廬山會議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中共八屆八中全會“批彭”真相
現在一提起廬山會議，人們不禁就會聯想起：是彭德懷為民請命，上書揭露了“大躍進”中的弊端，因而得罪毛澤東挨了批，並被撤職罷官，成為歷史上的一大冤案。這一聯想似乎有一定道理，但如果深入研究一下歷史，人們就會發現，原來事實真相併不完全如此。
廬山會議召開的背景
1956年我國的社會主義三大改造和“一五”計劃基本勝利完成，正面臨怎樣在一個“一窮二白”的國家裡，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問題。
同年2月，蘇共二十大上斯大林問題的暴露也促使中國共產黨對“照搬蘇聯模式”做法的反思。4月，毛澤東發表《論十大關係》一文，聯繫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思考，提出了探索符合中國國情的道路的任務。文章論述了關於處理經濟、政治、中外關係等各種關係的一些重要原則。另外，又因不同意赫魯曉夫對斯大林全盤否定的做法，《人民日報》在4月、12月，先後發表《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和《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兩文。
9月，中國共產黨召開了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八大指出，在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剝削制度基本消滅以後，國內主要矛盾已由工人階級同資產階級的矛盾，轉變為“人們對於經濟文化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狀況之間的矛盾。”今後黨和國家的主要任務就是集中力量發展生產力，實現工業化，逐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需要和文化需要。同時，為了防止個人崇拜的危害，八大黨章刪除“毛澤東思想”作為黨的指導思想的提法；會議還着重提出了執政黨的建設問題，重申了黨反對個人突出、反對對個人歌功頌德的方針。八大選舉毛澤東為黨主席，為強化集體領導體制，還選舉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云為副主席，選舉鄧小平為總書記主持書記處日常事務。毛、劉、周、朱、陳、鄧等6人共同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委員，組成黨的最高決策機構。
1957年2月，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發表講話，在總結國內外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經驗教訓的基礎上，發表了《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4月又開展黨內整風運動，力圖根除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和官僚主義，意在調整黨內外關係和幹群關係，充分發揮全國人民建設社會主義的積極性。但後來卻因毛澤東和整個中共中央領導層錯誤地估計了全國的政治形勢，遂演變成為一場大規模的“反右運動”。
同年11月，毛澤東率領中國共產黨代表團出席莫斯科各國共產黨工人黨代表會議。正是在這次會議上，出於兩個陣營（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陣營）競爭的意識形態，當赫魯曉夫表示要在15年內趕上美國的想法之後，毛即提出中國可以用15年時間趕上英國。還在莫斯科期間，毛在審定了一篇《人民日報》社論：《必須堅持多快好省的建設方針》，要求掀起一個全國規模的工農業建設高潮。 12月2日 ，毛回國不到兩周，劉少奇就在全國總工會大會上宣布了中國要在15年內趕上英國的目標。
1958年3月，中共中央在成都召開中央工作會議。會議作出《關於把小型的農業合作社適當地合併大社的意見》。毛澤東在講話中提出了“大躍進”的思想。號召苦幹三年，改變落後面貌。
4月，劉少奇一行從北京赴廣州。在旅途的火車上，劉少奇、周恩來、陸定一、鄧力群閒聊。他們從半工半讀，普及教育，聊到烏托那，空想社會主義，進而提到了人民公社這個名稱，這是“人民公社”提法的第一次出現。以後在河北新鄉辦起了歷史上第一個人民公社。8月上旬，毛澤東在視察河南、山東農村時，肯定了“人民公社”這個名稱，說“還是辦人民公社好”。
