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二年十月十二日，是文明世界热闹地欢庆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五百周年纪念日，但同时传来了截然相反的非难，这种非难在它足以强大到被文明社会听到之前已经呻吟了五百年。实际上，每一个真正有纪念意义的日子都不是一种僵化的结局，而是除了归结至此为止的历史外，同时还必须随着年月的增长而显出当初并没有完全体现出来的本质。一七七六年七月四日[5]即是这样的日子，首先，它是自从哥伦布登陆以来的欧洲殖民历史的归结；其次，它是人类在西半球出现的新型的以近代国家形态组织社会生活的先导。

时常可以听到“美国只有两百多年历史”的论调，表白出文化优越论者的政治（国家）判断偏见。“我们看到作家们不太注意社会与政府的不同或干脆把两者混为一体，此两者不但有别，连起源也不相同。社会产生于人们的需要、政府产生于人们的罪过；前者积极促进我们的爱情、增进我们的幸福，后者只能通过消极地抑制我们的恶行来保护我们的幸福；前者鼓励人们之间的相互交流，后者造成人们之间的不平等；总之，前者是保护神，后者是对人类的处罚。/社会在各种场合施与恩惠，政府在最善的场合也只是恶之必须。……喜欢

在这样的思想导引下建成的政府，才是对人类历史的继承，《独立宣言》正是人类反省自身组织形态（特别是社会契约论与人权论）的结晶：“我们认为下述真理是不言自明的：所有人在造物主面前生而平等、被授予了包括生命、自由、追求幸福等不可让渡的权利；为了确保这些权利、人们成立政府授予其经过被统治者同意的正当权力；当任何政府践踏了这一目的时，人民有权利废除旧政府设立新政府、基于最符合实现人民安全与幸福的原理改造政府基础、改变权力形式。当然，实际上我们很明白，没有理由地或者只是基于一时理由而改废长年统治的政府，是不合适的。所以，至今为止的历史中，人们与其废止习惯熟悉的政府而重新设立政府，还不如尽力忍受那些可以容忍的政府弊端而维持政府。/但是，当我们在一个政府之下看到权力乱用专横、人民不断被置于绝对专制时，推翻这样的政府、为了确保将来的安全而树立新政府，就不仅是人民的权利又是人民的义务。美洲殖民地正是一直忍受着这样的状态，基于以上的理由现在不得不改变旧的政府机构了。”[7]

与大不列颠、法兰西产生出的思想家相比，新兴的美国伴随着大量近代市民的产生，最著名的当推富兰克林（1706—1790年）。在他的《自传》中，我们从一个只读过两年书的印刷徒工变为出版商、科学家、发明家、政治家、慈善家、外交官、名著作家、音乐家甚至巴黎社交界名人的生涯，看到一个不同于欧洲民族的新的世界文明一员的诞生。在这里，无论你出身多么低微，没有社会的不平等制度阻碍你爬上可以与君主平起平坐的地位。当我们读到内森·黑尔的故事：“我遗憾不能第二次为祖国献身”，曾深为向往。他们追求树立的不是旧有的政府形态，而是国民可以决定国家命运进而主动为祖国服务的那样一种新型政府。

