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胡風女兒：胡風事件中兩類文化人

送交者: 高伐林 2010年12月19日11:18:48 於 [史地人物] 發送悄悄話

長期以來，知識分子在社會大變動和政治大動盪中的精神蛻變，一直是個熱門話題，胡風事件為人們也提供了一個透視各種文化人心靈的窗口。學者丁東曾將這一場驚濤駭浪中的文化人分成三類：砥柱中流，隨波逐流，推波助瀾。多數人自然是中間的隨波逐流，當時全國報刊上鋪天蓋地批判胡風文章就是明證。這裡要說的是另外兩端的類型。 1934年，胡風與夫人梅志在上海。（曉風提供） 砥柱中流：呂熒與阿壠 　　丁東舉出的“砥柱中流”，是呂熒。當中國文聯主席團和中國作協主席團舉行七百多人聯席擴大會議，通過開除胡風會籍的決議時，在全場群情激憤的聲討氣氛中，文弱書生型的美學家、翻譯家呂熒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韙，在眾目睽睽之下上台鄭重地說：“胡風不是政治問題，是認識問題，不能說他是反革命……”話音未落，便被一位詩人揪下台去，在一片哄罵聲中被帶出了會場。他付出了慘重代價：被隔離審查一年多，神經系統遭到摧殘，“文革”中被押送至勞改農場強制勞動，備受凌辱批鬥，於凍餓中去世。 　　曉風則對筆者談到阿壠：“我書中專門寫了他一篇。尤其是他的遺書，讓我們特別感動──不，不光是感動，應該說震撼。在那樣的年代、那樣的環境中，能夠這樣堅持真理，實在了不起。” 　　曉風提到的阿壠的遺書，是他被囚十年後1965年6月23日寫給審訊員的。“文革”後升任高官的賀敬之來看望胡風時談到，這份遺書在複查胡風案件的會上念讀時，感動了在座的許多領導。阿壠寫道： 　　……從根本上說，“胡風反革命集團”案件全然是人為的、虛構的、捏造的！ 　　所發布的“材料”，不僅實質上是不真實的，而且還恰好混淆、顛倒了是非黑白，真是駭人聽聞的。“材料”本身的選擇、組織和利用，材料發表的方式，編者所做的按語，以及製造出來的整個氣氛，等等，都說明了、足夠的說明了“案件”是人為的。現在，我坦率地指出：這樣做法，是為了造成假象，造成錯覺；也就是說：一方面歪曲對方，迫害對方，另一方面則欺騙和愚弄全黨群眾，和全國人民！ 　　阿壠還大義凜然地說：“我可以被壓碎，但決不可能被壓服。” 推波助瀾：舒蕪 　　丁東所說的為濁流“推波助瀾”者，舉了舒蕪為例。 　　舒蕪是胡風事件中的關鍵人物。1945年初，他的《論主觀》在胡風主編的《希望》創刊號發表，多次受到胡喬木、林默涵等人的批評。中共建政之後， 1952年2月，他發表《重新學習毛澤東〈延安文藝座談會上講話〉》，幾個月後又發表《致路翎的公開信》，說自己和對方過去都是以小資產階級革命性混淆替代了無產階級革命性。他一步步地否定過去，越來越與胡風及其友人拉開距離。 　　如果說，這還是屬於他個人選擇思想道路的權利，那麼，1955年5月13日在《人民日報》發表《關於胡風反黨集團的一些材料》，是由他摘錄並注釋的胡風給他的34封信件，這件事最為胡風和人們不能原諒。許多學者指出：中共的做法踐踏了法律，舒蕪的做法越過了底線。 　　私信是怎麼見的報，給予胡風等人致命一擊？當事人各有說法。 　　舒蕪本人在《舒蕪口述自傳》（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和多次接受記者採訪時追述了經過，大意如下： 　　所謂“交信”，根本就不存在。我從來沒有向任何人交過什麼信。當時，《人民日報》編輯葉遙奉命給我出了“關於胡風的宗派主義”這個題目，向我組稿，我接受了。