里過日子，你不謹小慎微，不當一個謙謙君子行嗎？就是你小心着小心着，說不定哪一個晚自習，你也成了被“幫助”的對象。

在飢餓中，學生里的政治工作搞得如此嚴厲，思想控製得如此嚴密，那麼，大多數從舊社會過來的知識分子也就在劫難逃。

自大煉鋼鐵回校後，一場名為“教學改革”的活動，奇怪地變成了政治思想上的批判運動。

常言道，說話人短，記話人長。曾經帶領我們大煉鋼鐵的語文老師袁耀德，在“評游”時說過“老師畢竟是老師，不能和你們這些小伙子比……”的話。到了1960年初，按照上級指示，大力開展群眾性的教改運動，端正教育思想，檢查和批判舊教材和教學中的“三脫離”現象。就在通往飯場路邊的牆上，出現了一張大字報，裡面用了一連串的詰問句：老師就是老師這話對嗎？老師就應該特殊嗎？老師就不要思想改造了嗎？從舊社會過來的知識分子就不需要思想改造了嗎？緊接着，揭發袁老師的資產階級思想和資產階級教育方法的大字報接踵而來，使這位學校里的語音教學權威，灰頭土臉威信掃地。

我是班裡的文娛委員，給老師“評游”由團支部、班委會成員參加，當時也在場，並沒有感到袁老師的話有什麼不對，從年齡、性別、身體狀況的實際出發，勞動的強度就應該區別對待，這個道理沒有什麼不妥之處呀？退一步講，即使袁老師說錯了，又不是啥大事，何必小題大作？

袁老師不止一次在我們班裡作檢討，批判自己的資產階級、封建主義的殘餘思想和教育教學方法，試圖得到同學們的寬容和諒解。

倒霉的遠不止是袁老師。

函授部的曾希彥老師，談吐幽默風趣，平時好開個玩笑。他只給其它班級代講了幾次語文課，也給自己“代”來了麻煩。在講課文中的“非仁義，勿多也”一句時說：“它的意思是，不是不仁義，而是東西不多呀。一次，一位朋友來找我，我剛領到一個饃，於是我就藏在不顯眼的地方。不是我不仁義，而是東西太少了，招待了客人，仁義是有了，可我和家人就得餓肚子，‘非仁義，勿多也。’”

大字報里繼續寫道：快過年了，國家有困難，城市居民每人供應一塊紅豆腐，曾希彥（這裡不稱曾老師）問總務：“我的小寶寶有沒有紅豆腐？”

“沒有。吃奶的孩子會吃紅豆腐？”

“孩子不會吃，他爸他媽會吃呀。”

“他爸他媽有指標，一人一塊。”

曾希彥不滿地說，“共產主義咋還不快點到我們學校里來呢？到時候按需分配，我想拿多少就拿多少，免得受你們的窩囊氣。”

自然，大字報把地主階級的孝子賢孫（他家是地主成分，漢台區皂樹村人），攻擊黨的糧食政策，喪失革命信心，挖苦共產主義的偉大理想等大帽子，一頂一頂地給他戴。

物理老師周忠慶，課堂上講得頭頭是道，重點突出、難點易破、深入淺出、形象具體。常常用淺顯的比喻說明一個大道理，深得學生喜愛。例如在講“柵極”和“連柵極”哪一個捕獲電子多的時候，他比喻說就像我們拿一把沙子，從窗紗里往外打，窗紗越密擋住的沙子就多，同理，“連柵極”捕獲的電子當然就多。淺顯易懂，讓人一聽就明白其中的道理。但是，就是課堂上的一些小小的比喻，卻給他帶來了大大的麻煩。

我們班署名“教育改革大批判小組”的大字報揭露：由於遭受了特大的自然災害，國家進入了困難時期，黨和政府關心人民群眾的生活，提出了“低標準，瓜菜代”的政策。而周老師肆意歪曲這個利國利民的好政策，在課堂上故意說成是“標準低，菜代瓜”。同學們！不要小看這小小的改動，它充分說明周忠慶對黨的不滿和仇恨，攻擊黨的糧食統購統銷政策，嫌糧食供應太少，標準太低，連瓜也吃不上，要用菜來代替。聯繫到他的資產階級家庭出身，難道還不發人深省嗎？

接下來引用歷史典故：清朝末年，慈禧太后做六十大壽，命天下一律貼上一副對聯，“一人有慶，萬壽無疆。”有學者略作改動，把每句的後兩字一顛倒，變成了“一人慶有，萬壽疆無。”小小一改，思想內容截然相反。周忠慶就是利用這種手段，惡毒攻擊偉大領袖毛主席的領導和黨的方針政策的。

周忠慶在講能的轉變和能量守恆定律時，說你們去南山擔柴時，為什麼要發一個饃哩？那就是需要糧食來補充體能的消耗。這裡面就有能的轉變和能量守恆定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