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為什麼要打倒劉少奇(一)　 芙蓉國里盡朝暉 BY - 2007-6-19 22:03:02 毛澤東什麼要打倒劉少奇？一般人認為是因為他在“文革”開始時支持向各大中學校派了工作組，被毛澤東指責為站到資產階級立場上鎮壓學生運動，因而才被打倒的。其實這個事件只是一個導火索，事情遠沒有那麼簡單。 最近我在閱讀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12月出版的《毛澤東傳》，這是一本由最正統的出版社出版的最正統的書，裡面對歷史事件的描述可以說準確無誤。儘管這本書描述事件客觀正統，並有很大隱晦，但從中還是可以找到事情發展的脈絡。 其實毛澤東和劉少奇的矛盾不是在文革開始後才突然出現的，從書中敘述看，最遲在1962年，毛劉之間的矛盾就開始出現，並一度表現得非常激烈。從那時起，一系列矛盾的出現，就為劉少奇後來命運的轉折埋下了深刻的伏筆，而劉少奇本人對後來發生的一切明顯缺乏準備。 為什麼這麼說呢？我們可以通過以下幾個事件，看看毛澤東與劉少奇的分歧是怎樣形成並激化的。 一、對1959年——1961年形勢的看法不同首次引發“毛劉分歧”。 毛澤東與劉少奇的矛盾是在1962年年初“七千人大會”上初步表現出來的，導火索是對1959年——1961年形勢的看法存在分歧。 1959年到1961年， 中國在經過了大躍進、共產風、大辦水利、大辦交通、大辦養豬、大煉鋼鐵之後，遭遇了歷史上罕見的災難。據後來的分析，當時有大約三千五百萬到四千萬人非正 常死亡（這個數字不是《毛澤東傳》中記載的，書中不可能出現這個數字，這個數字在當前的中國都是隱晦的，不清楚官方是否公布過，即使公布，我相信與事實也 有很大差距）。 問題是顯而易見的，那麼對於這一段的形勢究竟應當怎麼看？是毛澤東很關心的問題。應該說，如果引導不好，就要動搖黨的領導，尤其是動搖人民對主要領導同志、尤其是最高領袖的信心。在這樣一個背景下，1961年11月16日，中共中央發出了一個通知，這就是《關於召開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的通知》，通知說，1958年以來，在中央和地方的工作中間，發生了一些缺點和錯誤，並且產生了一些不正確的觀點和作風，妨礙着克服困難，必須召開一次較大規模的會議來統一思想認識。 通知所說的中央工作會議，1962年1月11日到2月7日在北京召開，這就是人們俗稱的“七千人大會”。這次會議整整開了28天，將近一個月的時間，這次大會一個重要的作用，用毛澤東的話來說，就是“開出氣大會”。他說： “我建議讓人家出氣，不出氣，統一不起來。沒有民主，就不可能有集中。因為氣都沒有出嘛，積極性怎麼能調動起來？” “我們幾個常委商量了一下，希望解決出氣的問題，有什麼氣出什麼氣，有多少氣出多少氣。不管是正確之氣，錯誤之氣，不掛帳、不打擊、不報復。”（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記錄 1962年1月29日） 為了讓大家充分“出氣”，發表意見，中間毛澤東幾次提議延長會議時間，甚至連1962年的春節都是在會上度過的。 為什麼這麼迫切地要讓大家“出氣”呢？當然是因為國家出現了問題。問題出在哪裡呢？顯然不在下面，而在上面，不在地方，而在中央。毛澤東作為國家最高領導，同樣認識到了這個問題 ： “這幾年的高指標、高估產、高徵購、高分配和幾個大辦，大辦水利、大辦交通、大辦養豬場等，都是中央的。” “我們頭腦這個加工廠，沒有了解實情。