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岩井】他當然會想到潘漢年這位中共情報官員會利用袁殊和“岩井公館”獵取日、汪方面的情報。但他更重視潘漢年所能為他提供的有關中國內地以及重慶政府和蘇、美等大國關係的情報。

【都甲，李士群的軍事顧問，華中派遣軍謀略課長都甲大佐】都甲說：“清鄉”的目的是為了強化社會治安。日本方面目前最關心的是津浦南段的鐵路運輸安全。只要新四軍不破壞這一段的鐵路交通，日方則希望和新四軍之間有一個緩衝地帶。

潘漢年說：新四軍發展很快，目前正在穩步地鞏固和擴大農村根據地，也無意要立即占領鐵路交通線和其他交通據點。日軍方面要給新四軍有一定的生存條件，否則游擊隊就會隨時襲擊和破壞鐵路交通線。

1943年斯大林命令毛澤東和日本駐華軍總司令岡村寧次、汪精衛南京偽國民政府聯繫簽約，商談夾擊國民政府及其軍事力量的具體步驟和措施。接到斯大林的命令後，延安的保衛部長李克農派專人到蘇北新四軍駐地傳達中央指示，並命令新四軍政委饒漱石、情報部長楊帆和長江局情報部長潘漢年具體執行。

當饒、楊、潘到達南京後，首先去找了汪精衛，卻遭到了汪的拒絕。汪精衛說：“我之所以脫離重慶走曲線救國的道路，就是為了消滅赤禍，共產黨無論走到哪裡，就把饑荒、內戰、燒殺、愚昧、落後帶到哪裡。我的左膀右臂陳公博和周佛海兩位先生不都是大陸十二人成立大會上的成員嗎！”

李公僕，民國知名教育家，中國民主同盟早期領導人；曾留學美國，後受馬列主義影響，亦去過延安見過中共高層領導。1946年7月11日，被暗殺。聞一多，民國知名學者，曾留學美國，並在清華大學、西南聯大任教。在李公僕死後，他在悼念大會上發表了著名的《最後一次演講》，之後被槍殺。

在大陸的歷史書中，“李聞慘案”的始作俑者被指向了國民黨、蔣介石，認為正是因為李公僕、聞一多的“爭民主反內戰”的鬥爭，才使國民黨痛下殺手。顯然，真相絕非如此簡單，李聞究竟是怎麼死的，即便在大陸黨史中的描述前後也是相當矛盾的。

李公朴太太張曼筠在《回憶李公朴》一文中追述：我們下了公共汽車，走到學院坡，就聽見後面輕輕“啪”的一聲，公朴便倒在我的身邊。而1980年第十輯《株洲文史》中卻是如此描述的：1958年落網的兇手謝繼舫供稱：李公朴看完電影出門時，謝的同夥張德明向空中鳴了一槍，混亂中李公朴走進了左邊的胡同，兇手對準他開了兩槍。聞一多之子聞立鶴在《爸爸遇難紀詳》中寫道，“……途中是死一般的靜寂，……忽然槍聲大作，爸爸已經倒在地上了……”。但在1955年的《北京日報》採訪中，聞立鶴又說，槍支是“美制無聲手槍……由於裝上了消音器，只是普、普作響，聲音很小，沒有人注意……”

如此前後截然不同的敘述，大概絕非是記憶出了什麼差錯，而更像是出於政治上的需要而進行的修正。至於兇手是誰，已有的證據顯示國民政府與暗殺無關，刺殺聞一多的是兩個下級憲兵軍官湯時亮和李文山，他們當時屬於雲南警備總司令霍揆彰的編制。他們刺殺聞一多純粹是為了討好上級為目的。後來兩人被處決。此外，國民黨軍統特務沈醉也在《軍統內幕》中記載：“蔣介石從廬山打長途電話到南京責問毛人鳳的時候，毛人鳳也回答不出是什麼人幹的，只能說是他沒有叫人幹這件事。”

1965年，雲南大學語言學教授朱傑勤的學生張君達在《天天日報》專文中披露，他的“恩師”朱傑勤，系中共中央社會部第三處副處長，該處的職能就是針對高級知識份子進行統戰工作。在一次偶然小酌中，朱傑勤吐露真言，坦言他曾經參與了部署暗殺李、聞二教授的機密工作。朱傑勤稱：“只有暗殺受大學生愛戴崇拜的民主學者，方可營造恐怖氣氛，掀起群眾的衝動情緒，激發全國青年的反抗思想，而且還可離間國府與美國的關係，影響美國對華政策，促成美國減少對國府的經濟與軍事援助……”。

