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友琴：北京第一個被打死的教師──卞仲耘

卞仲耘，１９１６年生，女，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副校長。１９６６年６月，她被劃為“四類幹部”並在會上被“鬥爭”。１９６６年８月５日，她被該校紅衛兵學生打死於校中。卞仲耘是北京第一個被紅衛兵打死的教育工作者。

一、被害

１９６６年８月５日，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的紅衛兵“鬥爭”“黑幫”。他們“鬥爭”了學校的五個負責人：副校長卞仲耘，胡志濤，劉致平，教導主任梅樹民和副教導主任汪冰瑩。當時這所中學沒有正校長。

７月底，毛澤東下令把派到各學校領導文革的“工作組”撤出學校。７月３１日，這所中學的紅衛兵宣布成立。工作組離開學校後，控制學校的是“文化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和紅衛兵組織。這二者幾乎相同，因為紅衛兵的領導人也是“籌備組”的成員。

８月５日下午２時左右，高中一年級的紅衛兵首先發起了這一行動。那時，副校長胡志濤正在打掃廁所，她告訴學生，在“工作組”離開後，開“鬥爭會”應該先報告中共北京新市委批准，意思是紅衛兵不能這樣自作主張“鬥爭”人。紅衛兵根本不理會她說什麼。有一個紅衛兵拿來一大瓶墨汁，從她的頭上澆了下去，黑墨立即洇沒她全身。紅衛兵把五個學校負責人都揪到大操場上，給他們戴上用廢紙簍糊成的高帽子，往脖子上套了寫有“反革命黑幫”“三反份子”的牌子，把被斗者拖到操場邊的水泥高台上，強迫他們一字排開跪下。有紅衛兵高喊“打倒黑幫”等口號並開始大聲“揭發”和“控訴”。

全校學生紛紛湧來，聚集在台下。人群中，有人在喊：“到木工房拿棍子去”，跑向學校的木工房，那裡有待修的破舊課桌椅。還有人去開水房，從那裡取來開水，要燙被斗者。

接着，五個被斗者被從高台上拖下來“遊街”。紅衛兵強迫他們一邊敲打手裡的鐵製簸箕，一邊重複說“我是牛鬼蛇神”。他們從學校的大操場走到小操場。紅衛兵要他們在小操場上“勞改”。那裡有一堆砂土，是兩個月前修操場時運來的。文革開始，修操場停了下來。“黑幫”被命令用扁擔和筐子挑土。有人把卞仲耘挑的大筐里的沙土用鐵掀拍了又拍，裝得堆尖。她挑不起來那麼沉重的土筐，就被劈頭打倒在地。

五個被斗者被亂棒橫掃，這些棒子，有壘球棒，有跳欄上的橫檔，還有從木工房拿來的舊桌子椅子腿，桌椅腿上有釘子，打在人身上，一打就在肉上戳出一個小洞，血隨即從小洞裡涌流出來。

“勞改”了一陣以後，“黑幫”被揪回大操場旁邊的宿舍樓，在一樓的廁所里被淋了屎尿。在宿舍樓走廊的白色的牆上，留下了“黑幫”的斑斑血跡。

卞仲耘在三個副校長中排名第一，因她是學校的最高領導人，也就是所謂“黑幫頭子”，她被打得最重。經過兩三個小時的毆打和折磨，下午五點來鐘的時候，卞仲耘已經失去知覺，大小便失禁，倒在宿舍樓門口的台階上。但是，依然有一些紅衛兵在那裡踢她的身體，踩她的臉，往她身上扔髒東西，大聲咒罵她“裝死”。

五點多時，有人叫來了校工。校工把卞仲耘的身體搬上一部平常運送垃圾的手推車。當時紅衛兵還在繼續“鬥爭”另外四個人。副校長劉致平一度被強迫跪在這輛手推車旁邊。副校長胡志濤看到躺在手推車上卞仲耘，兩條胳膊紅腫，上面布滿一條條傷痕，眼睛張開，瞳孔已經沒有反應，但是嘴巴還呼哧呼哧吐氣。她告訴紅衛兵卞仲耘有生命危險，應該送醫院。紅衛兵對她吼道：“黑幫，你不好好改造，也是這個下場。”她被推進一間辦公室關了起來。

後來，有工友把那輛手推車推到學校北側小門旁邊。馬路對面就是郵電部醫院。時值８月，那時天色還亮，但有紅衛兵不准工友把車推出學校。手推車停在北門邊，卞仲耘的身體被用大字報紙蓋了起來，上面還壓了一把大竹掃帚。手推車在校門口停了一兩個小時。７點多鐘，有學校“文革籌委會”的人打電話請示了中共北京市委──當時他們還被稱為“新市委”，因為是兩個月前“打倒”了舊市委之後建立的。卞仲耘終於被送進郵電部醫院。但是，醫生檢查時，她的屍體已經僵硬，人已經死亡多時。

那天和卞仲耘一起被打的另外四個人，也被嚴重打傷。副校長胡志濤被帶釘子的木棒毆打，又被押到廁所摳洗茅坑，手指甲蓋都磨去，半邊露出鮮紅的肉來，渾身是血水和糞水。她被打得暈倒在地，又被揪起來再打。那天她被打成腰椎脊突骨折，後來一直需要穿特製的鋼背心。教導主任梅樹民，五十年代初從北京師範大學畢業，他的背部遭到帶釘子的木棍打，那天穿的布襯衣上打出很多小洞，布絲深深嵌進肉里。他遭受的肉體折磨和精神驚悸導致了嚴重的心臟病。他們四個人也看着老同事卞仲耘被活活打死，肉體和心靈兩方面所受的折磨，極其深重。

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堯聞訊趕到郵電醫院，他看到妻子遍布傷痕的屍體。他當即到西單商場買了一個照相機，在醫院的太平間裡攝下卞仲耘的最後的照片。這些照片保存至今。儘管是黑白照片，但屍體上的大片血斑傷痕也清晰可見。

王晶堯見到了師大女附中紅衛兵的負責人之一鄧榕，她身穿軍裝，腰系皮帶，臂纏袖章，這是當時紅衛兵的典型裝束。鄧榕要郵電醫院的醫生作屍體解剖，她的用意在於要醫生證明卞仲耘死於心臟病，而不是被打死的。這是北京紅衛兵打死的第一個人，所以當時還有所顧忌，不願意承認卞仲耘是被打死的。半個月之後，紅衛兵暴力進一步發展，以致打死人不但不必迴避，還成了炫耀吹牛的內容。

王晶堯堅決反對解剖屍體。他不願讓妻子這樣慘死之後還要遭受無理的切割。結果，屍體沒有被解剖。但是，由於紅衛兵負責人的要求，在醫院開具的卞仲耘的死亡證書上，死因一欄，填的是“死因不明”。儘管死亡原因是如此明顯。

二、通向死亡之路：劃為“四類”