如果仅仅从政治权力（更不用提军事战斗）的意义上看，美国的独立本身尚不具有世界历史的意义。独立胜利后（1783年）十三个州的面积只有89万平方哩（不足今天国土的四分之一），50万人口中据说有三分之一的忠诚英国的王党派、三分之一的观望派，独立的意志尚需在外延（向西部扩张）和内涵（制度的确立）方面进一步展开。首先，在获得独立的十三个州之间会形成什么样的联合体呢？以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为代表的联邦主义者看出了新生美国的未来面临着威胁到其独立理念的自由的危机，独立胜利之后的松散联盟如此放置下去，就会形成十三个（或合并为三、四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必然会重复在欧洲大陆上发生过的争斗历史。一七八一年三月终于通过的《联邦规约》[8]只是在第一条“联邦定名为美利坚合众国”（此国名也来自于潘恩）中赋予了宪法的雏形，但紧接着第二条“各州保持主权、自由、独立以及此规约中没有明文委让给联邦会议的所有权能、领域及权利。”连课税和通商统制权都没有的这个联邦政府，在联邦主义者看来，无疑将步希腊（雅典、斯巴达）式联盟的后尘而溃散。实际上，独立胜利后不久，当各州开始呈示出独立主权国家的统治本性时，就发生了谢司大尉起义那样的叛乱冲突（起因于由波土顿商人控制的马萨诸塞州政府压迫农民的反动政策）。这督促联邦会议在费城召开全国会议（1787年5月），拟定修改实行八年之久的《联邦规约》，但代表们经过近三个月的秘密讨论，最终认识到必须彻底否定这个规约，这次会议就成了制宪会议。

这是一部崭新的宪法并沿用至今，第一条“第一项 本宪法所授予之立法权，均属于由参议院与众议院组成之合众国国会。”“第八项 国会拥有以下权力：赋课并征收直接税、间接税、输入税与国产税；偿付国债，并供应合众国之共同防务与一般福利经费；惟各种税收、输入税与国产税应全国划一；以合众国之信用借贷款项；规定合众国与外国，各州间及与印第安种族间之贸易；制定全国一律之归化条例及破产法；铸造货币、规定国币及外币之价格，并规定度量衡之标准；……宣战，……征集陆军并供应给养，……”“第十项 任何州均不得缔结条约、结盟或加入联盟；不得颁发捕押及报复性扣押外国船只之许可证；不得铸造货币；不得发行纸币；不得使用金银币以外之物偿还债务；不得通过公权褫夺令、追溯既往之法律或损害契约义务之法律；不得授予贵族爵位。/未经国会同意，无论何州均不得对进口或出口课税，……不得在和平时期建立或建造战舰，不得与他州或外国缔结协约或盟约，除在实际受到侵略或在刻不容缓之危机情况下，不得进行战争。”第二条“第一项 行政权属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总统任期四年，副总统任期亦为四年。”“第二项 总统为合众国陆、海军总司令；并统辖为合众国服役而征调之各州民兵；”第三条“第一项 合众国之司法权属于最高法院及国会随时规定设置之下级法院。”第四条“第二项 每州公民均得享受各州公民享有之一切特权与豁免权。”[9]

新宪法体现了以代议制为基础的联邦民主·共和制度，作为世界最初的成文宪法，除了总结至此为止的一般原则外，它明显的优越性在于根据具体情况，并不只是把各州的权力集中起来，而是通过政治制度的统一实现国内的安宁、促进经济繁荣、进一步保障个人权益。为了新宪法的生效必须获得十三个州中九个以上州的同意，联邦主义者汉密尔顿等人在纽约报刊上共同以Publius笔名发表了一系列文论推动各州批推新宪法，成为今天为止的对美利坚合众国宪法和联邦政府所依据的原则的精辟说明。“一个牢固的联邦，对于各州的和平与自由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是分裂和叛乱的障碍。在阅读希腊和意大利一些小共和国的历史时，对于一直使它们不安的骚动，以及使它们永远摇摆于暴政和无政府状态这两个极端之间连续不断的革命，没有恐怖和厌恶的感觉是不可能的。”[10]联邦主义者厌恶这种引发党争的“纯粹民主政体”（由少数公民亲自组织和管理政府的社会），而提倡第一、政府委托给由公民选举出来的少数精英；第二、能管辖较多公民人数、较大国土范围的代议制共和政体。

