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轉貼趙越勝(法廣特約專欄作者):法廣《文革五十周年》報導 - “文革是一場文化革命嗎？”
 
問：上次你講到了無產階級和革命這兩個概念，今天我還想請你繼續分析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這個概念的實質。
 
答：好，今天我們談“文化”這個詞。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這個提法中，文化是用來修飾革命的定語，也就是說，這場所謂革命是文化上的。
 
問：我想起文革一開始，確實是從文化領域入手，批《海瑞罷官》，批《三家村》，三家村不過是鄧拓、吳晗和廖沫沙在北京日報上開的專欄。
 
答：對，確實是從文化入手，還有更具象徵意義的行動“燒書”，這可是我們許多人親眼所見。以燒書禁錮人的頭腦，歷史上有過先例，有秦始皇焚書，宗教裁判所燒書又燒人，和納粹的“清潔思想運動”。李斯給秦始皇出主意，“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就是說把書都送官府，一總燒了，兩人談話論及《詩》《書》的斬首，以古代之事批評當今的滅族！多凶。秦始皇深知這主意好，立刻下旨施行。一千多年後，教皇格利高里九世下令焚燒異端書籍，在巴黎曾有裝有二十輛大車的書籍被燒。宗教裁判所不僅燒書還燒人，正是海涅那句名言“凡燒書處，必會燒人”。到1933年5月10日這天，納粹德國又上演了燒書這一幕。
 
問：對，就在洪堡法學院門口，德意志歌劇院廣場，現在那裡有一座烏爾曼設計的“空書架紀念碑”，上面刻着海涅的這句話。
 
答：對，柏林你熟悉，我們也曾專門去尋找過這個“焚書紀念碑”。那是1933年5月10日半夜，上萬名被煽動起來的青年學生，穿着衝鋒隊制服，帶着紅袖章，舉着火炬聚在廣場上，把大量世界名著扔進火堆，戈培爾親自發表演講。你看看他的演講，和五一六通知有一拼。也是講這些作者毒害青年，德國人要清除這些敵對勢力和異端思想，緊跟偉大領袖希特勒之類的。這些被托馬斯曼稱之為“有奴隸劣根性的小丑”，也就是希特勒的“紅衛兵”狂呼亂叫“嗨希特勒”。我是親眼見過66年紅八月北京城裡的狂熱，親眼見過紅衛兵抄家燒書，我家南鑼鼓巷一帶多少大宅門院子裡都點起火堆。再看到納粹焚書的歷史照片，真是似曾相識。最可怕的是66年8月被稱為“紅八月”，北京城變成了“紅海洋”，被煽動起來打家劫舍、行兇作惡，讓自己的師長和無辜民眾死於非命的歹徒叫“紅衛兵”，他們稱毛為他們的“紅司令”。這個滿處充斥的“紅”的印象，你保證記憶猶新。
 
問：確實，文革的象徵顏色就是紅，所以現在大陸的紅歌運動會讓人想起文革。
 
答：可我想你未必知道這句話：“我們選定了紅色，這是最好的顏色，它最能刺激我們的敵人，讓他們牢記在頭腦中”，這句話出自希特勒《我的奮鬥》。為什麼一切殘酷的專制統治都喜歡紅色呢？我猜想大約是和這種統治方式離不開鮮血有關。這也是個心理問題，或許我們今後會有機會分析它。好，我們繼續談文化。在西方語言中，文化這個詞來自於拉丁文的“耕作”cultus一詞，它指稱一個民族在漫長的歷史中，一點點積聚、升華的物質和精神成果。“文”這個字，在我們先人那裡，它指諸色搭配的一種條理，引申為鋪陳成篇的文字。文化的含義，相對簡單，就是 “以文教化”，它更指人的精神層面的東西。和文化相對的就是野蠻。那麼文化革命，從字面上理解，它應該讓人在精神層面上創造和提升，拓展人的精神世界。在人類歷史上，這種文化革命最典型的範例就是文藝復興。那是一場真正的文化革命，把人從中世紀的相對蒙昧中解放出來。我只敢說相對蒙昧，因為中世紀也創造了大量優秀的文化成果。但文藝復興最重要成果，是讓人站在了世界的中央。用布克哈特的話說“文藝復興的文明第一次發現並充分顯示人們全部和豐富形象”。有伊拉斯莫、龐皮納齊、皮科的思想，但丁、塔索、彼得拉克的詩歌，開創一個新世紀，更有達芬奇、拉斐爾、米開朗基羅、卡拉瓦喬這些大天才的傑作，真正帶來了文化革命。光瓦薩里的藝術家傳略就收有二百六十餘人的行跡。這個以文藝復興為名的文化革命，所以之能產生，第一動因是自由的精神創作。但是它卻是以人類古代文化遺產為精神來源。
 