1958年5月，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在北京舉行，這是在中共取得“反右鬥爭”勝利、在全黨上下“左”傾思潮日趨嚴重的氣氛下召開的。劉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在這次會議的政治報告中，接受毛澤東的意見，正式否定了八大一次會議對社會主要矛盾的有關論述，重新確認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鬥爭、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道路的鬥爭始終是國內的主要矛盾；還着重論述了毛澤東倡議的“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並在會上一致通過。大會通過的《關於中央委員會的工作報告的決議》，充分肯定了正在興起的“大躍進運動”，並號召爭取在15年或者更短的時間內，在主要的工業產品產量方面，趕上或超過英國。
也許就是因為中共全黨受到了“反右鬥爭勝利”的鼓舞，其時中共黨內可說是高度統一。
8月，在中共中央北戴河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從毛澤東到其他與會領導人顯然都有點頭腦發熱，普遍地滋長了驕傲情緒，這決不是毛澤東一個人的問題。他們在經濟建設問題上急於求成，一度陷入了主觀主義的形而上學，對當時的經濟形勢特別是農業形勢作了過分樂觀的估計，會上確定了一批工農業生產的高指標：宣布當年（1958年）的鋼產量為1，070萬噸，要比上年翻一番！估算本年的糧食產量可達到6000——7000億斤，比上年增產60—90%（後實際產量為4000億斤）！會議還作出《關於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
在中央集權的政治體制下，中國社會的傳統風氣，歷來就是“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黨中央高舉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全國人民立即行動，為了完成高指標，上上下下很快就掀起了一個農業產量“放衛星”與全民大煉鋼鐵的運動。結合人民公社化運動的進展，在農村大刮以一平二調三收款（平均主義、公社無償調撥各隊的物資和現金）為內容的“共產風”，到處要“跑步進入共產主義”。
不能否認，中國共產黨在大的路線、方針和政策的確立上，毛澤東作為中共決策層的主要領導人，應該負有主要責任；然而，在具體貫徹執行過程中，劉少奇、鄧小平甚至一些省、市的主要負責人同樣負有不可推諉的責任。特別是劉少奇在 1958年6月14日 、 6月30日 、7月14—18日、 7月19日 ，在北京、天津、山東曾多次發表講話，這些講話對鼓吹“左”傾思潮，以及後來形成浮誇風、“共產風”起了極大的推波助瀾作用。
如“ 6月14日 劉少奇在同全國婦聯黨組織的談話”。在談到婦女解放時，認為婦女必須從包括家務勞動中解放出來，必須要普遍建立公共食堂。他還竭力推廣他樹立的樣板，說：河南有一個農業社，500多戶人家，其中200多戶搞公共食堂，家庭不再做飯了。組織起來之後，出工人數增加了三分之一，從前200多人做飯，辦起食堂後，只需40多人做飯，而且還吃得飽些、好些，還節省了糧食。他並且大膽地預言，到將來我們到共產主義不要多遠。15年可以趕上美國，再有15年等於三、四個美國。再有40年、50年中國可進入共產主義。劉少奇把托兒所、公共食堂，這樣—些社會服務性事業，當作共產主義萌芽，共產主義趨向。認為這樣的公共事業辦得多了，能普及到全社會，共產主義就實現了。到了那時到處有花園，老人有養老院，有戲院、電影院、圖書館，小孩子多大年齡上什麼學，小學、中學、大學。（劉少奇：《1958年6月14日同全國婦聯黨組織談話》）
再如“ 6月30日 劉少奇在同《北京日報》編輯人員談話”時說：共產主義社會的基層組織，現在開始實驗（當時還沒有“人民公社”這個名稱。這裡說的共產主義基層組織，就是指後來的人民公社），恐怕不能像現在這樣，種地的淨種地，做工的淨做工，現在就要搞工農商學兵。他還作了解釋，不能搞單打一，現在農業社已經開始辦工廠、商店、銀行，服務事業：洗衣房、食堂，學校，還要發槍練操，工農商學兵都有了。他進一步指出：我看三、四十年可以到共產主義社會。（劉少奇：《同〈北京日報〉編輯人員談話》1958．6．30日）