如果張君達所言屬實，聯想到當時的局勢，以及李聞被暗殺後美國的反應，就不難理解“李聞死於中共之手”並非只是個傳說。

抗戰勝利後的1946年，在八年抗戰中養精蓄銳的毛澤東，在蘇聯的幫助下和國內左傾文人的助陣下，迅速搶占了國民黨控制區，並開始了顛覆國民政府的進程。當時的美國，一方面被其對內對外所做的宣傳所迷惑，一方面對蔣介石領導下的國民黨腐敗產生了不滿，因此希望建立由國民黨、共產黨、民主團體組成的聯合政府。不過，基於蔣介石領導的國民黨在中國抗戰中所發揮的巨大作用，美國的大部份援助依舊是提供給國民政府的。而當時美國政府正擬向國民政府提供包括五億美元貸款的第二輪援助。聞聽此消息，身在中國、為美國新聞處工作、親共的哈佛大學教授費正清特地會見了郭沫若，並告之，美國的援華政策將對大陸不利。如果不能證明蔣介石實行一黨獨裁，就無法阻止這一援助計劃。

過了不久，李公朴、聞一多即相繼遇害。隨即費正清在美國《大西洋雜誌》發表專文，把整個事件詮釋為是國民黨暗殺民主人士，並指責國民政府違反了自由民主精神。在其筆下的蔣介石，是一個冷血的獨裁者。他還呼籲白宮切斷對華援助。

果不其然，目的達到了。不久，美國便停止了對華貸款談判，同時，數個合作項目，如延續租借法案、轉贈戰時剩餘物資、培訓海軍等，也不了了之。到了1948年，毛澤東在利用完美國人之後再度掀起了反美浪潮，此時的美國政府才如夢方醒，恢復了對國民政府的援助，然而國民黨政府大勢已去。

至於為何選擇李公朴下手，想必因為他是留美學者，又在民主同盟中具有一定影響力。這樣，暗殺他並嫁禍國民黨既可以博得美國人的同情，又可以影響一大批知識份子。而雲南警備總司令霍揆彰手下槍殺聞一多，很可能是除掉李公僕後正準備暗害聞一多時的一次偶發行為。如此一來，正好可以將李公僕被殺案一併嫁禍給國民黨。

很顯然，“李聞慘案”不僅使國民政府失去了美國的援助和政治上的支持，而且欺騙了眾多知識份子和年輕人並使他們投向了毛澤東；使之最終奪取了天下。

中國大陸上過中學的人，在歷史課上都學過“下關慘案”。根據大陸官方說法，1946年6月，在全國“反對內戰、爭取和平與民主”的浪潮中，馬敘倫、雷潔瓊、閻寶航、葉篤義、浦熙修等9人作為上海人民團體聯合會和平請願的代表，赴南京請願。當代表們抵達南京下關車站時，遭到預伏的國民黨特務數百人圍攻毆打，致使馬敘倫、雷潔瓊等人被打成重傷。此後，輿論藉此繼續誣衊國民黨，挑動老百姓反對國民政府。
      然而，若干年後，大陸黨史在介紹閻寶航時，卻不小心披露了這段歷史的真相。

閻寶航，字玉衡，1895年4月6日生於遼寧省海城縣小高麗房村一個農民家庭。18歲那年，閻寶航考入奉天兩級師範學堂，後信奉基督教，受聘奉天基督教青年會。他與張學良的友誼就在此時開始，並在其1936年發動的西安軍事叛變中成為說客之一。

“9.18”事變後，閻寶航組織了“東北民眾抗日救國會”，為抗日救亡而奔走呼籲，並募集錢款衣物援助東北義勇軍抗日。他的能力為宋美齡、張學良等國民黨上層人士所賞識，是以先後在蔣介石、張學良合辦的“四維學會”，蔣介石、宋美齡倡導的“新生活運動”中擔任要職，並經張學良推薦、蔣介石任命，擔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行營參議、軍事委員會政治部設計委員。閻寶航成了蔣介石、宋美齡身邊的“紅人”。1937年，身在國民黨的閻寶航秘密加入中共，並先後竊取了德國閃擊蘇聯、日本突襲珍珠港美軍基地和日本關東軍在中國東北設防部署等三大國際戰略情報，他也由此成為中共最出色的諜報人員之一。他還利用自己的身份，抨擊國民黨的內政，將挑起內戰的矛頭指向國民黨。

