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令 Sir John BOWRING (1792-1872),英國外交官,
1849年,包令來華任駐廣州領事。
1852年包令撰寫的關於林則徐的一篇論文。該論文題為《欽差大臣林則徐的生平及著述》,1852年12月14日包令在英國皇家亞洲學會宣讀此文。
1854年4月13日-1859年9月9日為香港總督,兼駐華全權公使、中國商務監督。稱為寶靈爵士
1854年,《南京條約》屆滿十二年。包令與美、法駐華使節曲解中美《望廈條約》關於十二年後貿易及海面各款稍可變更的規定,援引最惠國條款,向清政府提出全面修改《南京條約》的要求。主要內容為:中國全境開放通商,鴉片貿易合法化,進出口貨物免交子口稅,外國公使常駐北京等。法、美兩國也分別要求修改條約。清政府表示拒絕,交涉沒有結果。
1856年,《望廈條約》屆滿十二年。美國在英、法的支持下,再次提出全面修改條約的要求,但仍被清政府拒絕。於是,西方列強決心對中國發動一場新的侵略戰爭。
1856年10月,英國署理廣州領事巴夏禮製造了所謂“亞羅號”事件,包令立即支持巴夏禮對中國當局採取蠻橫態度,從而導致了第二次鴉片戰爭的爆發,包令成為發動第二次鴉片戰爭的主凶。
1857年1月15日早晨,包括香港總督包令及其家人在內的三四百歐洲人,因吃了“義成記”麵包店的麵包而中毒,被稱為港督中毒案,麵包店的主人為中國人張亞林。毒麵包經化驗含砒霜,英國首相巴麥尊指責中國人毒殺可敬的英國商人。恩格斯在《波斯與中國》一文中,針對“中國人極其鎮靜地按照預謀給香港歐洲人居住區的大量麵包里放了毒藥,我們最好承認這是保衛社稷和家園的戰爭,這是保存中華民族的人民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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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有學者品質的包令,1849年來華以前,包令已在歐洲享有作家和語言學家的聲譽。他曾是英國著名經濟學家、哲學家兼法學家邊沁(Jeremy Bentham)的得意門生,擔任過《威斯敏斯特評論》 (Westminister Review)的編輯和經理,着有《邊沁的生平及著作》(life and Writings of Jeremy Bentham)等書。他憑藉與歷任英國外交大臣和首相、發動了兩次對華鴉片戰爭的巴麥尊(Henry J.T.Palmerston)的親密關係來華任職。1854年,他夥同美、法駐華使節向清政府無理提出“修約”要求,企圖全面擴大侵略權益,未果;他又力主以武力逼迫清政府讓英國人進入廣州城。並於1856年藉口“亞羅號事件”挑起事端,成為第二次鴉片戰爭的元兇。
包令包令的論文《欽差大臣林則徐的生平及著述》全面介紹了林則徐的世系、家庭、出生、科舉,仕途經歷、政績,個人特徵,思想品格及其影響,詩文著作及逝世、歸葬等情況,並着重對他進行了評價。
在說到林則徐的外貌特徵時,作者寫道:林則徐體格“短小精壯,有豐滿的圓臉,長長的黑髯和一雙犀利的黑眼睛”;他“前額飽滿睿智,聲音清晰、宏亮、有力,衣着樸素”;他“溫文爾雅,生氣勃勃。他的面容顯得深思熟慮和藹可親”。
