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類戰犯叫“參謀”(俞天任)(8)

 

停戰後，在哈爾濱舉行談判劃定邊界，而在要簽訂議定書的1940年1月30日，蘇蒙代表團突然不辭而別，留下了一個解不透的迷。

謎底只有一個人知道，就是當時“滿洲國代表團團長”，時任“滿洲國外交部政務處長”的龜山一二。可是龜山堅決不肯透露蘇蒙代表團匆匆離去的原因。一直到1978年9月，確信辻政信已經死了，當時是岐阜縣關市市長的龜山一二才說出了事情的真相。

原來1月29日晚上，辻政信讓一名白俄給蘇聯代表團團長波哥塔諾夫少將捎去口信，說如果明天簽了議定書的話，就要在哈爾濱暗殺蘇蒙代表團的成員。所以為了自身的安全，波哥塔諾夫少將在告訴了龜山一二真相以後，31日一早就起程回國。

波哥塔諾夫少將知道辻政信不是在開玩笑，“滿洲事變”以後舊國聯派來調查的“李頓調查團”不就幾次險遭受僱於關東軍參謀的大陸浪人的暗殺毒手嗎？

就這麼一個無法無天的辻政信，居然在戰敗處理時什麼事沒有。

參謀本部的參謀次長中島鐵藏中將（陸大30期），作戰部部長橋本群中將（陸大28期軍刀組），關東軍司令部的司令官植田謙吉大將，參謀長磯谷廉介中將和第六軍司令官荻洲立兵中將（陸大28期）被轉為預備役。但是挑起事端的參謀辻政信少佐和服部卓四郎中佐以及這些參謀們的上級負責參謀稻田正純大佐和寺田大佐只是換個地方。沒受到任何處罰。

辻政信被調到武漢的11軍軍部，在岡村寧次手下。

辻政信被調到了岡村寧次手下。

沒有具體職務，但是你要是以為辻政信是在坐冷板凳那就錯了。第二年（1940年）辻政信就在岡村寧次手下榮升中佐，被調到台灣軍研究部。辻政信被人稱為“作戰之神”，就是從這時候開始的。

辻政信出身於冰天雪地的日本北陸石川縣，除了參加過上海事變意外，基本上是在關東軍混，也還是一片冰天雪地。這次在台灣和林義秀大佐（陸大35期）一起居然起草出來了一本名叫《只要讀了就能贏》的關於南方作戰的手冊。

日本陸軍一直是以俄國作為假想敵的，從來的作戰研究都是北方作戰為主。對於以英美為假想敵的南方作戰，幾乎沒有研究過。這次辻政信編的這本手冊，從民情，地形，氣象，衛生，防疫，戰法，兵器方面都解說的十分詳細。在太平洋戰爭中被日軍廣泛使用。說是說共著，其實倒確實是辻政信的心血。

辻政信可以說是一個災星。所到之處，給中國，菲律賓，馬來亞，新加坡，緬甸，泰國人民都帶來無窮的災難。就是他的上官，也都一個個丟官卸袍上絞架。

關東軍司令官植田大將就不用說了。戰後馬尼拉和新加坡的遠東軍事法庭判處了第十四方面軍司令官山下奉文大將，第十四軍司令官本間雅晴中將（陸大27期軍刀組），近衛師團長西村琢磨中將（陸大32期），第224師團長河村參郎中將（陸大36期軍刀組）死刑。除了本間雅晴由於他老婆親自向麥克阿瑟元帥求情而被槍決之外，其餘都是被在日本軍人看來是最恥辱的方式絞死。

不託辻政信的福，雖然麥克阿瑟恨透了山下奉文和本間雅晴，他也不一定絞得了他們。但辻政信幫麥克阿瑟把山下奉文和本間雅晴送上了絞刑架。

辻政信作為山下奉文率領的25軍作戰參謀，在攻占新加坡以後，嚴令西村，河村和憲兵隊長大谷正幸嚴厲鎮壓當地華僑的反抗運動，屠殺了數萬華僑。

1943年3月，第65旅團本部高級參謀松永梅一中佐向所屬各連隊長電話通知:“大本營命令，美菲軍雖已向日軍乞降，但日軍並沒有接受美菲軍的投降，因此被俘美非軍不屬於戰俘，命令各連隊將手裡的美菲軍投降者一律射殺。”

