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近代民權運動發展史》（第二十九章）

三K黨黨在密西西比州尼肖巴郡冷血殺害古德曼、施韋特納和錢尼三人，原因之一是那三人是外地來為民權而工作的，對他們多少是有點兒冒犯，但是在阿拉巴馬州伯明翰的十六街浸信會教堂的炸彈慘案，卻完全不是那回事，第二件案件比之第一件案件更顯露出三K黨的殘暴、瘋狂和沒有人性。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阿拉巴馬州伯明翰大環境，就是一張醞釀美國民權運動的溫床：三十五萬的人口中，黑人占了百分之四十，但是只有百分之十的黑人是擁有投票權的選民，白人的平均收入是黑人的兩倍，傑斐遜郡(Jefferson County, AL)的法律硬性規定必須要種族隔離，嚴厲地執行種族隔離政策成為當地司法機構的首要業務，整個伯明翰沒有一名黑人警察、消防員、公巴司機、銀行業務員，甚至於連百貨商場的收銀員，也找不到黑人的影子，黑人只能在低下層的勞動市場裡找工作，任何裁員發生，首當其衝的一定是黑人員工，黑人的失業率是白人的兩倍半。

這樣子的狀況是不可能使伯明翰走向現代文明之路，任何追求現代文明和民權運動的人，都可以看出潛伏在表面與和諧後面的火藥庫，等待着點燃信管事件的發生，暴風雨前夕的鬱悶低氣壓，使整個伯明翰變成了全國關注的焦點，愚蠢而自大的封建白人，用他們的傲慢和偏見，搭建了一座現代民權運動的超級競技場。

三K黨的暴力攻擊黑人行為，使伯明翰界臨着歷史十字路口的選擇，不是在暴力中同歸於盡，就是在和平里共創更好的明天，自1945年至1962年的十七年間，三K黨在伯明翰犯下了數以百計的暴力罪行，其中顯然是與種族歧視有關的、無法破案的特大號炸彈案，就高達五十餘件之多，自1947年至1965年，三K黨炸毀黑人教堂，高達十九間之多，致使伯明翰得了爆明翰(Bombingham)的不雅外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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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美國三K黨除外，他們拒絕文明洗禮，拒絕精神升華，堅定地大開民權倒車，意圖綁架美國民族，奔向罪惡的萬丈深淵，於是一件件的罪惡勾當，就在他們醜陋的白色三角帽子後面傾瀉而出。

1963年9月15日，那是個風和日麗的星期天，在阿拉巴馬州伯明翰十六街浸信會教堂的地庫里，四個穿着漂亮衣服的非洲裔美國小女孩，十歲的丹妮斯·麥克奈爾(Denise McNair)、十一歲的艾迪·柯林斯(Addie Collins)、十四歲的卡羅爾·羅伯遜(Carole Robertson)和辛西婭·韋斯利(Cynthia Wesley)，聚在一起聊天。  

這四個好友，在準備好了早上十一時的聖歌合唱排練後，嘻嘻哈哈地鬧成一團，敘說着學校剛開課的一些笑話，她們完全不知道，死神已經站在她們的身旁，準備要向她們下毒手了。   

這四名受害者中，以身為家中長女的麥克奈爾最為特別，她的雙親經營着一家照相館，自食其力，與世無爭，麥克奈爾很喜歡玩棒球，也很喜歡在周末時在家裡開個茶點小派對，用自己親自烘烤的甜餅招待她的小朋友們，她的熱情、她的好客和她的魅力，使她成為小朋友們心中自然的小領袖。

麥克奈爾在中央大街小學(Center Street Elementary School)的好友兼同學之中，有一位異常優秀的非洲裔美國人小女孩，長大後成了使全非洲裔美國人都為她而驕傲的人物，她就是美國歷史上首位女非洲裔國務卿的康杜麗莎·賴斯。  

就在這幾名天真無邪的非洲裔美國小女孩在吵鬧着開玩笑時，教堂外邊卻不是如此這般的歡樂平靜，四個美國團結三K黨羅伯特·錢布利斯(Robert Chambliss)、托馬斯·布蘭頓(Thomas Blanton)、赫爾曼·卡什(Herman Cash)和徹里，正在陰謀策劃着一件傷天害理的冷血謀殺大兇案。    

四個三K黨暴徒商量好了，由布蘭頓、卡什和和徹里三人四下把風，由錢布利斯動手；錢布利斯開着一輛白與淺藍雙色的雪佛蘭，停在教堂的後面，下車後鬼鬼祟祟地將一大包插有十九支信管的炸藥暗藏在教堂後的樓梯底下，啓動了定時器，然後快速地離開了現場。   

1963年9月15日早上十時二十二分，正當教堂的二十六位小朋友在地庫的客廳里合唱《寬恕就是愛(The Love That Forgives)》時，炸彈爆炸了，現場炸死了四人，重傷了二十二人，全都是些無辜的小孩子。

這件立即轟動全球的十六街浸信會教堂炸彈慘案，在阿拉巴馬州尤其是在伯明翰，引發了遠比十六街浸信會教堂炸彈慘案的炸彈還要強烈百倍的遊行和抗議，非洲裔美國人的憤怒和譴責，全指向了正在暗中幸災樂禍的華萊士州長。

無風不起浪，事出必有因。那是因為在十六街浸信會教堂炸彈慘案之前的一星期，華萊士對着《紐約時報》的記者發狠說：“如果他們敢在阿拉巴馬州推行反種族隔離的話，那麼，阿拉巴馬州就會需要辦幾次一流的葬禮！”如果華萊士不是一個未卜先知的算命先生，則必然是一個已經預先知道了有某種陰謀屠殺將會發生的同謀。

華萊士對於非洲裔美國人的憤怒和抗議是很討厭的，他悍然下令鎮壓，真槍實彈、全副武裝的武裝警方，出動了狼狗、催淚彈、塑膠子彈與強力消防水喉，來強行驅散遊行示威的群小Ⅻ/span>

 非洲裔美國年輕人約翰尼·羅伯遜(Johnny Robertson)，在憤怒和激動的情緒下，抓起了地上的石頭，就朝着兇狠的警察丟過去，警察立即用亂槍回應，把他打成了一個蜂窩，羅伯遜當場慘死於示威的現場。

混亂中，有幾個年輕的小三K黨騎着機車沖向了路邊，朝着騎單車停在路邊看熱鬧的維吉爾·瓦爾(Virgil Ware)開槍就射，只有十三歲的瓦爾不幸地成了種族仇恨的黑槍冤魂。    