我所指的“宗派主義”，主要是指胡風對於文藝界許多人一概過於否定，過於蔑視。這在他的公開文字中表現得還比較含蓄，在私人通信中就說得很明顯。我的文章要說清楚這一點，就不能不引用胡風給我的信。葉遙為了核實我文章中所引用的胡風給我的信，向我借信去校對，我就借給了她。“借出去”和“交上去”這兩個性質完全是不一樣的。至於以後的事態發展，那完全非我所願，非我所料，完全是《人民日報》文藝組長袁水拍他們，背著我和葉遙，把信交到林默涵那裡，那就等於公安部門看到了，我想捂也捂不住了。林默涵找我談話說，你的文章不用發表了，人家已經不想看你說什麼，人家要看胡風說什麼。林默涵要求我將他劃記號的地方摘下來，按內容分為以下四類：胡風十多年來怎樣一貫反對和抵制我們黨對文藝運動的領導，怎樣一貫反對革命文藝隊伍，怎樣進行反黨宗派活動，其宗派活動以怎樣的世界觀作基礎。我當然是不敢反抗的。既然林默涵發了話，我就不敢不按照他的“指示”編出了那個材料，誰知又驚動了毛澤東親自介入進來，寫了那麼一個“編者按”，定了那麼一個嚇人的罪名，後來的一切更是萬萬非我所能料到的。 　　林默涵1989年在《胡風事件的前前後後》中提供了不同的說詞。他說，1955年4月某天舒蕪來到中南海中宣部辦公室找林，交給林一本裝訂好的胡風給他的信件要林看。林認為私人信件沒什麼好看，一直放在書架上。隔了一段時間偶然翻翻，感到信中對很多跟隨黨的作家有仇視態度，很多暗語看不懂，於是把舒蕪找來，請他按內容分分類，做些注釋。舒蕪同意了，一兩天后交給林，林交給周揚。周揚看後與林商量可否公開發表，林同意，周揚把材料給了《文藝報》，排出清樣後又給了毛澤東。 　　這兩個版本在兩個關鍵問題上正相反：信是否舒蕪主動交的？材料的分類和題目誰定的？按林的版本，舒蕪的責任更大；按舒蕪的版本，林無疑是推卸責任。 　　另一當事人葉遙在1998年3月披露的版本與舒蕪接近，證實是她向舒蕪借去的。 信件要證明什麼？ 　　胡風的家屬，包括曉風，對舒蕪的自辯說詞非常熟悉，實際上，曉風在回憶父親的書裡，基本上也認可舒蕪的回憶，但是卻無法認同他這種態度，曉風對筆者說：“他的這個說法從邏輯學上說叫‘偷換概念’，將自己的行為輕描淡寫。信本身是沒啥了不起，但他的注釋、按語是很有挑撥性的。” 　　曉風將舒蕪的行動與他前一月、前一年的幾件事聯繫起來，認為舒蕪提供信件時內心動機並非像舒蕪自己所說那麼簡單。她說：就在一個月之前的4月13日，舒蕪已經在《大公報》發表了《胡風文藝思想反黨反人民的實質》，文中已經將胡風當成“反革命”了，他已經敏感到、也順應上面的要求，已經在文章中將胡風往敵人那邊推了。 　　“我在回憶父親的書裡也寫過：前一年有一次，聶紺弩和他與到北京來開會的何劍薰一起喝酒，酒醉之餘，不知為何卻來到了我家。母親深知父親嫉惡如仇的脾氣，正想擋駕之際，父親聽到了說話聲，就在屋裡大聲喝斥開了：‘老聶，我這家裡可不是隨便什麼人可以來的！’弄得他們的酒醒了一半。聶感到很下不了台，舒蕪的臉上更是一陣紅一陣白的。出得門來，舒蕪恨恨地說：‘他別厲害，我手裡還有他的信呢！’聶一聽，嚇得趕快對他說：‘那可不能啊！’聶十分後悔帶舒蕪前來。過了幾天，聶伯伯的夫人，也是我家的老朋友周穎阿姨來到我家告訴了這情況，意思是要我父母有所警惕。父親和母親一起回憶了過去給舒蕪信中所寫的內容，但實在想不出其中有什麼問題，更想不到舒蕪竟會採取什麼斷章取義、歪曲事實的手法。兩人也就把此事放在了一邊。” 　　舒蕪在其“口述自傳”中也追述了這件事，但他表白，他當時提到信，與一年後披露胡風信件風馬牛不相及。他說：三個人出門來，下午在北海喝茶時，聶紺弩說：“胡風氣就氣在，你檢討就檢討，不該把他也拉上。