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三”事件後的大清洗

舒雲

40、毛澤東要李德生辭去中央職務

1973年春籌備十大時，議定了主席毛澤東，副主席周恩來、王洪文、康生、葉劍英的提名後，毛澤東提出是否還增加一個，副主席候選人中有老的，有青的，但還沒有中年的，周恩來建議加李德生，毛澤東同意，與會者無異議。李德生當即表示自己不適宜做黨的副主席，提議李先念。李先念輕聲說:主席已經表過態了，你不要再說了。8月20日中共十屆一中全會，李德生當選黨的副主席。

李德生回憶:“我在中央工作4年，越來越感到形勢的複雜，調離北京後，實際上已不參加中央活動，我認為有必要主動辭去政治局委員、常委、副主席的職務。我覺得這樣比虛有其名好。中央派人同我交談後，只同意我辭去政治局常委、副主席職務。我寫了一封簡短的信，提出上述請求，毛主席批示同意。”

紀登奎是另一種說法。1974年底，紀登奎、李先念奉命和李德生談話，要他辭去黨中央副主席的職務。之前從未有過辭職先例，李德生很詫異，還在對“四人幫”整他的事生氣。

紀登奎直截了當地說:“德生同志，你應該明白，你是黨中央副主席，我們只是政治局委員，按規矩，我們是沒有資格和你談這個話的。要你辭職，這是毛主席的意見。”李德生便不再說什麼了。1975年1月，李德生在中共十屆二中全會上辭去黨中央副主席的職務，仍保留中央政治局委員。

紀登奎和李德生同為“九大”政治局候補委員，搭檔北京軍區，執行毛澤東“挖牆角 的命令。中央專案組清查“九一三”的日常工作是汪東興和紀登奎，主要是紀登奎管到最後。李鑫(康生秘書)說:林彪專案不是小問題，非常大非常大的問題，比劉少奇案還要大。紀登奎深知林彪專案很難，所以非常謹慎。中央專案組《審查報告》辦完，1973年他就不管林彪專案了。紀登奎對兒子紀坡民說:毛老頭就那麼放心?他懷疑我們專案搞什麼鬼，塞什麼私貨。不光這一件事，黨內事很多。(批林批孔)周恩來、葉劍英、李德生和我很被動，批了一個月，毛剎車告一段落。

紀登奎還對紀坡民說:掌握軍權和當個文官，情況不一樣。不再被信任，戰爭年代可以上戰場拼殺以示忠誠，而和平時期只有辭職。1975年底，毛澤東指示“幫助”鄧小平，指派紀登奎在內的八人專門開會批鄧。鄧小平感到毛澤東不信任他了，主動提出辭去總參謀長的職務，這比他被撤銷黨和政府的職務要早三四個月。紀登奎在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上挨了批。會後不久，他去找鄧小平要求辭去北京軍區第二政委。鄧小平表示挽留，最終因紀登奎的堅決要求，還是同意了。1980年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前，宋任窮(中央組織部部長)、王鶴壽(中紀委副書記)受中央委託，要紀登奎辭去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職務，紀登奎立即表示服從中央安排，主動辭職。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批准紀登奎、汪東興、陳錫聯、吳德四人提出的辭去黨和國家領導人職務的要求。

41、林彪保健醫生的信與毛澤東護士長的淚

中央1972年以“紅頭文件”決定成立團河學習班時暫定一年，可是1973年8月十大開過了，也給林彪定了罪，中央專案組在《審查報告》最後說:“對參與林彪反革命政變的其他骨幹分子，同有關部門負責審查，按照黨的政策，區別情況，提出處理意見，報中央審 批。”10月21日負責團河學習班的李震死了，團河學習班處於“無人管”狀態。1974年、1975年春節相繼過去，仍然沒有解散的跡象。秘書們年復一年種菜、養兔子、打乒乓球，無聊之極。