 十六街浸信會教堂炸彈慘案喪盡天良的暴行，引起了伯明翰人民的悲痛，除了一名死者的家屬不願再度成為媒體的焦點，寧可私自入殮外，另外三個小生命出殯時，有八千餘名黑白美國人，不分種族，不別男女，人人列隊揮淚致哀，黑白的牧師聯席為死傷者祈禱，為生還者祝福，場面感人。

 這是一件上傷天害理的勾當，醜陋到連伯明翰政府都無法忍受的地步，在強大的輿論壓力下，宣布懸賞五萬兩千元，作為緝拿兇嫌歸案的獎金，連一向直言不諱自己是種族主義者的華萊士，都忽然天良一閃，扭扭捏捏地表態說，在五萬兩千元獎金之外，阿拉巴馬州政府再追加五千元，作為提供破案線索的獎金。

 當然不會有人相信這些貓哭老鼠的政治小動作。馬丁·路德·金給華萊士發了一封電報說：“你的雙手沾滿了那四位小女孩的鮮血----你的那些不負責任和故意誤導人們的政治動作創造了阿拉巴馬州和伯明翰的種族歧視氣氛，一直不停地誘導着暴力事件的發生，如今竟然升格到謀殺。”   

 整個出殯儀式，沒有任何一名亞拉巴馬州政府的官員出席。亞拉巴馬州政府的官員不肯出席追悼會是可以理解並在預料之中的，這可從當時的阿拉巴馬州伯明翰公安局長西奧菲勒斯·康諾(Theophilus Connor)的公開講話里，找到答案。   

 在十六街浸信會教堂炸彈慘案發生後的第三天，康諾在市民大會上對着兩千五百五十名的本地市民，氣焰囂張地胡亂暗示說：“這件勾當有可能是金那幫子人為了達到某種政治目的而干出來的。”接着，他的無恥嘴臉一下子暴露了出來：“如果你們要怪罪在伯明翰被炸死的四個小黑女孩子的話，那就該怪最高法院！這場血洗之災的根源是來自你們的最高法院，而不是我們！”

康諾所指的“來自你們的最高法院”，指的是1954年最高法院的《布朗 訴 教委會案》，這件由瑟谷德·馬歇爾主辦的劃時代大案，將全美國學校里的種族歧視打垮，因而引來美國南方諸州的強烈抗拒。

康諾的偏見心態，使他成為最具代表性的一位，他的意思是，如果最高法院不出面多管閒事，不出面來攪亂他們白人至上的傳統的話，那天就不會死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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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街浸信會教堂炸彈慘案而引起的阿拉巴馬州伯明翰的種族暴動怒火，立即傳遍了全國，十天之內，全美國的一百八十六個城市中發生了七百五十八次的遊行示威，導致了一萬四千七百三十三名的示威者被拘捕，金博士決定將所有鬥爭的焦點，集中到伯明翰。

康諾是金最大的對手，兩人曾多次交手。在康諾的把持和推動下，阿拉巴馬州伯明翰成為美國種族歧視最為嚴重的城市，而金博士藉助天時地利的有利條件，發動了要將伯明翰種族隔離政策送進歷史垃圾爐的C計劃---- C是對抗(confrontation)的簡寫----其要摧毀的主要對象，就是極端種族歧視的康諾。

威風凜凜的公安局局長康諾，在華萊士州長的撐腰下，對於非洲裔美國人這種沒完沒了的遊行示威已經忍無可忍，他悍然下令拘捕任何膽敢抗議的人，一夜之間，整個阿拉巴馬州的所有監獄人滿為患。

1964年5月2日，C計劃首次出招，在民權領袖詹姆斯·貝弗爾(James Bevel)的組織和領導下，伯明翰的非洲裔美國小孩子們，亦跟着上街示威遊行,怒火中燒的康諾拍着桌子下令，管他孩子不孩子，只要上街遊行，就是犯法，就是暴民，就不是好東西，就是不給自己面子，就是對他這位身負阿拉巴馬州人民安全的公安局局長尊嚴的挑釁，就應該立即進行拘捕，送進監獄！於是在傍晚前，有九百五十九名小孩子被拘捕。   

康諾的部下哭喪着臉向他報告說：“我們沒有警車來拘捕那麼多孩子了。”康諾紅着眼睛，一邊以拳擊桌，一邊大聲咆哮道：“渾蛋！沒有警車，難道也沒有學校巴士嗎？”

康諾的這個決定成為了阿拉巴馬州的一大奇觀：用老百姓的血汗稅金買來接送孩子上下課的校車，被警察反過來變成了拘捕民權運動分子的警車！當天又有六百多名包括六歲兒童在內的小孩子被學校巴士送進了監獄裡，第二天，又拘捕了超過一千餘名的小孩子，以至於阿拉巴馬州已經沒有多餘的監獄來再來關人了。

1964年5月3日，伯明翰的非洲裔美國人並沒有被嚇倒，連老帶小全湧上了大街遊行示威，抗議康諾的種族隔離歧視政策，這是具有歷史意義的一天：康諾下令他管轄的消防局，用衝擊力極強的消防喉來驅散示威的人群，再下令他管轄的防暴警察動用軍用狼狗，暴力攻擊示威群小Ⅻ/span>

 在全國電視的直播下，康諾和伯明翰警察成了全國萬夫所指的魔鬼，批判之聲像潮水一樣湧進了伯明翰，一時間人心惶惶，不知如何是好，由金博士領導的抗議行動從未中斷，節節升級，這使阿拉巴馬州成為了一座火藥庫，隨時都會將所有的人炸毀，玉石俱焚，同歸於盡。

阿拉巴馬州政府官員見大勢所趨，知道非洲裔美國人是不肯就此罷休的，於是只得出來面對現實，解決問題，可是他們辛辛苦苦與非洲裔美國人領袖達成的談判成果，又被大力鼓吹種族隔離和種族歧視政策的華萊士頑固地推翻和否決掉，導致形勢直線下滑，越來越危險。

伯明翰公安局局長康諾公開呼籲阿拉巴馬州的白人團結起來抵制全州黑人生意的吼聲，猶如火上澆油，更將本來在阿拉巴馬州就快要爆炸的黑白族群對立的緊張局面，進一步地推向了一發不可收的邊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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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國近代民權運動發展史上，康諾是一個典型的封建、落伍、保守、驕傲、自大、惡毒而且反動的形象代表，在阿拉巴馬州州長華萊士的背後唆使下，康諾在多次的民權遊行大示威中下令用水龍頭、狼狗、催淚彈甚至小型坦克車來對付他心目中的“麻煩製造者”，他的言行思想成為美國近代民權歷史的反面教材，他的殘忍和暴戾，卻成為美國國會通過《1964年民權法案》的動力。

