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九章
　　
　　中央常委聽取對江青審判的準備情況匯報，鄧小平拍板說：要快點審，越快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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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真剛在人民大會堂他的那間辦公室里坐定，早已等候的中央兩案審判指導委員會的負責人就進來了。他喝了一口濃味十足的龍井茶，見滿屋的人都微笑着看着他，不禁笑道：“怎麼樣？這一段大家都辛苦了吧？現在，全國乃至全世界都在看着我們啊，你們準備好了吧？”
　　
　　“基本上好了。可以說是‘萬事俱備，只欠東風’啊！”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江華說。
　　
　　彭真說：“我們將要演出一場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審皇后’，意義不簡單哪。好了，你們把準備好的方案匯報一下吧。”
　　
　　“鑑於偵察結果，這一次審判只起訴十名主犯，各個集團的一般成員，交給各地的司法機關去審理。這就是說，十名主犯將從林彪、江青集團的幾十名成員中按照罪行程度挑出，同時照顧兩案平衡，一案五個人。江青一夥中的康生、謝富治已死，江青、張春橋、王洪文、姚文元，再加上兩個案子都擦邊的陳伯達，一共是五個人受審。林彪集團中林彪、葉群等在外逃中機毀入亡，林彪集團的‘四員大將’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自然首當其衝。鑑於他們在偵察中沒有發現與林彪製造《‘五七一工程’紀要》、謀害毛主席和南逃廣州另立中央的有關罪證，那就要從承擔這一罪行的‘小艦隊’中定一主要人物同‘四員大將’一同受審。這一主要人物便是江騰蛟。”
　　
　　彭真點點頭說：“這裡最難審的就是江青了。”
　　
　　“最有意思的也是江青。如果只是審林彪的那幾個，就沒有這麼大的吸引力了。”
　　
　　彭真說：“不錯，這次審判得好不好，很大的程度上取決於對江青的審判成功不成功。”
　　
　　真是巧極了。十四年前，就是在同一個地方，中央政治局的主要成員們研究彭真的問題。當時，主持會議的是劉少奇。其餘的人都在靜靜地聽着。
　　
　　康生負責向政治局匯報毛澤東對彭真的指示：“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八日至三十日，主席多次和江青同志、我，還有其他同志談話，嚴肅地批評彭真。主席說，彭真讓你們打招呼，豈有此理，一九六二年十中全會作出了進行階級鬥爭的決議，為什麼吳晗寫了那麼多反動文章從不打招呼，從不要經過批准，姚文元同志的文章為什麼偏偏要打招呼？難道中央的決定不算數嗎？扣壓左派的稿件，包庇反共知識分子的人才是大學閥。”
　　
　　“那還用說！”劉少奇以不屑作答的口吻哼了一聲，“彭真歷來不把中央，不把我放在眼裡。我看他比學閥還要壞，是大黨閥，惡霸！”
　　
　　“毛主席四月二十八日在和我談話時，又說：‘北京在彭真的把持下，針插不進，水潑不進。他要按照他自己的世界觀改造黨。事物是向它的反面發展的，他自己為自己的垮台準備了條件，這是必然的事情。彭真的事情從偶然中暴露出來，一步一步深入下來。歷史教訓並不是人人都會引以為戒的，這是階級鬥爭的規律，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凡是在中央有人搞鬼，我就號召地方起來搞他們，叫孫悟空大鬧天宮，並要搞那些保玉皇大帝的人。彭真是混到黨內的渺小的人物，沒有什麼了不起，一個指頭就打倒他了。正西風落葉下長安。康生同志不要無窮的憂慮，灰塵不掃不淨，階級鬥爭不鬥不倒。我贊成魯迅的意見：經書不可不讀，不可多讀。不讀人家會欺騙你。現象是看得見的，本質是隱蔽的。彭真的本質隱蔽了三十年。’”