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原來這又是辻政信膽大包天，在以大本營名義下達殺俘命令。新加坡作戰以後，辻政信榮升參謀本部作戰課課長。就在赴任的途中，辻政信在台灣聽到了要在菲律賓進行巴丹作戰，就推遲了去東京赴任，以大本營參謀的身份去本間雅晴的十四軍協助指揮。這道命令後來查明是他發的。

辻政信知道投降也是歐美軍隊的一種戰術，打不過了就投降，然後乘你不注意再逃跑。實在逃不掉就安下心來坐在戰俘營里吃你，反正你得養俘虜。總之一句話，繳了槍也要成為你的負擔。所以歐美軍隊在戰爭中經常有大批投降的，有時這種投降是有積極意義的。

但是這次英國人打錯了算盤。他們這次的對手不是歐洲的騎士們，而是大日本帝國的武士。如果他們知道南京陷落後日本皇軍對中國戰俘所犯下的那些罪行，恐怕他們要拼死抵抗而絕不投降的吧。

大本營命令，誰敢不從？後來因為這道假命令而上絞架的日本陸軍高級軍官（大佐以上）不計其數。但也有頭腦清醒的，第141連隊連隊長今井武夫大佐（陸大40期）在接到電話後就覺得不對，想想大本營還不至於敢如此冒天下之大不韙，立即表示：“這麼重大的問題，一定要書面命令”，放下話筒就釋放了全部戰俘。結果書面命令也沒有來，而今井武夫也就逃脫了上絞架的命運。

這個今井武夫原來做過參謀本部支那班班長，就是他和第八課課長影佐禎照（陸大35期軍刀組）進行的汪精衛工作，扶植起來了汪偽政權。

就辻政信這麼一個罪大惡極的戰爭罪犯，最後怎麼樣了呢？沒有受到任何懲罰！戰後英美兩國幾乎是大索天下尋找辻政信要他的人頭，但是找不到他。然而在1950年追尋戰犯停止之日的第二天，辻政信在日本出現了！

他躲在里？是誰在掩護他？說來不可思議，是中國國民政府！原來，當時擔任北支方面軍參謀的辻政信給在溪口操辦了一次蔣母的祭典，並且給前來奔喪弔孝的國府要人提供了一切方便。

終戰時，辻政信在曼谷任18方面軍高級參謀，他知道自己難逃法網。冒死去找當地的軍統機關。結果軍統在第二天就派出包括兩名少將軍銜特派員在內的15人護送隊伍，一直把他武裝護送到當時在國軍控制下的河內，然後再轉送重慶。最後隨國防部二廳去往南京。

在南京幹嗎？說來奇怪，一開始是讓辻政信制定《西伯利亞作戰綱要》，辻政信也是一頭霧水，不知道委員長是真要去打俄國人還是想賣給美國人。後來東北吃緊，委員長手中居然沒有東北作戰地圖。日本人也沒有，關東軍從來沒有想過要在東北作戰。所以辻政信和另一位日本陸軍中將就在國防部編制東北軍用地圖。

一直到1948年，東北軍用地圖和用兵概要編制完成。辻政信才潛回日本。1950年1月占領軍總部GHQ宣布戰犯搜索結束的第二天，辻政信就公開露面了。

他寫了一本描寫自己潛逃的書叫做《潛行三千里》（這裡的“里”是日本過去的計量單位，大約相當於4公里），成為1950年的最暢銷書。接着在1952年11月的大選中當選為眾議院議員，1959年6月又當選為參議院議員。

但是在1961年辻政信卻離奇失蹤。從西貢（現胡志明市），金邊，曼谷一直到老撾失去了消息。最後能夠確認的是他身着僧衣，從萬象沿13號公路北上。以後就不知道了。

那時老撾正在內戰，辻政信為什麼要去老撾？為什麼要身着僧衣？都是不解的迷。一般猜測是去參加老撾內戰，指導苗族武裝（就是我們在上世紀六十年代的報紙上常能看到的“王寶匪徒”）和巴特寮作戰。再有就是去找傳說中的山下奉文在東南亞搜刮並埋藏起來了的的“山下財寶”去了。