卞仲耘生於１９１６年。根據她生前寫的一份自傳，她是安徽省無為縣人，她的父親原來很窮，先當錢莊學徒而後自己開小型錢莊，後來當了縣商會會長。１９３７年她高中畢業未考上大學，當了三個月的小學教員，其他時間就補習國文、英文和數學，準備再考大學。抗日戰爭爆發，１９３８年春天，她隨蕪湖女中遷移到長沙，參加戰地服務團。１９４１年她在四川成都考入燕京大學經濟系，後又轉入齊魯大學，１９４５年畢業。１９４１年卞仲耘加入共產黨，１９４５年她和丈夫王晶堯一起去了共產黨統治區。王是她在大學的同學。１９４９年，卞仲耘調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工作，歷任教員，教導員，副教導主任，教導

主任，共產黨總支付書記、書記，副校長。卞仲耘被打死時，５０歲，在這所中學已工作了１７年。她是四個孩子的母親。她的丈夫王晶堯，在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近代史所工作。

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建立於１９１７年，是北京歷史最長的中學之一。１９４９年共產黨得到政權後，學校的負責人都換成了共產黨員。師大女附中位於北京西城區，離天安門廣場及毛澤東和其他最高人物所住的“中南海”只有一公里遠。文革前，該校是北京的“重點中學”之一，很多高級幹部的女兒都到這所中學讀書。毛澤東的兩個女兒文革前都從這所中學畢業；文革開始時，劉少奇和鄧小平各有一個女兒是該校學生。在文革開始前的１９６５年秋季入學的學生中，高級幹部的子女占了一半。這一特點，不幸與卞仲耘被打死有相當的聯繫。

當毛澤東和江青的女兒李納在師大女附中高中畢業之前，江青約見了卞仲耘。江青告訴卞仲耘，李納想要學習科技，但是毛澤東要女兒學習歷史，所以，江青要學校的老師說服李納，在報考大學時不要報理工科而報文科。後來，李納進了北京大學歷史系。在卞仲耘的工作筆記上記載了江青召她談話之事。提到這一點，是要說明毛澤東江青和這個學校的關係。就工作關係來說，卞仲耘是在共產黨領導下的一個中學校長，從事共產黨上級要她做的工作；就個人方面來說，卞仲耘是毛澤東和江青的女兒的老師。

通向卞仲耘死亡的路，是從１９６６年６月１日開始的。那天晚上，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廣播了北京大學的所謂“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毛澤東語），攻擊北京大學的負責人之外，又號召“堅決徹底乾淨全部地消滅一切牛鬼蛇神”。第二天中午，三個學生在北京師範大學女子附屬中學貼出了第一張大字報，宣稱要“誓死保衛黨中央，誓死保衛毛主席”，對該校領導作了類似的攻擊。在這張大字報上領頭署名的學生叫宋彬彬，高中三年級，是當時中共東北局書記宋任窮的女兒。宋的家庭背景使得這張大字報更有權威性和影響力。

實際上，宋彬彬等學生有此行動，不僅因為聽了北京大學大字報的廣播。在此之前，中共中央關於全面發動文革的“五一六通知”，明確號召“徹底批判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奪取在這些文化領域中的領導權”；在５月１６日的前一天，中共中央下發了１９６６年５月７日毛澤東給林彪的一封信，毛說：“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這兩個文件的直接作用，是把“文革”由對一批電影和舞台劇的攻擊，升級為對一大批人特別是在教育界工作的人的攻擊。這兩個文件，當時只傳達到高級幹部，普通人並不知曉。高乾子女則通過“內部消息”早在五月間就知道了毛澤東的文革部署，並開始有所準備。６月１日晚的廣播是一個全面展開行動的指令，第二天高乾子弟在北京的多所學校首先開始攻擊學校當局和教師。不僅師大女附中，清華大學附中的“紅衛兵”和北大附中的“紅旗戰鬥小組”，也都是在６月２日開始貼大字報攻擊學校領導的。

宋彬彬等人的大字報貼出一天以後，６月３日，由共青團中央派出的“工作組”來到師大女附中，一進校就宣布對宋彬彬等人的熱烈支持。工作組取代原校領導掌管了學校，原校領導“靠邊站”。工作組建立了“文化革命委員會”，工作組長擔任主任，宋彬彬等最早寫大字報的學生成為副主任。每個年級有一個代表成為委員會成員。這個委員會的學生成員，除一人以外，其他都是該校當時父親地位最高的幹部子女。這種情況也發生在北京的其他中學。

在卞仲耘掌管學校的時候，學校給予高乾子女一些特別的關心，班級和學生會幹部中有不少高乾子女，但是學生幹部還是選舉產生的，普通人的子女也能當學生幹部，雖然並沒有“每個學生是平等的”這樣的說法，但是學校當局顯然並沒有認為大官的子女就應該在學校里也壟斷權力、當學生中的大官，這也是多少年來教育界的傳統和原則。在皇帝時代，科舉考試制度就是相對獨立於權力系統外的。只是在文革大規模開始之後的第一個月，在學校里才出現了這種在校園裡高乾子女掌權的現象。他們最先發起攻擊學校當權者的行為，後來被稱為聽起來相當浪漫的“造反”。其實，看看事實，就知道這不但不是什麼向權勢者“造反”，而且從開始就是極權勢力的一次直接擴張。

工作組進校之後，學校停課，用全部時間搞文革，也就是開會、貼大字報以及學習毛澤東著作和中共中央關於文革的指示。工作組制定了從“普遍揭發”到“重點揭發”兩大步驟的計劃。學校的老師和負責人都成了被“揭發”的對象。學生對老師，先是直呼其名，進而咒罵喝斥。整個學校貼滿了大字報攻擊學校原領導人和教師。幾乎每個老師都被大字報攻擊。

在大字報上，卞仲耘的一條“罪狀”是參與前中共北京市委“搞軍事政變的反革命活動”。且不論是否有這樣一個軍事政變陰謀，即使有，也不可能讓一個中學副校長知道。但是沒有人發出質疑，也不准本人辯解。

卞仲耘的另一“罪狀”是“反對黨的階級路線”，主要證據之一是，在數年以前國家主席劉少奇的一個女兒曾經因兩分之差未被師大女附中錄取。實際情況是，當時重點中學有錄取分數線，對入線者，優先錄取幹部子女。劉少奇的女兒差兩分達不到分數線，學校請示了中共北京市委和教育局，上面指示不錄取。

卞仲耘還有一條“罪狀”是“反對毛主席”，證據之一是，１９６６年３月北京的鄰近地區發生地震，為學生的安全，學校當局告訴學生，若地震發生，要趕快離開教室。有學生問是不是要把教室里掛的毛主席像帶出來（當時每個教室的黑板上方都掛有毛澤東的像），卞仲耘未正面回答這個問題，沒有說要也沒有說不要。

這些“罪狀”，其實如果允許討論，中學生也會懂得是完全不能成立的。但是工作組大力支持，推波助瀾，這類大字報越寫越多。這些大字報還被分門別類整理，並用蠟紙刻寫後油印出來，裝訂成冊。在卞仲耘的這一冊上，卞仲耘的“罪狀”的分類條目是：

反毛澤東思想，誣衊黨的方針政策，反黨反社會主義反三面紅旗，反對黨的政策，破壞文化大革命，智育第一，追求升學率，反對和工農結合，精心培養修正主義苗子，培養資產階級教師隊伍，反革命暴動和與黑幫聯繫，低級趣味。