　　
　　劉少奇說：“彭真多年來對我是陽奉陰違，兩面三刀，我對他忍了好幾年了。他的問題的暴露是他幾十年反對黨和毛主席、反對我們這些人的必然結果。”
　　
　　“你們和彭真打個招呼，讓他別再推卸責任了。”鄧小平說，“他的問題也不是一天二天，好多人早就盯上他了。再辯護也沒有多大的意思。今後少幹些工作就行了嘛。”
　　
　　周恩來也說：“彭真這個反黨集團是我們進行文化大革命的阻力。這個反黨集團不僅在暗中活動，而且打着‘紅旗’反紅旗，進行兩面派活動，表面上站在毛主席一邊，實際上暗中背着中央販賣私貨，反中共、反毛主席，最典型的就是一九六六年他的那個《二月匯報提綱》。毛主席把他們一個一個地揪了出來，掃除了黨內隱藏的反黨集團，這是一個偉大的勝利。”
　　
　　就是在這個會議上，中央決定對彭真進行審查，並且撤銷了他在黨內的一切職務。
　　
　　一九六七年四月，還是在人民大會堂里的這個地方，江青在接見批鬥彭真等人的紅衛兵時說：“毛主席早就講過，前北京市的一些主要負責人，當然指的是彭真了，他們不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他們把持了許多的陣地和工具，對無產階級實行專政。他們是一個野心家、陰謀家集團。同志們，如果讓他們的陰謀得逞，那我們這些人，就要殺頭、坐牢了。你們在場的許多人，也將要受到迫害，有人就跪下投降，他們也是不會饒恕的。你們信不信啊？”
　　
　　當然，她不會想到，歷史還真的給她安排了這麼一天。
　　
　　當初，江青鄭重其事地說：“彭真這個反革命修正主義集團的頭子，經常在幹部中肉麻地吹噓自己，為篡黨、篡國製造輿論。事實上，他在歷史上就是一個地地道道的投降主義者，是資產階級在黨內的代理人。抗戰時，他在晉察冀邊區執行的是王明的‘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的投降主義路線；解放戰爭時期，他在東北又變本加厲地繼續執行王明路線，執行劉少奇的投降主義路線。他反對毛主席的以農村包圍城市的偉大思想，反對林副主席放手發動群眾，建立根據地的正確主張；彭真在國際活動中，也背着中央散布了許多抹煞階級矛盾，取消階級鬥爭，美化資產階級，美化現代修正主義的言論。他吹捧叛徒鐵托和赫魯曉夫，吹捧某些國家的資產階級反動派，幹了許多投降主義的勾當。現在查明，這個彭真，早在抗日戰爭前，就在獄中自首變節，出賣同志。這個叛徒，後來又同劉少奇、鄧小平相互勾結，包庇重用一批叛徒，把他們安插在黨政軍的重要崗位上。這次文化大革命中，紅衛兵小將們挖出了我們黨內的這個叛徒集團，是一個豐功偉績。我向你們表示崇高的敬禮！”
　　
　　講到這裡時，江青還真的站起來，給在場的紅衛兵和學生們敬了一個不規則的舉手禮。
　　
　　現在，這個地方輪到商量處置她的時候了。
　　
　　一九八〇年九月八日下午三點，華國鋒、葉劍英、鄧小平、李先念、胡耀邦和趙紫陽這幾個政治局常委，來到大會堂的福建廳，聽取和研究彭真提出並經中央書記處批準的審判江青和林彪集團的方案。
　　
　　當彭真親自向政治局常委匯報的時候，人大常委會和最高人民法院及最高人民檢察院的領導人全部列席旁聽。
　　
　　“江青等十名主犯的問題和情況基本上都查清了，起訴書主要解決這十個人的問題。”彭真說，“為了這次審判，兩案審判工作小組先後調集了四百多人，做了五個多月的審訊、收集、核實、證據提取和起草起訴意見書的工作。現在，起訴意見書所列舉的犯罪事實，同毛主席晚年的錯誤都劃開了。我們竭力避免混在一起。”
　　
　　華國鋒點點頭說：“特別是在審江青的時候，一定不要讓人感覺到我們是在審毛主席。”
　　