1969年6月28日，東京家庭裁判所根據日本《民法》正式宣告辻政信於1968年7月20日死亡。但他死沒死？死在哪兒？怎麼死的？沒人知道。有說是被巴特寮殺了的，有說是被當地殘留的日本軍人殺了的，有說被CIA殺了的，有說被英國情報機關殺了的，但是相信辻政信是被中國情報機關殺了的人最多，並且言之鑿鑿，說是被廣州軍區政治部的情報人員殺了的。

辻政信講完了，還有一位諾門坎的領頭人物服部卓四郎呢？等以後再來說那位吧。

諾門坎一戰，皇軍丟盔棄甲，狼狽不堪。一個整編師團全部報銷，算交了學費，但是這些參謀們是不會長記性的，後來還是琢磨着要去打俄國人，那事以後再說。

可這時大陸戰場怎麼樣了呢？看起來似乎“形勢一片大好，不是小好”。你看1938年1月16日近衛聲明就知道皇軍們又多猖狂了：“再不以國民政府為談判對手”！九月進行的武漢作戰，日軍勝利了，占領了武漢。在同時進行的廣東作戰中，日軍又於10月21日控制了整個廣東。

可是，國民政府還在，蔣委員長還在。雖然打得非常慘，有時都不能叫作戰，幾乎是單方面地被屠殺，但是中國軍隊（無論屬於什麼黨派）還是在抵抗。無論是中國老百姓，還是國際社會都只認蔣委員長的國民政府。那些皇軍們，是真正陷進泥潭脫不了身了。

到這時皇軍參謀們總算想起來老祖宗兒玉源太郎大將的一句話來了：“戰爭一旦開始，最大的課題就是怎樣結束”。這時候想要結束戰爭了。因為不結束不行了。為什麼？只要看看從中日全面戰爭爆發的1937年到太平洋戰爭爆發之間日軍的戰死和戰殘（無法重返戰場）的人數就知道了：

1937年：5.1萬人；1938年：8.9萬人；1939年：8.2萬人；1940年：4.2萬人；1941年：4.1萬人。

這段時間內日本陸軍的全部兵力是70萬人左右，也就是每年要消耗掉陸軍的10%左右。

山梨縣有一個連隊（團），戰爭開始就拉到中國戰場。一年不到就報廢了一半，給打殘了，只好拖回國內休整重編。好不容易重編好了，又遇上太平洋戰爭，精銳部隊拉到南洋去了，又把這支半殘廢的部隊送到中國戰場，一年不到，又是60%的損失出來了。又殘掉了。

在這種情況下為什麼還要打呢？很簡單，賭徒心理：總希望下一把能出奇蹟。就昭和軍閥來說，總希望“再來一擊”，把蔣委員長打慘了，蔣委員長就肯投降了。他們也就能夠從這個泥潭裡面脫身出來了。股票市場上也常能看到這樣的情形，手裡拿了一把一路狂跌的股票，就是捨不得割斷，總夢想有一天會漲起來。其實那把股票早已經破產了。

而蔣委員長呢，和日本人的談判其實斷斷續續倒一直在進行，但是從來就沒有準備過投降。國民政府從南京遷到武漢，再從武漢遷到重慶。蔣委員長還放出話來，實在不行，就是遷到印度的加爾格達組織流亡政府也決不投降。雖然屢戰屢敗，但還是屢敗屢戰。

時代變了，再也不是大清的辮子軍進關的時代了。只要國民政府不投降，日本軍閥就是找出100個汪精衛也沒有用。國民政府手裡有最狠的武器：國際支持。蔣委員長不肯和日本正式宣戰的算計就在這裡：怕美國置身中立。當然美國沒有置身中立對日本人也有好處，但是從當時的國際形勢來看，傻子也看得出來日本人成不了第二個滿清。只要慢慢熬，熬出黑暗的隧道就有光明。

日本陸軍呢，這時陷在石原莞爾早已預言過的大陸戰場，狼狽不堪。

南京淪陷以後，東京一片歡騰，日本人提着燈籠，在皇居（皇宮）前面遊行，站在三宅的參謀本部陽台上都可以聽到“萬歲”的歡呼聲。

昭和天皇的弟弟秩父宮薙仁親王當時在參謀本部戰爭指導班，那兒留下來的都是石原莞爾的親信。在陽台上站在薙仁親王邊上看遊行的今田新太郎中佐（還記得石原莞爾的9.18事變嗎？）對薙仁親王說：“殿下怎麼看國民的歡呼？”

