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怎麼不是惡魔？——與張博樹博士商榷

張博樹博士的新作《“共和”60年—關於幾個基本問題的梳理》（以下簡作《共和》），將對毛的評價列為“共和”60年的基本問題之一，當然是有道理的。更準確地說，這應是中共黨史研究的基本問題，其時間跨度便是“共和”88年了。
   
   
   《共和》一文的第二部分，以《“繼續革命”：對毛和文革的再反省》為題評毛。在概述“歌頌者”、“批評者”和“當政者”為頌為毀或“顯得曖昧而尷尬”的三種不同態度後，作者聲稱：
   
   
   其實，作為個體生命存在的毛澤東既不是聖人，也不是惡魔，毛和常人一樣，也有長處和短處、優點和缺點。但毛註定了要成為人們長久議論的話題，的確是因為毛曾以一種非同尋常的方式介入了歷史、影響了歷史並成為歷史的一部分。（《共和》）
   
   
   筆者認為，這段話首句大謬不然。毛當然絕非“聖人”，卻絕對是“惡魔”。他固然曾有其“長處和短處、優點和缺點”，卻絕非“和常人一樣”，倘用古典 小說的詞語，堪稱“天生異稟”。這種“異稟”，集中到一點，乃其帝王思想，或曰領袖慾。也可採用祝世華先生在《反思錄》中概括的兩個字，即“凌駕”。他要 君臨一切，絕不居於人下。
   
   
   這裡只要舉個小小的例子。毛時代中共《黨章》雖然規定其全國代表大會執掌最高領導權，大會閉幕期間由中央委員會行使權力，“全黨服從中央”。可是，各級黨組織向中央的請示報告，抬頭一律寫：“毛主席·黨中央”。毛在前，中央居後。這便是“凌駕”。
   
   
   此種至高無上·唯我獨尊的心態，在毛而言可謂所從來久遠矣。其首次暴露當在1928年井岡山落草後即“三灣會師”不久，儘管他在黨內的身份只是“毛 委員”。此後7年間，雖然1931年11月7日他登上“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主席的虎皮交椅，並被稱為“毛主席”，但無非類似於《隋唐演義》中的“十八路反 王”，或者用稍後魯迅對馮雪峰的說法，屬於“山大王”而已。其稱孤道寡的欲望遠未實現。
   
   
   此後至1935年1月長征途中的遵義會議，依文革時的宣傳叫做“確立了毛主席在全黨全軍的領導地位”，那其實是地地道道的謊言。
   
   
   關於這點，不妨引用遵義會議出席者陳雲1935年二三月的傳達提綱：
   
   
   毛澤東同志選為常委。·····（二）常委中再進行分工。（三）取消三人團，仍由最高軍事首長朱·周為軍事指揮者，而周恩來同志是黨內委託的對指揮 軍事上下最後決心的負責者。······擴大會完畢後中常委即分工，以澤東同志為恩來同志的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遵義會議文獻》）
   
   
   而張聞天則出任中共總書記。不過，無論周或張都比較開明，所以毛乘機擴大自己的影響，並在共產國際支持下終於成為中共領袖，時在1938年9月14日中央政治局會議上。
   
   
   但毛並不以此為滿足。他要進一步樹立自己的絕對權威，故從1942年起通過延安整風，把可能構成威脅的黨內對手王明和周恩來徹底壓倒。在劉少奇協助 下其野心得逞並獲“人民大救星”桂冠後，繼續鍥而不捨地力求“南面稱孤”。直至1949年10月入主中南海，他的胃口更大了，目標是充當世界革命導師，實 質變逐步成了一個心理變態者，走火入魔的暴君兼狂人。
   
   
   有論者稱，毛屬於理想主義者，其本意在救國救民，最終實現馬克思提出的“解放全人類”的目標。他的種種“失誤”乃“好心辦壞事”。西方不少所謂“中國問題專家”均持類似看法。《共和》一文實質具相同觀點，只是有些地方說法較為婉轉而已。
   
   
   對此，我們可以依循“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來衡量，也可從毛自己所言“動機與效果的統一”作出判斷。
   