四高、幾個大辦，供給制、食堂，這些都是錯誤的，做了有損於人民利益的事，為人民服了不好的務。” （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局第一書記會議上的講話記錄 1961年12月20日） 從這些講話里，可以看出，毛澤東對自己的工作做了他認為最大程度的檢討，特別是說“四高、幾個大辦，供給制、食堂，這些都是錯誤的”，就把58年以來的工作基本否定了。而當初之所以要這麼做，是因為在毛澤東的心裡，始終有一個“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社會”的理想，承認為實現這個理想而採取的措施是錯誤的，對於毛澤東來說並不是一件輕鬆的事情。 對於前一個時期的錯誤，毛澤東還帶頭做自我批評，他說：“凡是中央的錯誤，直接的歸我負責，間接的我也有份，因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別人推卸責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責任，但是第一個負責的應當是我。”（毛澤東在“七千人大會”全體會議上的講話 1961年1月31日） 中央有錯誤，最高領袖有錯誤，而且這個錯誤導致了那麼多人被餓死， 大家嘴上不敢說，但心裡有氣。對此毛澤東心裡很明白，所以他才提出召集這樣一個會議，所以他才帶頭做自我批評，讓大家出氣。他的講話，增加了會議的民主氣氛， 大家暢所欲言，揭露了不少問題，甚至指名道姓批評毛澤東的錯誤，這在黨內生活中是從來沒有過的。 應 當說，在毛澤東看來，召開“七千人大會”大會的真正目的，還不是為了出氣而出氣，而是通過出氣，統一思想，“總結經驗，鼓足幹勁”，這才是毛澤東的本意。 所以毛澤東還希望大家儘快出氣，在最短的時間內把氣出完，趕緊轉到經濟發展上來。但讓他沒有預料到的是，他“儘快出氣”的計劃遲遲無法實現，因為會議上出 現了不同的聲音，而且這個聲音是絕對不能忽略的，因為這個聲音來自國家主席劉少奇。 毛 澤東對於形勢的分析，向來有一個著名的比喻，這就是“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的關係，成績是九個指頭，錯誤是一個指頭。即使在最困難的情況下，毛澤東也會看 到希望，看到出路。你說毛澤東這麼做純粹是為了掩飾自己的錯誤，我不承認。我認為這與毛澤東在戰爭年代艱苦卓絕的環境下，養成的堅韌不拔的性格和革命的樂 觀主義精神，有很大的關係。說白了，就是“人定勝天、永不服輸”。想當年在陝北，毛澤東拄着棍子，以極少兵力牽着胡宗南大軍的鼻子在山溝里打游擊，沒有這 種樂觀主義精神是做不到的。所以，對於前一段時間出現的問題，毛澤東是這麼看的： “對形勢要從積極方面去看，有困難要想辦法去戰勝它。缺點可以有幾千條，但這是可以克服的。不可理不直，氣不壯，不要灰溜溜。潛力是很大的，有困難，有辦法，有希望。久臥思起，現在是起床的時候了。” （毛澤東聽取江渭清等匯報時的插話的傳達記錄 1961年12月30日） “困難不要好久就可以克服，再有一年就過去了，還是大有希望。”（毛澤東聽取劉子厚等匯報的插話記錄 1961年12月19日） “形勢是好的，錯誤都在改正，比去年好，在向好的方面走。”（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局第一書記會議上的講話記錄 1961年12月20日） “明年（1962年）工、農、商、學、兵、政、黨要全面走上軌道，黨是領導一切的。” （毛澤東聽取江渭清等匯報時的插話的傳達記錄 1961年12月30日） 由此可見，毛澤東還是堅持認為光明大於黑暗，主張從積極的方面去考慮問題， 使國家儘快從錯誤中走出來，走上正確的軌道。在對形勢的分析上，劉少奇一開始與毛澤東基本保持一致，即認為“總的講，是不是可以三七開，七分成績，三分缺點和錯誤。” 