1975年2月下旬，毛澤東圈閱汪東興、紀登奎、華國鋒、吳德《關於專案工作情況和處理意見的請示報告》，提出釋放90%的“五一六”審查對象，中央專案組一辦、三辦和“五一六”專案組即行撤銷。但林彪案有關人員擬放後一步處理，不包括在內。3月8日，毛澤東批准，除林彪專案外的審查對象絕大多數解除監禁，安排工作或住院治療。3月17日，四屆人大常委會第二次會議討論周恩來根據毛澤東提出的關於特赦全部在押戰犯的建議，並聽取公安部部長華國鋒作的說明。會議決定 對293名在押戰犯實行特赦釋放，並給予公民權。

但林案在押人員仍無人理睬。1975年8月17日15點，郭玉峰突然召集團河學習班全體大會，宣布毛澤東最新指示:“林辦各下級人員，責任較輕，不宜久在學習班。似宜早作結論，免予追究，分配工作，以觀後效。”郭玉峰要求七天內必須結束學習班，不准拖延，要抓緊時間給每位學員作出審查結論，分配工作。軍隊人員由總政分配，地方人員由中組部分配。這一百八十度的轉彎是如何發生的呢?這要從蔣葆生的一封信說起。

蔣葆生1955年畢業後分到北京醫院，1956年進入院保健辦，1961年黃樹則(衛生部保健局局長)要他擔任林彪保健醫生。蔣葆生不願意去，但還是服從了組織決定，1963年9月10日他到毛家灣上班。1967、1968年總後王之敬擔任林彪保健醫生，1969年1月又叫蔣葆生去了。因為林彪不見醫生，所以蔣葆生基本上見不到他，主要由葉群張羅。“九一三”時蔣葆生在北戴河，隨林辦人員被收審亞療，又到團河。團河學習班後期允許學員星期日輪流回家。蔣葆生回北京醫院探家偶遇李志綏(毛澤東保健醫生)，談起林彪幾個內勤才20歲，在學習班一蹲三四年，以後怎麼辦？汪東興聽李志綏說後表示同情，轉告蔣葆生如實寫一下學習班的情況，他找機會轉報毛主席。蔣葆生深知高層政治的複雜和風險，他簡短寫了幾句。李志綏轉達汪東興的意見，他要的是團河學習班的真實情況，特別是蔣葆生本人的不幸遭遇。只帶一筆那幾位戰士就行了，他管不了別人。信直接寫給毛主席，不要露出由汪東興代轉。

1975年6月24日，蔣葆生在信中寫道: “我是一個共產黨員，原系北京醫院醫生，‘九一三’事件前經組織派往林彪處做保健工作。‘九一三’事件後，組織上決定我參加學習班集中學習，到現在已近四年，而我的問題如同其他學員一樣，至今仍未作出正式結論。當前全國正遵照您的指示，認真落實政策，我感到十分鼓舞。渴望自己也能早日回到原工作單位，為黨、為人民做一點有益的工作。同時也希望其他學員同志的問題能夠得到妥善的解決。”以後蔣葆生對張雲生說，他本意不是為自己，他可憐那幾個年輕的小戰士。林彪內勤受蔣葆生的業務指導，他們困在這裡幾年，出路在哪裡?蔣葆生認為只要毛主席說句話，放幾個小戰士出去，他就滿足了。

毛澤東幾次說過要給林辦人員出路。1971年11月20日晚，毛澤東接見參加武漢地區座談會的曾思玉等人時說:“對於犯錯誤的同志，要讓他們改，表示歡迎的態度。比如對在林彪下面的幾十個工作人員和秘書，那些人都不用了?我看那不行吧。要搞清楚，要教育，給他們工作做，不能不用。”1973年5月25日晚，毛澤東在中南海游泳池召開政治局會議，談到批林整風問題時，說要批判從嚴，處理從寬，以“九一三”為線，以前就是有錯誤，允許改正，犯過錯誤的，應該向黨說清楚。今天不認識，可以等待明天，明天不認識，還可以等待犯了錯誤的，只要自己承認了，允許改。......即使不是自己犯了錯誤而是被錯怪了的，那也要安心讀書，得機會嘛。毛澤東的說法一次一變。