問：意大利的文化革命以復興舊文化為精神來源，可毛的文化大革命卻似乎恰恰相反。我記得當時喊得最響的口號是“破四舊”。
 
答：對，這個“破四舊”口號的發起人罪不可赦。六月一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提出了“要徹底破除幾千年來一切剝削階級所造成的毒害人們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在這個號召下，文革中對文物，中華民族文化的結晶之肆意毀壞，令人髮指，現在想起來都叫人痛心。這是要徹底毀滅中華文明啊，可憐中華三千年衣冠文物遭此浩劫，連蒙古人鐵蹄滅宋也未遭如此大難。有後人評元世祖忽必烈“獨崇儒向學，混一南北，紀綱法度，燦然明備，致治之隆，庶幾貞觀”。而文革的發動者對文化本不存一絲敬畏之心，對中華文明生死存亡毫不在意，把這種毀滅文化的運動稱做文化革命，只是一種反諷。在毛的心目中，什麼文化、文人，統統狗屁。只有造反有理，只有把一切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只有大破而沒有大立。看看這個文化革命的成果吧，真是“白茫茫一片大地真乾淨”。
 
問：聽了你的分析，我感覺“無產階級文化革命”這個概念似乎是個虛假概念，也就是名實不符。它的實際運作和它所指稱的東西完全相反。
 
答：對，我確實是這樣看。上次我們談到無產階級，在中共建政之後，這個概念基本上就用來指工人了。吉拉斯在《新階級》一書中分析過這個階層在列寧黨國體制下的實際地位，類似於國家工廠中的奴隸，因為他們沒有任何可能性組織起來向他們的雇主，也就是國家爭取自己的利益。所以說由他們來發動、領導一場全國性的政治運動完全是天方夜譚。而革命這個詞，從其本源來說，並不僅僅指暴動、改朝換代，它自身中包含着人類爭取自由的價值含義。而文化一詞，我們上面也分析過了，它的本源是耕種，這意味着一切文化都是一個萌芽生長、保持的漫長過程。象文革發動者所嚮往的“徹底”、“橫掃”幾千年的“四舊”，實際上是根本不承認有文化這種東西，更不懂文化有保守、保存、延續的特性，視人類千百年創造積累的財富如糞土。所以“無產階級文化革命”這個概念的真實含義是由獨裁者發動的毀滅文化的反革命運動。
 