這 句話值得注意的是，儘管同樣認為成績是主要的，缺點和錯誤是次要的，但劉少奇已經突破了“一”和“九”的比例，改成了“三”和“七”，即擴大了缺點和錯誤 的比例，減少了成績的比例。這是不是他的口誤，只是打一個形象的比方呢？不是的，從下面這句話中就可以很明確看出來了： “過去我們經常把缺點錯誤和成績，比之於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關係，現在恐怕不能這樣套。” 也就是說，劉少奇是有意識地改動這個比例關係的，在他看來，國家出現了這樣大的錯誤，不是“一個指頭”能夠概括的，起碼是“三個指頭”。 其實在此之前，毛澤東本人也曾在小範圍內突破了“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說法，那是在1960年12月24日到1961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的的工作會議上，12月30日這天，毛澤東第三次聽取匯報時插話說： “事實上有的地方的缺點、錯誤不是一個指頭的問題，有的是兩個指頭，有的是三個指頭。總之，把問題查清楚了，有多少，講多少。” 毛澤東只是謹慎地說“有的”是三個指頭，但劉少奇沒有對“三個指頭”進行限制，而是認為普遍來講錯誤就是“三個指頭”。 如果說這個“三七開”的改動毛澤東還能勉強接受的話，那麼接下來劉少奇對於造成錯誤的原因的分析，就是毛澤東不能接受的了。 1962年1月27日下午，劉少奇根據毛澤東的意見，在這次“七千人大會”上發言時，沒有念已經起草的報告稿，而是對報告中涉及的一些問題另外作發揮和說明，這就是劉少奇的口頭報告。在口頭報告中，他分析了出現問題的原因： “原因在哪裡呢？原因不外是兩條：一條是天災，連續三年的自然災害；還有一條，就是1958年 以來我們工作的缺點和錯誤。這兩個原因，哪一個是主要的呢？各個地方的情況不一樣。有些地方減產的主要原因是天災，有些地方不是天災，而是工作中的缺點和 錯誤，我到湖南一個地方去，那裡也發生了很大的困難。我問農民，你們的困難是由於什麼原因？他們說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 在此之前，毛澤東也曾在小範圍內把工作中的錯誤稱作“人禍”。同樣是在1960年12月30日，毛澤東說： “原來估計1960年會好一些，但沒有估計對。1960年天災更大了，人禍也來了。這人禍不是敵人造成的，而是我們自己造成的。” 在 “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以及“天災和人禍”兩個敏感話題上，毛澤東都是在小範圍內講的。如今，劉少奇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向全黨這樣尖銳地提出問題， 特別是講出“三分天災、七分人禍”這種在當時聽起來非常刺激的話，儘管是指個別地方，但對毛澤東來說是不會感到愉快的，相信這句話在毛澤東的腦海里留下了 深刻印象，因為此後他又多次提及這句話，批評劉少奇。 分歧歸分歧，“七千人大會”最後還是在對形勢“三七開”的結論中結束了，會議認為“最困難的時期已經過去” ，下一步要積極投入到恢復和發展生產、克服經濟困難的鬥爭中去，基本達到了毛澤東預想的結果。 然而，“七千人大會”結束之後，在毛澤東和劉少奇之間存在的分歧不但沒有消除，反而更加擴大了。因為接下來劉少奇在“西樓會議”上改變了他的看法，這是毛澤東所不能容忍的。（未完待續） 毛澤東為什麼要打倒劉少奇(二)　 芙蓉國里盡朝暉 BY - 2007-6-19 23:28:39 二、“西樓會議”加重了“毛劉分歧”。 “七千人大會”之後，毛澤東離開北京到外地去了，劉少奇作為國家主席，照例在中央主持工作。這時全黨的中心工作，是貫徹落實“七千人大會”精神。 但在“七千人大會”之後，劉少奇又發現，1961年實際上存在着三十多億的財政赤字，如果不採取措施，1962年的財政有出現更大赤字的危險。情況不僅沒有好轉，反而有繼續惡化的趨勢。 於是，2月21日到23日，他又在北京中南海西樓會議室主持召開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這就是“西樓會議”。“西樓會議”初步檢查了1958年 以來特別是當時的國家財政收支情況，摸清了多年來想搞清楚而沒有能夠真正搞清楚的家底，使黨中央和國務院真正認識到當時面臨的財政赤字的危險性（這個危險 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危險，書中隱去沒說）。在這個會議上，劉少奇關於國內形勢嚴峻的看法比“七千人大會”口頭報告的看法更進了一步。 他說： “中央工作會議（指七千人大會）對困難情況透底不夠，有問題不願揭，怕說漆黑一團！還它個本來面目，怕什麼？可以讓人悲觀，也可以激發人們向困難做鬥爭的勇氣！” 這個講話等於把“七千人大會”關於“最困難時期已經過去”的調子給否定了，而且在會議做出的三項決定中，第一項就是認為“現在在經濟上是處在非常時期”，“非常時期”很容易讓人聯想為“最困難的時期”，完全可以設想，在毛澤東看來，這個說法，有幾點他不會滿意： 一、“七千人大會”已經是一個“出氣”的大會，28天讓人們出氣，就是要把氣出完，好統一思想，繼續努力。但現在作為國家主席劉少奇的說法與“七千人大會”不一致，說“七千人大會”是“困難情況透底不夠，有問題不願揭”，也就是說，氣還沒有出完。 二、你劉少奇在“七千人大會”的書面和口頭報告中，對形勢的判斷都是“最困難的時期已經過去”，而在“西樓會議”上卻唱反調，認為：“現在處於恢復時期，但與1949年後的三年情況不一樣，是個不正常的時期，帶有非常時期的性質”， “非常時期”，換句話說就是仍然處於“最困難時期”。 三、從“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的說法上更進一步，說“有問題不願揭，怕說漆黑一團，還它本來面目，怕什麼？”，這很容易被人理解成，“七千人大會”沒有揭露“本來面目”，而當時形勢的“本來面目”是“漆黑一團”。 這就是他們最初分歧的開始。 現 在看來，毛澤東和劉少奇對形勢判斷的不同和分歧，與他們兩人有着不同的革命鬥爭經歷以及不同的性格氣質有很大關係。毛澤東更多領導公開的軍事鬥爭，更多看 到希望，性格堅毅；劉少奇更多領導隱蔽的地下鬥爭，更多看到困難，性格堅韌。毛澤東具有更多的浪漫主義氣質；劉少奇具有更多的現實主義氣質。 應 當說，對於當時形勢的判斷，劉少奇更接近實際，但這恰恰與毛澤東的判斷產生了分歧。在劉少奇召開“西樓會議”改變看法的時候，毛澤東在做什麼呢？他正和他 的秘書田家英在西子湖畔修改他雜“七千人大會”上的講話，而且先後改了七遍之多，可見，他對劉少奇改變看法一點準備也沒有。所以後來劉少奇、周恩來、鄧小 平向毛澤東匯報“西樓會議”關於對形勢的估計問題時，毛沒有表態，實際上是不同意的。在不久以後（3月21日）召開的最高國務會議上，不明就裡的人們紛紛要求毛澤東講話，毛（很不情願）做了一個不長的講話，其中有幾句是這樣的： “這些總結，究竟正確不正確，要在今後的實踐中間去考驗。” 這個表態帶有明顯的弦外之音，但似乎誰也沒有聽出來。 劉少奇還在繼續沿着自己的思路走下去。 