   
   毛1942年5月23日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講話稱：
   
   
   一切利於抗日和團結的，鼓勵群眾同心同德的，反對倒退、促成進步的東西，便都是好的；而一切不利於抗日和團結的，鼓動群眾離心離德的，反對進步、拉 着人們倒退的東西，便都是壞的。這裡所說的好壞，究竟是看動機（主觀願望），還是看效果呢？……我們是辯證唯物主義的動機和效果的統一論者。為大眾的動機 和被大眾歡迎的效果，是分不開的，必須使二者統一起來。為個人的和狹隘集團的動機是不好的，有為大眾的動機但無被大眾歡迎、對大眾有益的效果，也是不好 的。……社會實踐及其效果是檢驗主觀願望或動機的標準。（《毛澤東選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870頁）
   
   
   同一講話中毛又說：
   
   
   關於動機和效果的辯證唯物主義觀點，我在前面已經講過了。現在要問：效果問題是不是立場問題？一個人做事只憑動機，不問效果，等於一個醫生只顧開藥 方，病人死了多少他是不管的。又如一個黨，只顧發宣言，實行不實行是不管的。試問這種立場也是正確的嗎？這樣的心，也是好的嗎？事前顧及事後的結果，當然 可能發生錯誤，但是已經有了事實證明效果壞，還是照老樣子做，這樣的心也是好的嗎？我們判斷一個黨、一個醫生，要看實踐，要看效果…。（同上，875頁）
   
   
   這裡不厭其煩地引述毛的話，因為倘不以人廢言，這些話都顛撲不破，無懈可擊，並且也適用於毛本人。“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再好也沒有了。
   
   
   就 拿1958年毛搞的所謂“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來說，據稱毛完全出於“好心”/“理想主義”，要在幾年間改變中國貧窮落後的面貌，讓六 億人過上好日子。不料事與願違，直接造成1959至1961年三年大饑荒，這三年就自然氣象狀況來說屬於平年，根本不算什麼“災年”，卻餓死了至少 3700萬人，這是全世界從未有過的大災難，始作俑者的毛明知“已經有了事實證明效果壞，還是照老樣子做”，甚至在1959年廬山會議上一意孤行，將正直 敢言為民請命的彭德懷等人打成“右傾機會主義集團”，以堵住悠悠之口，這難道不是惡魔？
   
   
   此前1957年反右，違反憲法，言而無信，使上百萬響應其號召“幫助黨整風”的知識分子罹禍，不少人家破人亡，並導致社會上再無人敢說真話，造成思想滅絕的效果，這是希特勒和斯大林兩個大魔頭都沒有做的事，如此惡果彰明昭著，毛不是惡魔又是什麼？
   
   
   再如文革這樣的浩劫禍國殃民，連中共都認為應徹底否定，作為“親自發動和領導”文革的獨裁者，毛怎麼不是惡魔？
   
   
   如果說，1927年春國共合作時期，仍在國民黨擔任要職，且對北伐戰爭不無某種貢獻的毛，“和常人一樣，也有長處和短處、優點和缺點”，那無疑符合 事實。但在國民黨“清黨”之後，特別是秋收起義失敗，毛迅即步上“紅色山大王”的道路，變成“危害民國、擾亂社會”的“共匪”頭子。而取得北伐勝利的民 國，正如張博士文中所稱，是“把建設一個憲政的現代民主國家當作根本的建國原則”，“而且也做過一些實實在在的工作來推進這個進程”。
   
   
   也就是說，自登上井岡山實行“工農武裝割據”（實質應叫做“落草為寇”）之日始，毛已經“脫胎換骨”，蛻變而為反社會分子。從那時起，他腦子裡一直 以為“天將降大任於己”，只有他才能拯萬民於水火。這種救世主心態日漸強烈，待到延安唱出《東方紅》而定型。本來那和《國際歌》的精神勢同冰炭，可是毛居 然能夠將二者融於一爐，此種本事更表明其迥異於“常人”。
   
   
   作者繼稱：
   
   
   什麼東西構成現當代中國歷史中如此深刻而又不幸的毛式個人印記呢？我以為，這個東西就是毛本人在世時力倡、並強力推行的繼續革命的主張。毛的確是個獨裁者，但他不是一個單純的斂權之徒。（《共和》）
   