随后的合众国历史展开证明了联邦主义者的远见，具有国家主权性质的联邦符合合众国向中部、北部、南部、以至到达太平洋沿岸的西部的扩张，并延续一个多世纪才为世界明确意识到它的君临整个新大陆的“门罗主义”（源于一八二三年的门罗宣言）。“我们的地位要求我们，我们的利益也促使我们要在美洲事务的制度上力争上游。……非洲、亚洲和美洲相继感到欧洲的统治。欧洲长期保持的优势，诱使它想自诩为全世界的主人，而且认为其余的人类都是为它的利益而创造的。……维护人类的荣誉，教育那个傲慢的弟兄谦虚一点，就是我们的事情了。联邦会使我们做到这一点。”（第十一篇 汉密尔顿）。在十八世纪后期的时代环境，既然美洲获得独立的十三个自由州有着共同的命运，而旧的联邦“立法原则是以各州或各州政府的共同的或集体的权能为单位，而不是以它们包含的各个个人为单位。”（第十五篇 汉密尔顿）。使新的联邦的立法原则尽可能地直接基于十三个州的所有个人之上，必然要求集中实际上分散在各州中的主权。更重要的，与卢梭设计小国共和理想时不同的，即将到来的科学技术的进步、[11]交通、通讯网的发达支持了在一个大国中保障民主自由的物质条件；比起防务、外交等明显的优势外，财务（税收、金融等）业务是政府行政中最关系到国民生活的制度保证。具有国家主权的联邦政府可以提供负担最轻的行政职权，遏止国家权力在各个州中的不必要的扩张。[12]

联邦主义者作为天赋人权与三权分立论的信徒，竭力捍卫世界上第一部成文的防止统治者压迫甚至力图保护少数部分受到多数部分欺压的宪法，“人民交出的权力首先分给两种不同的政府，然后把各政府分得的那部分权力再分给几个分立的部门。因此，人民的权利就有了双重保障。两种政府将互相控制，同时各政府又自己控制自己。”“用这种种方法来控制政府的弊病，可能是对人性的一种耻辱。但是政府本身若不是对人性的最大耻辱，又是什么呢？”（第五十一篇 汉密尔顿或麦迪逊）。当然，美国的“建国之父们”由于自身的统治地位不可能认识到任何政府都必然带有的代表一部分人压迫另一部分人的性格。一八九三年美国经济陷入萧条时期爆发了使芝加哥以西的铁道瘫痪的罢工，伊利诺斯州长Altgelt同情工人，但总统Cleveland却在资方的要求下派出两千名联邦军队，以罢工妨碍联邦的邮政运输为由镇压工人，联邦法院也下达命令禁止罢工。更不用提，一般情况下分权的各级权力总是互相勾结，即使在发生冲突时也总是利用一部分社会集团对抗另一部分社会集团、使民众遭受最大的牺牲。

回省中国的现代史，指出国民党与共产党两大统治集团分裂国家带来民众受难的历史，抛去情感来观察，谁都会看出北京和台北两个政府为了统治权力维持几百万、几十万常备军，不仅是对全体中国民众的经济负担而且直接形成对各自地区民众的政治压迫。[13]美国宪法并没有禁止三选总统，无论是联邦主义者还是反对派都支持华盛顿的再选，但华盛顿不为所动。当巴不得邓小平引退自己好顶替那巨大权力职位的赵紫阳口是心非地请求邓继续做“总设计师”时，他当然比任何人都明白：邓所代表的那批把邓拥上皇权因而在皇恩下压迫国民的势力远远大于那些祈求邓小平效仿华盛顿的良好心愿。这里显示的只是社会制度、政治文化的进步或开化水准不同，而不是华盛顿与邓小平的个人品质差异。