1946年，閻寶航奉命在上海發起了“人民反內戰運動大會”，並作為請願代表赴南京請願。在下關車站，閻故意挑起衝突。閻寶航被打，雷潔瓊等人也跟着遭了殃。而就在閻等人被送去醫院後不久，周恩來立即趕往醫院慰問，周恩來對閻寶航說：“寶航同志，你完成了黨交給你的任務！”隨後，毛澤東、朱德也發來了慰問電。

而地下黨員閻寶航完成了什麼任務也是不言而喻，就是利用“下關事件”挑起中國不明真相的知識份子、老百姓對於國民黨政權的不滿，乃至憤恨，而這個目的也的確達到了。

大陸建政後，閻寶航雖然風光了一時，但在文革中也未能倖免。1967年11月7日，閻寶航以所謂“東北幫叛黨投敵反革命集團”“要員”的罪名被投入秦城監獄。1968年5月22日，代號為67100號“犯人”的閻寶航在審訊中被人從背後猛踹一腳倒地昏迷，送到復興醫院後也無人理睬，不久死去，終年73歲。

早在中共建黨不久，就依附蘇聯，處處聽從其指示。在後來發生的中東路事件上，不僅沒有指責蘇俄的侵略行為，反而接受了蘇俄的五條指示，提出了“武裝保衛蘇聯”的口號，並在這一口號下決定發動更大的武裝暴動，以與蘇聯對中國的侵略戰爭“裡應外合”。這種對國家和民族利益的出賣和背叛，在大陸的歷史教科書中卻毫無蹤影。

抗戰期間，毛澤東還與日軍暗地裡勾結，協助日軍攻打國民黨軍隊，甚至還進行秘密談判。根據現有資料，與日軍的勾結始於1941年。1941年4月，當中國的抗日戰爭正處於關鍵時刻，蘇聯和日本簽訂了中立協定，聲明“蘇聯保證尊重滿洲國的領土完整和不可侵犯。大日本國保證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國之獨立和主權。”同時，斯大林命令毛澤東和日本駐華軍總司令岡村寧次、汪精衛南京偽國民政府聯繫簽約，商談夾擊國民政府及其軍事力量的具體步驟和措施。接到斯大林的命令後，延安的保衛部長李克農派專人到蘇北新四軍駐地傳達中央指示，並命令新四軍政委饒漱石、情報部長楊帆和長江局情報部長潘漢年具體執行。當時，還有中央電令直接到達。因為事關重大，饒、楊、潘三人不敢冒然行事，當即決定潘漢年返回延安，當面請示毛澤東，並要求中央給予正式文件指示。潘漢年於1943年攜帶中央正式文件返回新四軍，開始着手和岡村寧次以及在南京的汪偽政權談判締約。

當饒、楊、潘到達南京後，首先去找了汪精衛，卻遭到了汪的拒絕。汪精衛說：“我之所以脫離重慶走曲線救國的道路，就是為了消滅赤禍，共產黨無論走到哪裡，就把饑荒、內戰、燒殺、愚昧、落後帶到哪裡。我的左膀右臂陳公博和周佛海兩位先生不都是大陸十二人成立大會上的成員嗎！”被汪精衛拒絕後，竟直接與日軍駐華部隊總司令岡村寧次接觸。經多次談判後，饒漱石和楊帆返回蘇北駐地，留下以潘漢年為首的工作組，繼續完成和日軍談判締約的工作。建政後，為了掩蓋這段見不得人的歷史，首先把高崗以及與其從無瓜葛的華東人民政府主席、上海市委書記饒漱石，打成高饒反黨聯盟，監禁起來，饒死於獄中；繼而又將華東人民政府公安部長、上海市公安局長楊帆和上海市委書記副市長潘漢年打成反革命，內部傳達為“漢奸”，逮捕後長期監禁。