   
   否。毛是個清醒而固執的“斂權之徒”，“革命的根本問題是政權問題”，“寸權必奪，寸利必得”乃其座右銘。他的得意門生及欽定接班人林彪更直截了 當，坦言：“有了權就有一切”！在這點上，毛完全以其爭天下的對手蔣介石為榜樣，且做到了“青出於藍而青於藍”---他把軍權牢牢掌握在手中。尤其在中共 建政後，野戰部隊一個團的調動，也要報請身兼中央軍委主席的毛批准。什麼國防部長、以至主持軍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都沒有這個實權。到他死後，鄧小平蕭規 曹隨，同樣緊握軍委主席大權。作為“斂權之徒”，二者一脈相承。
   
   
   該文續稱：
   
   
   作為共產黨人，毛有其獨特的社會理想。他並不滿足於僅僅奪取政權做一個太平皇帝。他還要奮鬥去建設一個既符合馬克思主義理念、又符合中國人“大同”理想的“人間天堂”，並以此為世界人民做出榜樣。（《共和》）
   
   
   什麼“馬克思主義理念”！毛何嘗懂什麼馬克思？他概括的馬克思主義就是“造反有理”！他的哲學無非實用主義或機會主義的“具體情況具體分析”。他的 “大同”區別於《禮運.大同篇》，其樣板乃東漢張魯的“五斗米”道。他“獨特的社會理想”較之十八世紀的西歐空想社會主義者，如歐文、傅里葉和聖西門等人 的理想，要倒退一千年，簡直比烏托邦還烏托邦！而毛竟企圖把他這荒誕無稽的一套向環球推銷，豈非走火入魔？
   
   
   該文指出：“‘繼續革命’就是實現毛式‘人間天堂’的基本綱領和具體途徑。……根據共產革命的邏輯，中國共產黨在1949年奪取全國政權後將創造條件，把‘革命事業’繼續向前推進，從‘新民主主義’逐步邁向‘社會主義’，……”據此，作者聲稱：
   
   
   有些朋友認為，共產黨40年代給農民土地，只是為了換取農民的支持，一旦掌握政權，就把土地收了回去，純屬典型的欺騙。其實，這是不懂歷史才得出的簡單結論。（《共和》）
   
   
   請問是誰“不懂歷史”？中共建政之前及建政之初，一再信誓旦旦稱“社會主義是將來的事情”，起碼在15年至20年後。1949年9月底通過的《共同 綱領》連“社會主義”的字眼都迴避了。那可是當時起代行憲法作用的憲章啊！曾幾何時，1953年6月15日中共就提出“過渡時期總路線”，宣布實行社會主 義改造，這才3年多時間過去。如此說了不算數，還不是“純屬典型的欺騙”又是什麼？
   
   
   對此，該文解釋道：
   
   
   在共產黨人看來，把億萬農民從小私有者引上合作化的“社會主義康莊大道”，同當年搞土改一樣，都是為了實現勞苦大眾的根本利益，體現了社會進步和歷史發展的“必然法則”。在共產革命的邏輯語境內，這是一個屬於ABC級的基本常識。（《共和》）
   
   
   請問，毛自以為“為了實現勞苦大眾的根本利益”，就可以越俎代庖，逼令民眾服從了嗎？何況，實踐證明，當年那個“社會主義改造”根本沒有體現什麼“ 社會進步和歷史發展的‘必然法則’”，而只是胡折騰。80年代的改革不正是為了撥亂反正，把歷史發展拉回正軌嗎？作者上述說法豈非為毛的倒行逆施辯護？
   
   
   文章續稱：
   
   
   在政治層面，則是建立“無產階級領導”、“人民當家作主”的革命政權。……黨政軍一體化而“黨”是這個一體化的核心，這就是這個有着“共和”之名的 “人民”政權結構的實際情形。但毛澤東很快就不再滿足於這種狀況，……毛認為蘇聯版的社會主義變了味，…..而中國共產黨照蘇聯人的樣子干，也有變成“修 正主義”的危險。毛的擔心首先出自對經濟發展過程中利用金錢和物質刺激作為動員手段的反感。（《共和》）

