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窗變死敵：吳國楨和周恩來（ＺＴ）

吳國楨和周恩來均是中國現代史上的重要人物。前者曾留美獲博士學位，作為蔣介石的密切追隨者，歷任漢口市長、重慶市長、外交部政務次長、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上海市長、“台灣省主席”等要職。後者在留法勤工儉學中接受了共產主義思想，並協助毛澤東展開武裝鬥爭，最終奪取了政權，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總理。他倆在少年時代是交誼頗深的摯友，成年後卻成為政治上的死敵，其關係的演變極富傳奇性和戲劇性。探討兩人交往過程的文章不少，但均非學術之作，材料也多出自道聽途說〔1〕。筆者現依據吳國楨已刊及未刊回憶錄〔2〕等一手材料，試圖勾勒一個吳氏眼中的周恩來，並着力反映兩人幾十年間友誼和苦鬥的交織。

一 同窗好友

吳國楨，字峙之，1903年10月21日生於湖北建始。周恩來，字翔宇，1898年3月5日生於江蘇淮安。歷史的命運使兩位少年成為了中國著名教育家張伯苓主辦的天津南開中學的同學。吳國楨於1914年夏入學，年僅十一歲，是當時全校年紀最小的學生，人稱“小吳”，被編入己一班。周恩來則屬丁二班，比吳早到校一年。儘管吳國楨和周恩來不在同班，又有着五歲的年齡差距，但他們之間卻逐漸“鑄就了至密的友誼”〔3〕。事實上，構成這個特殊圈子的還有另一個叫李福景的同學，他性格溫厚，成績優異，年齡介於吳和周之間。吳國楨回憶：“至少大約在兩年中，我們三人不僅共度了大部分的業餘時光，還彼此交流內心深處的思想和青春抱負”，“三人對宇宙間的一切事物均能達成一致意見”〔4〕，以致旁人常將他們稱之為“三劍客”〔5〕，而他們也差一點模仿《三國演義》裡劉、關、張那樣“桃園結義”。共同的見解源於共同的思想基礎和意識形態，三個孩子都深受儒學教義的薰陶，在吳氏看來，當時的周恩來“是完完全全的孔子信徒”〔6〕，絕對想不到他將來會成為一名共產主義者。

1960年11月，吳國楨在哥倫比亞大學接受口述採訪時，對南開中學時期的周恩來做了這樣的概括〔7〕：

周恩來是個卓越的學生，他的中文在校中名列前茅。他還參加過演講比賽，但那時他並不像個好的演說家，由於聲音太尖，所以只取得了第5名。他是個了不起的組織者，在南開組織了一個社團，名稱很有趣，叫敬業樂群會。他很喜歡我，我那時是全校歲數最小的，所以他特地在該社團內建立一個童子部，並選我為部長。那時我養成了寫日記的習慣，他經常閱讀我的日記，也很重視我的日記，並在社團月刊中予以刊出。他還是個很好的演員，參加了學校的話劇社。他長得很清秀，聲音又尖，如果我們演戲，他總是扮演女主角。他要我也參加劇社，但我是個笨演員，沒有適合我演的角色，但他設法讓我當一個夫人的差童，這角色完全不用表演。他是個非常好的女角扮演者，每年南開都要上演一齣戲，而且是面向公眾的。他演戲如此出色，以致經常收到向他表示崇拜的大量信件。

察證相關史料，吳氏的說法相當準確。在校期間，周恩來的作文經常被老師批上“傳觀”兩字，獲得的國文獎項至少不下四個，分別是丁二班國文傳觀第二名（1914年12月）、三年二班默國文最優者（1916年5月）、全校國文會考第一名（1916年5月）、畢業考試國文最佳者（1917年6月）〔8〕。周也是各類課外活動的積極參加者，在1916年10月初的一次校內演講中的確獲得了第五名，前四名分別是鄭道儒、馬駿、段茂瀾和孔繁矞〔9〕。至於敬業樂群會，則由周恩來和二十多位同學聯合成立於1914年3月，首任會長是張瑞峰，副會長常策歐，周恩來任智育部長，以後又先後擔任該會的總幹事、副會長、會長和《敬業》雜誌總編輯。童子部增設於1915年夏，吸收十五歲以下的低年級同學參加，周恩來負責指導該部，李福景任部長，吳國楨為重要幹部。

