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二年十月十二日，是文明世界熱鬧地歡慶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五百周年紀念日，但同時傳來了截然相反的非難，這種非難在它足以強大到被文明社會聽到之前已經呻吟了五百年。實際上，每一個真正有紀念意義的日子都不是一種僵化的結局，而是除了歸結至此為止的歷史外，同時還必須隨着年月的增長而顯出當初並沒有完全體現出來的本質。一七七六年七月四日[5]即是這樣的日子，首先，它是自從哥倫布登陸以來的歐洲殖民歷史的歸結；其次，它是人類在西半球出現的新型的以近代國家形態組織社會生活的先導。

時常可以聽到“美國只有兩百多年歷史”的論調，表白出文化優越論者的政治（國家）判斷偏見。“我們看到作家們不太注意社會與政府的不同或乾脆把兩者混為一體，此兩者不但有別，連起源也不相同。社會產生於人們的需要、政府產生於人們的罪過；前者積極促進我們的愛情、增進我們的幸福，後者只能通過消極地抑制我們的惡行來保護我們的幸福；前者鼓勵人們之間的相互交流，後者造成人們之間的不平等；總之，前者是保護神，後者是對人類的處罰。/社會在各種場合施與恩惠，政府在最善的場合也只是惡之必須。……喜歡

在這樣的思想導引下建成的政府，才是對人類歷史的繼承，《獨立宣言》正是人類反省自身組織形態（特別是社會契約論與人權論）的結晶：“我們認為下述真理是不言自明的：所有人在造物主面前生而平等、被授予了包括生命、自由、追求幸福等不可讓渡的權利；為了確保這些權利、人們成立政府授予其經過被統治者同意的正當權力；當任何政府踐踏了這一目的時，人民有權利廢除舊政府設立新政府、基於最符合實現人民安全與幸福的原理改造政府基礎、改變權力形式。當然，實際上我們很明白，沒有理由地或者只是基於一時理由而改廢長年統治的政府，是不合適的。所以，至今為止的歷史中，人們與其廢止習慣熟悉的政府而重新設立政府，還不如盡力忍受那些可以容忍的政府弊端而維持政府。/但是，當我們在一個政府之下看到權力亂用專橫、人民不斷被置於絕對專制時，推翻這樣的政府、為了確保將來的安全而樹立新政府，就不僅是人民的權利又是人民的義務。美洲殖民地正是一直忍受着這樣的狀態，基於以上的理由現在不得不改變舊的政府機構了。”[7]

與大不列顛、法蘭西產生出的思想家相比，新興的美國伴隨着大量近代市民的產生，最著名的當推富蘭克林（1706—1790年）。在他的《自傳》中，我們從一個只讀過兩年書的印刷徒工變為出版商、科學家、發明家、政治家、慈善家、外交官、名著作家、音樂家甚至巴黎社交界名人的生涯，看到一個不同於歐洲民族的新的世界文明一員的誕生。在這裡，無論你出身多麼低微，沒有社會的不平等制度阻礙你爬上可以與君主平起平坐的地位。當我們讀到內森·黑爾的故事：“我遺憾不能第二次為祖國獻身”，曾深為嚮往。他們追求樹立的不是舊有的政府形態，而是國民可以決定國家命運進而主動為祖國服務的那樣一種新型政府。