4月23日，劉少奇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在這個會議上，劉繼續堅持他在“西樓會議”上形成的觀點：“看來，對形勢還是估計不足，不是過分。在經濟上沒有大好形勢。” 5月11日， 劉在中央工作會議上更是直接表態，公開質疑“七千人大會”精神，他說：“我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講了這樣一句話：最困難的時期已經過去了，這一句話，現 在大家都抓到了。最困難的時期是不是已經過去了？恐怕應該說，有些地區最困難的時期已經過去了，但城市裡面，在工業中間，最困難的時期還沒有過去。” “現在的主要危險還是最困難估計不夠。” 他在6月甚至說：“這樣下去，無產階級專政要垮台，我現在一天也不敢離開北京。” 而這時，毛已經“離開北京”一個月了（5月2日離京）。對於敢不敢離開北京的問題，毛澤東會怎麼想呢？你劉少奇不敢離開，偏我毛澤東就置國家安危於不顧，就敢離開？我離開就不會垮台，你離開就要垮台了？反正這話怎麼理解毛都不會高興。 後來在1965年毛與劉矛盾第一次公開化後，毛果然舊話重提，對劉在1962年的這些觀點進行尖銳批評，他說： “現在，有些人好象馬克思主義都是對別人的，對自己就一點馬克思主義都沒有了。完全否定一切，不是一片漆黑嘛！” “在人代會上講的一片光明，在工作會議上講的一片黑暗，對不起頭來嘛！”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記錄 1965年1月3日） 矛頭直指1962年劉少奇關於“一團漆黑”的言行。這說明劉少奇的不同意見當時都被毛澤東一一記下了，他只是沒有當場發作而已，當時不算帳並不代表以後不算帳，只是時機不成熟 。 但在1961年，劉少奇的意見儘管與毛澤東相左，但他們的矛盾還沒有公開化，還在潛伏狀態。最有力的證明是，劉少奇的接班人地位並沒有動搖。1961年9月23日，毛澤東會見蒙哥馬利元帥，回答他繼承人是誰的問題時，毛明確說： “很清楚，是劉少奇，他是我們黨的第一副主席，我死後，就是他” 。 在毛澤東和劉少奇長期的合作中，他們不可能沒有過分歧，所以這一次的分歧，從表面看起來跟以往的分歧沒有什麼特別的兩樣。但黨的接班人真的會是他嗎？（未完待續） 毛澤東為什麼要打倒劉少奇(三)　 芙蓉國里盡朝暉 BY - 2007-6-19 23:29:33 三、對“包產到戶”的看法不同擴大了毛劉分歧。 1961年到1962年前後，在中國出現了一個詞彙，這個詞彙就象一顆地雷， 曾讓不少人觸雷身亡，這個詞就是“包產到戶”。 中國最早出現“包產到戶”的是安徽省（改革開放後最早恢復的也是在這裡，也許並不能簡單看作是歷史的巧合）， 但當時安徽省委書記曾希聖對這個問題也是拿不準，於是就在1961年的三月份直接向毛澤東做了匯報，想知道毛的態度，當時毛的回答是： “你們試驗嘛！搞壞了檢討就是了。” 曾希聖的理解是毛贊成搞，他給省委打電話說：“現在已經通天了，可以搞。”這樣，安徽就開始繼續推行包產到戶。 但曾希聖似乎只注意了毛澤東的前半句話，而忽略了他還有後半句話：“搞壞了檢討就是了。”而從毛後來的態度看，他恰恰是站在“搞壞”的角度來看待這個事情的。 “包產到戶”的提出背景大致是這樣的：1958年在公社化運動中，曾經提出了一個“ 一大二公”的方針，所謂“大”，就是將原來一二百戶的合作社合併成四五千戶以至一二萬戶的人民公社，一般是一鄉一社，使人民公社由“小”變“大”；所謂“ 公”，就是將幾十上百個經濟條件、貧富水平不同的合作社合併後，一切財產上交公社，多者不退，少者不補，在全社範圍內統一核算，統一分配，實行部分的供給 制（包括大辦公共食堂、吃飯不要錢，叫做共產主義因素），造成原來的各個合作社（合併後叫大隊或小隊）之間、社員與社員之間嚴重的平均主義。同時，社員的 自留地、家畜、果樹等，也都被收歸社有。