他當初發表《論主觀》是為了批判的。”我大吃一驚。這是我第一次聽到還有這麼個說法，很生氣，我說：“怎麼是這個說法呢？要是這樣講，那好，他給我的信都還在，可以拿出來證明嘛，看看究竟當初是不是為了批判。”聶紺弩竭力從中調解：“何必呢、何必呢……” 　　舒蕪還說：我說拿胡風的信出來不過是要證明《論主觀》確實是在胡風指導下寫出來的，胡風發表這篇文章根本不是什麼“為了批判”，不過就是為了說明問題罷了。當時我說過也就過去了，並沒有真的拿信出來。 　　舒蕪再三提到“為了批判”，意即胡風耍了“兩面派”手法。學者張業松在《關於舒蕪先生的是非》中對此做了十分詳盡的分析，認為：“發表《論主觀》是為了批判”的說法引發了舒蕪長達四十餘年的內心不平，但這並不是胡風的話，而是截取的聶紺弩的轉述，與胡風原意有多大距離是個疑問。考諸1945年以來多種文章、講話，“胡風從來就沒有對任何人、在任何地方說過他發表《論主觀》‘是為了批判’，他只說過‘是想引起批判’，這個‘批判’等於‘論爭’，或者‘無情討論’，其賓詞和對象固然包括了《論主觀》和寫作《論主觀》的人，但更主要的落腳點卻必定是《論主觀》所牽涉的思想文化方面的問題。” 　　曉風對記者指出：“舒蕪自己心裡非常清楚他對胡風等人做了些什麼。前幾年編路翎的一本書，要收入《致路翎的一封公開信》，舒蕪就不讓收──他自己有愧。” 　　曉風還說：“胡風恢復自由後，到1997年舒蕪《〈回到五四〉後序》出來之前，胡風與家人都沒有指責過舒蕪。但他那篇‘後序’再次引用胡風的37封私信，我們實在覺得欺人太甚：當年你用胡風的信來說明胡風是‘反革命’，現在你又用胡風的信來表明你當初誤入歧途，現在覺悟過來，要‘回歸五四’……這叫什麼意思嘛！所以我們後來才將給他的那些信重新整理了一下，加上注釋──不能你想怎麼解釋就怎麼解釋。” 　　舒蕪當時的動機如何，文學史家還會繼續討論；但是中共將私人信件和日記拿出來進行公開批判，這件事不能不說開了一個極壞的先例，到“文革”中抄家搜查出日記、書信來示眾更是發展成為大規模的普遍行為。 　　學者鄭也夫說得好：“為什麼連私人信件的收件者沒有發表的權利？那是為了嚴格把守私人間交往的權利。如果連受信者都無權發表，那麼第三者與其他勢力無權侵入這一領地就更不待言。反之，任何人的侵入，其後果都可能是對私人權利的顛覆。” 知識分子的派別 　　將胡風事件放在二十世紀知識分子的源流變遷中考察，還有另外一些解讀的思路。學者謝泳就觀察到，事件的背後實際隱含著中國幾類現代知識分子之間的思想衝突，他認為如果沒有這個衝突的大背景，那些偶然的突發性因素，不可能發生那麼大的作用。 　　哪幾類知識分子呢？謝泳說：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主體本來是自由主義知識分子，這個群體在抗戰前“一二九”學生運動中，分化出一批人，主要是青年學生和少量教授，為“一二九知識分子”；這個群體的主要部分到了延安，成為“延安知識分子”的一部分，另外一部分人，留在國統區，與早兩年的左聯成員在一起，為“左翼知識分子”。1949年以後，有資格進入權力中心的這三類知識分子中，“延安知識分子”是主流，“一二九知識分子”和“左翼知識分子”相對處於邊緣，特別是真正的“左翼知識分子”。 　　中國知識分子一旦進入權力中心以後，極少有人表現出對弱者的同情。胡風事件從大的背景上可以解讀為是“延安知識分子”和“左翼知識分子”之間的衝突，周揚代表前者，胡風代表後者。周恩來身邊的人以“一二九知識分子”為多，他們比“延安知識分子”還保留一些自由知識分子的氣質，他們後來對胡風非常冷漠，但在胡風事件中，還沒有有意加害於他，在胡風事件中負責具體事務的主要是中宣部和中國作家協會，而這兩個機構主要負責人都是“延安知識分子”。