　　彭真說：“不會的，這兩個集團，江青和林彪是頭子。康生和張春橋是軍師，兩派是狼狽為奸的一夥，判刑完全是罪有應得。列入起訴書的罪行，都不牽扯毛主席和周總理和其他中央領導人的錯誤。起訴書還把周總理列入了被誣陷的領導人中。不過，現在的起訴書中，有的問題用不用，還得考慮。例如，張春橋說鄧小平是‘納吉’的問題，現在查到毛遠新向毛主席匯報的時候，毛主席同意了。”有的同志主張去掉這一條……
　　
　　“不能去掉！”鄧小平抬起頭。將手中的香煙頭往煙灰缸里一擰說，“張春橋是當面罵我是‘納吉’的，為什麼去掉？至於毛遠新的匯報記錄，不足為憑。誰知道他是怎麼去匯報的？”
　　
　　彭真繼續說：“起訴書不涉及路線問題、工作過錯問題，包括黨紀、政紀、軍紀的問題。這次審判，只審罪行，路線錯誤不審。毛主席、周總理和黨中央工作上的缺點錯誤，統統不提。”
　　
　　華國鋒立刻點頭道：：這樣好，可以少很多的麻煩。現在外國的一些組織和個人已經來電來信，批評我們是在反毛澤東，提出不能殺掉江青的問題。我在接見外國記者的時候，也表示我們不會判任何人死刑。看來這個問題還是有爭論的。我們有意識地迴避一些問題對我們的工作有好處。”
　　
　　葉劍英說：“江青的問題和毛主席的問題如何分清，還是要好好地研究。還有對文化大革命的評價的問題，這次審判也是迴避不了的。對毛主席，小平他們正在搞決議。”
　　
　　彭真繼續匯報道：“比如說，整劉少奇的時候，抓了很多人。江青親自批准抓了十一個人，已死兩人。另外，林彪在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八日的講話，就是專講政變的那次，誣陷了我和很多人。這次我們也不上起訴書了。還有，江青、葉群、陳伯達，過去下發的材料上，說他們是叛徒、托派，他們掌權後銷毀了很多的證據，我們也無法調查，查不清。這次也不上了。”
　　
　　胡耀邦翻動着手中的那本起訴意見書，說：“凡是弄不清的問題就不要上起訴書。因為這個案子不是管這一個時期，而是要作為歷史傳下去，要能夠經得起時間的檢驗。我正在考慮，是等《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出來再審，還是現在審？”
　　
　　“現在審好，”彭真說。“後審，外國報紙會說我們是審不下去，又要說我們是有分歧。我看還是先審比較好。我們不是根據黨的決議來審，是根據法律審的。這對增強法律認識也有好處。”
　　
　　李先念問道：“林彪和江青究竟是一案還是兩案，是一塊審還是分開審？我從這個意見書裡還看不出來。對這個問題一定要有個明確的分界線。”
　　
　　彭真說：“我們實際上是按一案來對待的。我看是一案起訴，分庭審理，一案判決。因為，這個案子很難分開。林彪和江青有矛盾，這是人所共知的。他們的矛盾是什麼？是作賊上一致，分贓有矛盾。這不能作為他們截然不同的根據。”
　　
　　“還有個問題，你們考慮一下。”華國鋒突然說：“這次審判，是公開還是秘密審？……”
　　
　　“當然是公開審，”鄧小平打斷他的話說。“但是外國人不能參加。其中有的事還要涉及到國家的機密。我們不得不考慮到這一點。因為江青這個人不好對付，所以審判她的時候，你們可以搞幾個演習。找幾人代表江青，你們先審審，看江青會用什麼法子來對付我們。有一條是肯定的，她會把許多的事推到毛主席和周總理身上。這是最令人頭疼的。因此，我勸你們還是不要僥倖啊！”
　　
　　胡耀邦說：“你們別看張春橋這時不開口，到了法庭上也許就會開口。他肚子裡藏的東西恐怕不會少了。毛主席晚年的時候，經常和他談話。他在一定的時候也會拿出所謂的尚方寶劍來和你們胡攪蠻纏，必須要有所準備嘛。”
　　
　　說到這裡時，政治局常委們你一言我一語地爭論起來。
　　