周恩來還是南開中學新劇團的骨幹成員，參加編劇、導演、布景，並演出了許多新劇，後來被著名劇作家曹禺稱為“革命話劇的先驅”〔10〕。當時正處五四前夜的新文化運動時期，以反封建為主要內容的新劇，是作為舊劇的對立面而被倡導起來的。新劇在南開的活躍則源於校長張伯苓的倡導，演出的劇目大都取材於現實，有較高的思想性和藝術性，受到了廣大校內外觀眾的歡迎。不過由於社會風氣畢竟未開，男女不能同台演出，女角由男子扮演。周恩來在劇中多扮演女主角，例如《一元錢》中的孫慧娟、《仇大娘》中的范蕙娘、《華娥傳》中的華娥、《千金全德》中的高桂英、《醒》中的馮君之妹等等。儘管周恩來是業餘演員，但由於演技突出，“不僅在天津一個地方有名，在北京和上海的名聲也不小”〔11〕。事實上南開的許多師生都參加了這些劇目的演出，吳國楨雖在其中，但的確都是演一些小角色，如《一元錢》中的秋葵、《仇大娘》中的仇祿、《恩冤緣》中的燒香小孩等。

作為《敬業》雜誌的總編輯，1916年10月周恩來在《敬業》第五期上也確實刊發了吳國楨的部分日記，並且加上了大段的按語：

既入南開，處稠人廣眾中，所交益多……相交以天真，相待如兄弟者，僅得二人焉。一曰李新慧（福景），一曰吳峙之（國楨）。新慧年長峙之三齡，聰敏異人，非同凡俗。峙之年十有三，入南開方十一齡耳。彼時吾一見即許為異才。逮相識既久，始知峙之之才，純由功夫中得來。蓋幼秉異資，復得家庭教育，鍛煉琢磨，方成良玉。讀峙之家訓，閱峙之日記，知峙之修養之純，將來之成就不可限量，蓋嘆世之子弟不可不有良好家庭教育作基礎於先也。不僅此也，吾之處新慧、峙之，既一秉誠心矣。而吾每睹新慧，輒令余化愁作喜，推心置腹，有願作竟日談，何可一日無此君之慨。及晤峙之，則促膝論道，抵掌論文，歡愉快樂中寓莊嚴之氣象，心神為之清朗。故二君雖幼於余，而實余之益友、諍友。

字裡行間，反映並證實了周、李、吳之間存在着特殊的契合，而且周恩來對吳國楨的家教、天賦、人品、才學均極敬慕，並且預言了“他這位知心朋友的遠大前程”〔12〕。吳國楨四五歲時就是個異才，甚至能夠熟練地逐字倒背《三字經》，有“神童”之譽。周恩來對這位小弟弟的格外偏愛當然不是沒有道理的。

吳國楨被刊發的日記共有十八段，約5，000字，多為讀《資治通鑑》、《戰國策》等書的心得，以及校園裡的學習和生活情況。其中有三段直接涉及到與周恩來的交誼，而且這也是迄今所見吳談及周的最早文字：

課暇，與周君翔宇（恩來）、劉君浩、沈君祖征等商議球隊進行方法……

四月八日余偕會中童子部隊隊員，往高家莊李氏小學比賽筐球。是晨七點半由校中起身，同行者十一人，內有姜更生先生，為吾作嚮導。會長周翔宇君送吾至門前，祝吾等凱旋歸……

課餘與友人周翔宇談及會事，翔宇曰：“辦理會事當用開誠布公之法，凡有益於會者必當竭力為之，然後方能使會務發達。”余曰：“豈獨此耶，治國者亦然。今袁項城以不誠待人，故至於死，此其明證。古語有云：以誠待人，以奇用兵，豈不信哉。”翔宇聞言，頷首者再。且曰：“善哉汝言也！”

在三年的密切交往中，有一件事令吳國楨頗感蹊蹺，那就是總是侃侃而談的周恩來惟獨對自己的身世避而不談，也從未向人談過自己的父親。“儘管他經常到我北京的家裡來玩，但他只邀請我到天津的家裡去過一次。從偶爾的談話中，有時是他流露出來的，我感覺他的父親要麼是早已死去，要麼陷入了某種不名譽的、難以啟齒的事件中。”〔13〕吳國楨因此推斷，周恩來可能存在着某種家庭問題〔14〕。

1917年夏，未及畢業的吳國楨提前考入了北京的清華學校。周恩來則在拿到畢業證書後和吳國楨同時離開南開中學，1917年8月至1919年4月赴日本留學，其間曾短暫回國探親。1919年5月，兩人分別在北京和天津參加了轟轟烈烈的五四運動。1919年9月周恩來入南開大學，次年11月赴法國勤工儉學。在周出國前，兩人還經常通信和見面〔15〕。李福景離開南開後，亦隨同周恩來赴歐勤工儉學；歸國後，他成為了一名技術人員，以後一直在京奉鐵路任職，從不參加任何政黨和政治活動。後來吳國楨一直打聽李福景的消息，但因為自己一直在南方工作，與李會面無期，兩人不知不覺中疏遠了，再也沒有見過面。