這樣的罪狀大綱在文革中也被用於其他大量的“牛鬼蛇神”。今天我們從這樣的材料以及當時的罪狀羅列方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看到這一“革命”的實質內容，它在打擊了具體的人物如卞仲耘的同時，還徹底貶損了“智育”、“升學率”這些觀念，並高度強調突出“毛澤東思想”、“黨”、“社會主義”、“三面紅旗”這些概念的無上權威。

除了這類政治性術語的攻擊以外，大字報上有大量的謾罵和侮辱性詞語。卞仲耘的名字被打上了紅叉，後來就只被寫成“卞賊”等等。以下所錄的是學生所寫的大字報之一，１９６６年６月下旬貼在她家的門上：

漏網的大右派，與前市委有密切聯繫的大黑幫份子，反共急先鋒，對革命師生實行資產階級專政的大混蛋，大惡霸，你他媽的放老實點，否則饒不了你。

還有一張貼在她的臥室門上：

狗惡霸，卞毒蛇，你他媽的聽着，你再敢騎在勞動人民頭上耀武揚威，

我們抽你的狗筋，挖你的狗心，砍你的狗頭。你他媽的別妄想東山再起，

我們要斷你的孫，絕你的種，砸你個稀巴爛。

這就是文革開始後中學女生所使用的語言：粗魯，無理，野蠻，充滿暴力性。“他媽的”，就是在那個時候開始在校園裡被當作“革命”風格而普遍使用的。“他媽的”後來成為紅衛兵語言的特徵之一。

僅卞仲耘一個人被貼的大字報抄件，就有十萬來字長，錄自數百份大字報。當時，一張大字報紙的價錢是五分，中學生食堂的伙食費是每天三角。不算人力，每份大字報的筆墨紙張加漿糊的成本，就相當於一天的飯錢。在文革中，當局無限提供製作大字報的紙張、毛筆、墨汁和漿糊。實際上，如果只有當局思想上的鼓動而沒有這種物質上的支持，這樣的“運動”也是無法形成的，也只有控制了精神和物質的所有資源的當局，才可能發動這樣的“革命”。

１９６６年６月２３日，工作組主持召開對卞仲耘的“揭發批判大會”。全校師生員工參加。大會開始後，幾個學生把卞仲耘押到台上，把其他四個學校負責人押在台下。在這樣的大會上，被斗者九十度大彎腰，以示“低頭認罪”；上台“揭發批判”者，都作義憤填膺狀，聲音高八度，講話時揮拳頭跺腳。對不少這樣的人來說，表演的需要和自我膨脹感，使他們根本不會考慮被批鬥者的身心遭遇。會中，有學生跑上台，用學校自製的槍頭包有鐵皮的假步槍，這個一槍，那個一槍，把卞仲耘捅倒在地。卞仲耘幾次倒下，每次有人用冷水澆她的頭，然後揪着她的頭髮把她拖起來。工作組不加干涉，繼續對卞仲耘“揭發批判”。

會後，卞仲耘給上級寫了一封長信。她在信中寫道（引自原件底稿）：

在群情激憤之下，我就被拷打和折磨了整整四五個小時：戴高帽子，低頭”（實際上是將上身彎到和下肢成九十度），罰跪，拳打、腳踢，掐，用繩索反捆雙手，用兩支民兵訓練用的步槍口捅脊背，用地上的污往嘴裡塞，往臉上抹，往滿臉滿身吐吐沫。

她當時處於受攻擊的地位，這封信里的描述應是不含誇張的，因為她是望得到一點保護，而不是要批評文革。如果她造假，“誣衊群眾運動”成為更大的罪名。她寫這封信，是希求上級能出面幫助她。這封信沒有到答覆。

“工作組”把學校負責人和教員以及學生都作了“排隊”和“劃類”，按照“問題”的嚴重程度分成四類：一類是“好的和比較好的”，二類“有錯誤的”，三類是“有嚴重錯誤的”，四類就是“資產階級右派”。照西城區工作組負責人、共青團中央書記處書記胡啟立向鄧小平的匯報，城區的“劃類”結果是：北京西城區的６１所中學，一類３·３％，二類４·３％，三類５８·４％，四類５％；４７６個中學領導幹部，一類％，二類４２％，三類４０％，四類１４％。師大女附中被劃為“四”學校。卞仲耘和另一副校長胡志濤被定為“四類”。

工作組１９６６年７月３日所寫的“四類學校師大女附中領導核心排隊的初步意見”中，關於卞仲耘，寫道：多年來一貫反對學習毛主席著作，誣衊黨的路線方針政策；頑固地推行修正主義教育路線，收羅和重用一批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反動份子；極力向青年師生放毒，精心培養修正主義苗子；搞宗派活動，培植個人勢力；貪生怕死，追求低級趣味，十分欣賞武則天、楊貴妃、慈禧太后等荒淫無恥的私生活，有時講話非常低級庸俗。劃為四類。

這些就是把卞仲耘定為“四類”的“理由”。這份文件的行文，顯示了那時的文革當局如何給人定罪以及用什麼標準定罪。工作組所列的這些“理由”中，第一項不是事實；第二、三項是基於認定教師都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前提，實際上任用教師並不是中學校長如卞仲耘所能

控制的事情，教科書都是統一編寫的，教學大綱是教育部制定的，教師是“統一分配”來的。另一項“貪生怕死”是指她曾勸人要花錢買營養食品之類，“貪生怕死”能成為劃作“四類”的根據，是典型的荒唐的文革標準。至於“有時講話非常低級庸俗”，不過是指卞仲耘曾經告訴同事，她比較適合穿綠顏色的衣服等等。這類私人談話在大字報上被“揭發”出來，就成為定罪材料。另外，這一材料未經卞仲耘本人看過，更談不上讓她說明事實或自我辯護。

對被劃成“四類”的人，工作組不但開大會“鬥爭”，而且決定在運動結束後送到農村勞動。這是一個相當冷酷的決定，而做出這決定的就是多年來領導卞仲耘的上級們。當“革命”需要打擊對象的時候，上級們就可以翻臉不認人，把一個個活人當作靶子拋出來，批判鬥爭，處份懲罰。冷酷是文革的一個重要特徵。

７月５日，鄧小平召見師大女附中工作組聽取匯報，並對他們作了指示。從談話記錄可以看出，鄧小平看到了卞仲耘的上述求助信，他要工作組適當處理。鄧小平詢問“斗”了卞仲耘幾次、是否打了她，工作組報告打了一次，鄧小平立刻強調了不要打人。另外，對西城區的排隊“比例”（見上文），鄧小平提出，要“爭取一部份三類變成二類”。但是，對師大女附中劃為“四類學校”以及卞仲耘胡志濤兩個副校長劃成“四類幹部”，鄧小平沒有表示異議。鄧榕在《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一書中，寫到了當年鄧接見師大女附中工作組時的講話，但是把日子提前了一個月，錯寫成１９６６年６月４日，並且省略了關於卞仲耘和把學校負責人“劃類”的部份。此書也一字未提卞仲耘被劃成“四類”以及後來被打死。

１９６６年６月在北京具體領導文革的，是當時的國家主席劉少奇和中共中央總書記鄧小平。劉少奇曾經親自聽取北京師範大學第一附屬中學的工作組匯報，並就如何“斗”師大一附中的校長劉超等作了詳細指示。

