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共識網讀到一篇文章，是分析袁世凱當年搞“帝制”自己當“洪憲皇帝”究竟是受誰都“蠱惑”影響，指出袁世凱完全是自己的原因而不是接受了誰的影響。原文如下：

楊度害死了袁世凱嗎？

2016-05-10 13:54:27   作者：羽戈

1916年6月6日上午十點，袁世凱病逝。他留給那個崩裂的世界最後一句話，不止一個腳本，最流行的說法，無疑是那句“他害了我”。與此呼應的是，時人紛紛認為袁世凱晚年為小人所誤，以至不得善終，如張一麐稱袁世凱復辟帝制純屬“為小人蒙蔽”，曹汝霖稱袁世凱“一世英主，惑於僉壬”(“僉壬”即小人)，張謇論袁世凱，有“三十年更事之才，三千年來未有之會，可以成第一流人，而卒敗群小之手”之言。那麼，袁世凱口中的“他”與時人眼裡的“小人”“僉壬”等，到底是誰?

不妨參照其同時代人的答案。張瑞璣《吊袁項城》詩云：“有子不才誤劉表，失計無端聽蒯通。”“有子不才”暗指袁克定，謀士蒯通影射楊度。後世論“他害了我”，往往將矛頭指向這二人。

楊度害死了袁世凱麼?抑或換一種問法：袁世凱復辟帝制，身敗名裂，憂憤而死，楊度該承擔多少責任?要回答這些問題，得從楊度與袁世凱的交誼說起。

1908年4月20日，楊度仕清，“在憲政編查館行走”。從通緝犯到朝廷命官的轉型，有賴於張之洞和袁世凱這二位大佬聯名保薦，稱楊度“精通憲法，才堪大用”。這是二人交誼之始，楊度是千里馬，袁世凱可謂伯樂。此後，楊度在北京宣傳憲政、呼籲開國會，深得袁世凱支持。不過，彼時楊度只是袁世凱所網羅、延攬的人才之一，尚未進入袁氏夾袋，他們的關係談不上多麼親近。

1909年1月2日，清廷下旨，以袁世凱“現患足疾，步履維艱，難勝職任”為由，除去一應官職，令其回籍養病。得勢則門庭若市，失勢則門可羅雀，一貴一賤，交情乃見。1月5日，袁世凱黯然辭京，前往車站送行者寥寥無幾，嚴修便是其一，據其日記，送行者中，出現了楊度的身影。據陳灨一《新語林》，袁世凱與嚴修、楊度之間還有一段對話。袁世凱說：“二君厚愛我，良感，顧流言方興，或且被禍，盍去休。”嚴修答：“聚久別速，豈忍無言!”楊度答：“別當有說，禍不足懼。”這樣的姿態和言辭，不由袁世凱不感念萬分。

劉成禺《洪憲紀事詩本事簿注》雲，攝政王載灃本來已動殺心，欲以“攬權跋扈，植黨營私”為名，直接除掉袁世凱這顆眼中釘，他擬了一道嚴旨，請楊度“酌改”，楊度不從，稱新君初立，不宜殺戮，何況袁世凱謀逆，未有實跡。被攝政王斥退之後，楊度趕緊通報袁世凱，建議他運動慶親王奕劻、張之洞、鹿傳霖等軍機大臣為之轉圜。對於這則史料的真實性，我一直持懷疑態度，按照清朝的政治規矩，聖旨之“酌改”，該從軍機處找人，當時楊度供職於憲政編查館，既非領導，而且不受重用，“酌改”這等要事，哪裡輪得到他呢。

當然，哪怕沒有這一節，卻不妨礙我們推論：楊度與袁世凱關係之升溫，恰在1909年初，車站送別，使楊度得到了袁世凱的深度信任。這一伏筆，於兩年之後發酵：當楊度聽說了武昌起義爆發的消息，即刻從北京南下，直奔彰德洹上村，拜會在此低吟“野老胸中負兵甲，釣翁眼底小王侯”的袁世凱，為其出謀劃策，自此成為袁世凱的幕僚和心腹。這之後袁世凱許多重大抉擇，皆與楊度有關，如清廷起復袁世凱，授其為湖廣總督，領軍平叛，王錫彤、楊度等都認為不宜從命，而應靜觀其變(據白蕉《袁世凱與中華民國》，“當參議院選出袁世凱為臨時大總統，臨時政府即派遣專使蔡元培、汪兆銘等赴北京歡迎袁世凱來南京就職。袁氏固憑藉北洋勢力，不欲南行者，用楊度計，嗾令第三鎮曹錕所部於二月二十九日晚在北京譁變……”此說待考，兵變一事，袁世凱未必知情，一說是袁克定的手筆，不過楊度一向與袁克定過從甚密，他若向袁克定獻計，亦屬可能)。

然而問題恰恰出在這裡。就二者的關係而論，許多人都以為，楊度乃是袁世凱的軍師、帝王師、“第一幕僚”等，他的名作《君憲救國論》，被視作袁世凱復辟帝制的信號彈和導火索。後來黎元洪發布大總統令，懲辦帝制禍首，列出八名要犯，楊度排名第一，堪稱禍首之首，這在一些人看來，足見楊度與袁世凱、洪憲帝制的關係之深切。基於此，“他害了我”之“他”，在後世的揣測之中，直指楊度，以至楊度不得不在挽袁世凱聯中自辯：“君憲不負明公，明公實負君憲，九泉之下，三復斯言。”