幾十年後，令吳國楨尋思的是：“三劍客”在青少年的成型期有着如此密切的交往和相同的見解，“但在以後的人生中，竟然各自走了完全不同的道路，我成了一個堅定的民主信奉者，而周恩來則變成了純粹的共產黨人。至於李福景，就我所知，他對政治從來不感興趣，而是保持中立。”對此，吳認為應當從三人各自的家庭背景中尋找原因：“無疑我們都來自中產階級，我們的家庭既不富也不窮。我的家庭是很幸福的，但周恩來則不同。他是由他的伯父養大的，儘管他表面上給人感覺一切都好，但我總覺得事實並非如此。顯然他雄心勃勃，但從南開中學畢業後卻沒能進入高等學校學習，而不得不自己謀生。要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促使法國和英國在中國招募勞工，並聘用能說外語的大量翻譯隨同前往，周就決不會有出國的機會。他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內心一定非常痛苦。正是靠這次機會他去了法國，並且深入到那場大屠殺帶給歐洲的混亂與不滿之中，以致狂熱地信奉了共產主義學說。”李福景的情況又是一回事：他兼祧兩家，兩個叔叔都無子女，他的生活受到嚴密的庇護，人生道路從一開始就標定好了，後來他成了一名工程師〔16〕。

二 廿載別離

1921年吳國楨從清華學校畢業後，獲選赴美國留學。1926年獲普林斯頓大學政治系哲學博士學位後歸國。周恩來於1920年11月赴歐後，接受了共產主義思想，曾發起組織旅歐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後轉入中國共產黨，1924年從巴黎回國。

一個在美國，一個在歐洲，兩人失去了聯繫，卻分別深受西方兩種截然相反的意識形態──自由民主和共產主義──的薰陶，由此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吳國楨回國後，一直找尋周恩來的下落，只聽說他已經回國，成了一名共產黨員，並在黃埔軍校任職。一次有人告訴吳國楨，周恩來可能在漢口，吳遂前往尋找，但沒有結果。回國之初，吳國楨應張君勱之請，曾短期出任位於江蘇寶山（今屬上海）的國立政治大學教授。但其志畢竟不在學術，而是從政，旋即在蔣作賓和孔庚的介紹下加入了國民黨。1927至1928年間先後任國民政府外交部江蘇交涉員公署秘書兼交際科科長等職。

有一天，吳國楨去上海法租界看朋友，在一輛無軌電車上偶然看到了一個留着絡腮鬍子的人，從走路姿勢和臉的其餘部分看，很像是自己的老朋友周恩來，於是擠過去同他談話。但此人說他不認識吳。吳說：“聽聲音你就是我的朋友周恩來。”此人回答卻是：“不，我不是周恩來。”車一停，那人就匆匆跳下車，頭也不回地消失在人群中〔17〕。這個人究竟是不是周恩來？如果是，那為什麼不相認呢？或許在國共分裂以後，周恩來是被通緝、懸賞頭顱的要犯，一來怕暴露自己，二來也怕連累吳國楨。當然，這只是推測，真相究竟如何，恐怕只有歷史才知道。

從1928年起吳國楨轉赴華中任職，1932年初還臨時擔任過蔣介石的私人秘書。蔣對這位年輕練達的留美博士印象至深，很快任命他為漢口市長，吳時年僅二十九歲，可謂仕途青雲！然而周恩來的命運卻大相徑庭，作為南京國民政府的對立面，1927年8月1日他領導了著名的南昌起義，隨後長期在上海、武漢等地從事地下工作。後來，他又前往中共在江西的根據地。

吳國楨在美國留學期間接受了西方的自由民主思想，對共產主義自然持批評態度，他對周恩來從一個讀聖賢書的儒家信徒變成一個共產黨人實在感到費解：“我難以想象他那樣有理想有智慧的人，一個我在南開所了解的人，竟會真的去信奉共產主義。”〔18〕當時蔣介石在漢口設立了剿匪總部，作為當地的主要行政官，吳國楨的部分職責就是協助剷除共產黨的地下人員。在此過程中，他獲得了許多有關周恩來行蹤和活動的秘密報告，對周可謂格外關注，“儘管我早已了解了共產主義的真實本質，對其不抱任何指望，但對昔日的同窗好友，我仍然有些心軟……總是傾向於做一些有利於他的保留。”〔19〕

然而有一件事令吳國楨受到了強烈的震撼。1931年，共產黨的一個重要幹部顧順章被國民黨抓住了，他立即被帶到蔣介石在漢口的總部。顧供出了約三十個散布在各省的共產黨地下組織，他還揭發說，周恩來對許多這樣的組織有一種監督權，而且還訓練了一個特別行動隊來執行共產黨的紀律。那時顧順章的家在上海的公共租界內，由於國民政府對外國租界沒有警務權，因此決定立即從漢口派一個特別分隊給顧的家屬，提供秘密保護。於是匆忙間從吳國楨的市警察局抽走了一個警官。但那人很快就回來了，他告訴吳一個很驚人的消息：顧順章全家已被“解決”，據某位鄰居證實，一個長相酷似周恩來的人也曾到過現場〔20〕。這個報告令吳國楨十分不安，雖然他從各個角度進行查證，但無法找到否定性的證據。此時的吳國楨最想弄清的問題是：周恩來是否真的改變了，以及是如何改變的？直到1937年下半年他才獲得了這樣的機會──兩人分別二十年後終於在漢口重逢。