　　彭真對着列席會議的最高人民法院和檢察院的負責人說：“你們聽見了吧？中央領導同志可是對這個問題非常重視。這可是真槍實彈地干啊！我們的檢察官和法官們，在戰略上要藐視敵人，在戰術上就要重視敵人了。這個舉世注目的大案可千萬不能出醜，出了丑不是個人的，而是國家的丑啊。我們請了這麼多的法律方面的專家，有任何問題都是不應該的。”
　　
　　到這時，鄧小平該最後表態了。其實，從一開始，有經驗的觀察家就預感到了，這次審判江青的最高決策者不是華國鋒，而是他鄧小平。華國鋒當初要逮捕江青等人，一是為了自己的安全，二是為了成全英明領袖的美夢。作為已是所謂毛澤東的接班人的他，決不會讓把到手的肥肉再丟給別人，那怕是幫助過他的人。當江青口口聲聲要他出來作證的時候，他就知道江青要說什麼了。他不願意給江青提供這樣的機會，傳出去對他的聲譽並不好啊！
　　
　　所以，他在審判兩案指導委員會起草起訴意見書的時候，再三給有關的人布置，一定要迴避一些講起來十分敏感的問題。看來，他的意見還是得到尊重了，儘管他也預感到，他在中央的地位已經受到了嚴重的挑戰。這畢竟不是好兆頭啊，
　　
　　“不能再等了，立即準備審判工作。用什麼形式呢？”鄧小平邊問邊答，“成立特別法庭，搞一審終審，不給他們什麼上訴的機會。江青要狠狠地判，這個傢伙殺頭也不為之過。對黃永勝可以判輕點，他還是有功的人，和江青他們不同。王洪文雖然低頭了，但這個傢伙正年輕，放他出去後，還是要鬧事的，總之是個危險分子。我現在不講那麼多了，一句話，就是要快點審。越快越好，”
　　
　　散會後，彭真對他說：“給大家鼓鼓勁，爭取在中央動華國鋒的時候先把敵我矛盾解決了。中央進行一些組織和人事方面的安排畢竟是人民內部的矛盾，和江青、林彪他們有着性質上的不同嘛。你說呢？”
　　
　　“是的，我們要用這次審判來為下一步的人事調整作些前期的準備。”
　　
　　此刻，江青在幹什麼呢？她還在讀書。除了讀書讀報，她幾乎無事可干！
　　
　　她又對法家們的著作有興趣了。記得還在五年前，毛遠新問她：“為什麼法家的代表人物在歷史上的下場都不是太好呢？這裡有沒有必然的聯繫？”汪東興當着江青的面笑着對他說：“你這是看戲落淚，杞人憂天，替古人操心。費那些閒心幹什麼？反正是過一天等於兩個半天。”
　　
　　江青可不是這樣看問題的。不過，毛遠新的問話還是把江青難住了。是啊，這個問題還是很不好回答呢。倒是張春橋解釋了這些歷史上的現象。他說：“革命的法家代表人物，他們的每一個措施都必然要觸犯那些既得利益者。一旦既得利益者復辟了，就會以十倍的瘋狂和百倍的努力來迫害他們。這就是法家人物一旦失敗了，其下場更加悲慘的一個原因吧。”
　　
　　每到這個時候，她就要想起毛澤東的一些話。
　　
　　毛澤東生前已經看到了中央內部新、老之間的矛盾和鬥爭。但是，他想通過他的努力來解決這些問題。他在彌留之際多次說：“你們不要輕視老同志，我是最老的，老同志還有點用處。對造反派要高抬貴手，不要動不動就‘滾’。有時他們犯錯誤，我們老同志就不犯錯誤？照樣犯。要注意老中青三結合。有些老同志七、八年沒管事了，許多事情都不知道，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漢，何論魏晉。有的人受了點衝擊，心裡不高興，有氣，在情理之中，可以諒解。但不能把氣發到大多數人身上，發到群眾身上，站在對立面去指責。周榮鑫、劉冰他們得罪了多數，要翻案，大多數人不贊成，清華兩萬多人，他們孤立得很。”
　　
　　這話多麼語重心長，但是感動不了這些老爺們。可見，政治鬥爭是多麼的殘酷和無情啊！江青這樣想道。人呀人，是多麼可笑而又複雜的高級動物呀！當初，政治局的多數人，在她面前信誓旦旦，表現得是那麼的堅強和勇敢，包括華國鋒，都是一群奴才嘴臉。可是，毛澤東的這條船剛剛開始下沉，人們的態度就變了，變了！她想起魯迅在《半夏小集》中的一段話：
　　
　　“‘聯合戰線’之說一出，先前投敵的一批‘革命作家’，就以‘聯合’的先覺者自居，漸漸出現了。納款，通敵的鬼蜮行為，一到現在，就好像都是‘前進’的光明事業。”現在，那些曾經痛哭流涕地檢查自己犯了走資派錯誤的人，好像突然間以“走資派”為光榮了。原來的檢查和保證，統統拋到九霄雲外去了。