在各種“大辦”中，政府和公社還經常無償地調用生產隊的土地、物資和勞動力，甚至調用社員的房屋、家具。這些實際 上都是對農民的剝奪，使農民驚恐和不滿，紛紛殺豬宰羊，砍樹伐木，造成生產力的很大破壞，給農業生產帶來災難性的後果。 （胡繩主編《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 在這種情況下，為了克服農村面臨的困難，在安徽等地就出現了“責任田”“包產到戶”等做法，對恢復農業生產可以說有明顯成效。 其實從1961年開始，毛澤東也對“一大二公”進行了反思，認為人民公社、生產隊規模太大不好，要縮小規模。所以1961年3月，在廣州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就制定了一個《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俗稱“農業六十條”，其中一個重要改變就是確定“生產大隊”為基本核算單位，規模大體相當於原來的高級社。到1961年9月29日，毛給中央政治局常委及有關同志寫了一封長信，進一步提出：“我的意見是‘三級所有、隊為基礎‘，即基本核算單位是隊而不是大隊”。 毛澤東這個時候已經認識到，集體經濟並非越大越好，越大越有利於解放生產力；相反，規模太大，隨之而來的就是平均主義，它只能破壞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嚴重影響和束縛生產力的發展，所以他開始在“一大二公”的問題上着手糾正“左”的錯誤。 但同時，毛澤東在基本核算單位問題上有一個基本底線，這就是核算單位可以劃小，十幾戶、幾十戶都可以，但只能到“隊”而絕不能到“人”，因為他認為： “全民所有制、集體所有制，這都是社會主義性質的。自留地是個人所有制的尾巴”（毛澤東同中共浙江省委負責人的談話記錄 1961年2月8日） 從這裡可以看出，毛起碼認為“包產到戶”是承包到“人”，一旦到了“人”，就不是“社會主義性質”了，這是他不贊成“包產到戶”的根本理由，就是怕變成資本主義。 當曾希聖在1961年提出這個問題的時候，估計毛並沒有把它看作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因為畢竟是個別現象嘛，所以他提出了“試驗”的辦法。但到了1962年7月，當毛澤東從外地視察結束返回北京的時候，一股要求實行“包產到戶”的風暴已經形成，並迅速把他卷到了風暴的中心，毛這時才意識到，必須認真對待這個問題了。 當時政壇高層主張實行“包產到戶”的代表人物有三個，分別是：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鄧子恢、毛澤東秘書的田家英以及中央財經小組組長陳雲。 鄧子恢不僅是“包產到戶”的堅定支持者，而且是直接鼓吹者推動者（毛認為鄧子恢不經過他同意就四處點火，所以對他收拾得最慘 ）。早在1962年5月中央工作會議上，他就提出：有些地區，特別是受災地區和山區分散地區，如果適合搞包產到戶，農民也有搞包產到戶的積極性，那就讓他們搞。 即使在明確知道了毛對“包產到戶”的態度後，性格梗直的鄧子恢仍然堅持在7月17日、即中央下發《關於不要在報紙上宣傳“包產到戶”等問題的意見》的前一天，當面向毛陳述實行包產到戶的意見，並說“有強大的生命力，廣大農民不願改變”。 毛後來把這次談話的過程描述成了受訓的過程，說“我跟他談了一個半鐘頭的話，我就受了他一個半鐘頭的訓。”可見，毛對這次談話極其惱火。 支持包產到戶的第二個代表人物是毛的秘書田家英。 在1962年5月初，田家英奉命去湖南調查時，就曾到上海向毛匯報農民“包產到戶”的問題，毛當時反應冷漠，對他說：“我們要走群眾路線的，但有的時候，也不能完全聽群眾的，比如搞包產到戶就不能聽。”