三 合作抗日

經歷了二萬五千里長征和西安事變的周恩來，在國共第二次合作的潮流下來到了漢口。此時他再也不是那個頭顱被懸賞十萬大洋的“逃犯”，而是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的政治部副部長，此外還是“陝甘寧特區政府”和“八路軍”的代表。

自南京失守以後，武漢三鎮成了抗日的重鎮，作為漢口市長的吳國楨政務非常繁忙。一天他下班回家時，妻子黃卓群突然告訴他，周恩來來過了，並留下一張名片。吳國楨立即趕往八路軍駐漢口辦事處（舊日租界中街89號大石洋行），於是就有了他倆久別後的第一次團聚，兩人緊緊握手，彼此間很有禮貌。在吳國楨眼中，“就外表而言，儘管過了這麼多年，周恩來仍然是老樣子，他的特點仍同昔日在學校里一樣，看來年齡和許多的艱苦經歷都沒有在他那平滑而俊俏的臉上留下印痕。”〔21〕為了重敘舊情和盡地主之誼，吳國楨決定舉行晚宴招待周恩來。至於怎樣招待這位老友，吳國楨和妻子考慮了很長時間。他們認為周恩來是個共產黨人，可能不願出席一個正式的宴會，於是就辦了一桌十六元的三等晚宴，只請了少數幾位在漢口的南開朋友作陪。周恩來那天非常高興，老朋友們都在，他喝了一杯又一杯酒，令每個人都感到快慰。“當他對談話興趣盎然時，看上去仍然富有生氣。一談到”昔日的好時光“，他的表情會洋溢出感人且恰到好處的溫暖。”〔22〕

飯後，周恩來對吳國楨說：“我得還禮，但我的住處不如這裡舒適，可否借你的家，請今天這些人再來敘舊，由我訂菜。”吳國楨應允了。到了這一天，大家吃到了由銀行公會大廚師料理的三十六元一桌的酒席，這是漢口所能有的最好最貴的一餐，而周恩來帶來的酒也是最好的。大家氣氛融洽，喝了又喝，都有點醉了。南開同學段茂瀾冒昧地問周恩來：“你的薪金是多少？”周答：“5塊錢”。“就這些？”大家吃驚地叫道，周說就這些。於是有人問：“你怎麼付得起這頓飯錢呢？”周說：“由我的黨來付。”又有人問：“那你的皮衣呢？”周回答說：“也是黨提供的。”還有人問：“有沒有什麼東西不是黨提供的呢？”周說：“你們知道，我們是共產黨人，我們共享一切，我什麼也不占有，黨提供我所需要的一切。”客人們一個個走了，只剩下周恩來和吳氏夫婦倆。周問吳：“你對現在的職位滿意嗎？”吳說滿意。周想了一會兒說：“我估計你最多能當上一個部的副部長，你的抱負是不是比這還高？”吳說：“我的抱負是盡我所能為祖國服務。”周說：“我也一樣。”於是就告辭了〔23〕。

二十年後的重逢儘管表面上一切都是高高興興的，但吳國楨內心卻對這位故友深懷疑慮和警惕。吳在1955年這樣寫道：“對任何一個不太了解他的人來說，他似乎沒有多大變化，但對我則不同，我太了解他了。在南開時，我就能憑直覺辨別出一個長於扮演女角的周恩來，和另一個向我傾吐真心的周恩來之間的差別。在漢口我倆重逢時，我發現真實的周恩來不見了，主要是那個作為演員的周恩來在談話……”〔24〕

儘管如此，兩人的表面關係一直是友好的，彼此都避免談論國家政事，以免傷及私人友誼。1938年5月張伯苓來到武漢為南開籌款，南開校友聞訊後，一下子聚集了一百多人在漢口金城銀行二樓歡迎老校長，吳、周均出席。此後，吳國楨為張校長洗塵，請周恩來等校友作陪。張伯苓也在漢口味腴川菜館宴請過周恩來和吳國楨等。1938年10月下旬當漢口行將陷落時，一天晚上周打電話給吳問：“你的廚師還在嗎？”吳說還在。周說：“我的已走了，我想同你再吃一頓飯，我設法弄些酒來。”不一會兒，周恩來果然帶了兩瓶高級紅葡萄酒來。周問吳：“蔣委員長已經走了，你打算什麼時候走？”吳說：“我要儘可能長地留在這裡。”周問：“你到哪裡去？”吳說去宜昌。周於是建議吳坐車和他一起走。吳國楨想了好一會兒，客氣地說，也許時間會很緊迫，屆時兩人沒法聯繫，還是各自安排走人最安全。周恩來走後，半夜又給吳國楨打來電話。當時日本人的炮彈已打到郊區。周問：“你現在走嗎？”吳說：“我還要等一會兒。”周說：“你有沒有重新考慮我的建議，我們一起離開？”吳說：“我還是原來的想法。”於是兩人就此分手，後來各自到了重慶。據吳國楨的事後認識，周恩來當時很可能是試圖對其實施統戰〔25〕。