康諾於1897年7月11日在阿拉巴馬州塞爾瑪出生，他本來是一名靠着報道體育為生的電台播音員，1934年開始介入自己老家的政治活動，當選為阿拉巴馬州伯明翰市議員，1936年當選為阿拉巴馬州伯明翰警務委員會主席，兼伯明翰公安局局長，除了在1952年短暫地離開了四年外，他盤踞在這個位置上前後長達二十六年之久。

1940年，康諾宣布出馬競選阿拉巴馬州州長，他的競選主張，竟然就是要保障種族隔離政策在阿拉巴馬州堅定不移地運作下去，其反動思想，一至於此。

1948年美國總統大選時，進步黨(Progressive Party)副總統候選人、來自俄亥俄州的聯邦參議員格倫·泰勒(Glen Taylor)至阿拉巴馬州進行正常的拉票活動，當他在伯明翰的南方黑人青年大會(Southern Negro Youth Congress)演講時，由於倡導種族平等而惹怒了康諾，這個政治流氓居然下令將泰勒拘捕，控以違反了伯明翰的《種族隔離法》之罪，引起了軒然大波，自此他的惡名開始遠播。  

康諾視種族平等為天敵，這在阿拉巴馬州是路人皆知之事，在1948年民主黨全國大會上，當康諾發現民主黨的黨綱中居然有着種族平等的理念時，他憤然帶着阿拉巴馬州代表離場抗議，消息傳出，全國譁然，康諾之名臭不可聞。

1952年12月26日，一向靠着賣弄仁義道德和高尚品行的康諾，因為在一間酒店的房間裡與他的女秘書克麗絲蒂娜·布朗(Christina Brown)通姦而被拘捕，法庭判處他一百元罰款和坐牢一百八十天，這一下子就扯掉了這個活聖人的畫皮。  

1956年，弗雷德·夏特沃斯牧師(Fred  Shuttlesworth)牧師在家裡與另外兩位牧師開會討論有關民權的事情，康諾派人破門而入，以“流浪(vagrancy)”的罪名拘捕三人，投進監獄，一連三天，不允許三位牧師見律師和友人，這引起美國司法部的重視和調查，但康諾居然敢不與美國司法人員合作，拒絕談話，其無法無天，已至於此。  

1960年，康諾控告《紐約時報》，因為該報“誹謗”他為鼓吹種族岐視的打手，要求賠償他一百五十萬元的精神損失費，後來覺得要得太多了，這個無恥的惡棍居然自我降價，減成四十萬元，希望藉此撈上一筆，結果六年的官司打下來，他不但一毛錢也沒撈到，反而賠上了四萬元的律師費，可謂自作自受。

1968年12月7日，康諾中風倒地，自此開始無法走路，靠坐在輪椅上度其餘生，1973年2月26日，康諾第二次中風，1973年3月10日，他在中風十二天后突然死亡，活了76歲，結束了他可恥而卑鄙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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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在阿拉巴馬州伯明翰即將被種族矛盾摧毀並有可能開始血流成河的種族對決的千鈞一髮之際，約翰·肯尼迪總統親自出馬，主持了公道，他公開地警告阿拉巴馬州的白人們：非洲裔美國人的忍耐力已經到了極限，再這樣下去，後果將不堪設想！肯尼迪總統隨即下令三千名國民兵進駐伯明翰，以防止更多的悲劇發生，局面才得以穩定。

伯明翰的白種商人看見了滾滾而來民權運動大勢的浩蕩潮流，知道這已經是一件不可能阻擋得住的歷史洪流，也清楚地看清了美國已經不可能再返回到開國時的奴隸時代了，於是開始自我覺悟，是到該有所改革的時候了。

1964年5月10日，伯明翰的白種商人們開會，決定接受肯尼迪總統與金的呼籲，自該日開始，自動廢除早既已不合法律更不合道德的種族隔離政策，於是紛紛把門口只准白人的牌子拿掉，緊接着餐廳、戲院、洗手間、試衣室和圖書館等公諧『希�一律涸x拙�魂牠，最后，所有惦y�校亦跟着晨圅崿开孰H敵瀉詘諄煨！Ⅻ/span>

伯明翰市長艾伯特·鮑特韋爾(Albert Boutwell)更是勇於面對歷史，宣布在伯明翰全面地廢除所有不公義的《吉姆·克勞法》！至此，伯明翰這隻火鳳凰，於淪落里再立，在浴火中重生，為人性的尊嚴譜寫下了一段美麗的詩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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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街浸信會教堂的炸彈慘案發生後，阿拉巴馬州政府受到了整個世界的藐視、嘲笑和壓力，無可奈何之下，只得裝模作樣地將錢布利斯拘捕，並對他提出了刑事起訴，警察在他的車子裡搜到了與炸十六街浸信會教堂同為一種類型的一百一十二枝信管，作為刑事起訴的證據。

1963年10月8日，在人證物證俱全的情況下，阿拉巴馬州法庭居然判決錢布利斯的謀殺罪名不成立！但是為了平息民憤，只判決成立了“無牌非法擁有炸藥罪”，罰款一百元，坐牢六個月了事。

十六街浸信會教堂炸彈慘案震驚全球，阿拉巴馬州司法部成立調查小組，由莫里斯·郝斯警官(Maurice House)負責，全力破案。約翰·肯尼迪總統下令聯邦調查局協助查案，但是胡佛局長下達的處理原則是：“我們要的是結果，不是張揚。”在慘案發生當晚，一架軍用飛機，把兩位爆炸專家，從華盛頓送到了伯明翰爆炸現場，進行取證。

由1960年開始，美國聯邦法規定，攜帶爆炸品越過州界，屬於刑事重罪。一份報紙借用“某聯邦官員”的話諷刺說，還需要什麼越界不越界，僅是存在阿拉巴馬州的炸藥，就足夠把伯明翰從地圖上抹掉了。胡佛局長怒氣匆匆地表示：希望這句話，不是出自聯邦調查局，下令內部調查，最後不不了了之。

大多數的歷史學者都認為，辦案的本地警察，與派遣下來的五十餘為聯邦調查局探員，都是同情三K黨的白人。聯邦調查局探員在查案初期，就鎖定了七個嫌疑人，在十一處安置了秘密監聽器。