上文說到，大字報曾攻擊師大女附中沒有錄取劉少奇的一個女兒，那個女兒後來進了師大一附中，文革開始後，她在師大一附中最早寫大字報攻擊該校學校領導。

劉少奇和鄧小平的安排是：在對中學校長和教職員進行了一個多月的“揭發”與“鬥爭”後，命令所有的教職員工“集訓”，即集中居住，揭發問題，檢查交代，然後定性處理，在秋天結束“運動”。不僅北京，全國的中學都如此作，包括學校稀少的邊遠地區。在很多地方，中學教員全部離家到專區所在地集中。在那一過程中，有相當一批教育工作者自殺了。

在師大女附中，１９６６年７月２３日，全體教職員住在馬神廟小學“集訓”，大部份學生被送去軍隊“軍訓”，一部份被認為“有問題”的學生被送去農村勞動，一部份“左派學生”留在城裡參與對教職員工的清查以及定案工作。

三、死於紅衛兵暴力

如果照劉少奇和鄧小平的模式作下去，卞仲耘雖然已經遭到毆打並將會遭遇沉重處罰，但是不會被活活打死。１９６６年６月１８日，北京大學的一些學生沒有經過工作組的批准，自行“鬥爭”了幾十個“黑幫”和“反動學術權威”，打他們，給他們戴高帽子，強迫他們下跪，用繩子勒他們的脖子，往他們臉上塗墨，等等。北大工作組批評了這種做法。

劉少奇把北京大學工作組的簡報轉發全國，他的批語說：“中央認為北大工作組處理亂鬥現象的辦法，是正確的。”他並不是反對“斗”，但是反對“亂鬥”，也就是說，他要的是在“工作組”領導下的“斗”。

７月下旬，毛澤東指責劉少奇鄧小平把“運動”搞得“冷冷清清”。毛和“中央文革小組”開始直接領導文革。第一個重要行動就是把所有學校的“工作組”全部撤走。如前所述，在“工作組”控制學校的時候，卞仲耘已經被劃成“四類”，已經在工作組主持的群眾大會上被罵被打到相當嚴重的程度。既然這還被毛澤東叫做“冷冷清清”，那麼，只有發動學生把校長老師打成殘廢或者打死，才不“冷冷清清”，才能使他滿意了。毛澤東的意向表達得非常清楚：他要把前一階段已經開始的相當殘酷的“鬥爭”再次升級。

毛澤東的妻子江青等人前往北京大學，宣布北大６月１８日事件是“革命事件”。更進一層，８月５日，就在卞仲耘被打死的那一天，中共中央正式發文“撤銷”劉少奇簽發的關於北京大學制止“亂鬥”的文件。

１９６６年８月１日，毛澤東寫信“熱烈支持”清華大學附中“紅衛兵”和北京大學附中的“紅旗戰鬥小組”。北京大學附中是北京最早開始使用暴力攻擊的中學。通過一連串的措施，對校園暴力的限制被統統撤銷了。

１９６６年７月３１日，師大女附中紅衛兵成立。工作組離開學校，紅衛兵掌管學校。各校的學生開始免費乘車互相訪問，當時稱作“革命串連”。學校里首先發生的一個大變化，是校園裡果樹遭殃，蘋果和梨那時還是青的，都讓紅衛兵摘掉吃了，枝頭的青柿子苦澀根本不能吃，也全部被打光。校園裡充滿破壞和惡毒的心理氣氛。

紅衛兵的組織綱領是一副對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即根據家庭地位來確定年輕人的地位。在師大女附中，工作組時期建立的“文革委員會”就是由學校的最高級幹部子女組成的。現在，根據新的“對聯”理論，這些人又理所當然地成為紅衛兵的負責人，以及新的“文革籌委會”的負責人。他們獲得了三項巨大的特權：一是可以把所謂“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學當作“混蛋”來“鬥爭”，二是不需要任何批准就可以“鬥爭”校長和教員，三是可以運用暴力攻擊同學和老師。

卞仲耘被打死的前一天，１９６６年８月４日，師大女附中的紅衛兵在一些班裡鬥爭了所謂“家庭出身不好”的學生。在初二（四）班開“鬥爭會”的時候，教室牆上貼了“打倒狗崽子”的大標語。這個班有４５名學生，十名“家庭出身好”的學生坐在椅子上，十名“家庭出身不好”

的學生站在教室前面，一根長繩繞過她們的脖子把她們拴在一起，其餘“家庭出身不好不壞”的學生都坐在地上。十名被繩子拴着的學生被強迫逐個“交代”“反動思想”以及他們父母的“罪行”，結束的時候，還必須連說“我是狗崽子，我是混蛋，我該死。”

同一天下午，一些紅衛兵喊着“黑幫，不許動”，氣勢洶洶地闖進了幾位學校負責人集中在那裡的一間辦公室。他們有的拿着民兵訓練用的木槍，有的拿着皮帶，狠狠地抽打了他們，他們身上被打得青紫。那天晚上，卞仲耘回到家裡，對丈夫說，打死一個像她那樣的人，“就像打死一條狗”，她已經知道大禍臨頭，但是毫無辦法。第二天她還是去了學校。事實上，這時候的北京，沒有地方可以躲藏，也無處可逃，更不可能有任何反抗。

８月５日上午，胡志濤副校長一早先到了中共北京市委，找到分管文教口的負責人，告訴他，他們在中學裡人身安全已經得不到保障。她希望得到同情和幫助。但是，給她的回答是“你回學校去吧。”胡志濤在失望中回到師大女附中。當天下午，她多年的老同事卞仲耘被活活打死，她自己也被打成重傷。

我們永遠無法知道，在卞仲耘死前的幾個小時裡，當她遭到這樣殘酷的毆打和折磨的時候，她想了些什麼。雖然她一直被人群包圍，她死在絕對的孤獨之中。當她被打的時候，沒有一個人出來制止暴行。當她快要死去的時候，沒有一個人在身邊表示同情。她從來沒有與這些打死她的人為敵，但是這些人不但打死了她，而且，打她的時候毫不猶豫，把她打死後也沒有覺得任何後悔和羞愧。她孤立無援地死在學生的亂棒之下。從一個活人的世界上，她被無情無義地背叛了、拋棄了、犧牲了。文革的需要，就是把她打死的唯一“理由”。無論從處死的方式上，還是從處死的“理由”上，都是前所未有的絕對殘酷。

她的丈夫王晶堯，拿着醫生在紅衛兵虎視眈眈下寫出的“死因不明”的死亡證明，將卞仲耘的屍體送去了東郊火葬場。她在那裡被火化。

四、一個人的命運成為很多人的命運

１９６６年８月５日，卞仲耘被打死以後，當天晚上，師大女附中“文革籌委會”和紅衛兵的負責人宋彬彬等，來到北京飯店，他們立即見到了“中共北京新市委”第二書記吳德。她們向吳德報告了卞仲耘被打死的事情。據說，吳德告訴她們，人死了就死了，不要外傳。這是北京第一次發生的紅衛兵打死人的事件，是一件大事，所以，吳德應該會將這一事件立即報告給他的上級，即中共中央最高領導人。在最高權力圈中，毛澤東、江青或者周恩來等人，一定會對這一死亡有所評論，或者，也可能聽到之後什麼都沒說，不說什麼也是一種表態。然而，關於卞仲耘的死，吳德怎麼報告、上面如何回應，至今沒有知情人說出任何有關情況。無人說出的原因之一，顯然是因為說出這些情況會暴露文革領導人的殘忍。