   這充分說明毛對經濟學一竅不通，也表明其違反人性，不近人情。毛的知識結構存在極大的缺陷，他在師範就讀時數學成績甚差，又不會英文。他從來沒有讀 過《資本論》，實際上他也不可能讀懂。他擅長的是權術，在政治鬥爭中運用自如。他也會打仗，主要是游擊戰。他本質上是個農民，習慣於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 嚮往的是分配上的平均主義。可以說，對於商品交換中的價值規律，他是天生厭惡的。他也毫不掩飾自己的這種“樸素”的農民感情。如果僅僅作為個人的好惡，那 還問題不大。可是他手握大權，君臨天下，並且剛愎自用，要把一己的意志強加於泱泱中華，讓幾億國民俯首帖耳照單全收，否則就“棍棒侍候”，嚴懲不貸。這就 釀成神州生靈的彌天大禍了。
   
   
   該文繼稱：
   
   
   毛是個艱苦戰爭年代走過來的革命者，篤信“精神因素”對革命成功的作用，而鄙視人們斤斤計較物質利益。……毛特別反對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把物質刺 激強調得過分，認為應該強調艱苦奮鬥，把國家利益、集體利益放在第一位，…“不能把人引向‘一個愛人，一座別墅，一輛汽車，一架鋼琴，一台電視機’那樣為 個人不為社會的道路上去”。（《共和》）
   
   
   其實毛講的“國家利益、集體利益”是幌子，他的思想深處無非“朕即國家”，他說的“人民”指他自己。只有他是“人民”的化身。反對他就是“反人民 ”。說到物質享受和錢，則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毛自己不需要錢，因為他有至高無上的特權，要什麼有什麼。他卻要求下級以至普通民眾，全都清心寡欲。這叫做 “站着說話不腰疼”。從農村到城市，至少上億人連溫飽都遠未達到，卻要他們不要追求物質享受。這和晉惠帝問饑民“何不食肉糜”有什麼兩樣？
   
   
   該文又寫道：
   
   
   對官僚制的反感是另一個重要因素。……毛強調幹部必須下放勞動，“幹部不參加集體生產勞動，勢必脫離廣大的勞動群眾，勢必出修正主義。”……四清運 動期間，毛、劉等均強調各級幹部都要下去“蹲點”，形成制度，“蹲點”期間要發揚老八路作風，吃大鍋飯，睡土炕地鋪。當時甚至有這樣一種四清工作隊的編組 辦法，那就是把省委、地委和縣委的幹部混合編組，共同工作。（《共和》）
   
   
   毛實質上鄙視知識，鄙視知識分子，鄙視腦力勞動。他片面強調體力勞動，他所指的“集體生產勞動”，只是原始的簡單勞動。他連兩種勞動分工之必要性也否定了，這是一種反動的歷史觀。至於所謂“蹲點”，那是十足的“作秀”，擾民之餘什麼問題也解決不了。
   
   
   這裡還應指出，作為毛王朝的君主，其本人養尊處優的生活方式，比封建帝王不遑多讓。直到文革初期，在公眾場合他依然是“紅光滿面，神采奕奕”，甚至 能夠橫渡長江，其身體如此健康，日常生活中卻竟然連洗臉洗澡，乃至穿衣繫鞋帶全都要身邊年輕漂亮的女子伺候。這在大地主大資本家都是罕見的。自己十足一副 “飯來張口，衣來伸手”的大老爺樣子，其“四體不勤”之“脫離廣大的勞動群眾”，實在無以復加。但他卻高調地指責下面的幹部“出修正主義”，不知其本人算 什麼主義？說“封建主義”恐怕遠遠不夠，或者只能稱之為“寄生蟲主義”？
   
   
   該文續稱：
   
   
   以上兩個方面，又都與毛對共產黨作為執政黨變質問題的警覺有關。在某種意義上，他意識到了權力的腐蝕性和執政地位本身帶來的危險，儘管他對造成這種 危險的根源的解讀是完全錯誤乃至荒謬的。蘇聯的“變修”，使毛看到了共產黨作為執政黨蛻變的現實可能。毛不能允許這種情況也在中國發生，不能允許一代革命 者的奮鬥理念和奮鬥成果在金錢、地位和特權的腐蝕下毀於一旦。（《共和》）
   