胡風一生的命運，可以說最後是由“延安知識分子”掌握的，他的平反多有周折，也是由於“延安知識分子”的整體思想傾向決定的。 　　邵燕祥晚年讀胡風“三十萬言書”後說：胡風在堅持他心目中神聖的真理時，有時也會由不妥協引向觀點的褊狹，在他對一些作家作品進行藝術評論時，更不排除簡單武斷、分析不足和個人好惡的成分，這都可能授人以柄或四面樹敵，加深了他處境的不利，甚至激化了矛盾，從局外或事後看，這不能不使人遺憾。但如果不是這樣，胡風還是胡風嗎？還是“這一個”胡風嗎？ 　　周揚晚年曾對梅志說“胡風不懂政治”，這話，不能說沒有一定道理啊。 九十高齡的胡風夫人梅志與女兒曉風。（曉風提供） 還缺26封信沒有發還 　　胡風有三個孩子，曉風是老二，兄妹中現在只有她在從事與文有關的工作。“我們家都愛看文藝書，在他受到打擊之後，也沒有讓我們遠離文藝──那時他認為自己沒有發言權，只要我們跟著黨就行。”胡風平反後，當局將曉風從農場調上來給他擔任秘書，隨他開會，幫他整理東西。他去世後，曉風在中國藝術研究院當代文藝研究室，整理父母親手稿資料，聯繫出書也是由她出面，但是遇到重大問題，還是與哥哥、弟弟一起商量。“我哥哥是北航研究直升機的教授，雖然退了，但還要帶博士生，挺忙；弟弟研究農村經濟，現在是中國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所所長。” 　　曉風編纂了幾本書，本來說為紀念胡風事件五十周年可以今年（2005年）出的，都還沒出。其中有一本胡風《獄中詩存》，“原來的獄中詩收得不夠全，根據出版社的意思，我搜集整理了更多的放進去，擴充了將近一倍，加了些注。”現在她正在整理和重新注釋當年“三批材料”涉及的那些信。“有些收信人原來有涉及這些信的文字，就搜集用進去；沒有人寫到的信，就請還健在的收信人、知情人寫；實在沒人能寫的，我能說明的或者找我父親的交代材料中能說明的段落。總之，儘量展示原信原文的原貌。一共是168封信，工作量不小……現在還缺26封信。” 　　為什麼還會缺26封信，難道沒有都發還？曉風對筆者說：涉案的資料當時由十人小組調集中宣部、作家協會的人整理，後來作為檔案放在公安部。平反後，由公安部送到各地公安局陸續還給收信人──胡風寫給別人的，還給別人，別人寫給胡風的，還給我們。我們在1985年底胡風第二次平反時，向公安部又要過一回信件，他們告知我們“再也沒有了”。但我發現還缺26封，其中有胡風寫給張中曉的十幾封信，是在“胡風反革命集團第二批材料”中公布的很重要的信件，始終沒有找到，也不清楚是在哪個環節失落的。張中曉的弟弟找了上海市公安局，他們說信應該在北京；但我去問公安部，公安部說他們肯定不會再保留這些信了。我還在交涉，想將它們找到。 　　此外，梅志病重時，曉風就開始編她的書，“已經編好了，等著什麼時候給個書號。” 　　記者問曉風：今天來看胡風事件，你有什麼感想？ 　　曉風沉吟了一下說： 　　“中國的知識分子太可悲了！他們對國民黨失去信心，拋棄了對國民黨的幻想，選擇了跟隨共產黨──許多人甚至是從海外歸來。正因為父親相信共產黨，才上書嘛。毛澤東說：讓人說話，天不會塌下來。但是實際上他們並不想讓人說話。父親在‘三十萬言書’里說：這些年的文藝事業是灰色的，胡喬木當時就不高興：哪裡是這樣的呢？到父親晚年當了全國政協常委，接到開會通知後，不顧自己的身體、精力都要去參加──‘這是黨的任務’。有人寫文章說，你胡風五十年代寫的詩歌、報告文學是為‘取悅’於共產黨，這不對。他就是真心實意。父親有個說法：不要影響了‘大的存在’。