但即使不在黨內上層，從社會上看去，文革領導人的意向實際上也清清楚楚。

卞仲耘被打死之後，中共北京市委辦公室和周恩來總理辦公室，都有幹部來到學校，跟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堯談話，告訴他“要正確對待群眾運動”，其實意思是說，不准抗議、不准表示不滿、不准追查事情經過。卞仲耘的死亡，絲毫沒有使得文革的領導人覺得需要制止暴力迫害，相反，他們用了熱情的詞語和熱烈的行動來支持發動紅衛兵運動，把校園暴力一步一步推向高潮。

卞仲耘被打死１３天以後，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８日，在天安門廣場，毛澤東接見了一百萬紅衛兵（以後還有７次）。８月１８日大會是一個花費前所未有的巨大人力財力舉行的、全面發動和支持紅衛兵運動的大會。這一百萬人的大會通過廣播和電視向全國實況轉播，同時製成新聞記錄電影，在全國各地放映。這次大會把紅衛兵運動推向了最高潮。手持紅色塑料皮《毛主席語錄》的百萬紅衛兵，高喊着“毛主席萬歲萬萬歲”走過天安門廣場。一些紅衛兵的領導人則登上了天安門城樓，與毛澤東、剛成為第二號人物的林彪、以及總理周恩來等握手交談。北京大學附屬中學的紅衛兵負責人彭小蒙，在天安門城樓上代表紅衛兵發表講話。北京師範大學女子附屬中學的紅衛兵負責人宋彬彬，把一隻紅衛兵的袖章套在毛澤東的手臂上。宋給毛戴袖章的照片廣泛發行，也在電影記錄片裡被作了突出報導。

《人民日報》和《中國青年報》發表了獻袖章時毛澤東與宋彬彬的談話：毛問宋彬彬叫什麼名字，當他聽說是“文質彬彬”的“彬彬”時，毛澤東說：“要武嘛。”

由於這段對話，宋彬彬改名為“宋要武”，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也改名為“紅色要武中學”。在８月１８日的大會上，也首次公開了最高權力圈子的變動，劉少奇和鄧小平從原來的第二、第五號人物，降為第八、第六號人物，宋彬彬的父親宋任窮，則被提升為中共政治局的候補委員。

在８月１８日大會上，在天安門城樓上最為矚目的兩個紅衛兵是：彭小蒙和宋彬彬，一個來自北京最早開始用暴力毆打折磨老師和同學的北京大學附屬中學，一個來自打死了卞仲耘的北京師大女附中。在這樣的背景下，毛所說的“要武嘛”，意義和影響就絕不僅僅是關於一個人的名字的評論。

在８月１８日大會後校園暴力大規模升級，殺戮全面展開。中學校長卞仲耘遭受的災禍，變成越來越多的教育工作者以及和平居民的命運。根據筆者所作的一項調查，在調查所及的１１５所學校中，其中有大中小學，有北京和外省的學校，有城市學校和鄉村學校，所有這些學校在文革中全部都發生了紅衛兵對教育工作者的暴力迫害，無一例外。在這些學校中，在１９６６年夏天被紅衛兵殺害的教職員工，有：北京１０１中學美術教師陳葆昆，北京外國語學校語文教師張輔仁和總務處工作人員張福臻，北京第三女子中學校長沙坪，北京第八中學負責人華錦，北京師範大學第二附屬中學語文教師靳正宇和學校負責人姜培良，北京第５２中學語文教師鄭兆南，北京西城區寬街小學校長郭文玉和教導主任呂貞先，北京吉祥胡同小學副校長邱慶玉，北京第六中學老校工徐霈田，北京師範學院附屬中學生物教員喻瑞芬，北京景山中學的工友李錦坡，北京第四女子中學的一名女語文老師（名字中有一“嫻”字。），北京１３８中學姓張的女書記，北京第二十五中學的語文老師陳沅芷和一位姓名已經被忘卻的工友，中國人民大學附屬中學的楊俊老師，北京大學西語系教授吳興華，上海同濟中學老師林修權，廈門第八中學物理教師黃組彬，廣州第十七中學總務主任龐乘風，南京第二中學歷史教師朱慶頤，南京師範學院黨委副書記李敬儀與其丈夫江蘇省教育廳廳長吳天石，西安第三十七中學語文教員王冷和王伯恭，西安報恩寺路小學語文老師白素蓮。

這個名單中未包括被毒打和侮辱後自殺的人。

１９６６年的夏天，全中國的學校變成了刑訊室、監獄，甚至殺人場。大批老師被迫害致死。有人說，在文革中受迫害最深最嚴重的一種人，是中學老師。這是符合事實的。他們中有很高比例的人遭受了侮辱、毆打和折磨，有的象卞仲耘一樣被打死，有的留下終身殘疾，有的在飽受摧殘後自戕。

殺害這一批教育工作者的，是他們的學生。學生當中，當時高二和高三的學生年滿１８歲，其他四個年級的中學生還是未成年人。小學老師也被打死，而小學裡年紀最大的學生只有１３歲。文革領導人發動鼓勵中學生甚至小學生打人殺人，鼓勵他們變成殺人兇手，這不但殘忍，而且邪惡。

暴力攻擊也急速延伸向校外，當時被稱為“紅衛兵殺向社會”。其中的主要行動，一是燒書砸文物和抄家，二是毆打校外的“牛鬼蛇神”。師大女附中附近一家飯館的服務員，一個１８歲的單身女子，被綁架到校中化學實驗室里，被綁在實驗室的柱子上，紅衛兵用軍用銅頭皮帶抽她，慘叫聲一陣接着一陣，傳到門外的甬道上。來來往往的人聽到了。後來慘叫聲漸漸安靜下來了。學校的校醫被叫來看，校醫說，瞳孔散了，人已經死了。這個女子當時的罪名是“流氓”，１８歲的女服務員當然正在戀愛的年齡，與“流氓”何干？即使有不當行為，怎麼能受被捆打的懲罰？又怎麼能被打死？中學生又有什麼權利來充當行刑人？可是在當時沒有人站出來問這些問題，也沒有人制止這種虐殺。她有六個哥哥，都是工人，他們後來曾到學校來哭訴小妹妹之死。１９６６年夏天，北京師大女附中的紅衛兵還在校外打死了７個人。根據一項“內部材料”，在北京西城區（卞仲耘的學校所在之區），８月下旬有３３３個人被紅衛兵打死。打人主要是中學紅衛兵所為。當時西城區一共有６１所中學，平均一個中學打死五個半人。