薙仁親王沒啃聲。

今田新太郎說了下去：“殿下，這種歡呼是不是正在受苦的國民們在呼喊‘快停止戰爭吧’？國民們不要這場戰爭”。

日本軍閥其實心裏面對這一點很清楚：這場戰爭是打不下去了。唯一的辦法就是從中國戰場撤退，但為什麼就沒有這樣做呢？

當時的日本是一個軍國主義的國家，是一個法西斯的國家，但是邪門的是，它倒不是一個獨裁的國家：它沒有像希特勒，墨索里尼似的獨裁者。即使是在東條身兼幾乎半個內閣的時候，塞班島一敗也就只能下台，就是說隨便是哪個個人說話都是不管用的。當然它也不是民主的國家，那日本到底是一個什麼國家呢？它是官僚的國家。你只要看看這次日本的經濟危機居然能持續達15年之久這件事就能夠理解當時日本的決策了過程了。

就像現在實際掌握日本的並不是總理，大臣，而是那些高級公務員一樣，當時實際掌握日本陸海軍的其實並不是長官和將軍，而是那些專職參謀們。

當時從總體上來說，幾乎人人都說這場仗不能再打了，但是到具體怎麼個不打法，卻又人人都有具體問題了。這就是在日本經常能聽到的一句話“總論贊成，各論反對”。小泉純一郎搞郵政改革遇到的阻力也是一樣：不反對你改革，也不反對你改別人的革，但你不能改我的革。當時的大陸戰場也是這樣：不能再打了，或者別人都不能再打了，就我這裡再打一下蔣介石說不定就會投降了。

就這樣熬到了1940年3月30日，日本陸軍參謀本部和陸軍省終於下定決心，要在1940年內解決中國問題。參加會議的有參謀總長閒院宮載仁親王大將，次長澤田茂中將（陸大26期），總務部長神田正種少將（陸大31期），第一部部長富永恭次少將（陸大35期），第二部部長土橋勇逸少將（陸大32期），第三部部長鈴木宗作少將（陸大31期首席），陸軍大臣佃俊六大將（陸大22期首席），次官阿南惟幾中將（陸大30期），軍務局長武藤章少將等九人，會議決定如果1940年內無法解決（就是蔣介石還是不投降的話），日本單方面撤軍，除在上海，內蒙繼續駐留少量兵力外，其餘全部撤出大陸戰場。什麼面子不面子的，現在不是談那個的時候，再打下去，連里子都快沒了。

但是，歷史的車輪既然滾了起來，而且是在朝着徹底碾碎大日本帝國的方向滾動的話，那麼在沒有達到目標以前是不會停止的。既然有了一支天皇統帥的“皇軍”，還有一批無能而又狂妄的皇軍參謀們，在這些因素徹底消失以前，戰爭不會結束，而他們在沒有完成自己的歷史使命前也不會退出歷史舞台。

歷史註定了這支犯下累累罪行的軍隊一定要滅亡，所以它沒有見好而收，全身而退的資格。

這不，剛剛還在垂頭喪氣的皇軍參謀們，又像打了一針興奮劑似的氣宇軒昂了。

出了什麼事？德國有個叫希特勒的瘋子，在歐洲打起來了。

先得把日本陸軍和德國的淵源及其日本陸軍怎麼上的那輛軸心國戰車說一下。日本陸軍親德，原因有相當多。從一開始建設近代化陸軍時山縣友朋，桂太郎等從普法戰爭的結果就決定下來了要學德國，後來請來的陸大的開山教頭梅克爾少校也是德國人。

還有一個語言上的原因，日本陸軍里只有陸大畢業生才能爬上去，而陸大畢業生里陸軍幼年學校出身者占大多數。日本普通中學的外語是英語，而陸軍幼年學校的外語是德語，俄語，漢語三者選一，就是說陸軍幼年學校出來的人不懂英語。

而所謂“軍刀組”（畢業成績前六名）更是幾乎為幼年學校畢業生所壟斷了。軍刀組畢業，有選擇去留學的特權，那些人很自然地都選德國，沒語言障礙嘛。你看東條英教，石原莞爾他們全是留德的。到後來陸軍三大衙門（陸軍省，參謀本部，教育總監部）幾乎成了留德派的天下。

嗯，那德國在第一次大戰中輸得那樣慘，就沒有讓皇軍參謀們產生一點懷疑什麼的？

日本陸軍對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失敗教訓是很重視的，專門派過人去調查。但不派還好，一派就更親德了。