汪東興乘毛澤東不在，悄悄把蔣葆生的信放在他的辦公桌上。幾天過去了，毛澤東並沒有理睬。6月30日，吳旭君(毛澤東護士長）提醒他有一封信。毛澤東問什麼人寫的，吳旭君說:蔣葆生，多年給中央首長做保健醫生，工作上兢兢業業，為人也老實。後來給林彪當保健醫生，趕上了“九一三”事件，和林辦所有人員進了學習班，一待好幾年，家裡有病人也管不上，實在可憐。吳旭君知道蔣葆生被關押時，他妻子剛生第二個孩子，受刺激得了精神病。而毛澤東聽到“林彪”二字，沒有吭聲。吳旭君見狀流下了眼淚。毛澤東問她怎麼了。吳旭君說，蔣葆生的現在就是她的將來。她在主席身邊工作，因有主席保護，她有安全感，可是主席畢竟年邁，她一旦離開了主席，萬一......毛澤東這才坐下看了蔣葆生的信，當即批示:“中央:林辦各下級人員，責任較輕，......請討論決定。”

7月1日，關於林辦嫌疑人員的處理問題，毛澤東批道:“如無確證，只是嫌疑，則應釋放，免予追究，以觀後效，從實踐中證明。”毛澤東這兩個批示，不僅解放了團河學習班的全體學員，也解放了被中央專案組單獨關押的於運深、李文普、郭連凱等人。蔣葆生本意只想給幾個戰士解圍，沒想到毛澤東高抬貴手，釋放了團河學習班的所有人員。

分配原則是哪來哪去，但不能回野戰軍，不能去要害部門，不宜從事保密性強的工作。王煥禮因在林辦時間短，沒做結論，平級到山東某軍分區任政委。李德分配到後勤學院教哲學，以後按副軍職離休。李文普降級轉業，到山西某石棉礦任副礦長，郭連凱也降級轉業到山東聊城任體委副主任。趙根生轉業到河北邢臺水電局任副局長。李春生分配青海某縣武裝部當幹事，以後轉業回上海大學教哲學。周珩盛到黑龍江省綏化軍分區，陽地到吉林軍分區，張益民到鐵嶺軍分區，張雲生到撫順軍分區。

於運深到四川廣安縣武裝部，降級任副科長。因結論是犯有嚴重錯誤，讓他轉業，並不斷趕他走。於運深因此得了腦溢血。他到處寫信，誰上台就給誰寫，到北京探親他專門到中紀委上訪，馬英傑(中紀委副秘書長)非常同情他。

蔣葆生雖有軍籍，但他堅決不去解放軍總醫院，而是回到北京醫院，從內科醫生干起，一直做到北京醫院醫務副院長。陳占照在“九一三”前已經提干，回他的老單位泰安機場進修後當了航醫。張恆昌、王立彬、王克林都是戰士，分到解放軍總醫院，幹得非常好，可惜報了幾次，就是提不了干，最後他們都復員回了農村。

1975年7月初，鄧小平向毛澤東匯報。談到毛澤東關於原林辦人員的批語時說:政治局要議，現在是主席批一件，我們動一下。其實主席樹立了政策，我們順着去做。毛澤東說關，不是辦法。鄧小平談到要給林彪女兒林豆豆公開分配工作時，毛澤東說:好，贊成。7月24日，經毛澤東圈閱，中共中央發出關於處理涉及林彪一案的被監護審查對象的通知。通知指出:“審查對象的結論和處理，是一項嚴肅的工作，要重證據，重調查研究，不輕信口供，嚴格區分和正確處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認真貫徹執行審查批判從嚴，處理從寬的方針。”毛澤東批示傳達後，全國各地受林案牽連的上千人才得到“特赦”。