問：確實，這個概念流行多年，人們習慣地不去想它，不去深究其真實含義。看來要真正反思文革，還有許多工作要作。
 
答：是啊，列寧式黨國體制有一個特點，就是它需要不停地對國民洗腦，因為稍一放鬆，自由的思想就要萌芽、傳播。而洗腦的第一要義就是指鹿為馬。當然，洗腦必要以暴力為支撐，沒有暴力，人們不會認可鹿是馬。奧威爾在《一九八四年》中極精彩地描述了這個過程。在真理部的牆上刻着三條標語：“戰爭即和平”、“自由即奴役”、“無知即力量”。專管仇殺的部門叫仁愛部，專管戰爭的部門叫和平部。不要以為這有什麼荒謬的，久而久之，人的心中會習慣這個叫法並信以為真。但要想保持這種盲信，一定要配之以“仇恨時間”，每天兩分鐘。時間不必多，盲信的張力就可以保持下去。為了讓盲信有效果必須創造一種“新語”，使用這種“新語”，人就能具備“雙重思想”，也就是能夠“明知是假而信以為真”。“文化大革命”就是典型的新語。這套把戲從列寧建政就開始玩，中共不過是拾其餘唾。所以索爾仁尼琴在批判列寧黨國體制時，苦口婆心地講，拒絕謊言是得救的必由之路。為什麼暴政之下最愛焚書？因為焚書可以使謊言永恆，因為好書意味着自由思想。毛最得意自己是秦始皇加馬克思，這卻是中國大陸人的不幸，在二十世紀還要再受焚書之苦。而今雖不見焚書，但見封網，封網乃焚書之技術版。天下苦秦久矣，不知那些熱愛文革的人是否知道自己仍然是大秦朝的那群猴子。
 