　　
　　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有沒有什麼奧秘在其中，江青很想研究研究了。
　　
　　“你們給我的女兒捎話，把我的《魯迅全集》拿來，我要學習魯迅的幾篇文章，現在，我和他的心是完全地相通了。他在國民黨的圍剿中寫的那些精言妙語，和我在黨內走資派的圍剿中的思想實際，有着驚人的一致了。”
　　
　　江青肆無忌憚地、毫不遮掩地對監管人員這樣說。有時，連監管人員也感到奇怪，這位已是六十多歲的老太太，從哪裡來的這麼大的勁頭？因為他們都不是政治家，所以要提出這樣的問題。
　　
　　當江青看到毛澤東寫的《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材料》中的若干按語時，那一幕幕往事浮現在她的眼前。也許她認為有她後悔的事件，也許她認為她永遠是正確的，她日日夜夜提防的那些人並沒有干她擔心的事情，倒是她和毛澤東最為放心的這些人卻干出了她和他經常提防的那些事。
　　
　　江青想起了當年她批判林彪時的一句話：“孔丘和林彪是一丘之貉，孔丘要‘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林彪要把我們親手打倒的一小撮階級敵人和黨內走資派再扶植起來，他們都是要復辟的，如果他們的陰謀得逞，還會有我們的好日子過嗎？”
　　
　　這一次，終於還是實現了。不過不是林彪，而是毛澤東認為最聽他的話的老實人華國鋒。
　　
　　當江青過上了她曾經使許多人過上的那種日子時，倒使她有時間來回憶許許多多的被她打倒的那些人的倒霉經過，也許這對她是一種更好的啟發吧。
　　
　　她又想起了胡風。她本和他有着同樣的對手，但是她和他們不是一樣的人。這莫非也是一種歷史的諷刺？江青想到……
　　
　　一九五四年九月，江青在翻閱報刊時，被山東大學的校刊《文史哲》第九期上的一篇文章吸引住了。這篇文章的標題是《關於<紅樓夢簡論>及其他》。署名是：李希凡、藍翎。江青看了這篇文章，不禁喊出聲來：“到底有人向資產階級宣戰了！”不過，她對兩位作者的情況一無所知，畢竟是兩個名不見經傳的人物嘛。
　　
　　江青作為毛澤東的妻子兼秘書，每天都要瀏覽很多的報刊和資料，然後把她認為重要的文章和有用的參考材料送毛澤東閱讀。應該說，江青是很儘自己的職責的。這幾天，她和毛澤東正在閱讀《紅樓夢》，而且毛澤東和她就裡面的人物和思想進行了多次的談話和討論。也正因如此，這篇文章很快被江青所喜愛。
　　
　　江青叫人打電話了解情況。原來這兩位作者都是年輕人，一個今年二十三歲，另一個也不過二十六歲。他們都是山東大學的畢業生，對《紅樓夢》的研究剛剛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一開始便對紅學專家俞平伯的觀點產生了質疑，於是寫了這篇批駁的文章。他們的某些觀點，恰恰和毛澤東不謀而合。這對江青來說，無疑是個親切的信息。
　　
　　“潤之，這是一篇令人很振奮的文章，你看看吧。”江青把這篇文章介紹給毛澤東，然後又把作者的情況作了說明。
　　
　　毛澤東很快就看完了，正像江青所預料的那樣，這位黨中央主席馬上決定在《人民日報》上刊登，他對江青說：“你去找周揚他們，先在報上發表，然後展開討論。”
　　
　　江青對周揚的歷史有所了解，知道他早在一九二七年就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幾個月後正趕上蔣介石的清黨，他便逃往日本。一九二九年初，在日本大檢舉時，一度被捕。出獄後回到國內，在田漢等人的介紹下參加了“左聯”的工作，和夏衍、陽翰笙、馮雪峰等人在一起領導文藝工作。一九三二年周揚在黨內擔任了“中央文委委員”和《文學月報》主編的職務。到了一九三二年，他又成為“左聯”的黨團書記，和田漢、夏衍、陽翰笙等人配合得非常融洽。但是，魯迅對他們的一系列主張十分反感，撰文批駁了他們的一些觀點。