42、四人幫”倒台後黃吳李邱被關進秦城

亞療的“犯人”不斷往外轉，一般是頭一天通知本人，由新來的人負責看管，第二天戴上手銬走了。1976年8月唐山大地震後，亞療仍有40多名“犯人”。年底王秉璋、王維國、陳勵耘、周建平、周赤萍、劉豐、劉錦平、米家農、解耀宗等一批高級幹部被移送秦城監獄。12月31日，黃吳李邱也被關進秦城監獄

1980年公審後，李作鵬恍然大悟，當時毛澤東經過10天考慮後，確定他們隔離審查，是在毫無根據和“寧信其有，不信其無”猜疑心理的共同作用下決定的。理由其一，完全失去了對軍委辦事組的信任(以林立果偽造的林彪“手令”為據)，其二，武斷認為他們就是林彪“死黨”，必定知道林彪逃跑和林立果暴亂的陰謀，但他們不主動交代(江騰蛟就主動交代了)，其三，根據以上判斷，防止發生“軍事政變”。毛澤東沒有發現黃吳李邱有什麼發動“軍事政變”的徵兆，同時林彪摔死了，所謂“南逃廣州，另立中央”的企圖也煙消雲散 首都北京跟平常一樣平靜，全國特別是部隊沒有任何異常現象。軍委辦事組已回到西山照常辦公，處理全軍重大問題。但是毛澤東心裡仍不踏實，似乎還潛伏着重大問題未被發現，仍不見黃吳李邱有誰出來交代報告問題，故採取“關押反省”措施，這反映出毛澤東對當時軍隊領導的高度不信任。

1973年以後，因為沒有查出什麼名堂，審查也就停止了。監管邱會作的一位副連長對邱會作說:“1974年5月，要把你們安置在外地，後來沒信了。1975年春節前，又決定把你們安置在外地，後來也沒信了。總之，對你們幾個人，毛主席、周總理生前是當大事來抓的。”

黃吳李邱在北京衛戍區關押時一直佩戴領章帽徽，進秦城才換囚服。吳法憲實在想不出把他們送進秦城的理由，毛、周在世，恐怕是不會送他們到這裡來的。他們沒有參與“政變”，沒有反對毛主席，翻來覆去查了5年，事實難道還不清楚嗎?吳法憲思前想後，能送我們到這個地方來的，當時只有三個人是說了算的，華國鋒不熟悉我們，葉劍英雖然熟悉，但文革中有一段時間靠邊站，有些情況不了解，也不怨他。汪東興與黃吳李邱共事多年，無話不談。當時很多事情是他鼓動做的，“四人幫”倒台了，竟然把黃吳李邱送進大牢。

1978年6月，中國醫學科學院整形醫院從江西遷入亞療。亞療最後的“犯人”張發雲，時念堂、葉鎮、李松亭等25人被押到山西，到了山西就分開了。張發雲1980年轉到太原，1982年釋放回北京，交回空軍政治部，按月發生活費，剛開始幾百元，後漲到幾千元。看病在空軍總院實報實銷。空政像他這樣掛起來的還有王德春、趙光第、王啟夫等。

43、莫名其妙的發射名單和走了樣的《內部參考》

1975年4月，楊富民解除關押，9月他到濟南軍區農場勞動。1977年8月，他被召回北京，空軍專案組的結論是“上賊船，犯方向路線錯誤”，發配到空軍武功12廠任副廠長 。楊富民二話沒說，到武功12廠接上了組織關係，先下車間鍛煉。他本以為日子就這樣平靜過去，誰想“九一三”事件過去六七年了，蹦出來一個“發射名單”。其中提到楊富民等四人態度最好，被列入“發射方案”第一批名單，楊富民從來沒有聽說過什麼“發射名單”，更沒有聽說過“小艦隊”，卻不由分說被開除黨籍，行政降兩級，按副團職轉業。他回到家鄉山西芮城，擔任公社副主任。原來文革初被趕到幹校的一些人“殺”回空軍，發現劉沛豐筆記本上有一個機關幹部“發射名單”，分核心骨幹、一般骨幹、外圍，其實這是發放林立果講用報告的名單，劉沛豐寫字潦草，空軍專案組誤把“放”當成“射”，成了發射導彈名單。張廷發說:“凡在‘發射名單’上的人一律開除黨籍。”1978年6月，空政召開黨員大會，宣布空軍黨委對空政一批人的結論及處理決定，同時在6月22日的《空軍報》頭版匿名批判。