文革中國與現今中國比較

以下轉貼台灣蔡素蓉（中央社記者）報導:”大陸文革專題之16-回不去了 文革時期與現今中國比一比”
1966年的中國大陸社會處在毛澤東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文革旋渦里，數億民眾在紅海洋里身陷無止盡的批鬥與革命。現今的中國，政治專制，經濟迎向資本主義，高喊「中國夢」。以下把50年前文革中國與現今中國做對比。
一．意識形態：階級鬥爭為綱VS兩個不能否定
毛澤東：階級鬥爭為綱
不斷發動革命
中共1949年建政以來，中共領導人毛澤東主張以「階級鬥爭」為綱，強調「無產階級專政」，資產階級被視為「階級敵人」，包括「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右派」，俗稱為「黑五類」，文革時期的「階級敵人」又擴大成21類。
一旦被中共定義為「階級敵人」，也就被「非人化」了，「從人籍中開除出去」，他們被規定為專政對象、人民公敵，沒有公民權，也沒有自由活動、通信、交往權利，須經常向管理者匯報行動與去向。
直至1978年底，中共才否定「以階級鬥爭為綱」、「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
實用主義與習近平的兩個不能否定
中共告別「一窮二白」的革命時代後，中共第二代領導人鄧小平強調推行「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政治專制，經濟迎向資本主義，高喊「不管白貓黑貓，能抓到老鼠就是好貓」，「實用主義」意識形態成為主流，這導致全民「看錢看」，民眾唯利是圖。
毛澤東與鄧小平路線與意識形態的扞格，中共總書記習近平提出「兩個不能否定」，即「不能用改革開放後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也不能用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後的歷史時期」。
二．街頭景象：紅海洋VS土豪金
文革社會的紅海洋
「紅海洋」是文革社會的主色調。城市或農村街頭上到處充斥紅色標語， 紅衛兵則多半穿着綠軍裝，戴紅帽徽、紅袖章。
1966年毛澤東在天安門接見紅衛兵時，每人手持紅旗與小紅書，呈現出驚人的紅海洋景象。
豪奢消費新勢力－土豪金
2013年9月，蘋果發表手機產品iPhone 5S時，打破多年只有經典黑色和白色的傳統，加了香檳金色，這款產品在大陸熱銷，被網友形容為「土豪金」，因為金色是身分和地位的象徵。蘋果說，這種顏色確實為滿足中國消費者。
之後大陸不斷出現「土豪金」物品，包括黃金跑車、浴缸、麻將、內衣、領帶、腕帶、鋼琴、面膜等。「土豪金」已成為大陸民眾展現消費實力的一種代名詞。
三．民生經濟：物物皆憑證VS光盤運動
文革時期票證下的生活
文革時期大陸城鎮居民過着「物物皆憑證」的生活。為實現集體經濟，中共1953年起對糧食實施「計劃收購」與「計劃供應」政策，城鎮居民以戶為單位依照糧食戶口領取糧票。
除了糧票外，還有肉票、油票、雞蛋票、糖票等副食品券。工業券則有布票、煤票、肥皂票、自行車票。想要買到任何商品，須同時出具票證與鈔票。
豪奢消費社會的光盤運動
在「發展是硬道理」的主流實用主義意識形態下，大陸社會出現比資本主義國家還要豪奢的消費風氣，許多「富二代」愛在微博上「曬出」自己的精品包包、衣服等，民眾在餐廳用餐請客一定得「闊氣」，從不打包食物。
中共總書記習近平上台後，祭出「習八條」（中共中央八項規定），要求黨政幹部杜絕鋪張浪費行徑。2013年，大陸社會也自主發起「光盤運動」，號召民眾擺酒席，或到餐廳用餐時，吃光盤子裡的食物，不要浪費。
四．司法缺失：文革批鬥VS媒體認罪
文革時期的批鬥大會與公開處決