   
   說穿了，他害怕的是自己以及手下那些遊民與農民出身的高幹被打倒，必要時他“重上井岡山”再度打天下，以便維護既得利益集團的政治、經濟與社會地位。
   
   
   該文指出：
   
   
   毛的思考中還隱含着一個更加積極的、雄心勃勃的方面，那就是建設一種全新的社會和全新的人。……毛有一種詩人氣質，有天下情懷和中國農業烏托邦的大 同情結。毛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列寧主義和斯大林主義者，他要搞出一套更加了得的人類烏托邦。……毛的唯意志主義的人格特徵和現代社會科學知識結構方面的缺 陷，反倒成就了毛的異想天開，成就了他作為中國式共產主義教父的天馬行空、獨往獨來。（《共和》）
   
   
   很不幸，正是後面這一點給中國人民造成空前的大劫難！無論中共黨內或者國內，沒有任何人可以制止其乾綱獨斷大膽妄為。關於所謂“詩人氣質”，馮雪峰 曾告訴毛，魯迅認為他有“山大王”氣味，毛大笑直認不諱。只是他有別於一般“山大王”如《水滸》的宋江，後者“敢笑黃巢不丈夫”，他則比區區梁山泊寨主厲 害多了，跟矢志實現“滿城盡帶黃金甲”的黃巢如出一轍。尤為突出的是，他在蘇聯支持下締造了一個“革命黨”，其能量是希特勒的法西斯黨也無法比擬的。因 而，其破壞性為歷史上的草頭皇帝黃巢之流望塵莫及。
   
   
   該文藉助毛思想“這個特殊背景”分析“高饒事件”等黨內鬥爭後寫道：
   
   
   很多朋友在解釋60年代的毛、劉衝突時，總是把它歸結為純粹的權力之爭。在我看來，這至少是不準確的，甚至是很膚淺的。（《共和》）
   
   
   應該說毛、劉衝突雖非純粹的權力之爭，但本質上還是個“權”字。如上所述，林彪曾一語道破稱：“有了權就有了一切”。如果否認毛劉之間事實上存在權 力之爭，那才是“不準確的，甚至是很膚淺的”。毛頗為賞識的王任重，在文革之初一次插話說毛“（退居二線）大權旁落”，豈非一針見血！
   
   
   該文續稱：
   
   
   認真檢視那段歷史不難發現，劉從未對毛構成篡權者意義上的真正威脅；即便有這種威脅（毛的心理上似乎曾經有這種幻覺），毛也可以不費吹灰之力就解決之，大可不必興師動眾。（《共和》）
   
   
   這段話根據不足。劉並不需要篡權，因“七大”已內定由他接毛的班。但自1956年“八大”之後，也只有他一人可能構成對毛的威脅。事實上自1959 年毛自己提出“退居二線”起，毛、劉兩個主席的標準像並列出現在報上，或貼在牆上。這會否對毛構成某種心理上實在的威脅而非幻覺？恐怕難以否認。不管怎 樣，毛曾說動一根小手指頭就可把劉打倒，那是虛張聲勢！蓋劉於黨內廣有根基，其接班人地位“是歷史形成的”---鄧小平語，毛文革打倒劉少奇，非但興師動 眾，利用林彪並調動野戰部隊入京保駕施壓，更指使江青通過張姚大造輿論，槍桿子筆桿子雙管齊下，1968年10月中旬的八屆十二中全會才如願以償。從 1965年11月批《海瑞罷官》拉開序幕算起，歷時近3年。
   