可以看出，毛這時已經對“包產到戶”明確表現出反對意見了。 但書生氣濃厚的田家英並沒有就此停止自己的“進諫”，在這一點上，他很象魏徵，認準的事我就要說，不管你愛不愛聽。7月6日，田再次向回到北京的毛澤東匯報自己的意見，他的意見是：現在全國各地實行包產到戶和分田到戶的農民約占30%，而且還在繼續發展，與其讓農民自發地搞，不如有領導地搞。將來實行的結果，包產到戶和分田單幹的可能達到40%，60%是集體經濟和半集體。等到生產恢復了，再把他們重新引導到集體經濟。 毛在聽完後突然問了田一個問題： “你的主張是以集體經濟為主，還是以個體經濟為主？” 又問： “這是你個人的意見，還是有其他人的意見?” 田答：“是我個人的意見。” 毛澤東沒有再說什麼。談話到此結束了。儘管沒有說什麼，但毛的問話明顯充滿震怒，並且已經暗藏殺機， 這也為田家英後來被打倒埋下了伏筆。兩天之後的7月8日，他就受到了毛的點名批評。 向毛澤東陳述包產到戶問題的還有陳雲。1962年7月6日，他在見毛之前，已經就包產到戶問題與劉少奇、周恩來、林彪、鄧小平等人交換過意見，大家的看法大體一致，沒有表示不同意見。在這種情況下，陳雲面見毛澤東，陳述關於包產到戶的理由。他說，分田到戶不會產生兩極分化，不會影響徵購，恢復只要四年，否則需要八年。 據陳雲後來會議說：“談話以後，毛澤東同志很生氣。”（陳雲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發言記錄 1982年11月22日） 不僅是他三個人，在“包產到戶”的問題上，應該說國家主席劉少奇、黨的總書記鄧小平都是持支持和贊成的態度的。 6月底，田家英回到北京，就向劉少奇做了匯報，當時田問劉，關於“包產到戶”的意見可不可以報告主席？劉答：可以。這說明劉對“包產到戶”是贊成的。 鄧小平在毛澤東回北京之前、7月2日召開的中央書記處會議上也說：“恢復農業，相當多的群眾提出分田，陳雲同志做了調查，講了些道理。意見提出是好的。”他還以其一貫務實的作風說：“不管是黃貓黑貓，在過渡時期，哪一種方法有利於恢復，就用哪一種方法。我贊成認真研究一下，分田或者包產到戶， 究竟存在什麼問題，你說不好，總要有答覆。不要一口否定，不要在否定的前提下去搞。” 7月7日，鄧在接見共青團三屆七中全會與會者時又說：“在全國，鞏固集體經濟，這是根本方向，但要承認多種多樣的形式，有些包產到戶的，要使他們合法化。現在，實行各種形式的包產到戶的，恐怕不只20%，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這樣的問題應該百家爭鳴，大家出主意，最後找出個辦法來。” 這 樣，剛剛回到北京的毛澤東，深深感受到了包產到戶主張所形成的強烈衝擊波，這促使他對包產到戶進行了思考。在中央大多數領導人更多從經濟角度考慮問題的時 候，毛卻越來越把它同政治問題聯繫在了一起。他思考的結果是把包產到戶從“是走集體經濟道路還是走個體經濟的道路”進一步上升到了“是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 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高度。 因為在他看來，集體經濟=社會主義，而包產到戶=資本主義。 時間來到了7月8日，是該攤牌的時候了。 這一天，毛在他的住處召開會議，當時參加的有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陳伯達、田家英。在這個會議上，毛明確表示了他對“包產到戶”的反對態度。他特別批評田家英到北京不修改“六十條”，卻熱心搞什麼包產到戶、分田單幹。 