聯邦調查局長埃德加·胡佛(Edgar Hoover)在這件慘案中，扮演了一個極度不光彩的腳色。伯明翰的聯邦調查局分局從此事件一開始，就一清二楚地掌握住了所有的線索和鐵一般的證據。1965年5月13日，在十六街浸信會教堂炸彈慘案發生後，向華盛頓總部胡佛局長提交了詳細的事件報告書，指出錢布利斯、布蘭頓、卡什和徹里四人是慘案的主要嫌疑人，提議以刑事重罪來起訴之。

在美國近代民權運動發展史上，胡佛是一個反面人物。由於他相信包括金博士在內的美國民權運動，是共產黨或共產黨幕後操縱的陰謀結果，因而持着否定的態度，這在十六街浸信會教堂炸彈慘案中暴露無遺。

胡佛為了羞辱和藐視金博士，為了展示他的傲慢與權力，他命令不得向任何人泄露調查結果，更不得向阿拉巴馬州司法部提供任何證據，停止調查，結案存檔。這就是在十六街浸信會教堂炸彈慘案中，聯邦調查局只聞雷聲，不見雨點的幕後原因。

十六街教堂爆炸慘案是可以避免的，伯明翰治安當局在事前，即掌握住情報，準確地知道爆炸案即將發生。但是由於種族歧視與幸災樂禍的心態，故意不採取任何的防範措施，導致慘劇終於發生。

在慘案發生前兩個小時，潛伏在三K黨內的線人，即將博林頓、錢布利斯和撤里三人在十六街教堂安裝炸彈的情報，通報給伯明翰副警長詹姆斯·漢考克(James Hancock)。漢考克處理這份重要情報的方式，比美聯邦調查局長胡佛，為了逃避未來的行政責任，他僅僅把幾個嫌疑人的名字，知會聯邦調查局了事，對於即將發生悲劇一事，隻字不提。官僚誤事，古今如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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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惡不作的三K黨暴徒錢布利斯等三人，以為從此就可以逍遙法外、高枕無憂了，然而黑暗是無法戰勝光明的，這批殺人的暴徒們在逍遙法外十四年之後，終於得到了他們應該得到的報應。

1971年，民選的阿拉巴馬州的司法部部長威廉·巴克斯利(William Baxley)上任，這位一心要將阿拉巴馬州的形象扭轉過來的年青司法部長，除了大量的起訴工業導致空氣污染的奸商、利用未成年少女來跳脫衣舞和賣淫牟利的黑幫、阿拉巴馬州政府內的貪官污吏，與攔阻石油公司在阿拉巴馬州近海處開發石油外，還決定要重開這件十六街浸信會教堂炸彈慘案，他和聯邦調查局進行合作，成立了專案小組，進行案情研究。   

巴克斯利是一位新生代的美國白人，是典型的有抱負、有理想、敢做敢為的現代知識分子，是一位足可流芳百世的社會精英，巴克斯利是一位土生土長的阿拉巴馬州人，他於1941年6月27日出生在阿拉巴馬州多桑(Dothan)，父親基納(Keener Baxley)和母親萊瑪·朗特里(Lemma Rountree)都是知識分子。  

對從小就立志成為阿拉巴馬州長的巴克斯利來說，十六街浸信會教堂炸彈慘案是他最大的動力，慘案發生時，他正就讀阿拉巴馬大學法學院最後一年，得悉噩耗後，他憤怒地告訴同學們說，他無法想象任何的人類會幹出這種傷天害理的勾當，他一定不會袖手旁觀，任由罪犯逍遙法外。

1964年，巴克斯利從阿拉巴馬州大學法學院畢業後，年僅二十五歲就出任阿拉巴馬州休士頓郡(Huston County, AL)檢察總長，成為美國歷史上最年輕的地區檢察總長。

1970年，巴克斯利如願以償地擊敗現任的麥克唐納·加利恩(MacDonald Gallion)，登上阿拉巴馬州司法部長寶座。他在自己官方名片的四個角上，寫着四位十六街浸信會教堂炸彈慘案受害者的名字，一來警惕自己不要忘記徹查慘案，二來高調表態自己輯凶的決心。

1971年2月，巴克斯利用實際行動來展示他的決心:徵召前阿拉巴馬州探長傑克·蕭斯(Jack Shows)負責，率領喬治·貝克(George Beck)、喬治·羅雅(George Royer)與約翰·容(John Yung)三位有膽色，有魄力與有理想的年青律師，成立專案小組，把調查對象，鎖定阿拉巴馬州的三K黨徒。

在第一次小組會議上，巴克斯利拿出一盒寫着慘案受害者名字的火柴說：“在我的四年任內，最優先與最全力以赴的，就是本案。”

《伯明翰新聞報(Birmingham News)》記者法蘭克·西科拉(Frank Sikora)《直到正義到臨(Until Justice Rolls Down—The Birmingham Church Bombing Case)》中，表揚巴克斯利說：

“在阿拉巴馬州政界裡，巴克斯利就像不畏虎的初生之犢，在別的白人政客猛烈攻擊美國政府在介入阿拉巴馬州權而強迫黑白混校時，他公開支持黑人必須擁有公民投票權，與進入任何公共設施的自由權，他仰慕在蒙哥馬利的聯邦法官法蘭克·約翰遜。在他的辦公室里，掛有法蘭克·約翰遜、亞伯拉罕·林肯、約翰·肯尼迪與林登·的約翰遜標準照。儘管他的思想自由，依然使他在阿拉巴馬州司法界中，享有崇高的聲譽和尊重。”

巴克斯利當選為阿拉巴馬州司法部部長後，立即提名非洲裔美國人邁倫·湯普生(Myron Thompson)出任他的阿拉巴馬州副司法部長，這是阿拉巴馬州歷史上第一位非洲裔美國人出任該職，意義更是非凡。    

湯普生於1947年在阿拉巴馬州塔斯基吉(Tuskegee, AL)出生，1972年在耶魯大學法學院畢業，當他在1972年出任阿拉巴馬州司法部副部長時，是阿拉巴馬州政府里除了清潔工與教師外第一位非洲裔美國人職員。

巴克斯利為湯普生之事，在自己的辦公室召開了一次表態會議，他直接了當的宣布：“我現在向你們宣布，我已經聘請了一位黑人阿拉巴馬州副司法部長，而且還會繼續聘請其他有資格的黑人檢察官，我要說明的是，如果在這裡的任何人有問題或意見的話，那就請另謀高就。”

1980年9月17日，卡特總統提名湯普生出任阿拉巴馬中部地區聯邦法院法官，參議院於1980年9月26日通過他的認可，三天后把委任狀交付予他，1994年，湯普生出任阿拉巴馬中部地區聯邦法院院長，他在這個職位上一直到1998年退休為止。