大陸文革時期，城市每個單位（學校、企業、機關）與農村的人民公社、生產隊經常召開批鬥大會，公開逮捕「階級敵人」，然後號召群眾，召開批判大會，包括以口號公開叫罵、侮辱、暴力打人、五花大綁遊街示眾，公開處決或以手、木棍毆打至死的情況很普遍。
由於當初告密文化盛行，幾乎什麼人都可能被批鬥，也有紅衛兵兒子告密母親，而母親遭批鬥處決。甚至連孔子、城隍爺、和尚、修女都遭到紅衛兵批鬥。
當時最流行「噴氣式」批鬥姿勢，代表「低頭認罪」，被斗者跪姿，彎腰90度，雙手向後平伸，做成噴氣式飛機狀，有時背後兩名紅衛兵會以腳踩住階級敵人的背，再用力拉扯他的雙手以及揪住頭髮。
現今大陸的文革式電視認罪
中國中央電視台近年來播出許多「電視認罪」的畫面，包括播出官方拘捕美國人權組織瑞典志工的認罪影片、香港銅鑼灣書店失蹤股東桂敏海在鏡頭前坦承曾酒駕肇事後潛逃出境的影片。
經濟學人雜誌認為，最近在中國大陸出現公開認罪悔過浪潮，主因是政治，是中共總書記習近平政權下主導的政策。認罪和悔過植根於共產黨歷史，是革命領袖統治手段的一部分，這在文革時期經常出現。
被安排大量在媒體前公開認罪的人還包括遭到中共嚴打的貪官、吸毒藝人、涉及肯尼亞案被關押在北京看守所的台灣籍嫌犯。
五．國際形勢與外交政策：輸出革命VS一帶一路
文革時期中共輸出革命與毛澤東思想
中共在文革共段時期外交政策為反蘇與反美戰略，以及向全世界「輸出革命」。
在中共和毛澤東支持下，文革期間，亞洲、非洲、拉丁美洲都出現走中國革命道路的毛派。柬埔寨共產黨1975年執政後，效法中共，4年內進行激烈社會改造，殺戮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共黨幹部約180萬人。
為輸出革命經驗，文革期間，中共中宣部大力對外翻譯和發行「毛澤東語錄」，當時以各種語言發行一百多種版本。
崛起大國的國際話語權與一帶一路
中共總書記習近平上任以來，中國已成為僅次於美國的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為彰顯「崛起大國」國際角色與區域地位，主導國際話語權，並配合國內部經濟結構轉型，他提出「一帶一路」、「亞太自由貿易區」、「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等多項國際倡議。
「一帶一路」是指「絲綢之路經濟帶」與「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習近平的作為，似乎代表中共的外交政策已從鄧小平的「韜光養晦」，走向主動出擊，「自開一盤棋」。
六．文化取向：破四舊VS孔子學院
紅衛兵破四舊的浩劫
文革時期，老紅衛兵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行為是破除「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的行為。
孔子也成為紅衛兵破舊的對象。1966年紅衛兵聚集10萬人召開「徹底搗毀孔家店大會」，搗毀孔子墓碑在內的1000多座歷代石碑、毀壞6000餘件文物、毀壞孔廟、孔林、孔府，還在孔子像胸前掛上「頭號大混蛋」等牌子，然後拉着孔子像遊街示眾。
孔子學院成為現今中國新名片
近十年來，孔子又成為大陸對國際營銷宣傳的好幫手。為推廣中國軟實力，大陸教育部下屬正司級局國家漢語國際推廣領導小組辦公室負責管理孔子學院，並在全球各地廣設分支機構，強調目標是為推廣漢語。自從全球第一所孔子學院2004年11月在南韓成立以來，中共已在130多個國家和地區成立近500所孔子學院。
不過，孔子學院發展十餘年來，一直備受爭議。2013年到2014年，在加拿大、美國引發各界熱議孔子學院是否為中國政府推行意識形態的工作，以及孔子學院是否干涉海外合作學校的學術自由。