怎麼回事？一次大戰德國慘敗，岡村寧次，東條英機他們在德國看到的是一片廢墟，堂堂德軍總參謀部裡面居然找不出一張像樣的椅子來請他們這些客人坐。但是裝着假腿，假眼的德軍參謀們就在那兒站着辦公，站在那裡從零開始準備復仇。怎麼不讓這些皇軍參謀們感動？

在東京軍事法庭法官們最後的死刑投票時以六票對五票僥倖逃離絞架的當時日本駐德武官大島浩中將就是這麼一位。

大島浩在陸大的成績一般，但是他有一個長處：德語好。不是一般的好，是完美無缺。他老爺子大島健一是做過陸軍大臣的，明治23年（1890年）開始在德國留過四年學，大島浩從小在家就說德語。

一般說來是“駐德大使館武官”對不對？當時日本可不一樣，叫“駐德武官”，和大使館沒關係，是參謀本部派出去的。連辦公室都不在一起，陸軍有陸軍武官處，海軍有海軍武官處，大家老死不相往來。為什麼這麼邪門？嘿嘿，“統帥權獨立”，不歸你政府管。大島浩沒事帶着手下20幾個人去喝酒，喝醉了就唱歌，唱德國歌。大島浩的嗓子一般，但是據說唱歌的韻味特別足，尤其是德國歌。手下人評價：“與其說大島少將是日本人，不如說他是德國人”。

大島浩可以說是出身名門，正好德國外長里賓特洛甫也是慕尼黑貴族出身，兩人極為投緣，沒事就往一塊湊。但兩人的秘密會談紀要全部毀於戰火，要不然大島浩可能逃不過絞刑架。

這不，大島浩傳回來的消息是德國人說想把原來的“德意日共同防共條約”再強化，加進“對任何一國的侵犯都認為是對其他過的侵犯。。。。。。不單獨媾和”等條款。提示的價碼是從國民政府撤退軍事顧問，對國民政府實行武器禁運。

政府方面堅決反對，理由太簡單了：這不是什麼防共的政治同盟了，這就是軍事同盟。本來就想利用那個協定去牽制一下蘇聯，現在成了和德國意大利聯合起來和美蘇英法真打了。所以1939年1月10日開始，平沼騏一郎內閣開了好幾次五相會議（首相，外相，藏相，陸相和海相會議）討論這個問題。米內海相，山本五十六次官和井上晴美軍務局長代表的海軍是堅決反對，板垣陸相代表的陸軍是堅決支持，而平沼騏一郎總理則不知道是什麼態度。一直拖到6月3日的五相會議上，才大家都同意不幹了。

空口無憑，畫押為證。五相都畫了押，當然也包括陸軍大臣板垣征四郎。

這邊剛畫了押，板垣就反悔了。8月8日的五相會議上板垣劈頭就說：“陸軍的總意是以自動參戰為條件締結三國軍事同盟”。

咦，這就變卦了？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說不出話來了。

呆了半天，大藏大臣石渡問海軍大臣米內光政：“締結了同盟，就必須考慮德意日三國和英美蘇法四國開戰。而一旦開戰，80%是由海軍進行。現在想聽聽海軍大臣的意見，德意日海軍和英美蘇法海軍開戰，我們有多大勝算？”

米內海相的回答簡單明快：“沒有任何勝算，首先日本海軍就不是為了和英美打仗來建造的，但要是和德國意大利打的話，倒沒有任何問題。”

這邊還在扯着特別具有日本特色的皮，那邊來了個晴天霹靂。8月21日深夜，里賓特洛甫給大島浩打了個電話，說由於歐洲局勢的“無可奈何的原因”，德國要和蘇聯簽訂互不侵犯條約了。

大島浩一口氣差點沒背過去，說：“德意日共同防共協定中秘密協定第二條不是規定了任何國家在與蘇聯簽訂新政治條約時要得到另兩國的同意嗎？你們這是違反三國條約，我要抗議。”

里賓特洛甫好像沒聽見，很親切地向大島浩大使（當時大島浩退出了現役，乾脆當起大使來了）道了晚安後，彬彬有禮地放下了電話。

條頓人這次算是把黃皮猴子給結結實實地涮了一次。當時正是諾門坎戰役的關鍵時候，有了這個《德蘇互不侵犯條約》，朱可夫元帥向蘇軍總參謀部要的增援師團從歐洲部分派到了遠東，關東軍則要滿地找牙。