包令在本文中寫道,“世界上不時出現偉大的人物,他們過去和現在都是一個民族或一個民族歷史的體現。他們得到強烈的贊同,對同一代人和後代發揮了巨大影響。”“在中國,可以說林則徐是該國人民的縮影--那個龐大帝國的輿論集中在這個人身上。他是中國一位理想的愛國志士。他是聖人,而且是萬聖之聖。他把自己的智慧同傳統的智慧結合了起來”, “是近代中國政治家中最傑出的人物”。。他“太偉大了,不會被人遺忘”。”是“中國政治家中最卓越的人物”。包令還寫道,林則徐“忠誠地、幾乎不間斷地為他的國家服務了二十六年。在社會生活中,他以廉潔、睿智、行為正直和不斂錢財著稱”, “因而為人從容可敬,獨立不羈。在私生活中,他因忠於友誼和仁愛為懷而受到敬重。他的舉止不加矯飾,忠誠畢露,令人可親。”“他是中國通過堅忍努力而獲得榮譽的許多範例之一。他僅靠自己的優點和天才,從一個窮花匠(原文如此)上升到在他的祖國所能達到的最高地位。”“他的影響遠及最僻遠的村莊,構成社會的主要基礎”。
關於林則徐的抗英禁煙壯舉,包令寫道,林則徐的公務經歷有“重大錯誤”,“他的傲氣使他不能相信還有他不能對付的強國,還有居然能夠抗拒他這個‘天朝大臣’權威的力量,他也不能相信當他擲出欽差令時還會有夷人敢於不‘敬畏戰慄”。儘管如此,包令還是不得不承認林則徐是“中國愛國志士的驕傲”,是“中華帝國內 最有才幹的人”,“其影響遠及最僻遠的村落,構成社會的主要基礎”。
林則徐1850年11月由福州去桂林赴任途中,於同月22日逝世於廣東潮州附近的普寧縣行館。是時包令正在駐廣州領事兼駐華商務監督任內。因此他得以目睹和就近了解中國人民對林則徐之死(林則徐死前高喊星斗南,有人懷疑林則徐是中毒而死)的強烈反應。
他寫道,“當皇上(咸豐帝)從閩浙總督處得知他的死訊時,悲痛不已,一時難以自安”。他還細緻入微地介紹了林則徐遺體從廣東潮州發往福州途中,沿途人山人海、儀式隆重肅穆的情景:靈柩由36人抬;前面有人開道,有他生前總督級的扈從隊;一頂轎子抬着皇帝任命他前往廣西的黃紙書寫的詔書;另一頂轎子抬着他的官服和官帽;第三頂轎子抬着和他本人一樣大的遺像。此外還有他本人的綠呢官轎,以及裝有他的朝珠及其他官徽的轎子。隊伍中還有幾個念經的道士和裝在籠中供祭祀用的大白公雞。緊靠着靈柩的是他的三個兒子,他們身着粗麻孝衣,腳上穿着草鞋,以示深切哀悼,每個人均由兩個人攙扶着。靈柩後面跟着許多蓋上白麻布的女眷乘坐的轎子。眾多的高級文武官員也加入了這個長長的行列。靈樞莊嚴緩慢地進入福州城南門時,鳴炮三響,最後抬入死者的宅第。遵照咸豐帝的諭旨,給林則徐撰寫了祭文,祭文歷述這位亡靈的豐功偉績,並由鹽政道戴嘉穀在林則徐的記功碑前隆重宣讀……
包令對林則徐的詩文著作也有高度評價。他寫道:“林則徐的永遠積極主動的心慣於從事他的國家的統計數字、政治,或外國的地理、歷史及現況的研究。”“他是許多關於中國海防、海岸、港口、河流方案的設計師。”“在論及鴉片危害時,他那支雄辯的筆寫出了許多措詞強硬的小冊子,作為一個作者,他是卓越的。他的文論優美有力。在前往各地就任途中,他乘暇作詩自娛,將感受到的各種事物的印象化為詩篇。”“他的活動領域不是參議院或者公共集會,他不在人多勢眾的公共集會上誇誇其談,但是他寫簡潔的詩篇,傳播格言,他用他已經成為諺語的格言掛滿千家萬戶的牆壁。”在談到《海國圖志》一書時,包令承認:“林則徐對其他國家的位置和政治情況,較之他受到最好教育的同胞們無疑知道得更多。”
關於第二次鴉片戰爭
第一次鴉片戰爭之後,廣東民間排外活動時有發生。當時兩廣總督兼五口通商大臣葉名琛採取默許態度,對一切外國的投訴均置諸不理。
1851年太平天國起義爆發後,列強認為這是加緊從中國攫取利益的大好時機。
1854年至1856年間,爆發奧斯曼、英國、法國與俄國之間的克里米亞戰爭。俄國戰敗,因而轉向東方發展,企圖用侵略中國來彌補損失。英、法獲勝得以調出較多的兵力轉向中國。美國則積極向外擴張,採取與英、法勾結侵略中國的政策。
