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金融危機形勢下的俄共
 
 
劉淑春 　馬克思主義研究院     
 
 

當前，自1929年“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經濟危機正在席捲全世界。這一危機宣告了“華盛頓共識”的破產，使人們透過破碎的“泡沫”更清楚地看清了資本主義的本質和規律。同時，這一危機也讓在逆境中奮鬥的世界共產黨人受到鼓舞，使他們更加堅信自己爭取社會主義的選擇是正確的。近來，以抨擊資本主義、宣傳社會主義為己任的俄共異常活躍，利用各種方式，向人民說明世界經濟危機產生的根源，並提出擺脫危機的出路。

一、俄共利用各種機會闡明對世界金融危機的看法

近一個月來，俄共舉行各種活動，其領導人利用各種場合，從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出發，闡述自己對當前金融危機的立場。 10月18日，即在俄政府首次宣布出台救市計劃之前，俄共領導人根·久加諾夫在接受電視《新聞》頻道的採訪時認為，“這場金融—經濟危機擦亮了許多人的眼睛”，“埋葬了資本主義的貨幣主義模式”。10月19日，久加諾夫在俄共召開的新聞發布會上對媒體記者說，“現在俄羅斯和世界進入了‘新的嚴峻考驗’時期”。他談到，共產黨人早已預見到了世界金融危機的到來，在去年底、今年初的大選中，俄共提出的關於國家社會經濟發展的綱領中就體現了防範危機的主張，如果當局接受俄共的主張，俄羅斯不至於深陷這場危機的漩渦。11月2日，俄共舉行盛大的慶祝列寧共產主義青年團成立90周年的活動，久加諾夫在致辭中談到，“資本主義的破產顯而易見，它使世界陷入新一輪的危機”，認為這場危機不亞於80年前的危機，而那次“大蕭條”打破了“純粹的”市場經濟的神話，資本主義從那時起不得不向蘇聯學習；而今，沿着“自由市場”的道路走，同樣不能擺脫今天的危機。 11月7日，俄共在全國組織了紀念十月革命91周年的慶祝活動，統一提出宣傳口號，號召共產黨人把紀念十月革命與反對資本主義、宣傳社會主義結合起來，在莫斯科有幾千人參加遊行和集會，久加諾夫在集會上說，“今天，歷史本身再次使我們認識了偉大的俄國革命的正確性，嚴重的經濟危機席捲了世界資本體系，社會主義的選擇註定要來敲門……，我們對未來充滿信心”。11月5日以來，俄共領導人在各種場合回應梅德韋傑夫總統發布的第一次國情咨文，闡明自己對政府反危機方針的態度，11月10日，久加諾夫在《真理報》和《蘇維埃俄羅斯報》發表關於金融危機的“綱領性”文章，認為政府應對金融危機的方案的根本出發點是投機家和寡頭，呼籲政府應該站在大多數人民一邊，努力扶持實體經濟，而不要再把老百姓的錢拿去救銀行家。我們看到，俄羅斯政府在10月17日、27日和31日相繼出台的應對措施的指向是銀行、股市，而11月7日以來的方案則更多地着眼於對實體經濟的扶持，這種轉變中，俄共的主張不能不說起了一定作用。11月13日，俄共網站公布了俄共綱領新版本的草案，草案申明，20世紀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的原則爭論沒有結束，儘管革命運動出現暫時的退卻，但“當今時代仍是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時代”。11月19日，久加諾夫在俄共十三大（定於11月29日召開）召開前回答《真理報》和《蘇維埃俄羅斯報》記者採訪時進一步強調，當前的危機是資本主義的“老病症”在其全球主義階段的新發作。

二、俄共認為金融危機源於新自由主義的泛濫

俄共一直關注世界經濟的變化，對金融危機早有預見，而且認為金融危機勢必導致資本主義的結構性危機。今年5月，俄共中央主席團發表的《關於紀念馬克思誕辰190周年的決議》指出，“資本主義越來越失去立足之地，越來越明顯地把人類引向衰落。西方社會窒息於消費的角逐之中。經濟的虛擬金融部門在當今世界超越了經濟的生產部門。正因如此，才產生了2008年初的世界金融危機。據估計，這一危機已經轉變為世界經濟的結構性危機。”在俄共看來，這場危機的直接禍根是新自由主義的泛濫。久加諾夫在10月18日接受採訪時說，“15年來，蓋達爾及其同夥一直告訴我們，市場是完全正確的，市場能調節一切。但是今天甚至法國總統薩科齊都承認，所謂市場可以調節一切的觀念是荒謬的。”在久加諾夫看來，“這場金融-經濟危機埋葬了資本主義的貨幣主義模式”。他在11月10日《真理報》發表的文章中認為，虛擬經濟離開實體經濟支撐，必然導致危機。他談到，金融和借貸業務額超出物質價值的總值，危機就不可避免。金融危機會帶來失業、恐慌、飢餓，就其破壞力來說，不亞於用武器大規模殺人。