重慶時期，吳國楨先後擔任重慶市長、外交部政務次長和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等要職，而周恩來作為中共代表團的團長也幾乎一直長駐重慶，住在曾家岩八路軍駐渝辦事處。據吳國楨回憶：“除了在公共場合或開會，我們再也沒有見面。”〔26〕如果說，在抗戰初期國共間的合作尚稱融洽，那麼在進入中期以後則是紛爭不斷，尤其是1941年的皖南事變，更是幾乎導致兩黨的破裂。這些都不可避免地影響到了吳國楨和周恩來的關係。當時，南開校友總會曾推定周恩來、吳國楨、王文田、杭鼐如和杜建時五人為總幹事。吳和周有時同到津南村南開中學碰頭，或到張伯苓家吃飯，彼此相遇常因政見不同展開爭論。面對兩個得意弟子，張伯苓從中調和說：“我看多晚你們兩個人不吵了，中國就好了。”〔27〕當然，兩人的裂痕並不是老校長的一句話所能彌合的。據吳國楨的哥哥吳國柄（同是南開校友）回憶，當時弟弟曾勸說他要與周恩來保持距離：“周恩來這傢伙是共產黨的老狐狸，現在雖然是國共合作，但是終究將是勢不兩立，立場與我們不同，他是位危險人物，你以後不要與他接近。”〔28〕

經過了這些年的接觸和觀察之後，吳國楨終於意識到周恩來“已變成了中共一個多麼厲害的人物！”〔29〕在他看來，共產黨通常不太靠個人來爭取朋友和施加影響，幾乎沒有哪一個共產黨人會努力去塑造自己的風度和個人魅力，但周恩來卻不同，他運用其獨特的才幹有力地推進着中共的事業。吳國楨曾將與之接觸過的共產黨人分為四個類型，即沉默寡言型、狂風大作型、以愚掩精型和緊張不安型，但周恩來似乎不屬於其中的任何一種，他是獨一無二的〔30〕：

當一個人同毛澤東談話時，不管毛是否開口，都會讓你始終記得他是個共產黨人。但同周恩來談話時，你就會逐漸忘記他是個共產黨人。當一個人同別的共產黨人談判時，會強烈地意識到對手的刺耳語言和無理立場。但若同周恩來談判，則會被誘使相信，事物有兩面性，在搞清楚之前，只有先相信他的話才是公平的。

四 針鋒相對

國共和談期間，周恩來擔任中共代表團團長，奔走於延安、重慶、南京和上海之間，吳國楨則是國民黨的中央宣傳部部長。儘管吳沒有直接參加和談，但作為政府方面的主要新聞發言人，在中原內戰、東北停戰、軍隊國家化、政治民主化、國民大會等問題上，都與周恩來展開了頻繁的論戰。兩位昔日的摯友為了本黨的利益，借諸報端，常常指名道姓，唇槍舌戰〔31〕。彼此見面時，也時常充滿了原則性的爭論，據吳國楨回憶：“我到南京不久，他就拜訪過我。國民黨軍隊剛占領了東北的長春，對用武力占領長春，他提出了強烈抗議。當然，我是站在我們政府一邊，會談一點也不和睦。”〔32〕

1946年5月中旬，吳國楨調任上海市市長。周恩來亦時常從南京來到上海活動，下榻於馬斯南路（今思南路）107號的周恩來將軍公館。期間，周恩來夫婦曾前往拜訪吳國楨夫婦，四人舉行過一次茶會。但兩人裂痕已深，雙方談話不多，只是寒暄而已，惟恐涉及敏感的政治問題。7月間，社會上曾有傳聞說，中共將派一萬名武裝農民襲擊上海。為此，周恩來曾專門面見吳國楨並向其保證：“此說絕對不確，莫親信此種謠言而驚慌。”〔33〕10月間又有一天，周恩來來到吳國楨的辦公室，抱怨說自己在滬外出活動時，總是被特務跟蹤。吳則辯解說，這是為了保護周恩來〔34〕。不久，周恩來離開了上海，此後兩人雖然都還有約三十年的生命歷程，但再也沒有見過面。