如果僅僅從政治權力（更不用提軍事戰鬥）的意義上看，美國的獨立本身尚不具有世界歷史的意義。獨立勝利後（1783年）十三個州的面積只有89萬平方哩（不足今天國土的四分之一），50萬人口中據說有三分之一的忠誠英國的王黨派、三分之一的觀望派，獨立的意志尚需在外延（向西部擴張）和內涵（制度的確立）方面進一步展開。首先，在獲得獨立的十三個州之間會形成什麼樣的聯合體呢？以漢密爾頓、傑伊、麥迪遜為代表的聯邦主義者看出了新生美國的未來面臨着威脅到其獨立理念的自由的危機，獨立勝利之後的鬆散聯盟如此放置下去，就會形成十三個（或合併為三、四個）獨立的主權國家，必然會重複在歐洲大陸上發生過的爭鬥歷史。一七八一年三月終於通過的《聯邦規約》[8]只是在第一條“聯邦定名為美利堅合眾國”（此國名也來自於潘恩）中賦予了憲法的雛形，但緊接着第二條“各州保持主權、自由、獨立以及此規約中沒有明文委讓給聯邦會議的所有權能、領域及權利。”連課稅和通商統制權都沒有的這個聯邦政府，在聯邦主義者看來，無疑將步希臘（雅典、斯巴達）式聯盟的後塵而潰散。實際上，獨立勝利後不久，當各州開始呈示出獨立主權國家的統治本性時，就發生了謝司大尉起義那樣的叛亂衝突（起因於由波土頓商人控制的馬薩諸塞州政府壓迫農民的反動政策）。這督促聯邦會議在費城召開全國會議（1787年5月），擬定修改實行八年之久的《聯邦規約》，但代表們經過近三個月的秘密討論，最終認識到必須徹底否定這個規約，這次會議就成了制憲會議。

這是一部嶄新的憲法並沿用至今，第一條“第一項 本憲法所授予之立法權，均屬於由參議院與眾議院組成之合眾國國會。”“第八項 國會擁有以下權力：賦課並徵收直接稅、間接稅、輸入稅與國產稅；償付國債，並供應合眾國之共同防務與一般福利經費；惟各種稅收、輸入稅與國產稅應全國劃一；以合眾國之信用借貸款項；規定合眾國與外國，各州間及與印第安種族間之貿易；制定全國一律之歸化條例及破產法；鑄造貨幣、規定國幣及外幣之價格，並規定度量衡之標準；……宣戰，……徵集陸軍並供應給養，……”“第十項 任何州均不得締結條約、結盟或加入聯盟；不得頒發捕押及報復性扣押外國船隻之許可證；不得鑄造貨幣；不得發行紙幣；不得使用金銀幣以外之物償還債務；不得通過公權褫奪令、追溯既往之法律或損害契約義務之法律；不得授予貴族爵位。/未經國會同意，無論何州均不得對進口或出口課稅，……不得在和平時期建立或建造戰艦，不得與他州或外國締結協約或盟約，除在實際受到侵略或在刻不容緩之危機情況下，不得進行戰爭。”第二條“第一項 行政權屬於美利堅合眾國總統。總統任期四年，副總統任期亦為四年。”“第二項 總統為合眾國陸、海軍總司令；並統轄為合眾國服役而徵調之各州民兵；”第三條“第一項 合眾國之司法權屬於最高法院及國會隨時規定設置之下級法院。”第四條“第二項 每州公民均得享受各州公民享有之一切特權與豁免權。”[9]

新憲法體現了以代議制為基礎的聯邦民主·共和制度，作為世界最初的成文憲法，除了總結至此為止的一般原則外，它明顯的優越性在於根據具體情況，並不只是把各州的權力集中起來，而是通過政治制度的統一實現國內的安寧、促進經濟繁榮、進一步保障個人權益。為了新憲法的生效必須獲得十三個州中九個以上州的同意，聯邦主義者漢密爾頓等人在紐約報刊上共同以Publius筆名發表了一系列文論推動各州批推新憲法，成為今天為止的對美利堅合眾國憲法和聯邦政府所依據的原則的精闢說明。“一個牢固的聯邦，對於各州的和平與自由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它是分裂和叛亂的障礙。在閱讀希臘和意大利一些小共和國的歷史時，對於一直使它們不安的騷動，以及使它們永遠搖擺於暴政和無政府狀態這兩個極端之間連續不斷的革命，沒有恐怖和厭惡的感覺是不可能的。”[10]聯邦主義者厭惡這種引發黨爭的“純粹民主政體”（由少數公民親自組織和管理政府的社會），而提倡第一、政府委託給由公民選舉出來的少數精英；第二、能管轄較多公民人數、較大國土範圍的代議制共和政體。