尽管是当时世界上最进步的宪法，联邦主义者还特别强调：“古代政治制度与美国政府的真正区别，在于美国政府完全排除作为集体身份存在的人民，而并不在于古代政治制度中完全排除人民的某些代表。”（第六十三篇 汉密尔顿或麦迪逊）。今天的读者读到这里甚至会感到惊诧，作者口口声声的人民、美国国民，并不是指我们理解的可以平等地享受人权保障的每一个生活在美国的土地上的居民。首先，包括联邦主义者在内的、始终牢牢掌握自独立战争以来控制权的精英集团完全没有把原住民印地安族视为平等的人类，美国扩张的历史就是征服、掠夺甚至灭绝其他种族的血腥的记录。其次，虽然从十七、十八世纪在美洲确立奴隶制就存在着反对的声音和势力，[14]但独立战争终究没有导致废除奴隶制的社会革命，“实际情况是，奴隶兼有这两种性质：我们的法律在某些方面把他们当作人，在其他方面又把他们当作财产。”“把他们的地位降到自由居民的同等水平之下；……认为奴隶是占人的五分之二的被剥夺的人。”（第五十四篇 汉密尔顿或麦迪逊）。由奴隶制度引起的社会冲突终于由布朗于一八五九年十月十六日用暴力行动点明了：只有用血才能洗净这个国度的奴隶制罪恶（插图）。这是美国社会的先知使者，但美国没有足够的良知接受、听取来自上帝的预言，导致后来持续四年的美国历史上的唯一内战。当林肯总统一八六三年一月一日开始公布《奴隶解放宣言》时，内战的性格变为美国历史上的社会革命，为美国的民主传统加上最缺欠的进步性格。《奴隶解放宣言》不仅仅只是解放几百万黑人奴隶的人身，更进一步推动美国社会的制度改革为随后到来的大规模产业革命，为美国最终成长为现代化强国领导世界事务提供了基础。[15]

一八六五年十二月生效的《宪法修正案》第十三条“第一项 合众国境内或属合众国管辖地方之内，不准有奴隶制或强迫劳役存在，惟用以对合法治罪之罪犯作为惩罚不在此限。”经过惨重的代价增加了人类经验。半个多世纪以后，《宪法修正案》第十九条又加入“第一项 合众国或各州不得因性别而拒绝或限制合众国公民之投票权。”[16]我们再进一步注意《宪法修正案》中的主要内容，如第一条“国会不得制定下列法律：建立宗教或禁止宗教自由；削减人民言论或出版自由；削减人民和平集会及向政府请愿伸冤之权力。”第四条“人民之人身、住房、文件与财产，不受无理搜查与剥夺之权利不得侵犯，且除非依据宣誓或代誓宣告证明之一定理由，并开列所须搜查之地点与所须扣押之个人与物品者外，不得颁发拘捕扣押状。”等等，都可以广义地理解为在制宪会议里未能列入的人权法案内容。[17]联邦主义者错误地认为没有这个必要，因为宪法中没有授权政府可以侵犯人权；其实不然，政府的职责之一，正是保障人权，如不加以成文化（以及相应的可类推化），政权决不会自主地善意发挥宪法精神为国民服务。实际上，宪法的制定者与执行者都出身于相同的统治集团，如汉密尔顿随后立即担当了第一任财务长官，必然会推行一套更多代表商业、金融资本阶级的政策。

与欧洲的历史展开相比，美国社会内部没有突显出尤其因为巨大的经济不平等而导致的社会对立，没有显示出美国工人阶级的政治力量，这主要是因为在不断开拓扩张中，全体国民的生活有所提高、劳资的矛盾被淡化成可以调和的性质，或转移到种族冲突等方面去了。在卡内基、洛克菲勒等富豪认为财富集中为天经地义的同时，也想到财富并不能由自己带走，或家族独自享受，还要尽到“适当分配财富”的教徒职责，还要从事文化、教育、和平、慈善等社会事业；同时，占主流地位的美国工人总同盟现实地把工会的目的专注于经济要求：“既然我们生活在工资制度下，只要这个制度还存续，对于工人来讲，不断增加到手的分配，就是我们的目的。”“我们的使命是保护现在的工资劳动者，即提高他们的工资、缩短劳动时间、改善工厂的安全和卫生条件……”[18]削弱了社会主义在美国工人中的影响，不同于在欧洲兴起的轰轰烈烈的以政治目的为主导的经济斗争。

[赵京，1995年2月19日，日本静冈县三岛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