大量的證據指出，十六街浸信會教堂炸彈慘案是一起嚴重的傷天害理的特大號刑事案，是使阿拉巴馬州種族分裂的種子，這種歷史仇恨不消除不撫平，阿拉巴馬州的人民將永遠不得安寧。

巴克斯利在宣布要重新調查十六街浸信會教堂炸彈慘案後，接受當地的電台新聞採訪時，直接向三K黨挑戰說：“我知道這件罪惡勾當是誰幹的！這幫壞蛋們應該開始臥睡不寧、坐立難安了。”

巴克斯利親自跑到喬治·華萊士州長辦公室，要求一萬元的特殊經費，作為告密者的獎金。華萊士不是三K黨， 但他的言行，比三 K 黨還要三 K 黨。或許是天良未泯，居然立即批准了巴克斯利的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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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克斯利第一個調查的嫌疑犯是傑西·斯托納(Jesse Stoner)。但是要法辦斯托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斯托納是一位擁有在最高法院出庭辦案資格的大牌律師。1980年，斯托納被法庭裁決在他1958，炸毀阿拉巴馬州伯明翰伯特利浸信會教堂(Bethel Baptist Church)罪名成立，入獄十年。最高法院永遠撤銷他的出庭資格。

伯特利浸信會教堂是一間當地著名的黑人教堂，1996年11月13日，阿拉巴馬州傳統地標保護部將之列為重點保護之一，2005年4月5日，國家歷史地標所相繼列之為重點保護之一。

從1956年至1961年，民權領袖夏特沃斯在伯特利浸信會教堂擔任全職牧師，由於經常在教堂了舉行討論民權運動的會議，遂逐漸成為整個美國南方民權運動的指揮總部，理所當然，也成為三K黨必須除之而後快的眼中釘，肉里刺。

伯特利浸信會教堂被三K黨炸毀掉三次，也重建了三次。第一次是發生在1956年12月25日，美國法庭從不在死囚生日那天用刑，但三K黨卻挑選了耶穌的生日來下手，其惡毒心態，於此可見。第二次是發生在1958年6月29日，這次是斯托納親手將炸彈引信點燃。第三次是發生在1962年12月14日。

1958年6月29日凌晨一點三十一分，伯明翰警長傑米·穆爾(Jamie Moore)在床上接到夏特沃斯的緊急電話：“伯特利浸信會教堂被炸毀了！”十七分鐘後，穆爾又接到一通自稱是“地下同盟國福里斯特將軍(General Forrest of the Confederate Underground)”男子，傲慢地說：“我們剛才把要在南方種族混合的共產黨總部炸平了！”

“福里斯特”指的是1865年在田納西州普拉斯基(Pulaski, TN)成立第一個三K黨時，第一任三K黨頭子內森·福里斯特(Nathan Forrest)。這直接承認了爆炸案是三K黨干的勾當。

斯托納於1924年4月13日在喬治亞州查塔努加(Chattanooga, GA)出生，幼年不幸，兩歲時，得了小兒麻痹症，一腿廢殘，跛行餘生。五歲喪父，十七歲喪父。

斯托納在十八歲那年，就在老家組成了三K黨分部，鼓吹白人至上黑白隔離與反猶太主義。1958年，三十四歲的斯托納在三K黨發源地田納西州諾克斯維爾(Knoxville, TN)組成全國州權黨(National States’ Rights party)，出任黨主席，並擔任黨報《霹靂(The Thunderbolt)》主筆，繼續推動三K黨罪惡勾當。

刺殺馬丁·路德·金的兇手詹姆斯·雷伊從英國倫敦被引渡回美國受審時，斯托納曾一度擔任他的辯護律師，由於他的三K黨形象，被雷伊辭退。聯邦調查局一直懷疑他在暗殺馬丁·路德·金與十六街浸信會教堂炸彈慘案兩件慘案中，所扮演的幕后角色是什麼。

1987年，斯托納鋃鐺入獄後，《霹靂》總主編愛德華·費爾德斯(Edward Fields)忙碌於三K黨業務，無限兼顧，本來就是無病無將的全國州權黨，群龍無首，無疾而終。

物以類聚。斯托納心目中的英雄偶像，是著名的三K黨政客西奧多·比爾寶(Theodore Bilbo)，比爾寶在出任聯邦參議員期間，每次大型活動，斯托納都率領着大批的三K黨徒，從喬治亞州，奔赴華盛頓為他從當啦啦隊。

斯托納想利用民主黨這個舞台，把他的種族隔離與白人至上主義推向全國。1970年，他打着種族牌，出馬競選喬治亞州長，遇到的對手，恰好是鼓吹民權，後來成為美國第三十九任總統的吉米·卡特，大敗而回，意料之事。

在競選黨提名時，斯托納賣力地彰顯他的種族歧視本色，他自封是“愛的候選人(candidate of love)”，但是他的“愛”，就是仇恨的代名詞：他咒罵猶太人，“應該像罪犯一樣判處死刑”，而希特勒對待猶太人的政策，“太過溫和了”，而黑人，“只不過是些猿猴的家族而已”。除了種族歧視的言論外，斯托納的宗教理論亦是語不驚人誓不休，他認為耶穌不是猶太人，而猶太人也不是上帝的選民。

在斯托納來說，種族歧視是一種信仰，而不僅是政治需求，2005年4月23日，八十一歲的老三K黨徒，

半身不遂地死在喬治亞州拉斐特(La Fayette, GA)養老院時，依然沒有絲毫的內疚與懺悔，依然無藥可救地認為美國的黑人，應該遣送回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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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喬治亞州的線人，巴克斯利聯繫到了一位對斯托納相當熟悉的三K黨徒，願意提供有關斯托納的內幕消息，可能害怕斯托納殘暴的緣故，在兩年的時間裡，巴克斯利派人前往喬治亞州多達五十餘次，但始終沒有任何突破性的進展。

巴克斯利知道聯邦調查局可能擁有十六街浸信會教堂炸彈慘案，於是把搜索的重點，轉移到聯邦調查局的身上，但是他不知道有胡佛不得泄露調查結果的命令，他拜訪了聯邦調查局伯明翰分部，但被以“沒有時間翻查老舊資料”為託辭，推搪了事。他親自飛到首都華盛頓，造訪聯邦調查局總部，由於胡佛心裡有鬼，拒絕見面，巴克斯利前後十五次，全被擋在接待大廳里，連胡佛的辦公室都沒有機會進去。