隨後的合眾國歷史展開證明了聯邦主義者的遠見，具有國家主權性質的聯邦符合合眾國向中部、北部、南部、以至到達太平洋沿岸的西部的擴張，並延續一個多世紀才為世界明確意識到它的君臨整個新大陸的“門羅主義”（源於一八二三年的門羅宣言）。“我們的地位要求我們，我們的利益也促使我們要在美洲事務的制度上力爭上游。……非洲、亞洲和美洲相繼感到歐洲的統治。歐洲長期保持的優勢，誘使它想自詡為全世界的主人，而且認為其餘的人類都是為它的利益而創造的。……維護人類的榮譽，教育那個傲慢的弟兄謙虛一點，就是我們的事情了。聯邦會使我們做到這一點。”（第十一篇 漢密爾頓）。在十八世紀後期的時代環境，既然美洲獲得獨立的十三個自由州有着共同的命運，而舊的聯邦“立法原則是以各州或各州政府的共同的或集體的權能為單位，而不是以它們包含的各個個人為單位。”（第十五篇 漢密爾頓）。使新的聯邦的立法原則儘可能地直接基於十三個州的所有個人之上，必然要求集中實際上分散在各州中的主權。更重要的，與盧梭設計小國共和理想時不同的，即將到來的科學技術的進步、[11]交通、通訊網的發達支持了在一個大國中保障民主自由的物質條件；比起防務、外交等明顯的優勢外，財務（稅收、金融等）業務是政府行政中最關繫到國民生活的制度保證。具有國家主權的聯邦政府可以提供負擔最輕的行政職權，遏止國家權力在各個州中的不必要的擴張。[12]

聯邦主義者作為天賦人權與三權分立論的信徒，竭力捍衛世界上第一部成文的防止統治者壓迫甚至力圖保護少數部分受到多數部分欺壓的憲法，“人民交出的權力首先分給兩種不同的政府，然後把各政府分得的那部分權力再分給幾個分立的部門。因此，人民的權利就有了雙重保障。兩種政府將互相控制，同時各政府又自己控制自己。”“用這種種方法來控制政府的弊病，可能是對人性的一種恥辱。但是政府本身若不是對人性的最大恥辱，又是什麼呢？”（第五十一篇 漢密爾頓或麥迪遜）。當然，美國的“建國之父們”由於自身的統治地位不可能認識到任何政府都必然帶有的代表一部分人壓迫另一部分人的性格。一八九三年美國經濟陷入蕭條時期爆發了使芝加哥以西的鐵道癱瘓的罷工，伊利諾斯州長Altgelt同情工人，但總統Cleveland卻在資方的要求下派出兩千名聯邦軍隊，以罷工妨礙聯邦的郵政運輸為由鎮壓工人，聯邦法院也下達命令禁止罷工。更不用提，一般情況下分權的各級權力總是互相勾結，即使在發生衝突時也總是利用一部分社會集團對抗另一部分社會集團、使民眾遭受最大的犧牲。

回省中國的現代史，指出國民黨與共產黨兩大統治集團分裂國家帶來民眾受難的歷史，拋去情感來觀察，誰都會看出北京和台北兩個政府為了統治權力維持幾百萬、幾十萬常備軍，不僅是對全體中國民眾的經濟負擔而且直接形成對各自地區民眾的政治壓迫。[13]美國憲法並沒有禁止三選總統，無論是聯邦主義者還是反對派都支持華盛頓的再選，但華盛頓不為所動。當巴不得鄧小平引退自己好頂替那巨大權力職位的趙紫陽口是心非地請求鄧繼續做“總設計師”時，他當然比任何人都明白：鄧所代表的那批把鄧擁上皇權因而在皇恩下壓迫國民的勢力遠遠大於那些祈求鄧小平效仿華盛頓的良好心願。這裡顯示的只是社會制度、政治文化的進步或開化水準不同，而不是華盛頓與鄧小平的個人品質差異。