10天后的7月18日，中央緊急下發了《關於不要在報紙上宣傳“包產到戶”等問題的意見》，更是以公開文件的形式表明了毛的態度。 中央文件下發兩天后，在7月20日召開的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上，毛就說： “你們贊成社會主義還是贊成資本主義？當然不會主張搞資本主義，但是有人搞包產到戶（包產到戶=資本主義）。” “有人說恢復農業要八年時間，如果實行包產到戶，有四年就夠了，你們看怎麼樣？難道說恢復就那麼困難（不點名批陳雲）？” 到了8月2日晚上，他在同華北地區負責人談話時更是說： “問題主要是反映在國內的階級鬥爭方面，也就是究竟搞社會主義還是搞資本主義。” 值得注意的是，這是毛第一次把“包產到戶”同“階級鬥爭”聯繫在一起。“包產到戶”成為毛澤東在1962年重提“階級鬥爭”的導火索，後來他多次進一步發揮這個觀點： “有的人主張60%分田到戶（這個話應該是指田家英，但與田家英原意不符，田家英說的是60%是集體經濟和半集體，別小看這增加的20%，它可以把一個人逼上絕路，因為性質變了），有的人主張全部分田到戶。這就是說，基本上單幹或者全部單幹。也就是說，把五億農民都變成小資產階級，讓小資產階級當權，讓小資產階級專政。” “如果全部鬧單幹，或大部分鬧單幹，我是不贊成的，如果那樣搞，黨內勢必分裂。” “ 究竟有沒有階級？階級還存不存在？社會主義國家究竟還存不存在階級？外國有些人講，沒有階級了。共產黨也就是叫做全民的黨了，不是階級的工具了，不是階級 的黨了，不是無產階級的黨了。無產階級專政也不存在了，叫‘全民專政’，‘全民的政府’，對什麼人專政呢？在國內就沒有對象了，就是對外有矛盾。這樣的說 法，在我們這樣的國家是不是也適用？” “還搞社會主義還是搞資本主義？是搞分田到戶、包產到戶，還是集體化？農業合作化還要不要？” 毛還尖銳指出： “現在這股鬧單幹的風，越到上層風越大。” 在關於“包產到戶”的問題上，我們沒有看到毛澤東與劉少奇的直接衝突，但毛對“包產到戶”的來源的看法，卻與劉有直接關係。 他在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上說了這樣一番話，很值得琢磨： “應當有分析，有比較，不能是一片黑暗。過去講一片光明，現在又說是一片黑暗。一片光明，現在沒人講了。” “現在有兩種人，一種是只講黑暗，一種是講大部黑暗，略有光明。” 毛的話很明確，顯然是在指劉少奇說的“不要怕說一團漆黑”的話，毛接着按照他的邏輯推論： “既然是一片黑暗，就證明社會主義不行，因而就要全部單幹，認為大部是黑暗，略有光明，採取的辦法就是大部單幹，小部集體。然後又必然反映到方針、措施和世界觀上。” 從這段話，我們可以看出毛的這樣一個邏輯： 黑暗=社會主義不行，社會主義不行=單幹，單幹=資本主義，所以推到最後，“包產到戶”的風源就來自於劉少奇對形勢的錯誤分析，說成一片黑暗，才導致了“包產到戶”等資本主義苗頭的出現，而且特別值得注意的是， “單幹風越到上面越大，下面就好一些”。這說明毛開始注意領導層的問題了。 類似的批評的話，毛在1962年到1963年，在不同的場合反覆 說過多次，儘管正式文獻中找不到毛劉分歧的直接證據，但可以想見，這一個時期的毛劉關係是更緊張了，而不是更和諧了；分歧是更大了，而不是更小了。 “包產到戶”問題的出現，引發了毛澤東關於兩條道路、階級鬥爭問題的思考，成為毛在1962年重提階級鬥爭的直接導火索，而且他開始考慮為什麼“單幹風越到上面越大”的問題，這也為他後來提出打倒“走資本主義的當權派”埋下了伏筆。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