莫斯科駐延安的特派員富拉基米若夫，在其日記中也寫道：“我無意中看到一份新四軍總部的來電。這份總部的報告完全清楚的地證實了：中共領導與日本派遣軍最高司令部之間，長期保存着聯繫……電報無疑還表明與日軍司令部聯繫的有關報告，是定期送到延安來的。”；“中共領導人中只有幾個人知道此事，毛的一個代理人，可以說一直隸屬於南京的岡村寧次大將總部的，什麼時候需要，他都可以在日本反間諜機構的嚴密保護下，暢通無阻地往返於南京與新四軍總部之間。”另外，大陸出版的《南京志史》也披露了毛澤東私下裡透過秘密渠道與日本最高軍政總部議和。該書披露：1945年6月，設在南京的日本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來了一位神秘人物，此君自報家門：我是新四軍聯絡部長楊帆。衛兵們大驚失色，緊急通報上去，軍部的長官連忙出迎，慇勤接待……。抗戰史上一篇黑幕故事從此開始。

事情是這樣的，太平洋戰爭的爆發，使日本陷於戰線過長的困境。中國戰場上，國軍仍頑強抵抗。為了挽救這種極其被動的局面，岡村寧次向新四軍軍部發出了議和資訊……新四軍接報，因事關重大，即由華東局請示中央。延安方面密電答覆：可以和日方秘密接觸。6月初，日軍派出了以日本天皇的乾兒子、日軍總司令部參謀部對共工作組組長為首的使團，向延安提出了局部和平的方案，並建議延安方面派出負責官員前往南京與日軍總部首腦直接談判。經中央馳電批覆，新四軍聯絡部長楊帆便啟程赴南京。抵寧次日，日本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副參謀長今井武夫和楊帆開始正式談判，並提出“局部和平文本草案”，除雙方停止軍事行動以之外，日方還答應讓出八個縣城，新四軍保持中立，也可以將來和日方合作，共同對付蔣介石的國軍和美、英方面……。這化敵為友的第一次正式談判自然未獲實質性成果，但已協商好保持秘密接觸的級別、方式、地點、時間，為進一步談判做好了準備工作。

這一系列勾當，便是弗拉基米若夫發現的秘密。難怪那位共產國際的特派員氣憤地指責道：“毛澤東在侵略者面前向後退縮，卻乘中央政府和日軍衝突之際為自己漁利。在民族遭受災難、人民備嘗艱辛並作出了不可估價犧牲的時刻，在國家受制於法西斯分子的時刻，採取這種策略，豈止是背信棄義而已……什麼國際主義政策，跟毛澤東哪能談得通，連他自己的人民也只不過是他在權力鬥爭中的工具罷了！千百萬人的流血和痛苦，災難和憂傷，對他來說，只是一種抽像的概念。”

上述歷史隱秘被發掘，人們也就毫不奇怪毛澤東為何要感謝“日本皇軍的入侵”了。

蔣介石在1943年4月11日日記中寫道：政府職員的貧困已經到達了難以置信的地步，養不起家，許多人讓妻子流產，多麼苦啊，我無法容忍！天啊！如果日寇不能很快被打敗，或者戰爭還要拖上一兩年，到時中國就撐不住了，我也完不成上帝要我執行的使命了。1944年國民政府開支已經降到了1937年的五分之一了，但是飛漲的物價給後方人民帶來了極大的痛苦。戰爭一開始國民政府還維持了不錯的農業生產率，但是隨着戰爭的擴大，國土的不斷淪陷，尤其是河南、湖南、廣西等糧食主產地以及兵員籌集地的失陷，國民政府更加抓襟見肘。而根據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收藏的《國防部保密局函送抗戰期間中共各項資料》披露後來的上海市長、新四軍軍長陳毅曾於1945年4月秘密訪問上海與日本官員會晤，如果戰爭結束是日本人向共產黨投降，他們就可以答應日軍通過共產黨占領區撤回日本，陳毅還建議，日本方面應該把上海交給一個中立國家，如蘇聯。在與陳毅協商過後，1945年6月，以陳毅、潘漢年、劉少奇為代表與日本駐上海方面占領軍會談中，雙方簽下了一份協議，規定：日本將在撤軍的前一周，通知新四軍，而在蘇聯正式接管上海並隨後交接給新四軍之時，新四軍將不出擊日軍。到底誰是真抗日，到底是誰打着抗日旗號與日本人蠅營狗苟搶奪勝利果實？對於抗戰的研究在區分正面和敵後戰場過於簡單了，國民黨起初指揮比共產黨規模大的多的游擊戰，而共產黨除了百團大戰之外從未發動抗日的主要攻勢。而且根據蘇聯駐中國大使傅秉常日記以及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收錄的檔案資料顯示，共產黨還時不時地與日本人和汪精衛的政府進行談判，尤其在抗戰末期更為頻繁。

讀史明智夜航船 2018.07.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