　　
　　江青和他們在三十年代就認識，但是對他們始終沒有好的印象，周揚等人也沒把江青放在眼裡。
　　
　　他們都低估了這位不尋常的女人。
　　
　　“李希凡，藍翎是什麼人？這樣的文章怎麼能夠在人民日報上發表？”周揚和當時的人民日報總編鄧拓都不同意發表這篇文章。
　　
　　周揚說：“黨報可不是自由討論、自由辯論的場所，別說是小人物，就是有一定資歷的人也不一定能在這份報上隨便登文章啊。”
　　
　　江青並不和他們爭論，也沒有轉達這是毛澤東的意見，扭頭就回到中南海了。江青從不在任何人面前說一些大話或威脅別人的話，甚至還要故意示弱。她是處處用最後的實力來顯示自己的不可戰勝和得罪自己的最後結果的。往往當人們意識到這位女人的力量時，一切都會悔之晚矣。
　　
　　江青和毛澤東還有一個相同點，他們喜歡破格地扶持一些本來無名無勢的“小人物”，直到把他們一下子提拔到嚇人的高度。
　　
　　毛澤東聽了匯報，微微笑道：“他們看不起小人物，別忘了他們也是從小人物起來的。那好，我們就來個專門扶持小人物，看他們將來怎麼辦？我早就說過，俞平伯是胡適派的代表人物，解放以後，胡適派的思想，沒有受到什麼批評，古典文學方面是胡適派的思想領導了我們。而我們那些共產黨員卻採取了投降主義的錯誤立場，這就把事情弄得很複雜了。可恨的是我們的這些共產黨員是幹什麼吃的！”
　　
　　江青冷冷地說：“他們的眼裡沒我們，他們狂得很哪。那些胡適派的專家、學者自以為他們捧的是了不起的真經，其實不過是毫無用處的破爛。《紅樓夢》這部偉大的現實主義作品，他們怎麼能理解得了？除了武斷地作些臆測或推斷外，再沒有什麼別的本事。”
　　
　　“周揚和鄧拓不是說這兩個小人物的文章不能上人民日報嗎？那就先上文藝報。老子這個人從不爭第一，先讓他們一局，再來個後發制人。”毛澤東說，“只有讓他們表演得充分了，人們才能進一步識破他們的真面目。否則，好像是我們多事。壓制小人物的文章，不公平嘛。”
　　
　　在毛澤東的支持下，《文藝報》轉載了李希凡、藍翎的《關於<紅樓夢簡論>及其他》的文章後，《光明日報》於一九五四年十月十日又發表了他們的《評<紅樓夢研究>》。《光明日報》還加了一段編者按，按語說：“目前，如何運用馬克思主義科學觀點去研究古典文學，這一極其重要的工作尚沒有很好地進行，而且也亟待展開。本文在試圖從這方面提出一些問題和意見，是可供我們參考的。同時我們更希望能因此引起大家的注意和討論。又與此相關的一篇《關於<紅樓夢>簡論及其他》的文章已在第十八期《文藝報》上轉載，也可供大家研究。”
　　
　　毛澤東對這篇編者按極為不滿。他連批了三個問題：“不過是試作？不過是一些問題和意見？不過可供參考而已？”
　　
　　六天后，毛澤東給政治局所有的人和其他有關的負責人寫了一封信，嚴肅地批評了黨內的資產階級大人物壓制新生的“小人物”，甘心作資產階級俘虜的錯誤，指出：“駁俞乎伯的兩篇文章是三十多年以來向所謂紅樓夢研究權威作家的錯誤觀點的第一次認真的開火。事情是兩個‘小人物’做起來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並往往加以阻攔，他們同資產階級作家在唯心論方面講統一戰線，甘心作資產階級的俘虜，這同影片《清宮秘史》和《武訓傳》放映時候的情形幾乎是相同的。被人稱為愛國主義影片而實際是賣國主義影片的《清宮秘史》，在全國放映之後，至今沒有被批判。《武訓傳》雖然批判了，卻至今沒有引出教訓，又出現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論和阻攔‘小人物’的很有生氣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這是值得我們主意的。”