1983年空軍來人，改了楊富民檔案里的結論，行政降一級，不恢復黨籍。本來中紀委規定，涉嫌“兩案”人員結論的上報材料，必須有本人意見和簽字，而楊富民對給自己的幾次結論毫無所知。楊富民妻子自他進監獄後嚇得吃不進去飯，1985年因進行性肌營養不良早逝。芮城縣給空軍寫信，要求恢復楊富民黨籍，空軍不予理睬。楊富民到了年齡按副縣級離休。

《空軍報》在“九一三”後沒多久就停了刊，章鎮在辦公室寫交代材料。1972年8月，空軍去幹校的一些人回來後，章鎮進了學習班，以後到定興農場，又到孝感勞動，1977年他回到北京，10月到空軍航修廠任車間副主任。1978年夏，空軍給了結論: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按副營職轉業呂梁地區。以後改了結論，按副團轉業，黨內留黨察看兩年。《空軍報》處以上幹部除留用一名幹部外全部轉業。王啟夫曾被報社安排陪林豆豆下部隊採訪，也成了他的罪行，他被關到1978年，復員回老家。

官偉勛1970年8月前離開毛家灣，與林彪葉群再無聯繫，他沒有進學習班，還參加了空軍整理林、吳反黨集團材料組。可好景不長，1974年1月批林批孔，空政機關“放火燒荒”，點了他的名，說他是“大軍閥李德生”“包庇”下來的“黑教員”。蘇延勛牽頭貼出九人大字報，說官偉勛問題嚴重，“遠遠沒有查清”。4月12日，官偉勛被停職審查，到南苑農場勞動，也沒人管。他讀了不少馬列的書，並做了摘記卡片。1977年8月讓他轉業，經他再三要求，才讓他看了“結論”，說他在路線鬥爭中“犯有錯誤”，還打印有“我完全同意這個結論”的字樣 ，時間是1977年8月3日。官偉勛表示他沒有簽過字，還是被哄騙到四川彭縣空軍工廠當車間副主任，1978年他轉業到重慶市博物館，以後調回北京，在《中國農民報》任編委。官偉勛不知寫了多少次申訴信，根本無人理睬。1983年2月21日，空軍給《中國農民報》上級主管部門寄來空政黨委關於官偉勛“免做結論”的決定，請他們通知本人並清理其檔案，將本人寫的檢查退還本人。

但噩運並沒有完。1983年11月4日，新華社編發《內部參考》報道空軍黨委關於整黨的消息，談到原空軍“三種人”受到地方重用，比如“原空政文藝處副處長轉業，鑽進《中國農民報》”。官偉勛分別給中央整黨領導小組和中央軍委寫申訴信，指出這是對他新的誣陷，要求中央予以追究，並澄清、道歉!軍委清查辦負責人將信轉交余秋里(時任總政治部主任)、楊尚昆(中央軍委副主席)，並查問空軍，空軍黨委說是新華分社編稿子走了樣。官偉勛說:從37歲到57歲，在這個人生精力最充沛的生命段中，我卻不得不一次次為這些誣陷寫申訴信，足有一米高，這實在是一件十分可悲的事情。

舒雲附記:本文根據本人72本採訪筆記和相關材料寫成，僅是“冰山”一角。如有錯誤。歡迎指正。

中央專案組始終沒有找到黃吳李邱以及絕大多數知情人涉嫌“兩謀”的證據，而涉案人員仍被關押幾年、十幾年，有的並被公開審判，定罪判刑。這只能說明人治是沒有標準的。為這樣的罪惡不再發生，最高人民法院應該啟動複查，也希望更多的當事人勇敢站出來，留下記憶中的昨天。

2019年12月24日再次修訂，2020年2月8日最後修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