１９６６年１０月召開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發放了一個題為《把舊世界打個落花流水》的文件，其中被列為紅衛兵功績之一的，是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０日到９月底北京被打死的１，７７２人。有理由認為實際死亡數字大於此數，但此數已經是一個極其巨大的數字。卞仲耘死於８月５日，她的死尚未計入此數中。１９６６年８月５日發生的卞仲耘之死，是８月殺戮的開端，經過三個星期的發展，在８月底前後達到每日被害人數的最高峰。由最高權力者號召鼓動，用中學生紅衛兵為打手，打死手無寸鐵的教育工作者如卞仲耘，以及大批沒有防衛能力的和平居民，還視之為偉大功績，這實在是二十世紀的統治者所作的最為殘忍和無恥的行為之一。

五、試圖討回公道

在卞仲耘被打死的那一天，晚飯時候，在學生飯廳，聽得到的是輕狂的議論和對被斗者的譏笑。在打死卞仲耘之後，校園裡並沒有發生因殺人引起的驚恐與不安，相反卻瀰漫着一片亢奮高昂的氣氛。一群群紅衛兵學生身穿軍裝，腰系皮帶，褲腿高高捲起，走路昂首挺胸，說話高聲大氣。使用暴力和主宰他人生死的特權，使她們興高采烈，自我感覺無比良好。人血起了“革命燃料”的作用，推動文革巨輪向前，不但碾死平民百姓，也推倒了早期領導過文革的上層人物。半年以後，劉少奇和鄧小平也被“打倒”了。劉少奇的一個女兒被迫離開家，搬到師大女附中的宿舍，一天有人問她：“喂，聽說你在紅八月時打死了三個人，是嗎？”她回答說：“那時候打死人光榮。我就吹牛說打死了三個人。”在１９６６年８月，這個１４歲的女生把“打死三個人”當作“吹牛”的內容。這個八月被紅衛兵驕傲地稱為“紅八月”，那“紅”是人的鮮血。八月殺戮在文革發展中起了重要作用，八月殺戮建立的思想原則，和人血一起滲透了整個文革。

在這樣的環境中，卞仲耘被打死後，她的家人不但不能抗議，甚至不能表示他們的悲哀。卞仲耘的小女兒當時才九歲，她回憶說，媽媽死後，她發現父親王晶堯睡的草蓆的邊沿都被咬碎了，她知道是父親為母親的死，悲憤萬分，在半夜不能入睡，但是也不能放聲痛哭，於是只好伏在床上，咬齧草蓆，來壓抑悲慟。一年後，抄家的風潮過去了，他們在家裡的衣櫃裡給卞仲耘布置了一個“靈堂”，把卞仲耘的照片貼在柜子的里壁，在照片前放上一支花。衣櫃的門隨時可以關上，不讓外人看到。母親是被紅衛兵打死的，供奉她、紀念她，可以被說成是“對文革有仇恨”或者“要翻文革的案”，這在當時也都是大罪。

１９６６年８月初的短短三天之內，王晶堯不僅僅失去了他的妻子，而且，在卞仲耘被打死的前一天，８月４日，他們夫婦青年時代的朋友祁式潛，在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被打成“小三家村”成員而且被批鬥以後，服劇毒殺蟲劑“敵敵畏”自殺；卞仲耘被打死後的第二天，８月６日，他們的大學同學劉克林在中共中央宣傳部辦公樓跳樓自殺。無數人的生命被剝奪，倖存者卻只能保持沉默。

自從１９６６年８月５日慘劇發生之後的十年文革期間，關於卞仲耘的死，沒有任何報導和記載。在文革時代留下的關於革命的種種報告和“大事記”中，從來沒有一個字提到她的死亡。她的名字和生命，以及她同期的死難者們，都被吞沒於所謂“紅八月”的氣焰沖天的革命紅光中。關於她的死，唯一留下的當時的文字記錄，是師大女附中的一位教師目睹了卞仲耘被打死，寫了一封信給家屬，描述了卞仲耘被打死的經過，並表示同情和憤慨。寫信人是語文教師張靜芬。但是，當時寫信者不但不能署名，甚至還有意改變了筆跡，因為一旦被發現，寫信者可能遭到跟卞仲耘一樣的命運。這是一個黑暗年代中僅存的道義之聲。同時，這封信也讓我們知道，那時的人們就有清晰的是非觀念來裁定這是暴行。文革在當時並不是大部份人熱衷的革命。然而，無邊的“紅色恐怖”使得不同的聲音從無機會發出。人們在銅頭皮帶和死亡面前壓抑了良知。多數人屈從了少數人的野蠻和殘酷。

五年之後，１９７１年，在１９６６年８月成為毛澤東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的林彪死了。文革領導人開始緩和對被整的幹部的政策。１９７３年，卞仲耘得到了一個“沒有問題”的“結論”。她的死被當作“在工作時死亡”處理。學校的“革命委員會”依照有關規定，給了卞仲耘家人４００塊錢。

１９７６年，毛澤東死去，江青等“四人幫”被逮捕。一年後，開始了審慎緩慢的否定文革的過程。１９７８年，中共北京西城區委員會給卞仲耘開了追悼會，為她“昭雪”。王晶堯一再要求，用那４００塊錢在卞仲耘曾經工作和被打死的學校里建一塊碑或者種一排樹表示紀念。他的這一努力沒有結果。

王晶堯也開始設法要在法律上為妻子討回公道。１９７９年４月，他向北京市公安局、北京市人民檢察院、北京市人民法院提交控訴書。除了要求調查和處理直接的殺人兇手，即最後毒打摧殘卞仲耘致死的三、四個學生外，他控告一個在１９６６年６月２３日“鬥爭”卞仲耘大會上積極活動的外校人員，這個人因為私怨，到“鬥爭會”上“揭發批判”卞仲耘，而且製造偽證，把一張多人在一起照的照片，切去旁人，留下卞仲耘和一男老師，以此說明卞仲耘有男女關係問題。事實上，因不准“鬥爭”對象自我辯護，加上凶暴的“鬥爭”方式，這種利用文革機會陷害人、報私仇的事情大量發生，甚至也是文革能順利發展的一個重要的非官方原因。

１９８１年３月１４日，“北京市西城區人民檢察院”發出“不起訴決定書”。這份文件寫道：

“被告人ＸＸＸ借‘文化大革命’之機，捏造事實，誹謗他人，情節嚴重，已構成誹謗罪。但根據《刑事訴訟法》第十一條第二項之規定，被告人ＸＸＸ的犯罪行為，已過追訴時效期限，故決定不予起訴。”

這個所謂“已過追訴時效期限”的說法，對於“文化大革命”這樣一個特殊時期是否適用，是一個未經法律論證的疑問，因為文革延續了十一年才宣告結束，文革開始十四年後才被共產黨自己“否定”；又因為，在文革時代，如果膽敢批評文革案件，就被稱作“翻案”，而“翻案”又屬於“現行反革命”活動，因此在“追訴時效期限”內起訴文革案件根本不可能，在這種前提下使用“已過追訴時效期限”的說法，完全是不公道的。

卞仲耘被打死兩年之後，在她的學校中，１９６８年８月１１日，有一位化學女教師胡秀正在被“隔離審查”時墜樓身死。關押她的“罪名”沒有別的，正是“翻文革的案”。胡秀正一家在１９６６年夏天被驅逐出北京，家具物件都被拿走，她的丈夫（也是中學老師）幾乎被打死。她認為按照當時的政策規定，她一家不屬於被驅逐出北京的範疇，所以試圖糾正她所遭遇的“錯案”，把自己一家從慘境中救出。但是文革的邏輯是，如果你不屬“敵人”範疇而被整錯了，你要改變，那麼你就是“翻案”，就是“反對文革”，你就可以因此新罪而被划進“敵人”範疇。胡秀正不但未能翻成案，反而因此被害死。