我體會，黨就是他心目中‘大的存在’，他寧願認罪也不想損害黨的威信。用他的話說，是‘心安理不得’──‘心安’，就是說黨說我犯罪，我就承認，沒有動搖黨的威信；可是我從道理上是不服的。” 　　曉風還指出了知識分子表現的一個複雜因素：“有人感慨那些歲月的中國知識分子怎麼那麼沒有骨氣？我看不能那麼要求，這裡不只是骨氣問題。要求他們反抗，那就是要求他們否定自己的人生理想啊。” 　　在胡風等人恢復名譽後出版的第一本“七月派”詩選《白色花》中，選入了阿壠的詩，其中《無題》，可以視作所有胡風冤案受害者的寫照： 　　　　要開作一枝白色花， 　　　　因為我要這樣宣告， 　　　　我們無罪， 　　　　然後我們凋謝。 　　（2005年） 　　筆者補記 　　此文寫完並在媒體上發表到現在又過了五年。五年來，胡風事件當事人又陸續凋零辭世：賈植芳2008年去世，王元化2008年去世，綠原2009年去世，何滿子2009年去世，舒蕪也於2009年去世……他們享年都在80、90歲，儘管經歷過政治和人生的驚濤駭浪，畢竟最後壽終正寢了。 　　舒蕪的去世，引起思想文化界人士格外的關注。由於從他獲得的私信在胡風集團冤案中所起的關鍵性作用，也由於舒蕪在胡風平反後對自己當時作為的再三申辯，同時也由於他數十年來取得的公認可觀的學術成就，對舒蕪也就格外難以蓋棺論定。 　　在舒蕪剛去世時人們發表的為數不少的文章中，都難免要提到信件問題，對他當年的行徑多有責難。舒蕪的子女們則很快作出了反駁。我讀到的比較有代表性的文章，除了國內《中華讀書報》上方竹（舒蕪本名方管，子女均用原姓）的文章《舒蕪：不幸的思想者》之外，2010年3月在香港出版的《明鏡月刊》的創刊號上，比較集中地刊發了舒蕪子女的一組文章： 　　方朋《一些苦難就是神仙造成的——記我的老爸》 　　方非《幾度風，幾度雨，披風戴雨且徐行；一卷書，一支筆，擔書荷筆走人生》 　　袁卓婭（舒蕪的兒媳）《我心目中最好的人莫過於他——記阿爸舒蕪先生》 《舒蕪口述自傳》是一部重要史料。 　　更重要的一篇文章，是方非在提前出版的《明鏡月刊》11期（2011年元月號）上刊出的長文《舒蕪：被出賣的命運》。 　　正如這篇文章的標題所示：方非認為，是胡風先有負於舒蕪，舒蕪早被胡風向中共出賣。 　　我無法將這篇長文打字在此轉抄，也不能侵犯《明鏡月刊》版權，這裡只摘要介紹。文章說—— 　　1944年2月，舒蕪寫成長文《論主觀》，在胡風的關注與指導下不斷修改。1945年1月，胡風將《論主觀》發表在他的《希望》雜誌創刊號上、並以主編的身份給予了高度肯定，在《編後記》中寫道：《論主觀》提出“一個使中華民族求新生的鬥爭會受到影響的問題”。 　　文章發表不久，就受到了來自共產黨方面的批判。從1945年文章發表直到全國解放，胡風一直指導舒蕪寫“迎戰”文章，恨舒蕪“迎戰”無力。 　　與此同時，1945年2月，胡風參加由周恩來主持的座談會，討論《論主觀》及“客觀主義”問題。出席的有徐冰、喬冠華、胡繩、茅盾、馮雪峰等人。會上周恩來向胡風問起《論主觀》，“胡風當即明確表示，發表舒蕪這篇文章是為了批判。總理一聽就完全了解了胡風的態度，馬上把問題放開了”。但當時和以後，關於這次會議、關於會上所說的話，胡風沒向舒蕪透露一個字，反而不斷鞭策舒蕪去對抗“迎戰”那些來自共產黨方面的批判。直到晚年，舒蕪看到胡風自己寫的材料才確信：“事實本來就有兩面，兩面都是真的，就是說，胡風先生支持我，是真的；但在正式開會的場合，在周恩來面前，並當著茅盾、喬冠華等人的面，表明了是要把我作為引起批判的對象，也是真的。” 　　