當時的上海是中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也是國共爭鬥的焦點。在此過程中，吳國楨常常赤膊上陣，出現在衝突糾紛的現場。吳因此屢屢指責周恩來是那些“混亂”的幕後製造者！在這場中國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內戰中，兩人作為己方的主將之一，你來我往，以特殊的方式，在沒有硝煙的戰場上彼此拼殺着。1948年底中共軍隊勝利在望，由周恩來作為主要成員的中共中央將吳國楨定為戰爭罪犯。然而，共產黨的政策一向有其靈活性，就在解放軍即將發起渡江戰役，攻克南京和上海之前，周恩來還安排了一次對吳國楨的策反。一個吳國楨的留美同學受派前來轉達中共的意思，但具有堅定反共思想的吳國楨拒絕了誘降〔35〕。

戰犯歸戰犯，能幹歸能幹。在國民黨高級官員中，吳國楨一向以親民、勤勉和幹練著稱，其作風確實與舊官僚迥然不同。對於這一點，周恩來也是承認和讚賞的。1949年4月25日凌晨，北平崇文門外的電車公司發生重大火災，燒毀了五十九輛電車。在處理過程中，該市公安局官員出現了官僚主義作風，周恩來得知後嚴厲斥責：“發生了這麼大的事，領導不到現場，甚至連知都不知道，還不如吳國楨呢！吳在重慶當市長，發生重大事件，像重慶大火和日本飛機轟炸後都親自趕到現場。國民黨市長能做到，難道我們共產黨的公安局長還做不到嗎？”〔36〕周恩來就此下令，以後北平發生重大事故，公安局長、處長要去現場調查情況、處理問題。

五 隔海關注

國共內戰以中共的全面勝利而告一段落。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北京成立，周恩來出任政務院總理兼外交部長，作為紅色中國僅次於毛澤東和劉少奇的第三號人物統治着大陸。而吳國楨在上海易手前夕，即辭職前往台灣。為吸引美援，蔣介石在1949年12月任命其擔任“台灣省主席兼保安司令”。吳也逐漸成為國民黨內影響力僅次於蔣介石和陳誠的第三號人物。一方要“解放台灣”，另一方要“反攻大陸”，吳國楨和周恩來的爭鬥依然緊鑼密鼓。根據現有的材料，即使在海峽兩岸劍拔弩張的時代，國共雙方的最高層人士通過中間人仍保持着一些秘密接觸，但周恩來卻再也沒有與吳國楨發生過聯繫。周可能認為，吳的反共思想既系統又根深蒂固，要策反他幾乎是不可能的。事實上當時吳國楨也是身懷氰化毒物，一遇不測，便準備隨時成仁。

在幾年的對峙以後，吳國楨這一方出現了重大變數！吳氏主台期間，他所迷戀的“民主政治”逐漸與蔣氏父子的特務政治發生衝突，而且愈演愈烈。1953年4月，吳辭去“台灣省主席”一職，旋即赴美。1954年2月，吳國楨藉美國新聞媒介強烈抨擊台灣當局，由此公開決裂。吳國楨反蔣並不親共，甚至反共要遠甚於反蔣。他自流亡以後，先是住在芝加哥附近的埃文斯頓（Evanston），靠替報紙撰稿和演講為生，有時也為美國的反共和遠東政策提供一些諮詢意見。

1955年12月他寫就了長篇英文手稿《夜來臨》（TheNightCometh），這既是他的回憶錄，也重點回顧和研究了共產主義在華的崛起、發展和成功的技巧。其中，吳國楨對周恩來作了強烈的批評，嘲諷他是“天才的演員”。吳國楨為什麼要以如此犀利甚至是謾罵的筆調來對付自己的老友呢？吳的解釋是：他要揭示周恩來的“真實本性”，不讓他繼續成為整個自由世界的阻礙〔37〕。一方面是大陸易手，另一方面自己又不見容於蔣介石和國民黨，真是有心復國，無力回天，這些都令吳的內心極度憤懣，以致屢出惡言。

1960年11月1日至10日，吳國楨在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接受了美國中國學家裴斐（NathanielPeffer）和韋慕庭（MartinWilbur）的採訪，主題是1946至1953年間吳任上海市長和“台灣省主席”的政治經歷。其中有一節專門談及他和周恩來的關係，措辭要比《夜來臨》溫和許多。

1962年美國紐約皇冠（Crown）出版社還出版了吳國楨撰寫的一部英文政治小說《永定巷》（TheLaneofEternalStability）。該書以1900至1949年北方某地的歷史變遷為背景，其中的兩個主人公蘭玉文和何大剛，就是以吳國楨和周恩來為原型的。在書的結尾，何大剛終於意識到了主義的“欺騙性”，幡然悔悟，與蘭玉文攜起手來。當然，這樣的情節安排可能只是吳國楨的一廂情願而已。關於《永定巷》的撰寫緣由，吳國楨曾聲稱：“小說能使更多的人知道歷史的真相！”〔38〕