　　
　　這下，周揚才知道江青的意見是有來頭的，他暗暗地埋怨自己的遲鈍和輕視。
　　
　　在毛澤東的親自發動下，全國開展了對《紅樓夢研究》和胡適反動思想的大批判。江青得意洋洋地說：“這是自批判影片《武訓傳》以來，我國社會主義革命時期文化思想戰線上的第二次大鬥爭，我們一定要取得偉大的勝利。”
　　
　　在江青的具體布置下，毛澤東親自出面和修改，詩人袁水拍於十月二十八日發表了題為《質問<文藝報>編者》的文章，公開批判《文藝報》，揭露了文藝界某些領導人的資產階級貴族老爺的態度。這一舉動，使周揚等人着了急，慌忙向劉少奇、鄧小平求救。劉少奇說：“你們不要害怕，沉住氣，充其量不過是《文藝報》缺乏自我批評精神的錯誤嘛，沒有什麼了不起的。”鄧小平也說：“《文藝報》過去是缺乏與人為善的態度，改了就好了，沒有其他的大問題。”
　　
　　也正是這時候，劉少奇對胡喬木說：“你們再引用毛主席的話的時候或者提到毛主席的時候，最好用毛澤東同志這個稱號，主席的話不用“教導”等語言，這樣便於將來主動。我們沒有聽說把列寧叫作列主席的。”
　　
　　胡喬木在一定的範圍內傳達了劉少奇的這個指示。
　　
　　江青聽到這個傳達後，眉頭一跳，輕輕地說：“哦，現在不用主席了，他已經爬到了黨的第二把交椅上了，也可能會認為主席將來也是他的絆腳石呢。”說完，她囑咐身邊的人不要把這話告訴任何人，包括毛澤東本人。
　　
　　從十月三十一日起，中國文聯主席團和中國作協主席團先後聯合召開了八次主席團擴大會議，對《文藝報》的錯誤進行了嚴肅的批判。擴大會由郭沫若主持。《文藝報》主編馮雪峰、副主編陳企霞分別在會上作了檢查，胡風、俞平伯、老舍、何其芳、周揚、丁玲、茅盾、袁水拍、翦伯贊等三十餘人在會上發言批判了《文藝報》投降資產階級權威、壓制馬克思主義新生力量的錯誤。
　　
　　胡風的發言特別引人注目，他說：“《文藝報》從來就沒有支持過革命的新生力量，它的領導權完全是掌握在一批大黨閥和惡棍們手裡。要解決這個問題，我認為不從領導權上考慮問題是根本不可能的。現在的文藝界如何能走出死胡同？我看依靠現在這批人根本難以勝任。文藝界從三十年代以來就是人和鬼並存在這個世界上，我們除了鬥爭以外再沒有其他的出路。”
　　
　　那時，江青以普通的文化部人員的身份參加了幾次會議，聽到了胡風的發言，她吃驚地說：“胡風要幹什麼？要奪郭老這些人的權嗎？他比《文藝報》領導人的胃口還要大啊！”
　　
　　胡風當然不知道江青的態度。他反而認為：“文藝界的反擊現任領導人的形勢非常好，這是我給中央的意見書起了決定性的作用，看來毛主席已經轉到我們這邊了。這次機會無論如何不能放過，要抓住周揚這夥人，往死里整，不能給他們以喘息的空兒。”
　　
　　胡風不認識江青，卻對江青大講要掃除扣在作家頭上的“緊箍咒”，說：“現在的領導人沒有一個好東西，都是見風使舵的傢伙。毛主席搞政治可以，搞文藝就不行嘛。從來的皇帝沒有成為文學家的。偶爾作首詩還可以，真正讓他當詩人就要出笑話了。”
　　
　　江青從心裡罵道：猖狂的東西，簡直不知天高地厚。
　　
　　十一月七日，胡風在擴大會議上作了長篇發言，他說：“《文藝報》現在所犯的錯誤是有思想根源和歷史根源的，他們的主要問題是，第一向資產階級投降，表現在向反動的胡適思想投降，具體的例子是五年前，《文藝報》就發表黃藥眠、蔡儀等人關於朱光潛美學思想的討論文章，是對朱光潛這樣一個胡適派的旗幟之一、為蔣介石法西斯思想服務的人，表示了投降和求饒的態度；第二《文藝報》對進步作家、對‘小人物’採取壓制態度，具體例子是壓制在美學問題上努力與朱光潛鬥爭的阿綸；第二，《文藝報》在批評工作上是庸俗社會學的觀點占支配地位，基本上是用庸俗社會學作武器，特別是周揚等人是典型。第四，庸俗社會學表現在美學上的特徵之一是形式主義，具體例子是《文藝報》發表的關於詩的‘筆談’中占支配性的意見是要求詩有固定的形式、格律、建行等等，提倡了形式主義等等。”