胡佛於1972年5月2日謝世，新局長克拉倫斯·凱利(Clarence Kelly)雖然沒有胡佛的政治包袱，但並沒有興趣去扯掉自己前任的臉皮。巴克斯利最後一次飛到華盛頓造訪聯邦調查局是1975年，這次依然被擋在接待廳里，依然見不到新局長。

巴克斯利再次懷着失望的心情返回阿拉巴馬。回程前，約老朋友傑克·納爾遜(Jack Nelson)午飯，順便吐吐苦水。這頓午飯，改變了所有的一切。納爾遜是《洛杉磯時報(Los Angeles Times)》華盛頓分局局長，基於新出爐的《自由訊息法案(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他發表過幾篇關於阿拉巴馬種族歧視與三K黨暴行的文章，談話後，答應從旁協助。

美國的官僚最害怕的，就是新聞媒體的揭發和爆料。納爾遜告訴美國司法部長愛德華·利瓦伊(Edward Levi)說，《洛杉磯時報》準備發表一系列有關聯邦調查局掩飾阿拉巴馬州三K黨，及隱瞞伯明翰十六街浸信會教堂炸彈慘案調查結果的文章，請他發表意見。

納爾遜不經意地透露內幕消息說，由於阿拉巴馬州司法部長巴克斯利一連十五次被聯邦調查局拒絕接見，已經失去了耐心，他計劃着帶着四位受害小女孩的家人來華盛頓，在林肯紀念堂或司法部大門前，舉行記者招待會來抗議。

幾天以後，納爾遜接到美國司法部發言人的電話：“請先不要發表那些報道，也不要巴克斯利帶着受害人的家屬來華盛頓， 大批的有關的內部檔案，很快就送到他的辦公室。”在事後，巴克斯利讚揚納爾遜為伯明翰十六街浸信會教堂炸彈慘案翻案的無名英雄。

大批的三 K 黨徒被票傳至司法部辦公室，接受盤問，這使巴克斯利成為阿拉巴馬州三 K 黨徒心目中，破環傳統，騷擾白人的公敵。典型的代表是愛華德·費爾德斯(Edward Fields)。

在美國近代民權運動發展史上，1932年在喬治亞州瑪麗埃塔(Marietta, GA)的費爾德斯，從少年時代，就參加美國法西斯衝鋒隊哥倫比亞(Columbians),這個暴力半軍事組織的訴求，是想革喬治亞州的命，成立革命政府。

費爾德斯是一個崇拜希特拉，仇視黑人、猶太人、共產黨與天主教的種族份子，他是個按摩師，卻喜歡別人抬舉他為“醫生”，他是《霹靂》的中堅人物。這個武士三K黨在《霹靂》關門後，他接手業務，重新開張，改名為《最終真理(The truth At Last)》，繼續推動種族歧視與白人至上主義。

費爾德斯著有兩本反猶太人的小書，《世界名人怎麼說猶太佬(What World Famous Men Said About The Jews)》《庫格林神父答客難(Father Coughlin Answers His Critics)》。

巴克斯利的正義和公義，並不是每個人都能接受的，比如說三K黨就對他恨得咬牙切齒，一位三K黨黨徒們再也憋不住了，於是在一封寄給他的匿名信里，羞辱性地稱呼他為榮譽的黑鬼(honorary nigger)，並且將他與肯尼迪總統相比，詛咒他能早日死於非命。

費爾德斯經常在《霹靂》上，抨擊巴克斯利是“為了大量的黑人選票，而刻意地去騷擾白人愛國者。”巴克斯利沒有理會他，不做任何的反應。費爾德斯誤以為巴克斯利是怕他，故意寫了一封信，寄到阿拉巴馬州司法部長辦公室，“禮貌地抗議巴克斯利的騷擾白人行為”。這次有回應了，巴克斯利用阿拉巴馬州司法部長的公函，回信道：

親愛的費爾德斯“醫生”：

本人對你1976年2月19日來函的答覆是：吻吻我的屁股吧！

司法部長, 比利·巴克斯利

除了希特拉之外，費爾德斯心中另外一位英雄偶像是前喬治亞州長尤金·塔爾梅奇(Eugene Talmadge), 希特拉與塔爾梅奇的共同點，就是全仇視猶太人。

塔爾梅奇是典型的喬治亞州人，自小就是個種族主義分子，一般美國人所說的“外國人”指的是美國以外的人，但塔爾梅奇嘴裡的“外國人”，卻指的是喬治亞州以外的人他是喬治亞州鼓吹種族歧視、種族隔離與白人至上主義的領軍人物。

塔爾梅奇生於1884年9月23日，死於 1946年12月21日，在他六十二年的生命里，曾出任三任喬治亞州農業部長，三任州長，1946年當選第四任州長，但來不及上任就死了。

在塔爾梅奇的種族主義史上，最為惡名昭彰的是卡克金事件(Cocking affair)。沃爾特·卡克金(Walther Cocking)是一位思想開放的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博士，終身從事教育英才業務。1937年被喬治亞大學聘請為教務長，專職改良校務。

1941年，卡克金試圖以雅典(Athens, GA)為種族混校試驗點，突破喬治亞州的種族隔離政策。塔爾梅奇知道後，勃然大怒，在1941年5月30日的教育會議上發飆說：他將立即開除任何膽敢提倡種族混校的委員！為了殺雞儆猴，卡克金順理成章的成為整肅的對象。，在他的淫威下，教育委員會以八票同意四票反對，決定不再為卡克金續約，這個變相炒魷魚的行為，在美國教育界炸開了鍋，喬治亞大學校長哈蒙·考德威爾(Harmon Caldwell)宣布，如果不賦予卡克金一個公平的聽證答辯機會，他將辭職抗議。

在緊急召開的會議上，教育委員以以八票同意七票反對，重聘卡克金為教務長。塔爾梅奇發動了所有的輿論機器，攻擊卡克金的運用羅森沃爾德基金會(Rosenwald Fund)來種族混校行為，是“教育黑鬼的猶太佬鈔票(Jew money for niggers)”，極盡無恥之能事。在塔爾梅奇的高壓下，搖擺不定的教育委員，又以十票同意無票反對的票數，決定再次開除卡克金。