久加諾夫近來多次提到，當前的世界危機使馬克思的《資本論》暢銷，人們又捧起列寧的書，這都不是偶然的，因為馬克思列寧主義揭示了危機是資本主義不可避免的產物，根源在於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在久加諾夫看來，列寧的“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最高階段”的論斷沒有過時，“全球主義”是帝國主義發展的新階段，而當前的金融-經濟危機，實際上是資本主義基本矛盾在當今“全球主義階段”的反映。他在11月19日接受採訪時談到， 20世紀的最後十年標誌着“帝國主義進入全球主義階段”。在這一階段，世界一體化和高技術應用的基本好處都被跨國公司攫取了。跨國公司使西方的精英發財致富、腦滿腸肥，卻使世界上其餘的人陷入貧困和衰落。與此同時，跨國公司的政治影響力也迅速增強，國際法的準則都可以為了滿足全球主義者的欲望而被修改。信息文化的擴張使人們的精神在最膚淺的水平上整齊劃一。帝國主義的腐朽性和寄生性一次次地顯現。正是“在全球主義這一階段，生產資本、工業資本徹底被金融資本、投機資本所征服”。“這一現象的直接後果就是這一次的世界經濟危機。”久加諾夫認為，從次貸危機開始的世界金融危機已經向實體經濟部門轉移，當危機觸及工業和農業以後，就將伸向一切領域。從1929-1933年的大蕭條到今天的世界經濟危機的歷史進程表明，“資本主義仍受制於其深刻的經濟危機”。

三、俄共認為政府、寡頭、銀行把俄羅斯引入金融危機的漩渦

這場金融危機對俄羅斯影響有多深，目前還難以預料。據《金融》雜誌報道，俄羅斯是美國第八債權國，截至2008年夏，俄羅斯的籌備基金包括國家福利基金、儲備基金和聯邦黃金貨幣儲備基金等的總額的49%投入了美國的國家債券。根據俄羅斯銀行9月1日公布的數據，上述三大基金擁有7700多億美元，如果這個數據成立， 有3900億美元在美國。在全球金融動盪的影響下，近來俄羅斯國內基金市值損失75—80%，俄羅斯寡頭損失慘重，總額從3000億美元縮減到700億美元。11月20日，在“統一俄羅斯”黨的代表大會上，普京等黨和政府的領導人在講話中都正式承認，“俄羅斯已遭遇危機，且不僅僅是金融危機，而且是經濟危機”。

俄共認為，把俄羅斯引入了世界金融危機之中的是制定國家經濟方針的政府、掌握國家財富的機構、銀行和大公司。久加諾夫談到，近些年來，出口導向型、尤其是原料出口型的經濟結構沒有得到根本扭轉，國家機構、銀行和大公司把大量外匯收入投往國外，抑制了國內工農業生產、科技研發的需求和發展，最終讓世界性的經濟震盪把俄羅斯卷進了旋渦。他還談到，無論在國內還是在國外，早就有專家談論美國的金融“金字塔”，搭起這個“金字塔”的是錯綜複雜的互借債務，這些債務最終是得不到任何保障的，在危機形勢下就變成了泡沫。如果近8年、哪怕近5年，流動資金不存在境外賬戶，而是投入機器製造企業、軍工聯合體、造船業、航空工業、農業、科研和實驗設計，那麼任何危機現在都威脅不到俄羅斯。如果穩定基金不去服務於美國的市場，而是服務於國內生產，那麼國內市場對金屬、對石油和石油產品同樣會有需求。如果不是必須交換，在金屬、石油這些產品價格下跌的今天，俄羅斯也不必賠本地把這些財富運出國外，同時又在藥品、服裝、糧食等領域都完全依賴進口。俄共中央書記、國家杜馬代表Д.Г. 諾維科夫也認為，俄羅斯政府一直無視警告，幫美國吹起金融泡沫。

四、俄共認為擺脫危機的出路是把經濟方針轉向發展本國的實體經濟部門

從10月下旬起，俄羅斯政府陸續出台應對金融危機的救市方案。俄共認為，政府的方案應該以大多數人民的利益為出發點，不要拿預算資金、儲備基金去救銀行家，因為說到底，“這是俄羅斯千百萬收入微薄的窮人送給近年不斷發財並想繼續保持發財機會的人的禮物”。在俄共看來，擺脫危機的根本出路在於改變經濟方針。久加諾夫在10月18日電視採訪中說，貨幣主義模式破產了，走“純粹的”市場經濟之路，擺脫不了今天的危機，應該考慮國家的作用，考慮社會政策，考慮相應的槓桿，考慮對資金的嚴格監管，考慮對各種實際生產部門的支持。俄共借與總統和總理對話的機會，再次闡述自己在大選時提出的使國家經濟和社會發展的“20個步驟”。

俄共提出的擺脫當前危機的途徑包括：一是實現壟斷組織的國家化，拋棄依賴能源出口的發展模式，把積累的資金投入實際生產部門，把原料資源最大限度地用於發展國家的實際經濟部門，不僅僅支持金融，而且要支持科技、農業、工業、林業等部門，扶持中小企業；二是外貿流轉由國家機構監管，進口以為俄羅斯國民經濟的服務和最急需的消費品為目標；三是加強政府對金融業的有效監管，中央銀行要對國家高度負責，建立儲備銀行，用銀行的儲備而不是用國家預算和黃金貨幣儲備來應對複雜局勢，政府和財政部對公司對外借貸的擔保要負起責任；四是提高國家糧食收購價格，保護種糧農民利益，改變增產不增收的問題，以保證糧食安全，等等。

總之，俄共認為，擺脫經濟危機的根本出路是改變國家現行的自由主義經濟方針，加強國家宏觀調控，根本改變國家的經濟結構。同時，在俄共看來，資本主義的危機證明了爭取社會主義鬥爭的必要性。正如久加諾夫所說，“從世界和俄羅斯今天所發生的一切我們應該得出這樣的基本結論：自我調節的市場根本就不存在，西方已經不再相信這個不切實際的幻想。”“資本主義不可避免地走向破壞性的危機、社會災難和軍事衝突。只要高利貸者和投機者的權利和利益置於物質和精神價值創造者的權利和利益之上，社會就不會成為和諧的。這一切迫使我們必須加強爭取社會公正、爭取勞動者的權利和自由、爭取社會主義的鬥爭。時代執著地證實了這一鬥爭的必要性和必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