　　
　　顯然，這樣的批評和毛澤東的要求沒有絲毫的一致處。
　　
　　胡風還在會下和人談話時說：“一九三二年十二月，魯迅寫的《辱罵和恐嚇決不是戰鬥》就是回敬周揚一夥的，他掩蓋不了這個事實。周揚把持着《文學月報》，刊登了大量的這方面的文章。魯迅專門給他寫信，提出：‘不應該將上海流氓的行為，塗在工農大眾身上。誣陷、造謠、恐嚇、辱罵，這一份遺產，還是都讓給叭兒狗文藝家去承受吧，我們的作者如不竭力的拋棄了它，是會和他們一丘之貉的。’但是，周揚之流不僅不接受警告，反而全盤接受叭兒狗文藝家應該接受的遺產，用造謠、誣衊、辱罵來對待魯迅。這樣的誣衊行為難道能容忍嗎？”
　　
　　胡風的態度在整個的會議上引起了巨大的反響，不少人站出來支持胡風。但是，也有更多的人憤憤不平地說：“胡風是在利用這次整風來奪權，來整垮一大批文藝工作者。”
　　
　　不管怎麼樣，胡風的這個出頭鳥是被許多的人所瞄準了。
　　
　　周揚要求面見毛澤東，首先來見江青。這時他才知道江青的作用，不得不低頭道：“在這個問題上，我又犯了錯誤了，希望江青同志多多幫助。這個會議還怎麼往下開呢？”
　　
　　江青愛搭不理地瞥了他一眼，慢慢地說：“怎麼開？方向錯了就糾偏唄。主席現在正忙，到時候我通知你吧，你先回去吧。”
　　
　　此刻，胡風還在起勁地發動他的人馬向文藝界的領導人大舉進攻呢。他認為，全面清算這些領導人的條件和機會終於到來了。
　　
　　十月二十七日，胡風在給張中曉的一封信中說：“這裡的情況已在大動搖中，第一、作協黨組連日來開會，大概是由先生們自己檢查，提出匯報，中央再來最後考慮問題，這裡面一定會有許多好看的東西。今天甚至聽說二十多萬字的東西（即我的意見書）要出版了。如果真是這樣，大概是上面已經決定了要好好地考慮考慮了。第二、今天的報上發表了袁詩人攻擊《文藝報》的文字，這是一個很不平凡的現象，可以認為一則犧牲《文藝報》，二則有些人（象袁詩人之類）趕快站住，要乘早抓住攻打銅牆鐵壁的旗幟。第三、文聯會上的重要發言也要公開發表了，這在上面也許是為了推動鬥爭的發展。在先生們也許是要藉此造成一個改良的局勢。在這種情況下，幾月來你社所發生的一些事實是有重大的作用的。這些事實可以有力地證明問題的實質是什麼，逃也逃不掉。”
　　
　　後來，胡風們的攻擊失敗了，這些信件作為反革命證據被交了出來，毛澤東在這些信件上批示道：“如同我們經常在估計國際國內階級鬥爭力量對比的形勢一樣，敵人也在經常估計這種形勢。但我們的敵人是落後的腐朽的反動派，他們是註定要滅亡的，他們不懂得客觀世界的規律，他們用以想事的方法是主觀主義的和形而上學的方法，因此他們的估計總是錯誤的。他們的階級本能引導他們老是在想：他們自己怎樣了不起，而革命勢力總是不行的。他們總是高估了他們的力量，低估了我們的力量。我們親眼看到了許多的反革命：清朝政府，北洋軍閥，日本帝國主義，墨索里尼，希特勒，蔣介石，一個一個地倒下去了，他們犯了並且不可能不犯的思想和行為的錯誤。現在的帝國主義也是一定要犯這種錯誤的。難道這不好笑嗎？照胡風分子說來，共產黨領導的中國人民革命力量是要嗚呼完蛋的，這種力量不過是‘枯黃的葉子’和‘腐朽的屍體’。而胡風分子所代表的反革命力量呢？雖然‘有些脆弱的芽子會被壓死的’，但是大批的芽子卻‘正沖開’什麼東西而要‘茁壯地生長起來’。如果說，法國資產階級的國民議會裡至今還有保皇黨的代表人物的話，那麼，在地球上全部剝削階級徹底滅亡之後多少年內，很可能還會有蔣介石王朝的代表人物在各地活動着。這些人中的最死硬分子是永遠不會承認他們的失敗的。這是因為他們不但需要欺騙別人，也需要欺騙他們自己，不然他們就不能過日子。”
　　
　　很顯然，毛澤東是在借題發揮，因為這些話對一切的反對派來說，都是適用的。
　　
　　現在，莫非自己也在犯着同樣的錯誤嗎？江青突然地警惕起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