以下轉貼台灣蔡素蓉、尹俊傑、張淑伶（中央社記者）報導:”大陸文革專題之17-大陸社會矛盾對立 文革幽靈籠罩”
大陸改革開放後，政左經右，孕育出龐大權貴資本階級，貧富差距擴大、階級矛盾對立，使得左派思想重新抬頭，連中共總書記習近平行事作風也可看到毛澤東的影子。文革幽靈似乎仍籠罩在這個全球第二大經濟體身上。
因貪污罪遭判處無期徒刑的中共前政治局委員薄熙來，主政重慶期間，曾一度以「唱紅打黑」的「重慶模式」引發風潮。這種以破壞法治為前提的打黑行動，強推紅歌文化的狂熱意識形態作法，被學者形容為「新文革」。
重慶經濟模式曾一度受到熱捧，當時「新文革」的復甦與左派學術分子的抬頭，無疑的是在「後毛澤東時代」，共黨一黨專政下，瘋狂追求經濟成長，導致社會、經濟日益不公平的大環境有關。
1981年6月，中共第11屆中央委員會第6次全體會議通過「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認定文革是「由領導人錯誤發動」，「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對於毛澤東掌政最後10年（1966至1976年）持「全盤否定」。
決議一出，中共第二代領導人鄧小平就斷然宣布，「歷史上重大問題的議論到此基本結束」，要求「今後作一個共產黨員來說，要在這個統一的口徑下來講話。」此封口令無異是禁止反思文革、禁止反省批判毛澤東時代的錯誤決策。
大陸六四學運領袖王丹告訴中央社，毛澤東是文革的罪魁禍首，「連具體直接第一當事人你都不准批判反思，談何對這個事件的反思？」「只要你不敢動毛，那談何對文革的反思呢？」「只要不『非毛化』，就不可能真正揭露文革的真相。」
專研中共黨史的中央研究院院士陳永發接受中央社訪問時表示，文革的慘烈後果讓中共當局了解到階級鬥爭這條路行不通，但北京當局深刻理解到一旦討論到毛澤東的政治責任，就會觸及「共產黨統治的合法性」。
「更何況當初被批鬥的黨政幹部，文革後被平反，官復原職後升遷很快，他們的下一代如今在黨國體制中擁有更多的優勢，這些掌權者怎麼會反思文革呢？」他進一步分析說。
鄧小平理解到階級鬥爭治國不可行，所以告別革命，也就是大陸民間社會所說的「不折騰」，推動經濟改革，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掌權的黨內的官僚因而形成了權貴資本階層。他在政治上則全力捍衛毛澤東建立的黨國威權體制，即共產黨主導一切的政治體制。
在政治專制、經濟改革向資本主義敞開大門之際，對於那場深刻觸及中國大陸數億民眾靈魂與肉體的暴力血腥革命，卻又沒能進行深刻的反省、批判、清理，那對於整個中國大陸社會與民族性會造成什麼影響？
「所有人在這幾十年裡都活明白了一個道理，那就是趕緊多撈，趕緊安頓好自己的生活，不要管這個社會。」「你真的到下面走走，就知道，完全一個赤裸裸的叢林社會，大家都信奉叢林法則。」作家陳丹青接受大陸一家出版社訪談時具體形容如今大陸社的會現況。
「當今中國社會充斥『囚徒困境』，一種行為模式對於個人看起來是很理性，但是對個人構成的集體來說卻是非理性，最後對於每個人來說也是非理性的。」北京大學教授張千帆曾撰文以這幾句話形容現今的大陸社會。
陳永發分析說，毛澤東發動文革，是要打倒封建主義、資本主義的偽善。不過，「最終共產主義的新道德始終沒有建立起來」。文革結束後，大陸社會引爆對共產主義的信仰危機、對中共政權的信任危機、對社會主義的信心危機。這形塑了如今大陸社會的現況。
王丹說，文革打破社會的基本道德底線，包括逼迫群眾斗群眾，破壞人與人之間的信任感，所以大陸現在是『無信任社會』。」
北京學者錢理群曾指出，在六四天安門事件之後，從90年代開始，中國實際進入一個沒有思想、沒有理論，也沒有信仰的時代。失去了信仰、精神的追求、道德的約束，人的行為就只剩利益驅動。
失去了信仰，在全民理性、崇尚權勢利益的社會裡，2011年廣東佛山發生2歲小女童接連被兩輛汽車撞倒，18名路人經過卻都未及時施救的事件；或是大陸老人在路上跌倒，多半沒人要扶等事件，似乎也不令人意外了。
不只社會面的影響，王丹還說，「不要以為文革在中國已經完全消聲匿跡，其實文革還在」，個人崇拜、劫富濟貧的思想、用運動的方式治理國家，這些都沒變，中共總書記習近平都還在做這些事情。
許多紅二代都當過紅衛兵，王丹分析說，「文革對很多紅衛兵來說，是他們美好的青春」，他們在1966年至1968年儼然就是中國的主人，這段人生非常輝煌的記憶，「那是毛給他們的」。
他說，紅二代從小就把對毛的崇高威望、個人崇拜深深札根在自己心中。毛澤東其實是紅二代的精神教父、「共同的父親」。雖然紅二代這批人的父母大多被毛澤東打倒過，按理應該仇恨毛澤東，其實不然。而且紅衛兵這一代人的特點就是「毛主義」構成知識結構。
錢理群認為，沒有深刻的反思，所以現今中國大陸政治、社會許多層面仍籠罩在文革的陰影下，或者說毛澤東的思想文化已深入整個國民性格當中。
錢理群認為，不根本清理、反省、批判毛澤東時代所形成的新的國民性，文化大革命那樣的毛澤東時代以另一種形式重演，不是沒有可能的。他認為，1989年的大屠殺事件（六四天安門事件）就是另一種形態的「文革」重演。
在習近平時代，類似文革的悲劇有可能發生嗎？
致力研究中國文化大革命、反右運動、大躍進與大饑荒的大陸學者宋永毅認為，完全一樣的歷史不可能重演，文革需要毛澤東這樣魅力型的領袖，以及個人獨裁的成功，從這個意義上來看，中國不可能再發生一次文革。
不過，他也說， 「但是，只要天安門還掛着毛澤東的像，文革就不會完全斷絕。」歷史的回潮，或說某種程度的重複，他認為是有可能的。
王丹認為，若習近平想要復辟文革，那自己這類年齡的人，也就是中共第20次全國代表大會要全面掌權的「八九年代」的人，一定會想復辟「八九（民運）精神」，屆時「就是中國變化的時候」。
政治上，習近平確實是用毛式語言、毛式手法，更加中央集權，嚴控黨內意識形態，例如祭出要求大學教授不能講新聞自由、公民社會、黨的歷史錯誤、權貴資產階級等「七不講」禁令。另一方面，他也重手打貪，因為意識到共產黨的貪污腐敗更甚當年文革時期。
不過，習近平今年1月在省部級官員參加的專討班曾說，「由於在指導思想上出現了『左』的錯誤，還發生了文革那樣的十年浩劫。」
由上觀之，習近平以文革式手法中央集權、重手打貪，似乎在防止文革再起，因為現今大陸社會矛盾比當年文革時期更盛，一旦矛盾被激化，當年「砸爛黨機器」的行為，似乎也不是不可能發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