一年之內，又有十名教授與三名教育委員被塔爾梅奇革職，喬治亞州的教育風氣敗壞，士氣低落，民怨滔天，公信力下降至歷史最低點，塔爾梅奇自己也在1942年的州長大選中敗出。費爾德斯的心中偶像，居然是這等政治惡棍，其心態卑微，不言可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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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巴克斯利調查十六街浸信會教堂炸彈慘案的主力之一，是前阿拉巴馬州麥迪遜郡(Madison County, AL)副警長羅伯特·艾迪(Robert Eddy)。在巴克斯利出任地方檢察官時，曾與艾迪聯手調查一位地方法官，向犯有輕微罪，但姿色美麗的女被告性勒索案件，巴克斯利對艾迪優秀調查表現，深感敬佩。兩人為此而成為好友。

巴克斯利鎖定的主要調查對象是錢布利斯、博林頓、撤里、卡什、約翰·韋斯利(John Wesley)、查爾斯·卡格爾(Charles Cagle)、特洛伊·英格拉姆(Troy Ingram)、羅斯·基思 (Ross Keith)、赫爾曼·基思(Herman Keith)、厄爾·湯普森(Earl Thompson)與思斯特·懷特(Sister White)，這些嫌疑人有三大共同的特點：白人、仇恨黑人與三K黨員。

主謀是錢布利斯。1963年慘案發生時，卡車司機錢布利斯時年五十九歲，1924年即參加三K黨。第二個主謀是博林頓，把炸藥運至教堂的車子，就是他的藍白綠色雪佛蘭。第三個主謀是英格拉姆。

艾迪從聯邦調查局檔案中查到，當時在爆炸現場的旁觀者證實，看見有兩個白人從教堂後面狂奔而出，其中有一人走路是跛行蹣跚，而從英格拉姆的醫藥記錄顯示，在當年八月時，他曾足部受傷，距離慘案，僅有兩個星期，英格拉姆的骨科醫生書面證詞說：就英格拉姆的傷勢判斷，兩個星期之內快跑，跛行蹣跚是正常現象。

另外一份聯邦調查局文件，成為全案的突破點。一位三K黨成員威廉·克雷恩(William Crain)在書面證詞上說：

“我認識英格拉姆許多年了。在我女兒瑪麗·洛伊斯(Mary Lois)嫁給他兒子塞繆爾(Samuel)不久前，我們開始頻繁交往，後來失歡，但不久有恢復交往。我很清楚英格拉姆討厭黑人，多次介入襲擊行動。在密西西比種族混合初期，他曾組織人馬前往示威。我曾聽到他談論如何用鐵鏈子抽打黑人的故事。也在不同的地點，多次聽到他毆打黑人的事跡。1963年9月9日，星期一晚上，我到女兒家取回被她借用的家具，塞繆爾開着燈，但瑪麗還未下班回來，我把車停在英格拉姆車庫近處，坐在汽車裡等待。英格拉姆與克爾頓·伊斯貝爾(Cotton Isbell)在講話，還有一人，應該是伊斯貝爾的父親，他們全坐在地上，我不相信他們知道我就在談身邊。他們在談論有關‘黑鬼’的事情，並用粗俗的言辭咒罵黑人，他們又談論爆炸之事，我聽到英格拉姆說，他又十二至十五枝信管，他拿着手電筒走進車庫，回來後說，‘OK，夠用了！’我曾多次聽英格拉姆說，因為是媒礦工，他可以任意取得想要的炸藥。錢布利斯與英格拉姆經常互相探訪，是好朋友。自從1963年9月15日十六街教堂爆炸案後，我曾聽到英格拉姆抱怨說，唯一的遺憾就是沒有將那些黑鬼全部炸死。”

英格拉姆與錢布利斯曾在同一個煤礦同事，交往密切。英格拉姆是煤礦場管理炸藥的專業人員，他的家後花園裡，是存放炸藥與爆炸零件的小倉庫，英格拉姆曾策划過多次大型的爆炸黑人教堂勾當，聯邦調查局在他家後花園倉庫中，找到與行兇炸藥完全一樣的同類爆炸物品，也沒有通過聯邦調查局的測謊試驗。

艾迪從這個缺口，深入調查，雖然英格拉姆已經在1973年心臟病爆發而死，逃過被緝拿歸案的命運，但這分書面文件，直接證明了三K黨就是十六街教堂爆炸慘案的元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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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迪從聯邦調查局的秘密檔案中，確認三K黨錢布利斯是整件十六街教堂爆炸慘案的元兇主謀。錢布利斯生於1904年1月14日，於1985年10月29日死在監獄中，觀其八十一年的罪惡一生，充滿了暴力與傲慢，致死不改不悔他的種族歧視思想。

自青年時代就加入三K黨的錢布利斯，有着使用炸彈攻擊黑人的累累前科。他與幾個三K黨組成暴力團體，以炸毀黑人的住家與教堂為樂事。1940年，他在伯明翰市政府從事汽車維修工作，當他公開用炸彈威脅黑人不得搬近白人社區的消息傳出後，被庫帕·格蘭(Cooper Green)市長停職停薪十天，在這些日子裡，他每天在格蘭的住家外面遊蕩示威。

三K黨有句名言：死神之吻(kiss of death)，指的是任何暴露或指控三K黨內情的人，將會被其餘的三K黨追殺。這句恐怖的威脅，並沒有使錢布利斯的侄女伊麗莎白·胡德(Elizabeth Hood)止步，這位勇敢的婦女，站在法庭上指證錢布利斯的罪行說，在慘案發生前一個星期，她在家裡與錢布利斯有一段關於種族問題的電話，錢布利斯敲着飯桌上的報紙叫囂道，告訴她說，“等着看下個周日的那些他媽的黑鬼新聞吧！”

錢布利斯的一生，是失敗的一生，連他的妻子弗洛拉·李(Flora Lee)都藐視他，把他的種種惡劣行為，報告了治安當局，這成為把錢布利斯送進棺材的大釘子。

2000年，在十六街教堂爆炸慘案發生三十七年後，錢布利斯終於被送上了法庭，接受正義的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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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聯邦調查局的秘密檔案解禁，與阿拉巴馬州司法部的徹底追查下，巴克斯利終於成功地將博林頓、錢布利斯和撤里三人正式重新拘捕歸案，以四項一級謀殺罪名起訴之，1977年11月18日，窮凶極惡的錢布利斯謀殺罪名成立，被法官重判了四個終生監禁，永遠不得假釋，大快人心，錢布利斯在1985年10月29日死於阿拉巴馬州的監獄中，結束了他那罪惡的一生。

撤里認為已經時過境遷，不會有人知道他的老底子，於是在法庭上採取死不認賬的賴皮策略，可是當他的前妻王爾德·布羅格登(Wildean Brogdon)在法庭上告訴陪審團說，撤里曾經親口告訴她“炸彈的引信是我點的火”時，他的臉立即變成了死灰的顔色，只得低頭認罪。      