……如此等等。
北戴河會議後，農村人民公社化運動的“共產風”越刮越凶。一平二調三收款的做法，實際上是一部分人無償地侵占他人的勞動成果，嚴重地傷害了群眾的勞動積極性。公共食堂“撐開肚皮吃飽飯，鼓足幹勁搞生產”的結果，則是把集體歷年積余的糧食全部消耗殆盡。
北戴河會議後，毛澤東先後到河北、河南等地農村視察，對大躍進與人民公社化中出現的問題開始有所覺察，並着手糾偏。
1958年11月上旬，毛澤東在鄭州召開中央工作會議，即第一次鄭州會議，指出公社化運動中存在着一些超越階段性的錯誤，強調必須劃清集體所有制與全民所有制的兩種界限，批判那種廢除商品生產等錯誤主張和“一平二調三收款”的錯誤，認為這種“共產風”實質上是一部分人無償占有他人的勞動，必須堅決糾正，予以退賠。並確定了人民公社“三級（社、隊、小隊）所有，隊為基礎”的體制。
接着，在11月下旬在武昌舉行中國共產黨八屆六中全會，史稱武昌會議。會上又通過《關於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進一步落實糾偏。重點指出，人民公社仍然是集體所有制的經濟組織，無根據地宣布立即實行全民所有制，甚至進入共產主義的做法，不僅是一種輕率的表現，而且將大大降低共產主義在人們心目中的標準，使共產主義的理想受到歪曲和庸俗化，助長小資產階級的平均主義傾向，不利於社會主義建設的發展。要真正建成社會主義並向共產主義過渡，根本途徑是大力發展生產力。要堅持按勞分配原則，社員個人的生活資料，包括房屋、家具和在銀行的存款等永遠歸社員所有，允許社員經營家庭副業。
為了整頓和建設人民公社，毛澤東提出了“統一領導，隊為基礎；分級管理，權力下放；三級核算，各計盈虧；分配計劃，由社決定；適當積累，合理調劑；物資勞動，等價交換；按勞分配，承認差別”的方針。全會也看到了大躍進運動中的一些問題，在通過的《關於1959年國民經濟計劃的決議》中，要求計劃的指標具有充分可靠的客觀依據，並使各項指標互相保持適應的比例，大幅度降低原定各項指標。毛澤東還在會上提出的關於其不再擔任下屆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候選人的建議，（實際上是讓劉少奇接班）得到全會一致同意。
1959年2月中共中央在鄭州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又稱第二次鄭州會議。這次會議的主題是繼續糾偏，解決人民公社所有制問題，徹底糾正“共產風”。會議根據毛澤東的意見，規定了整頓和建設人民公社的方針：人民公社實行權力下放，三級管理，三級核算，隊（這裡的隊有些地方是生產大隊，相當於原高級社的規模）為基礎的體制；在公社內部承認隊與隊、人與人之間的差別，實行按勞分配、等價交換的原則等。會議起草了《關於人民公社管理體制的若干規定（草案）》。
同年4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召開八屆七中全會，即上海會議。會議通過《關於人民公社的十八個問題》會議紀要，並進一步調整了國民經濟部分指標。隨後，二屆人大在北京召開，劉少奇當選國家主席，朱德為人大委員長，周恩來為國務院總理。
客觀地說，自1958年8月北戴河會議出現“左”傾錯誤以後，總的說來，毛澤東還算是較早發現，較快糾正。然而，由於大政、方針的錯誤是一個“失之毫釐，差之千里”的問題。因此，儘管從1958年11月第一次鄭州會議開始，直至1959年4月的上海會議，毛澤東一直在努力糾偏，但“左”傾錯誤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廬山會議正是在這一歷史背景下召開的。
廬山會議與“批彭”真相
為了進一步總結經驗，繼續糾正“左”傾錯誤，1959年7、8月間，中共中央在江西廬山召開重要會議。嚴格說來，廬山會議是緊接着的兩個會議：先是 7月1日 ——31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再是 8月1日 ——14日的中共中八屆八中全會。
出席政治局擴大會議的成員是：八屆中央政治局委員和各省委第一書記、中央和國家機關一些部門的負責人。會議目的是分析形勢，以便從“左”的錯誤中汲取教訓，對今後工作做出科學安排。
7月1日 ，會議開始。毛澤東提出包括“讀書”、“形勢”、“團結”等18個問題，要求大家展開討論。毛澤東在講話中對形勢概括了三句話：“成績偉大，問題不少，前途光明。”指出大躍進的重要教訓之一是破壞了平衡。在整個經濟中，綜合平衡是個根本問題，有了綜合平衡，才能有群眾路線。提出要以農業為基礎，要按農、輕、重的次序安排經濟計劃。毛澤東講話後，會議進行分組討論。彭德懷參加西北小組討論，同大家一道，對1958年以來工作中存在的問題，提出了許多批評意見和改進的建議。整個會議氣氛輕鬆，被稱之謂“神仙會”。