1965年，吳國楨遷居佐治亞州的薩凡納（Savannah），並應聘為州立阿姆斯特朗大學（ArmstrongStateCollege）東方歷史和哲學教授，直至1974年退休。根據其同事的回憶：“國楨談過他和周恩來是同學，因為他經常用那段經歷，來解釋周對時事採取的行動和可能的反應。”〔39〕顯然，儘管遠隔重洋，在野的吳國楨始終密切關注着在朝的周恩來。

和吳國楨早在1954年就脫離政壇不同，周恩來的政治生涯一直延續到其生命的終結──1976年1月8日。二十多年間，他和毛澤東幾乎主導了中國大陸所有的政治運動和經濟進程，其歷史作用自有公正、全面的評說。不過，可以確認的是，周恩來也沒有忘記吳國楨，這裡有幾件事可以證明。

其一，1951年2月23日張伯苓在天津去世，在弔唁過程中，周恩來曾對南開校友說：“小吳可以回來麼！”〔40〕

其二，吳國楨的四叔吳經文在50年代初曾去找湖北老鄉董必武謀事，董一見他就說：“你是國楨的叔父，我寫信與周總理請他想辦法。”周恩來獲悉後將吳經文安排在文史委員會工作，一直到他1976年去世〔41〕。

其三，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松（RichardNixon）訪華，中國大陸和美國的關係重新建立。美國華裔科學家曾組團回大陸參觀，團員中有許多人認識吳國楨的二女婿厲鼎毅博士。他們到北京後周恩來親自招待，談話間，周突然發問：“你們哪位知道吳國楨的近況？”問了一兩次。儘管團員們大多知道吳國楨的情況，可是彼此觀望，沒有一個肯貿然說話〔42〕。

六往事如煙

1976年周恩來去世後，吳國楨“甚為哀痛”〔43〕，世界各地報紙登載許多追悼文章，凡是登在紐約報紙上的，吳都仔細閱讀。其中有一篇文章曾提到周恩來每次到瀋陽，一定要親自去看一位老友，最少也要打電話給他，好多年都是如此。雖然文中並未提到這位老友的名字，但吳國楨推測此人就是李福景〔44〕。

1982年11月，吳國楨的長婿俞益元博士從美國回到北京參加學術會議，齊燮元的女兒去看望俞時（齊在世時，與俞的先父交誼甚好），送了一張周恩來和吳國楨當年的合影。這張照片是1917年南開中學放春假時，兩人一起在北京的某家照相館照的，周十九歲，吳十四歲，周穿的是一件薄長衫，吳穿童子軍制服。周坐在長靠椅上，吳站在椅子的後面，兩人手牽着手，面帶笑容，情同手足。周、吳原來各有一張，後來均不知去向，齊女的這張照片亦不知從何而來。

俞益元返美後將此照呈給了自己的岳父。吳閱後觸景生情，沉浸在回憶之中，隨後在照片背後寫下了這樣一首詩〔45〕：

七十年事，今又目睹。

約為兄弟，後來異主。

龍騰虎變，風風雨雨。

趨途雖殊，旨同匡輔。

我志未酬，君化灑土。

人生無常，淚斷沙埔。

字裡行間，概括了吳、周的交往歷程，也浸透了吳國楨的惆悵和感傷，兩人一切的恩恩怨怨都已成為了過去……在同時代人中，像吳國楨和周恩來這樣“同窗不同路”的例子並不鮮見，即使有着血親的宋氏姐妹亦莫不如此，因為信仰和政見不同，她們至死也未能重逢。這與其說是他們的人生悲劇，不如說是整個中國近現代歷史的悲劇。吳國楨晚年十分關心中國大陸的發展，對鄧小平領導下的改革開放政策極為讚佩。他曾應全國政協主席鄧穎超邀請，擬於1984年9月回國訪問，並參加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三十五周年的慶典，其間也必然要走訪他曾與周恩來共度少年時光的母校──天津南開中學。然而，天不遂人願，6月6日他在美國的寓所突然去世。耄耋之年，吳國楨之所以打算返回內地，並不表明其意識形態已發生了根本性的扭轉，主要還是因為他思念故土，希望中國富強。正如其夫人黃卓群所釋：“雖然他不贊成共產黨，但是他對大陸寄予希望。他曾說，像現在這樣好好地做下去，五十年後，中國將成為世界一大強國。”〔46〕

周恩來在少年時期便曾立下了“為中華之崛起而讀書”的志願，這自然也是他所期許的。

注釋

1參見梁吉生：〈周恩來與吳國楨〉，《人物》，1996年第6期，頁17-24；爾建：〈吳國楨與周恩來的交往〉，載劉瑞琳主編：《溫故（之二）》（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頁68-80；盛典、嵐聲：〈周恩來與吳國楨〉，《文史月刊》，2004年第10期，頁22-23；毛文君：〈周恩來和吳國楨的交往與友誼〉，《文史月刊》，2004年第12期，頁54-55；邵建：〈“同窗不同路”：周恩來與吳國楨〉，《文史博覽》，2005年第7期，頁53-56；談新：〈周恩來和結拜兄弟吳國楨〉，《黨史天地》，2005年第9期，頁16-21。