如果可以起訴紅衛兵殺人，在卞仲耘被打死的當時，王晶堯馬上就會去法院告狀。他當時就買了一個照相機拍下了卞仲耘的一身血斑傷痕，留下了證據。殺人償命，是和人類文明一樣古老的規則和常識。但是在那個時候，警察和司法系統都受命不保護被打被殺的人。假使王晶堯在文革中為卞仲耘之死上告，恐怕他自己也早就成了“反革命”，不是也被打死，就是被關押起來。在１９７８年以前，被害人家屬只有忍氣吞聲，根本不可能起訴任何文革時代的冤假錯案。在文革結束後，檢察院對文革案件如此實施“追訴時效期限”，實際上是使得起訴文革時期的非法迫害事件從根本上變得不可能了。

這樣的處理方法並不是孤立的。與此同時，北京第六中學自設監獄打死人的紅衛兵也不被起訴，北京第三女子中學打死校長沙坪的紅衛兵也不被起訴。１９６６年夏天，北京有幾千人被活活打死，但是沒有人為此受到法律上的懲罰。決定如此處理１９６６年紅衛兵暴行的，是胡耀邦。文革以後，胡耀邦在否定文革和平反冤假錯案中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但是，他強調對文革中的案件平反，“宜粗不宜細”、“水落石不出”。這兩句話的意思是，他主張給受害者平反，同時不追究害人者的責任。胡耀邦的這一決定，被認為是對早期紅衛兵的偏袒，也是為了掩蓋文革的起因。眾所周知，１９６６年８月在北京殺害大量中學老師和北京市民的紅衛兵，以一大批高級幹部的子弟為首；同時，紅衛兵的八月殺戮和毛澤東的鼓勵有極為明顯而直接的關係。

王晶堯對“北京市西城區人民檢察院”的決定不服。他不屈不撓繼續上訴。他也通過他認識的高層權力圈子裡的人，包括全國人大代表，試圖推進這一案子。但是沒有任何進展。又過了８年，１９８９年１２月２５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檢察院”決定“北京市西城區人民檢察院”的不起訴決定“應予維持”。最高檢察院的決定說：

“經複查，１９６６年８月５日師大女附中發生導致卞死亡的游斗、侮辱該校五位領導的事件，是學生仿效北大附中的做法所為，此事與ＸＸＸ沒有聯繫。因此，不能認定ＸＸＸ犯有故意傷害罪。

王晶堯同志反映ＸＸＸ在１９６６年６月２１、２２日其中一次批鬥會上曾揪過卞的頭髮。經查，王晶堯同志反映的情況沒有其他證據的印證。即使這種情況能夠得到印證，也是運動中的過激行為，不能成為《刑法》規定的故意傷害罪的構成要件。”

這個決定說了誰對卞仲耘的死沒有罪，卻沒有說誰對卞仲耘的死有罪。卞仲耘的死不是正常死亡，檢察院有責任追查死因。其實，在法律上，對謀殺案件，沒有“追訴時效”限制，不論任何時候發現證據，就能起訴。對於殺人案，哪怕沒有人為死者告狀，檢察院也應當充當公訴人，起訴罪犯。

另外，既然最高檢察院知道這是由北大附中的暴力迫害引起的（在這一點上，檢察院指出的確實是事實，北京大學附屬中學最早發生大規模校園暴力迫害行動），他們就應當追查北大附中。事實上，北大附中的紅衛兵不但毒打了一些老師和學生，也打死校外居民多人，其中一例是，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７日，在卞仲耘被打死２２天之後，中國科學院大氣所工人陳彥榮在家中被北京大學附屬中學的紅衛兵抓走並於當晚被打死在北大附中校園裡，與陳彥榮同時被打死的還有一個不知姓名的老年女人。但是，檢察院對北大附中紅衛兵的殺戮也未追究。

最高檢察院這樣作的原因也是十分明顯的。如果追查紅衛兵產生地之一的北大附中，就會查到熱烈支持過北大附中紅衛兵的江青和毛澤東，雖然江青已經作為“四人幫”的一員在毛澤東死後被抓起來，並被判了“死緩”，毛澤東的責任還是不准追究。審判“四人幫”的法庭，追究了江青迫害上海電影界人士。因為江青曾經在上海當過演員，在這一迫害中，江青的個人動機和罪責十分明顯。１９６６年的紅衛兵暴力，則很難被解釋為只是江青一個人的責任，因此就不加追查。這樣的法律追究方式，顯示了政治需要對審判的客觀與公正的扭曲。

在卞仲耘的案子上，有一道牢牢的防線無法越過，即使是文革結束十多年後依然如此。在卞仲耘被打死２７年之後，面對“最高人民檢察院”的決定，王晶堯已經走到了頭。他為卞仲耘之死在法律方面討回公道的努力令人欽佩。

六、思考卞仲耘之死

文革後，在７０年代末和８０年代初，報紙和雜誌發表了一批文革受難者的故事，都是一些非常高級的幹部以及最有名的作家，甚至在這些文章中，也很少說及他們是怎麼死的。這些文章主要意在為死者“恢復名譽”，而非說明歷史真相。“被打死”和“自殺”是新的禁忌，不見於報刊文章。一個新的短語被常常使用：“被迫害致死”。這個說法相當含糊，只有經歷過文革的人們才理解這個詞背後的那些“鬥爭會”、棍棒、銅頭皮帶和“隔離審查”，以及各種形式可怕的自戕等等。

另外，報紙和雜誌顯然有一個按照死者地位高低來決定是否發表“平反”文章的準則。正因為如此，在文革中受到最嚴重的迫害的中學老師們，不夠“資格”被媒體報導。千萬教師們在文革初期成為第一批犧牲，刺激起了紅衛兵運動的高潮，文革領導人並沒有因為中小學教師無權無勢而饒過他們，當文革結束時，他們的死亡和痛苦卻被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忽略了。不但官方媒體如此，到２０００年為止出版的三部文革通史和兩本關於紅衛兵的專著，都沒有提到一個被打死的教育工作者的名字。

忽略教師們所受的迫害，不僅是因為媒體並不把普通人和高級幹部作為文革的受害者平等對待，還顯然是因為這種大數量的普通人的死亡的報告，會改變對文革的大圖景的描述，從而也會改變對文革的性質的分析，以及引起對文革的責任的深入追究。於是，不但在法律上，而且在出版上，也建立了一道防線。官方規定了對有關文革歷史書刊出版的嚴格限制。卞仲耘和大量被害教育工作者的故事被排除在外。