平沼騏一郎內閣這就到了台，日本陸軍更是從上到下一片心灰意懶，大島浩也灰溜溜地辭了職，回家看孩子了。所以就是在這種氣氛下，有人說一聲“撤了吧”，大家也就全同意從中國大陸撤軍了。

那為什麼又沒撤呢？

為什麼又沒有撤？那是因為到了1940年了，希特勒在歐洲的場面是“相當的壯觀”。

4月9日占領挪威，5月10日同時進攻比利時，荷蘭，盧森堡，5月末把英法聯軍趕到了敦刻爾克，6月14日占領巴黎，6月17日法軍投降。

這下皇軍們又有了精氣神了，用他們自己的話說就是“可不能誤了班車”，等希特勒把全歐洲都拿下來了，可就什麼都沒有了，得趕快行動。

怎麼行動？當時說實話那撥參謀們還真沒有想到去打英美，實力差是明擺着的。當時想的還是去打蘇聯。

不是接連碰了兩次壁了嗎，怎麼還是不長記性呢？很簡單，日本人的機械式思維，有記性也無用。他不在那裡反共嗎？就認為是人都會或者都得反共，只要皇軍高舉“自由，民主”的旗幟，蘇聯人就會歡迎他們。

那上兩次不是輸了嗎？他不這麼想，他想的是上兩次是沒有集中優勢兵力和火力，是因為軍部採取的不擴大方針，不讓他們打。如果放開手讓他們打，還會打不過俄國人？三十年前不就打贏過他們了嗎？

這次是東條英機想打了，那會兒東條正當着陸軍大臣。有人可能會說，怎麼這個東京審判的頭號戰犯（倒不是第一號戰犯，第一號是荒木貞夫，那是按姓名的羅馬字拼法的字母順序來的）到現在才剛剛出來？早出來不了，這位實在太不引人注目。

他爹東條英教是個牛人，陸軍大學校的首屆首席畢業生。可是這位呢？不但沒他爹那麼聰明，簡直就是笨蛋一個。考陸大考了三次，要不是有個有名的老爹，估計那連隊長也不會讓他成天什麼活不干去準備考試了。可能一家人的智商也是個零和關係，老爹多拿了一點，兒子就只有受窮了。

在校成績也不用說了，一塌糊塗。畢業後一開始是不起眼地慢慢混。“滿洲國”後的1935年當上關東軍憲兵司令官以後就加速了，1937年當上關東軍參謀長，1938年就當上了陸軍省次官，從1940年第二次近衛文麿內閣時開始擔任陸軍大臣，到1941年10月就出任內閣總理了。

也不是說東條英機一無所長，他也有一項長處，就是“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受天皇召見時，無論讓他在接待室等多久，他永遠是一手扶軍刀，一手端軍帽，保持立正姿式。一直聽到讓他進去，這才蹬腳起步。筆者看過不少東京審判的照片，在休息室休息時，別的戰犯們抄手架二郎腿什麼姿態都有，就東條英機無論什麼時候都是雙手付膝，像小學生似的端端正正地坐在椅子上。

可別小看這個“站有站相，坐有坐相”，日本人最講究這個，尤其是軍隊。所以別看他照石原莞爾說起來“也就配當個上等兵”，就憑着這個功夫，加上老爹的名聲，一步一步也混了出來。

看東條的履歷，發現1937年以後他跳得特別快，幾乎一年一個台階。這是怎麼回事呢？

1938年1月，近衛文麿發表了“不以國民政府委談判對手”的聲明，當時的參謀次長（從1931年12月到1940年10月的參謀總長是閒院宮載仁親王大將，那是個擺設，參謀次長倒是在行使參謀總長的職權）多田駿是反對這一聲明的，但是擋不住戰爭擴大派的外相廣田弘毅和陸相杉山元的鼓譟。近衛文麿本人呢，也說不清楚到底是什麼派，一會一變，這不，又變成慎重派了。想把廣田和杉山換掉。