1856年10月,英殖民主義者利用“亞羅號事件”製造戰爭藉口。“亞羅號”是一艘中國船,曾為走私方便在香港英國當局註冊,但已過期。10月8日,廣東水師在“亞羅號”上逮捕幾名海盜和涉嫌水手。這純系中國內政,與英國毫不相干。英國駐廣州代理領事巴夏禮在英國駐華公使、香港總督包令的指使下,致函清兩廣總督葉名琛,稱“亞羅號”是英國船,捏造中國兵勇曾侮辱懸掛在船上的英國國旗,要求送還被捕者,賠禮道歉。葉名琛據理力爭,態度強硬,而且不賠償、不道歉,只答應放人。10月23日,英軍開始行動,三天之內,連占虎門口內各炮台。27日,英艦炮轟廣州城。29日,英軍攻入城內,搶掠廣州督署後退出。12月,洋行夷館被毀,盡成灰燼。一艘自廣州開往香港的英國郵船遭劫。1857年1月,英軍焚燒洋行附近民宅數千家,後因兵力不足,為等待援軍而退出珠江內河。
1857年,印度發生民族大起義,失敗後印度徹底淪為英國殖民地。看到英國在東方的成功,法國也開始謀求在印度支那建立殖民地。
1858年4月,英、法、俄、美四國公使率艦陸續來到大沽口外,分別照會清政府,要求六日內指派全權大臣談判。俄、美的照會還表示願意充當“調停人”。咸豐帝一面命令清軍在天津、大沽設防,一面派直隸總督譚廷襄為欽差大臣,前往大沽交涉,並把希望寄托在俄、美公使的所謂“調停”上。
1858年5月20日英法聯軍炮轟大沽炮台,大沽失陷。
1858年5月26日,英法聯軍溯白河而上,侵入天津城郊,並揚言要進攻北京。
1858年6月13日,清政府慌忙另派大學士桂良、吏部尚書花沙納為欽差大臣,趕往天津議和。桂良分別與俄、英、法、美簽訂《天津條約》。
1859年6月,在拒絕桂良提出的在滬換約的建議後,英國公使普魯斯、法國公使布爾布隆和美國公使華若翰各率一支艦隊到達大沽口外,6月25日,英海軍司令賀布親率12艘軍艦從攔江沙開往海口,下午3時賀布下令英法聯軍進攻大沽炮台。清軍在僧格林沁的指揮下,英勇抵抗,發炮反擊,戰鬥異常激烈。直隸提督史榮椿、大沽協副將龍汝元身先士卒,先後陣亡。由於清軍火力充分,戰術得當,英法聯軍慘遭失敗,損失多艘艦艇,死傷四百多人,英艦隊司令賀布也受重傷。這也是鴉片戰爭以來,清軍唯一-次的勝利。
英法聯軍進攻大沽慘敗的消息傳到歐洲,英、法統治階級內部一片戰爭喧囂,叫嚷要對中國“實行大規模的報復”,“占領京城”。
1860年2月,英、法帝國主義當局分別再度任命額爾金和葛羅為全權代表,率領英軍一萬五千餘人,法軍約七千人,擴大侵華戰爭。4月,英法聯軍占領舟山。5、6月,英侵略軍占大連灣,法侵略軍占煙臺,封鎖渤海
1860年8月1日,英法聯軍在北塘登陸,沒有遇到任何抵抗。14日,攻陷塘沽,水陸協同進攻大沽北岸炮台。守台清軍在直隸提督樂善指揮下,英勇抗擊。咸豐帝命令僧格林沁離營撤退。清軍遂逃離大沽,經天津退至通州(今北京通縣)。8月24日占領天津。清政府急派桂良等到天津議和。英、法提出,除須全部接受《天津條約》外,還要增開天津為通商口岸,增加賠款以及各帶兵千人進京換約。清政府予以拒絕,談判破裂。並擄去英國派往負責洽談停火之談判代表巴夏禮和士兵等39人。
1860年9月18日,英法侵略軍攻陷通州。21日,清軍與英法聯軍在八里橋展開激戰,統帥僧格林沁等率先逃走,清軍全軍覆沒。9月22日咸豐帝等則以北狩為名逃奔熱河避暑山莊。侵略軍一路燒殺搶掠,在清廷長期經營的圓明園大肆搶掠珍貴文物和金銀珠寶,並將園內建築徹底地付之一炬。
10月24日、25日,英法聯軍迫使恭親王奕欣分別與額爾金、葛羅交換了《天津條約》批准書,並訂立不平等的中英、中法《北京條約》,作為《天津條約》的補充。
第二次鴉片戰爭傷亡情況
清朝 21500人傷亡
英國 法蘭西第二帝國 405人傷亡
《北京條約》主要內容
(1)開天津為商埠;
(2)准許英國招募華工出國;
(3)割讓九龍 司地方一區給英國;
(4)《中英天津條約》中規定的賠款增加為八百萬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