今天寫出卞仲耘的故事，不能不問，為什麼殺死卞仲耘？為什麼殺死和侮辱、毒打、折磨那麼多和她一樣的教育工作者們？

作為教育工作者群體之中的一員，卞仲耘被打死的主要原因，是教育工作者從一開始就被毛澤東設定為文革的打擊目標。１９６６年５月的中共中央發出的“五一六通知”和毛澤東的“五七指示”都明確說明了這一點。迫害從６月開始。“工作組”把師大女附中劃為“四類學校”，把卞仲耘劃為“四類幹部”，組織“揭發批判會”對她進行“鬥爭”。８月，毛澤東批評“工作組”並將之撤銷，同時大力支持紅衛兵運動。毛澤東對劉少奇鄧小平的指責，直接導致了校園暴力和校園殺戮的開始以及一大批教育工作者的死亡。另外，師大女附中是紅衛兵運動最早興起的學校之一，那裡的一大批高乾子女在６月之後一直充當運動的先鋒力量。這兩個局部條件和整個大形勢的交匯合成，導致了卞仲耘在北京最早被害。文革後，八十年代，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堯向當年北京市中學工作組的負責人、當時的共青團中央書記胡克實了解情況時，胡克實為當時把卞仲耘劃成“四類”一事表示道歉。卞仲耘先被工作組劃成“四類”，才在工作組撤出後首當其衝被紅衛兵打死。在文革結束之後，胡克實自己也經歷了種種攻擊和“鬥爭”，他能道歉是相當難得的好態度。

總的來說，這樣的道歉並沒有出現很多，更多出現的是推諉、隱瞞甚至否認歷史事實。

假若卞仲耘能在１９６６年的紅衛兵暴力中活下來，在１９６８年的“清理階級隊伍”中又會遭到新一輪的迫害。那時，曾和卞仲耘一起遭到毒打而未死的胡志濤副校長，被連續“鬥爭”過４８個小時。那時掌管學校的“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說她“態度惡劣”，要“打態度”。他們組織學生輪流“鬥爭”胡志濤。學生斗累了輪流睡覺，胡志濤則連續４８個小時沒能睡覺。在這樣殘酷的“鬥爭”中，這個學校在１９６８年有三位老師自殺：化學老師胡秀正，語文老師周學敏，歷史老師梁希孔。胡秀正老師死時只有３５歲，留下了５歲的女兒。周學敏老師溫和文靜，她的語文教學法曾受到教育領導部門的宣傳推廣，這給她帶來了更大的壓力。上過梁希孔的課的學生說他是個非常詼諧的人，他的歷史課生動有趣，很受歡迎，但是他再有幽默感也難以承受“清隊”中那種陰暗殘忍的體力和心理的雙重折磨。梁希孔老師上吊自殺。

如果能活過１９６８到１９６９年的“清理階級隊伍”，那麼在１９６９年，卞仲耘可能會像當時清華大學附屬中學和北京大學附屬中學在校園暴力中活下來的校長們一樣，得到一個“忠實執行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犯了嚴重政治錯誤”的“結論”，會被發落到北京附近的“五七幹校”勞動。然後，林彪發出了所謂“一號命令”，在這一以“戰備”為名進行的又一輪清洗城市的行動中，他們被“下放”去遠郊縣農村無限期“插隊”。１９７３年，在林彪死後多時，他們才被允許回到學校。

清華附中校長萬邦儒，在文革中被該校紅衛兵嚴重打傷。他的腎臟被打出血，頭上的一個大傷口長久不能癒合，還受到各式各樣的侮辱。毛澤東死去兩年後，１９７８年，他重新成為清華附中的校長。他從１９６０年開始擔任校長，當了６年校長，被整了１２年，１９９２年病故。他曾對文革前的教育方法特別是他對高乾子弟的特殊照顧作了反省，他以為那和紅衛兵的產生與暴行有很大關係。但是他的這些看法未能成文發表。這一代教育工作者經歷了人生的如此劇烈慘痛的經驗，他們的遭遇和中國現代教育及學校體製發展變化密切聯繫。他們如果不能為後人留下他們的記錄和分析，是十分可惜的。

在文革中，當卞仲耘這樣的校長們被鬥爭、被毆打、甚至被打死的時候，毛澤東換上了另一類人來領導教育界。１９６８年７月，他下令派“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掌管學校。清華大學“革命委員會”的負責人是遲群、謝靜宜，這兩個人還同時掌管北京大學。遲群是毛的中央警衛部隊的一個副科長。謝靜宜是毛澤東的機要員，初中教育程度，原來的職位是在毛身邊接電話收文件。作為對比，卞仲耘讀過大學，是資深共產黨員，在中學當過教員和教導主任等一系列職務才升到了副校長。把卞仲耘這樣的校長打死，把教育界的領導換成初中教育程度毫無學校經驗的毛的身邊人謝靜宜一類，毛澤東對教育界的“奪權”方向，相當清楚。

在文革中，以毛澤東的“五七指示”來改造學校。原有的學校制度被改變：取消了學校的考試制度，大學沒有入學考試，由共產黨的各級組織推薦大學生，等等。這些改變一直順利實行，未遭反對。但是，難道毛澤東是因為這個目標而要打死大批教育工作者，使文革順利進行？這當然是卞仲耘之死造成的實際功用之一，但是殺害她和類似的人決不是文革領導者非用不可的手段。如果是為了“教育革命”，完全可以用和平的方式。即使從文革發動者的角度來看，也難以找到為了革命的目的而一定要採取這種暴力手段的“理由”。

１９６６年８月５日，當卞仲耘被打死的時候，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十一次全會正在舉行，在這次會上，劉少奇和鄧小平被貶職，軍隊的最高負責人林彪被提升為第二號人物。象卞仲耘這樣的手無寸鐵的中學教育工作者，根本不可能對文革造成任何威脅。所以，如果要找校園暴力和校園殺戮的最大動因，應該是毛澤東和他的戰友們的個人嗜好。毛澤東和他的妻子江青都曾說過，他們是“和尚打傘，無法（發）無天”。“無法無天”可能會給這樣的人帶來一种放縱的快樂。小孩子和罪犯都喜歡“無法無天”。但是，只有毛和江這種掌握了至高無上權力的人，才可以糟蹋人的生命而獲得的“無法無天”的享受，因為他們不像小孩子或者普通的罪犯，他們可以在欣賞這種樂趣的時候，又不必擔心被懲罰。他們的女兒的老師被打死了，他們卻未有任何惻隱之心。

在１９６６年，毛澤東和林彪，以及其他文革領導人物常常出席群眾大會，在震天的口號和歡呼聲中接受致敬。他們情緒激昂，精神亢奮。在轟轟烈烈的群眾性的殺戮中，包括在對受害者的種種輕蔑中，他們實現了控制一切人的生殺大權的無上權力，從在最高權力圈中的第二號人物劉少奇，直到普通的中小學老師。

１９６６年８月５日，卞仲耘被殺害的時候，歷史斷裂出一道深淵：文革以“革命群眾”之手、以“革命”的名義來殺人的時代開始了。校園殺戮震動了文明的基石。卞仲耘，一個教育工作者的死，標誌了這個血腥時代的開始。讓我們記住這個名字，記住在文明的進程中可能發生什麼樣的逆轉和災難。

卞仲耘任職的中學，現在已經改名為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實驗中學。１９９３年，筆者到校中拍攝照片。卞仲耘被打死在這座宿舍樓門口的台階上。四個住在樓里的高中三年級的學生問我：“有人在這兒被打死，這是真的嗎？我們什麼都沒聽說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