廣田好辦，可杉山大將就不好辦了。近衛就去找天皇，說想用板垣征四郎換掉杉山元，天皇也同意了。那邊的杉山元和次官梅津美治郎（陸大23期首席，甲級戰犯）坐不住了，陸軍省當時正在和參謀本部為了策劃武漢作戰和廣東作戰吵得厲害，他們怕板垣上了台乾脆和多田駿一起中止這場戰爭。想來想去想出了一個辦法，找個擴大派的來牽制板垣，這人就是關東軍參謀長東條英機中將。

杉山元就去找天皇，說要讓東條英機當陸軍次官。天皇一聽傻了：這是什麼事？陸軍大臣都還沒有最後定，怎麼就有人趕着送次官來了？這東條英機是什麼人？

天皇這就注意上東條英機了。

東條當上了陸軍次官，和多田駿意見不和，弄得省部關係挺僵的，板垣就想撤了他。可東條說：“要撤一起撤，陸軍省換次官，參謀本部就該換次長”。

其實這話是犯上的，多田駿是參謀次長，可是參謀總長是泥菩薩皇族，那參謀次長就是總長，這事誰都知道。

到了1940年，由於米內光正首相堅決反對擴大戰爭，又被陸軍罷了工。陸相佃俊六辭職，陸軍不出人當陸軍大臣。由於“軍部大臣武官現役制”已經被廣田內閣復活了，這一下米內光正內閣只好總辭職。

誰當下任首相還在扯皮的時候，佃俊六又跑到天皇那兒去上奏了，說下任陸軍大臣應該由東條英機來當。天皇這下可真的要昏過去了：怎麼東條的名字一出來，就肯定是荒唐無稽，不合情理的？這不，首相還沒人肯當呢，就有人巴巴的來送陸軍大臣了。

為什麼東條在主戰派之中會有如此人望？東條為了彌補他人笨這一缺點，不但站有站相，坐有坐相，說話還有個說相，總想弄個表現好。只要他一開口，那肯定開打。

1928年3月1日，由陸軍省和參謀本部的少壯軍官們組成的“木曜會”召開第五次會議，由鈴木貞一主持，參加的有永田鐵山，岡村寧次，東條英機，石原莞爾，根本博等人，內容是由根本博作滿蒙形勢報告。在討論時，陸軍省的東條英機中佐就發言說:“為了帝國的自存，必須在滿蒙確立完全的政治權力”。在回答“確立完全的政治權力是不是意味着‘奪取’”的質疑時，東條回答說：“是的，為了日本民族的生存，為了解決人口問題必須確保滿蒙。這樣會和蘇聯的南下政策衝突，可能引起日蘇戰爭，這時候中國可以作為兵站，同時準備和美國的戰爭”。

嘴夠硬的吧，這號人物當了陸軍大臣，能幹出什麼事來呢？

1940年7月22日，第二次近衛文麿內閣成立。在此之前的7月15日，陸軍提出了《伴隨情勢的推移的時局處理要綱》要內閣承認。

這個要綱有些什麼內容呢？

1．支那事變的徹底遂行。

2．南方進出。

3．締結德意日同盟條約。

組閣後的第四天，就只花了三個小時，近衛文麿內閣就通過了這個“要綱”。都沒有經過討論，更不要說爭論了。

那麼一直被人看作剎車的海軍呢？

當時近衛首相問了海軍次官豐田貞次郎中將：“海軍不是一直反對三國條約的嗎？怎麼這次又贊成了呢？”

豐田中將的回答是：“海軍實際上現在還是反對三國條約的，但是現在國內局勢已經不容許海軍繼續反對了，所以海軍只能贊成。”

當時的海軍大臣及川古志郎在戰後東京軍事法庭出庭作證時說：“如果當時海軍還要堅持自己的立場來反對國內澎湃的支持軸心國的輿論，只會進一步加強對立，因此在內閣會議上我作為海軍大臣的回答是‘海軍提不出別的名案來打開局面’”。

其實海軍的情況並不僅僅是這樣，當時親德的海軍軍官也為數在與日俱增。海軍的開站呼聲已經快趕上陸軍了，海軍的變化以後再說。

德國到底出了什麼事呢？1940年7月2日，希特勒決定在取得制空權後，對英國進行登陸作戰。7月16日正式下達了作戰命令。到八月底，德國集中了2669架作戰飛機開始了英吉利海峽空戰。