   
   該文又謂：
   
   
   ……可以說，下決心除掉劉少奇，既有毛鞏固個人權力、避免像斯大林那樣死後被人清算的考慮，也有孤注一擲，推進毛式烏托邦社會改造工程，拯救黨，重 構黨、國家和社會的衝動。至於一定要給劉少奇加上“叛徒、內奸、工賊”的罪名，置之死地而後快，這當然是毛作為獨裁者和黨內“老大”冷酷、殘忍的鐵證，也 是這個黨、這個體制一個極其糟糕的傳統。就毛個人而言，這個湖南山溝里走出來的革命者性格上的缺點、怪癖，成為政治領袖後心理上的變化，晚年猜忌心理的加 重，被排擠乃至被監視的幻覺等等，均賦予毛與他的對手（真實的對手或臆想中的對手）的鬥爭更加晦暗、更加撲朔迷離的性質。（《共和》）
   
   
   以上分析符合事實，並使人觸目驚心。毛倒劉既有“鞏固個人權力”的考慮，則表明二者之間還是存在權爭。末句所提毛“成為政治領袖後心理上的變化”， 與筆者前面斷言毛乃心理變態者而絕非“常人”，不無暗合之處。前一句指出毛整劉手段之“冷酷、殘忍”，以及中共“體制一個極其糟糕的傳統”，使人不禁聯想 到高崗、彭德懷被整肅後，也都莫須有地被指責為組織“反黨聯盟”或“反黨軍事俱樂部”，此種案例在蘇共和法西斯黨均屢見不鮮。能說毛與斯大林、希特勒不是 一路貨色？
   
   
   作者又云：
   
   
   這些足以構成一篇單獨的文章去探討。然而，我還是要說，和毛要成就的“偉業”相比，這些都不過是枝節。（《共和》）
   
   
   也許作者這樣說不無道理，但無論對於被害至隱姓埋名、死無葬身之地的劉少奇，或者受其株連的無數罹禍者，“這些都不過是枝節”一語，未免跡近“不能 承受的輕”。須知中華數千年古國，“人命關天”之觀念世代相傳，豈可一反傳統，視人命如草芥？毛誠然人性泯滅，為達目的不擇手段。其妻子兒女性命安危均可 不顧，“親密戰友”以至法定“接班人”更可隨時棄之如敗屐。但七億人口的泱泱大國，連堂堂國家主席、開國元帥副總理，都毫無人格尊嚴與生命保障，則升斗小 民豈非螻蟻不如？中國出了這樣一個大災星，怎麼至今仍有那麼多人向其頂禮膜拜？中華民族是怎麼啦？中國人何曾站起來？
   
   
   該文隨後對毛的“繼續革命”理論進行剖析，並將之概括為政權革命和心靈革命，前者指從“走資派”手裡奪權，後者指“要鬥私批修”。
   
   
   作者指出：
   
   
   “上海一月風暴”式的“直接民主”，根本不是什麼真的“人民民主”，而只是得到毛的支持與庇護的恩賜民主。……關鍵問題是：不管毛澤東怎樣號召“天 下大亂”、“造反有理”，他卻從來沒有把執政黨的蛻變、黨員的特權化和官僚化等等問題與這個體制最根本的弊害聯繫在一起，那就是共產黨的一黨專權問題。這 是毛本人的思維禁區。他既不允許別人、也不允許自己觸犯這個禁區。禁止別人質疑一黨專權是因為此系共產黨執政的命脈所在；禁止自己質疑這個問題則是因為毛 本人就是這個體制的最高代表者，這裡既有他的理想，也有他的利益。（《共和》）
   
   
   以上分析切中腠里，入木三分。口口聲聲號召別人“鬥私批修”的毛，到底還有私心，還要維護自己的利益。
   
   
   該文引述毛的話並評論稱：
   
   
   ……他曾說：總得要有個黨嘛！要有個核心嘛！當然，這個“核心”與其說是“黨”，不如說是毛本人。這是獨裁體制的必然結果。獨裁者自己也必然因此遇 到麻煩，而使他建構“新的權力形式”的一切努力付諸東流。……毛臨死前留下的一個近乎家天下的小班子給後人留下了無盡的猜想。我倒以為，即便毛沒有人們想 象的那樣狹隘（在沒有可信的第一手材料證明以前，我個人的確更願意做這樣的假設）他在文革中後期“接班人”問題和最高權力建構方面遭遇的尷尬，也已經對他 的政權革命的勃勃雄心構成了絕妙的諷刺。（《共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