儘管是當時世界上最進步的憲法，聯邦主義者還特別強調：“古代政治制度與美國政府的真正區別，在於美國政府完全排除作為集體身份存在的人民，而並不在於古代政治制度中完全排除人民的某些代表。”（第六十三篇 漢密爾頓或麥迪遜）。今天的讀者讀到這裡甚至會感到驚詫，作者口口聲聲的人民、美國國民，並不是指我們理解的可以平等地享受人權保障的每一個生活在美國的土地上的居民。首先，包括聯邦主義者在內的、始終牢牢掌握自獨立戰爭以來控制權的精英集團完全沒有把原住民印地安族視為平等的人類，美國擴張的歷史就是征服、掠奪甚至滅絕其他種族的血腥的記錄。其次，雖然從十七、十八世紀在美洲確立奴隸制就存在着反對的聲音和勢力，[14]但獨立戰爭終究沒有導致廢除奴隸制的社會革命，“實際情況是，奴隸兼有這兩種性質：我們的法律在某些方面把他們當作人，在其他方面又把他們當作財產。”“把他們的地位降到自由居民的同等水平之下；……認為奴隸是占人的五分之二的被剝奪的人。”（第五十四篇 漢密爾頓或麥迪遜）。由奴隸制度引起的社會衝突終於由布朗於一八五九年十月十六日用暴力行動點明了：只有用血才能洗淨這個國度的奴隸制罪惡（插圖）。這是美國社會的先知使者，但美國沒有足夠的良知接受、聽取來自上帝的預言，導致後來持續四年的美國歷史上的唯一內戰。當林肯總統一八六三年一月一日開始公布《奴隸解放宣言》時，內戰的性格變為美國歷史上的社會革命，為美國的民主傳統加上最缺欠的進步性格。《奴隸解放宣言》不僅僅只是解放幾百萬黑人奴隸的人身，更進一步推動美國社會的制度改革為隨後到來的大規模產業革命，為美國最終成長為現代化強國領導世界事務提供了基礎。[15]

一八六五年十二月生效的《憲法修正案》第十三條“第一項 合眾國境內或屬合眾國管轄地方之內，不准有奴隸制或強迫勞役存在，惟用以對合法治罪之罪犯作為懲罰不在此限。”經過慘重的代價增加了人類經驗。半個多世紀以後，《憲法修正案》第十九條又加入“第一項 合眾國或各州不得因性別而拒絕或限制合眾國公民之投票權。”[16]我們再進一步注意《憲法修正案》中的主要內容，如第一條“國會不得制定下列法律：建立宗教或禁止宗教自由；削減人民言論或出版自由；削減人民和平集會及向政府請願伸冤之權力。”第四條“人民之人身、住房、文件與財產，不受無理搜查與剝奪之權利不得侵犯，且除非依據宣誓或代誓宣告證明之一定理由，並開列所須搜查之地點與所須扣押之個人與物品者外，不得頒發拘捕扣押狀。”等等，都可以廣義地理解為在制憲會議里未能列入的人權法案內容。[17]聯邦主義者錯誤地認為沒有這個必要，因為憲法中沒有授權政府可以侵犯人權；其實不然，政府的職責之一，正是保障人權，如不加以成文化（以及相應的可類推化），政權決不會自主地善意發揮憲法精神為國民服務。實際上，憲法的制定者與執行者都出身於相同的統治集團，如漢密爾頓隨後立即擔當了第一任財務長官，必然會推行一套更多代表商業、金融資本階級的政策。

與歐洲的歷史展開相比，美國社會內部沒有突顯出尤其因為巨大的經濟不平等而導致的社會對立，沒有顯示出美國工人階級的政治力量，這主要是因為在不斷開拓擴張中，全體國民的生活有所提高、勞資的矛盾被淡化成可以調和的性質，或轉移到種族衝突等方面去了。在卡內基、洛克菲勒等富豪認為財富集中為天經地義的同時，也想到財富並不能由自己帶走，或家族獨自享受，還要盡到“適當分配財富”的教徒職責，還要從事文化、教育、和平、慈善等社會事業；同時，占主流地位的美國工人總同盟現實地把工會的目的專注於經濟要求：“既然我們生活在工資制度下，只要這個制度還存續，對於工人來講，不斷增加到手的分配，就是我們的目的。”“我們的使命是保護現在的工資勞動者，即提高他們的工資、縮短勞動時間、改善工廠的安全和衛生條件……”[18]削弱了社會主義在美國工人中的影響，不同於在歐洲興起的轟轟烈烈的以政治目的為主導的經濟鬥爭。

[趙京，1995年2月19日，日本靜岡縣三島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