空戰進行了兩個多月，結果是德國非但不能取得制空權，反而在9月15日英國空軍對集結從法國布列塔尼到比利時安特衛普的各港口準備用來在英國登陸用的船隻進行了大規模轟炸。所以在9月17 日希特勒不得不決定進攻英國的“海獅作戰”延期。10月12日正式決定了“海獅作戰”延期到第二年春天。實際上就是已經承認了對英國無法進行登陸作戰了。

可是希特勒得把事實瞞着傻日本，於是拉日本參加三國同盟的工作也就更加起勁了。而日本的陸軍的省部和一部分海軍到1941年初夏為止也拼命相信德軍一定會在英國登陸。海軍省軍務局第二課課長石川信吾大佐在其起草的《目前形勢下帝國海軍應該採取的態度》中就明確地以德軍在英國登陸勝利作為前提。

所以1940年9月27日正式在柏林簽訂了德意日同盟條約。親德派終於從《德蘇互不侵犯條約》的陰影里走了出來，被松岡洋佑外相一忽悠，那個大島浩又去德國當大使了，還是讓里賓特洛甫和希特勒給里外涮的鋥亮。里賓特洛甫說一句：“希望日本軍隊進攻新加坡”，大島浩就趕着到處找門路幫場子，希特勒說一句：“德蘇關係不好”，大島浩就趕着往回傳達。大島浩發回日本國內的電報也和以前一樣，都是些“德軍在軍事上占絕對優勢”等老八股。

但這些老八股那些皇軍參謀們信，大家都覺得再不趕緊開打就太晚了。正好這時（1941年6月）希特勒又突然開始了“巴巴羅夫作戰”，進攻蘇聯了。剛開始可以說是勢如破竹，進出如無人之境，怎麼看怎麼覺得希特勒絕對要贏，這邊皇軍們也要和德軍們來一個“東西夾擊”，把蘇聯滅了他。

於是，1941年7月7日，德蘇開戰的十天以後，陸軍大臣東條英機中將就搞了“關東軍特別大演習”。這可不是一般的演習，那這是一場戰爭？也不是，是一個大笑話。

這是一場動員演習，當時日本還沒有動員制度，不是要去打俄國人嗎？俄國人的遠東軍可有100萬人呢。那麼據說是要去打這100萬蘇聯遠東軍的關東軍呢？只有25萬人。經過張鼓峰和諾門坎，可是再沒有人敢說“皇軍以一當十”的胡言亂語了。

演習操盤的是參謀本部作戰部長田中新一少將（陸大35期），他算來算去需要85萬人才能打俄國人。85萬人怎麼打100萬人呢？田中新一用的是日本特色算法：希特勒不是在西邊打了嗎？蘇軍得抽兵回歐洲，那時候他就可以乘機了，所以有個85萬就可以應付過去了。

那麼實際上到底動員了多少兵呢?好歹動員了74萬，不過裡面可有10萬人連武器都沒有，徒手兵。可不是嘛，幾十萬條吹火棍都不是那麼容易湊齊的，更不要說幾十萬條步槍了。

天皇在一邊看這就納悶了，這幾十萬人在那兒幹嗎？真的又準備打蘇聯了？西伯利亞出兵，張鼓峰，諾門坎真的全忘了？就問東條了：“和蘇聯開戰的目的是什麼？”

東條中將的回答讓天皇目瞪口呆：“現在開始考慮”。

既然天皇好像表示了不滿，那就算了吧，8月9日參謀本部決定演習結束，可是人家俄國人可沒把這真看成是演習，哪怕西邊再吃緊，遠東軍就是不抽一兵一卒，這一下大本營倒真沒了戲。

一直到希特勒兵臨莫斯科城下，而朱可夫也判斷出日本陸軍不會進攻蘇聯時才率大軍西上解莫斯科之圍。

這時候蘇聯遠東軍倒真有點兵力不足了，可是季節已經是11月了，關東軍在11月無法作戰。這時候皇軍可是真下了決心了：明年，明天開春，1942年4月一準打蘇聯。

說第二年開了春打俄國人去，可開了春打不了了，又出事了，這次是出在越南。要講清楚這件事，還得從昭和陸軍三大下克上事件的第三件法屬印度支那進駐事件開始講起。

如果說昭和軍閥們辛辛苦苦忙到現在還是剛把自己領進了棺材的話，那麼這次可是開始在自己的棺材上釘釘子了。

1940年6月17日法國投降，成立了維希政府。皇軍們又開始做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