對此，我們至少需要分辨三點。首先，楊度的確是袁世凱的幕僚和心腹，然而，袁世凱的幕僚和心腹，卻不獨楊度一人。當年袁世凱手下有“九才人、十策士、十五大將”之說，縱使是閒人的杜撰，足見袁府人才之盛。這其中，單論文士，徐世昌、趙秉鈞(此人文武雙全)、楊士琦、阮忠樞、梁士詒、張一麐，與袁世凱的親信度，以及袁世凱對他們的倚重，都在楊度之上。若把幕僚排隊，楊度尚在第二層，他欲向袁世凱施加影響，有時還得借重他的師兄、曾擔任總統府內史的夏壽田。

進一步講，即便楊度是袁世凱最親信的幕僚，袁世凱便對他言聽計從麼?須知袁世凱為人，果於自信，極具主見，從不輕易受人左右。黃遠生曾道：“(袁世凱)自以閱歷深，氣魄偉，平生歷史宏富複雜，舉世無二，除左右馳驅效死力者外，皆以豎子視之，而不悟今日潮流之不可抗。其左右亦無敢進言者，諛言日至，而忘其非。”(“舉世無二”一說，可證以袁世凱之言，復辟帝制之前，他曾對徐世昌說：“予自問，雖才不足望古人，而並世似無居予右者……”)驗之於歷史，可知黃氏之言何其精準。

拿袁世凱復辟帝制來說，其時趙秉鈞已經去世，徐世昌含糊其辭(可歸納為三不政策：不贊成、不反對、不參與)，梁士詒、張一麐皆表反對(後來梁士詒被迫贊成)，論分量，這些人的話顯然都重於楊度，卻因不合袁世凱心意，統統被拋諸腦後。反過來講，袁世凱稱帝，不是因為採納了楊度的意見，而是因為他本來便作如是想，假如他不願稱帝，哪怕楊度再寫一百篇《君憲救國論》，都將歸於徒勞。故而陶菊隱說：“若以行為而論，籌安會自為禍亂之媒，是奉袁的命令以行之，袁早有帝制自為之心，並非由楊把一顆做皇帝的心，勉強裝在袁的心腔內，則楊之罪亦止於‘逢君之惡’耳!”就此而言，《君憲救國論》的效用，恐怕連推波助瀾都算不上，而是與古德諾《共和與君主論》一道，淪為袁世凱試探輿論的工具。

袁世凱之自負，在復辟帝制失敗之後，表現為一種擔當。他請張一麐起草撤銷帝制的告令，張一麐安慰他，稱“此事為小人蒙蔽”。他則道：“此是予自己不好，不能咎人。”待張一麐起草完畢，交他審閱，他將譴責帝制派的語句統統刪去，其申令雖有推卸責任之語，卻也明確表示：“誠不足以感人，明不足以燭物，予實不德，於人何尤?”後來他還對張一麐說：“我歷事時多，讀書時少，咎由自取，不必怨人。”由此種種，可知袁世凱並未諉過於人，“猶是英雄氣概也”。王錫彤也說，袁世凱“大過人處在肩頭有力，絕不諉過於人”。

這便令我懷疑，袁世凱死前到底有沒有說過“他害了我”，因為這句話，與袁世凱三番五次強調“不能咎人”“不必怨人”的情節嚴重不符。相形之下，另一版本也許更加可信。袁世凱臨終之時，徐世昌、王士珍、段祺瑞等人守在身邊，徐世昌問：“總統還有什麼交代嗎?”袁世凱竭力吐出兩個字：“約法。”我讀過的可信度較高的袁世凱傳記，幾乎皆采此說，陳志讓《袁世凱傳》將“約法”翻譯為“立憲”，毋寧更為傳神。堪為註腳的是，袁世凱死後，張一麐在其案頭發現了一副對聯：“為日本去一大敵，看中國再造共和。”

張瑞璣詩云：死不灰心真健者，生能悔過即英雄。

責任編輯：實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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蜜蜂的評論：

文章分析得很好，袁世凱搞帝制是他本性使然。中國歷史一直循環不變，革命的目的就是“取而代之”自己當皇上。袁世凱可能是最後一個，這很正常。

袁世凱參與辛亥革命推翻滿清王朝，是利用革命勢力，他自己本身從來就不是革命黨人。後人覺得他為何要冒天下之大不韙“當皇上”？是因為後人們要用“革命潮流”目標來理解他。他本來是一名野心勃勃的舊官僚，辛亥革命給了他不用武力就脅迫清廷下台，搶過皇冠自己戴上，何樂而不為？

當時的革命黨人雖然聲勢浩大，看起來“浩浩蕩蕩”。如果真正遭遇袁世凱指揮下軍事力量的反撲，會不堪一擊。孫中山是何等明白人，當然，他們也是有約在先，袁世凱是湊巧趕上他的“驅逐韃奴，恢復中華”的最低綱領，所以，孫中山讓大總統位於袁世凱，辛亥革命推翻滿清王朝的目標達到了。

但是，寄託希望於袁世凱“建立共和”就太過一廂情願了，就好像讓別家女人為你生娃，袁世凱不可能為革命黨生一個“憲政娃娃”。

再有，所謂“憲政共和”是“歷史潮流，浩浩蕩蕩”的說法，並不完全正確，要不是袁世凱生命有限，還難保這個“歷史潮流”怎樣“流”呢！如果認真研究近代史，就知道這點；共產主義革命也是時代潮流“浩浩蕩蕩”過來的，毛澤東生命有限後繼無人，鄧小平為“共產主義”劃上了句號。“獨裁權貴”“資本主義”也是“浩浩蕩蕩”過來了，還會過下去。

當然我們也要問：中國百年來人們追求的“憲政共和”究竟是什麼樣的“憲政共和”？“憲政共和”是歷史必然嗎？中國必須要“憲政共和”嗎？中國革命勝利七十年來，“憲政共和”了沒？哪一天，中共不在了就一定會“憲政共和”嗎？········

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