2吳國楨回憶錄性質的文獻主要有三部：其一，WuKuo-cheng，TheNightCometh：APersonalStudyofCommunistTechniquesinChina（《夜來臨──我對共產主義在華鬥爭策略的研究》），英文未刊稿，現藏美國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口述研究部。作者於1955年12月撰畢。經吳國楨繼承人、長女俞吳修蓉女士同意，筆者已與吳修垣譯校完畢，即將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其二，吳國楨口述，裴斐（NathanielPeffer）、韋慕庭（MartinWilbur）訪問整理，吳修垣譯，高雲鵬譯審，馬軍校註：《從上海市長到“台灣省主席”（1946-1953年）──吳國楨口述回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1960年11月1日至10日吳國楨口述於美國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其三，吳國楨手稿，黃卓群口述，劉永昌整理：《吳國楨傳：尚憶記》（台北：台灣自由時報企業股份公司，1995）。這是將吳氏晚年的手稿《尚憶記》擴充而成的。

3、4、12、13、16WuKuo-cheng，TheNightCometh，chap。1，33；34；34；35；34。

5、6、7、17、23、25、26、32、35吳國楨：《從上海市長到“台灣省主席”（1946-1953年）》，頁250；250；251；253；254、255；255-56；256；258；77-79。

8參見周恩來同志青年時代在津革命活動紀念館編：《周恩來的青年時代》（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圖18。

9《校風》，第41期，1916年10月11日，頁7。

10曹禺：〈周恩來同志革命話劇的先驅（代序）〉，載周恩來同志青年時代在津革命活動紀念館、天津市文化局戲劇研究室編：《周恩來同志青年時期在天津的戲劇活動資料匯編》（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81），無頁碼。

11潘世綸：〈回憶周恩來同志在南開學校的新劇活動〉，載《周恩來同志青年時期在天津的戲劇活動資料匯編》，頁188。

14周恩來出生前後，其父周貽能長期在外省做小職員，經常失業。生母萬氏是一位性格爽朗、精明強幹、樂於助人的女人。1899年初，周恩來最小的叔父周貽淦一病不起。為了使貽淦在彌留之際得到一點安慰，也為使他的妻子陳氏有所寄託，周貽能決定把自己不滿周歲的頭生子周恩來過繼給他們“沖喜”。不幾年，養父母、生母相繼過世，周恩來與弟妹生活艱難。1910年春天，伯父周貽賡將他接到東北，先後就讀於銀崗書院、關東模範兩等小學。1913年周恩來隨伯父前往天津，8月間入南開中學。

15周恩來這一時期的日記對此事也有反映。可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南開大學編：《周恩來早期文集（一九一二．十－一九二四．六）》，上卷（北京：中共中央文獻出版社、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1998），頁306-408。

18、19、20、21、22、24、29、30、37WuKuo-cheng，TheNightCometh，chap。5，4；4；4；5；6；6；7；7-8；9-10。

27梁吉生：〈周恩來與吳國楨〉，頁22。

28吳國柄：〈江山萬里行──遊學歸國後的工作與生活〉，《中外雜誌》，1979至1981年各期連載。

31參見〈吳國楨駁周恩來〉，《大公報》（上海），1946年4月16日，版2；〈周恩來指責二中全會，吳國楨全部加以否認〉，《文匯報》（上海），1946年3月20日，版1；〈針對周恩來談話，吳國楨發表聲明〉，《文匯報》（上海），1946年4月6日，版1；〈吳國楨昨召開記者招待會，對周恩來談話有所辯稱〉，《華商報》（香港），1946年4月6日，版1，等等。

33〈周恩來向吳市長保證，共軍不會襲擊上海〉，《文匯報》（上海），1946年7月26日，版4。

34〈周恩來汽車生尾巴〉，《文匯報》（上海），1946年10月18日，版3。

36東方明：〈共和國“特案”揭秘之三：周恩來親自踏勘現場的特大縱火案〉，《天津日報》（天津），2001年11月17日，版7。

38TheKansasCityStar，1July1962。

39、43、45鄒海清主編：《吳國楨博士及其父兄》（《建始文史資料》，第五輯）（建始：湖北省建始縣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1993），頁113；1；1。

40司徒允：〈張伯苓的晚境〉，《人民政協報》，2004年12月19日。

41、42、44吳國楨：《吳國楨傳》，上冊，頁100；99；101。

46鄒海清主編：《吳國楨──吳國楨博士及其父兄續集》（《建始文史資料》，第六輯）（湖北：新世紀出版社，1996），頁3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