方非的文章寫道：全國解放以後，胡風在舒蕪面前作了180度大轉變，1950年3月29日寫信讓舒蕪對《論主觀》做檢討，要舒蕪變被動為主動，該解釋的解釋，該做自我批判的做自我批判。尤其贊同舒蕪關於暴露思想實際以改造思想的方法和體會，一直鼓勵舒蕪要按這種方式更深入下去，學習毛澤東思想。胡風的這些意見，“對於舒蕪極其重要，具有指導性的意義”。舒蕪利用到北京開會的機會多次用各種方式找胡風、路翎談自己的檢討體會，把自己所思所想全部告訴他們，徵求他們的意見，從未有過向他們保守秘密的想法與做法。 　　方非問：解放前，舒蕪在胡風的指揮下寫文章迎擊那些對《論主觀》的批判；解放後，又按胡風教導寫文章對《論主觀》做自我批判，寫作的過程隨時向胡風他們匯報，成文後的審查與發表權交給了（與胡風關係密切的）綠原。“1945年胡風就已在周恩來等黨的高級領導人面前申明他發表《論主觀》是‘為了批判’，背地裡出賣了舒蕪。1952年舒蕪公開發表文章檢討《論主觀》的錯誤，胡風卻又把這稱為‘對他的背叛’，某些不明真相的人就此指責舒蕪‘反戈一擊’”，“若非篡改了史實，怎麼可能導致這種根本性的邏輯混亂？” 　　方非在文章中，還引述了吳永平《誰說胡風不告密》的若干內容。吳文刊於2009年11月8日《南方都市報》，其中寫道： 　　胡風在舒蕪（檢討《論主觀》的）文章發表後，立即指使路翎從舒蕪平日的言談話語及私人信件中搜集材料，寫信給當時中宣部文藝處副處長林默涵，狀告舒蕪，還非常具體地指示了八個方面。 　　路翎的告密沒有奏效之後，胡風則親自出馬。先找到林默涵口頭密告舒蕪，後又特地讓當時在上海的梅志把舒蕪所有的信都寄給他。他以政治問題為目標，把舒蕪這些信審視一遍，提煉出一份《關於舒蕪和〈論主觀〉的報告》，於1952年10月6日寄給了中宣部文藝處。這不是一篇用於公開發表的文章，而是一封專門寄給中央有關領導的信件。在這份報告中胡風一共列出了舒蕪的五條“罪狀”： 　　第一、敘述與舒蕪結識、交往的過程，認為舒蕪接近他是別有用心的； 　　第二、證明《論主觀》這篇實質上是宣傳唯心論和個人主義的文章是舒蕪獨立完成的，並未受過他人的啟示。並承認當時沒有看穿舒蕪的本質，願意承擔發表的責任； 　　第三、解放前經常批評舒蕪，證實與舒蕪的思想並沒有共同點； 　　第四、解放初曾寫信勸舒蕪好好向老幹部學習，但舒蕪置若罔聞； 　　第五、現在才明白，舒蕪的一些表現並不簡單是一個封建家庭子弟的缺點和自私的欲望而已，他是反動階級派進革命隊伍的破壞者。 　　方非的文章還說，1954年7月22日，胡風面見時任政務院文教委員會副主任的習仲勛，呈上他寫的《關於解放以來的文藝實踐情況的報告》（即“萬言書”）。萬言書的“事實舉例”部分有專節“關於舒蕪問題”，文中多利用私人通信和私人談話為材料揭發舒蕪的政治歷史問題和現實政治表現。 　　以上這些材料，豐富了我對胡風集團冤案中有關人物，尤其是胡風與舒蕪的認識，提醒人們：對胡風集團冤案的反思，應該更進一步深化。當然，這些材料，並沒有、也不可能改變胡風集團整個事件的性質。 　　2005年，我在採訪胡風的女兒的過程中，不斷寫下一些關於胡風冤案歷史悲劇中的角色，例如毛澤東、周恩來、陸定一、胡喬木、周揚、林默涵、賀敬之等人的札記。今後有空了，當整理出一些來，以進一步捋清我自己的思路，也幫助網友們理解歷史事件及其當事人的複雜性。 　　相關文章： 　　專訪胡風女兒：共和國第一場“文字獄” 　　專訪胡風女兒：“成千成萬善良人不知道” 　　劉賓雁告誡：共和國歷史的逆轉從批胡風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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