布蘭頓和錢布利斯二人，也是死不承認，將責任推得一干二淨；但是當他們在法庭上聽到當年聯邦調查局伯明翰分局探員對他們的秘密電話錄音時，他們的臉就也變成了死灰色，不得不低頭認罪，因為他們在電話里，不但大誇自己的炸彈技術，還厚顔無恥地說：“可惜只炸死了四個小黑鬼！”

撤里的律師用車裡的神經和精神有問題為理由，希望能拖下去，但是當法官覺得七十一歲的撤里並沒有精神病而可以接受審判時，遂下令開庭，罪惡滔天的撤里躲得了初一，躲不過十五，2002年5月22日，法官判他終生監禁，永遠不得假釋。  

阿拉巴馬州司法部查辦這件世紀大案時，他意外地發現了大量的證據：卡什也是嫌疑人之一，當他正要下令將之拘捕歸案之時，傳來了卡什早已經於1994年病故的消息，四個十六街浸信會教堂炸彈慘案的元兇中，他是唯一逃過正義制裁的罪犯，看來只有留給閻羅王去和他算賬了。

2001年5月1日，是一個特別值得紀念的歷史時刻，在受害者的家人和全美國的非洲裔美國人苦苦等待了三十八年後，四個被三K黨用炸彈炸死的小英靈沉冤得雪，正義得以伸張，布蘭頓被阿拉巴馬州法官判決終生監禁，永遠不得假釋。

 從1971年翻案開始，直到2001年把最後一個兇嫌送上法庭前後，歷時三十年，為阿拉巴馬州伯明翰十六街浸信會教堂的炸彈慘案伸張正義的行動雖然緩慢，但遲來的正義，總比沒有好。

 1964年7月2日，在美國的國慶節的前一天，約翰遜總統在白宮簽署了劃時代的《1964年民權法案》，再度為所有的各族美國人民開展了民權新紀元。

從1971年至1979年，在巴克斯利的兩任阿拉巴馬州第四十一任司法部部長任期內的努力下，阿拉巴馬州已經脫胎換骨，以實際行動洗擦掉了歷史上的污點與恥辱。

巴克斯利是美國正義的化身，是真正的美國精神的表率，1982年，他以高票當選為阿拉巴馬州副州長，可謂實至名歸，巴克斯利離開政壇後，從事律師業務，辦理在阿拉巴馬州最高法院與最高法院的特殊上訴案件，他的能力和智慧，被國際審理律師學院(Fellow of 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Trial Lawyer)授予院士的榮譽，更被阿拉巴馬州新聞界譽之為阿拉巴馬州最有聲望、最優秀的超級律師之一。

巴克斯利的心胸廣寬，從他在2002年時出錢出力，募得了二十五萬元現金，協助他的前妻露西·巴克斯利(Lucy Baxley)當選為阿拉巴馬州副州長一事上就可以看得出來。

在2003年之前的阿拉巴馬州的歷史上，共有兩位女性出任州長和副州長，州長是華萊士的老婆樂林·彭斯(Lurleen Burns)，一位就是自2003年至2007年的第二十八任副州長的露西·巴克斯利。

2001年5月3日，布蘭頓被判刑後三天，《紐約時報》刊出了一封巴克斯利對聯邦調查局嚴厲的批評信：

“這個星期，托馬斯·布蘭頓因為犯下在1963年9月15日，在一家教堂用炸藥炸死丹妮斯·麥克奈爾、艾迪·柯林斯、卡羅爾·羅伯遜與辛西婭·韋斯利四位小女孩，而被法院判刑。我擔任阿拉巴馬州司法部長時，曾起訴布蘭頓先生的同案罪犯羅伯特·錢布利斯，我用了極長的、實在是過長的、沒有必要的過長時間，才把他送士法庭。

1997年， 我知道了在伯明翰的美國檢察官道格·瓊斯(Doug Jones)，一位遠遠勝任而倫理觀強的人，再度重開調查撤里先生與布蘭頓先生的司法行動。兩位男士全被定罪----我驚訝地發現，聯邦調查局在1960年代時，曾對撤里先生與布蘭頓先生兩位監控與錄音，這使我暴怒。

二十多年以來，撤里先生與布蘭頓先生因為聯邦調查局隱藏錄影證據行為而得以逃過法律制裁。在1977年時，我們需要的就是這些證據----這些聯邦調查局多次拒絕承認擁有的證據。如果我們在1977年時擁有這些證據的話，那麼我們就可以起訴這三個三K黨徒。這些詭計使我咬牙切齒，但我沒有講話，因為我不想撤里先生與布蘭頓先生的律師用聯邦調查局的不忠實為理由，分散案子的注意力。感謝這些有力的證據，布蘭頓先生終於被定罪，撤里先生自稱精神有病，或許不需接受審判，而我則沒有理由繼續保持沉默。

為什麼聯邦調查局和三K黨徒們能夠躲開司法的制裁呢？我不知道。我是位務實的人，我理解聯邦調查局因為想獨自查辦此案而不願意與人分享這些證據。但要查辦這些詐欺把戲時，所有的聯邦追訴期(status of limitation)都已經過期作廢，只能在州級法院來起訴他們，因為阿拉巴馬州的法律，對謀殺刑事罪行沒有設有追訴期。瓊斯是聯邦檢察官，但代表阿拉巴馬州起訴撤里先生與布蘭頓先生，所有在2001年的證據，全部適用於1977年。

是什麼原因，使聯邦調查局把如此強力證據埋藏在檔案里，導致布蘭頓先生逍遙法外二十四年？聯邦調查局如何面對四位珍貴孩子的家人？我不知道。但我知道與我們合作辦案的聯邦調查局探員是具有天良和努力的，但使我作嘔是那些高層的傢伙卻袖手旁觀。”

巴克斯利所說的“高層的傢伙”，指的就是前聯邦調查局長胡佛。

一個國家有了敢言之士，這個國家就不會滅亡，一個社會有了公義的人，這個社會就不會沉淪。巴克斯利就是美國的良知，社會的脊梁。

十六街浸信會教堂炸彈慘案只是三K黨惡名昭彰罪行冰山的一角，比較引人注意而已，十年間，三K黨僅在阿拉巴馬一州，就曾用炸彈攻擊了非洲裔美國人的教堂、商家和住家達四十五次之多，其餘各州，舉一反三，可想而知矣。

2014年12月29日 高勝寒 在 美國華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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