7月10日 ，毛澤東布置討論修改《關於形勢與任務——1959年7月廬山會議議定紀錄（修正草案）》。
7月13日 晚 ，彭德懷起草給毛澤東的信（即“意見書”），陳述自己對1958年以來黨的工作的看法。14日，將信呈送毛澤東。 7月16日 ，毛澤東批示，將彭德懷的信印發給到會成員討論。
彭的信除了開頭與結尾以外，主要內容有兩部分：“甲、一九五八年大躍進的成績是肯定無疑的。”“乙、如何總結工作中的經驗教訓。”這封信中講的其實大多是“好話”，根本沒有什麼“壞話”。
如：“通過大躍進，基本上上證實了多快好省的總路線是正確的。不僅是我國的偉大成就，在社會主義陣營也將長期起積極作用。”“一九五八年農村公社化，是具有偉大意義的，這不僅使我國農民徹底擺脫窮困，而且是加速建成社會主義走向共產主義的正確行徑。雖然在所有制問題上，曾有一段混亂，具體工作中出現了一些缺點錯誤，這當然是嚴重的現象。但是經過武昌、鄭州、上海一系列會議，基本已經得到糾正”。“在全民煉鋼中，多辦了一些小土高爐，浪費了一些資源和人力……但是得到對全國地質作了一次規模巨大的初步普查，培養了不少技術技術人員……雖然付出了一筆學費。即在這一方面也是有失有得的。”
如果要說信中也講了一些“壞話”，其實最嚴重的也無非是：“如同我們黨三十多年來領導歷次革命運動一樣，在偉大成績中總是有缺點的，這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浮誇風氣較普遍地滋長起來。”“小資產階級狂熱性，使我們容易犯”左“的錯誤。”“有些指標逐級提高，層層加碼……因此就脫離了實際，得不到群眾的支持。”“提倡放開肚皮吃，以及某些技術不經鑑定就貿然推廣，有些經濟法則和科學規律輕易被否定等，都是一種‘左’的現象。”
今天客觀地看來，如果僅僅是為了揭露了“大躍進”中的弊端，那麼彭的信根本就是一種多餘，因為他在信中所講的問題，都已在西北小組幾次發言中講過，且這些“左”傾錯誤“已基本解決”（彭自己的評估）。更何況信的基調絲毫沒有與毛澤東關於“成績偉大，問題很多，經驗豐富，前途光明”的評估二致，根本不存在什麼“反總路線”的問題，更不存在反對毛澤東的問題（信中處處都在肯定毛的偉大）。
既然如此，那麼，彭德懷寫這封信的目的究竟是什麼呢？值得注意的是，此時毛澤東早已退居二線，劉少奇已經接班國家主席。唯一能解釋彭德懷寫此信動機的，就是彭與劉少奇等的矛盾與鬥爭，寫這一封信無非為了要追究劉少奇等一線主要領導成員的政治責任。這在彭信末尾的字裡行間中是有所表露的：
“現在國內形勢已基本上弄清楚了，特別是經過最近幾次會議，黨內大多數同志的認識已基本一致。（按：既然‘已基本一致了’，那還有什麼必要寫這封信呢？！）目前的任務……我覺得，系統地總結一下我們去年下半年以來工作中的成績和教訓，進一步教育全黨同志，甚有益處。其目的是要達到明辨是非，提高思想，一般的不去追究個人責任。”（以上引文均出自《彭德懷同志於1959年7月14日給毛主席的信》，見《彭德懷自述》）
這裡，請大家注意引文中本人標上重點號的“一般的”這三個字，什麼是“一般的”？公認的理解自然是指面上的、普遍的，也就是說，對一般的同志可以“不去追究個人責任”。那麼，對那些“特殊的”，非一般的個別人呢？依照彭的邏輯，當然就在追究、清算之列矣！
也許就是因為彭、劉（一線領導人）矛盾的緣故，結果就這麼一封無棱無角的信，在討論過程中竟然引來了一片反對聲。除了黃克誠、周小舟同意彭德懷信的精神，張聞天作過長篇發言明確支持外，從7月17——22日，會上竟然出現一派激烈反對與批判聲。
面對着廬山會議上出現的這場鬥爭：一方面是自己剛“扶”上馬的接班人劉少奇等一線領導人；另一方面是彭德懷（包括張聞天等）幾個重量級“反對派”，他們之間現在正在進行着不肯調和的鬥爭。毛澤東夾在在其中，處於兩難境地。怎麼辦？為了維護大局和統一， 7月23日 會議上，毛澤東被迫終於在會上發表講話。講話總的精神就是維護劉少奇等一線領導的權威，概括起來有以下三條。這從《7月23日毛澤東在廬山會議上的講話》中可以得到證明：
毛首先批評一些不願聽“壞話”的同志。這完全是一種處於仲裁地位、調解兩派矛盾的一種口氣：
“我看了同志們的發言記錄及許多文件，還跟一部份同志談了話，感到有兩種傾向，一種是觸不得，大有一觸即跳之勢。……現在有些同志不讓人家講壞話，只願人家講好話，不願聽壞話。因之，有一部分同志感到有壓力，兩種話都要聽。我跟這些同志談過，勸過他們，不管壞話、好話，兩種話都要聽嘛。”
其次，承認大躍進、人民公社運動中出了些問題。
“我要搞一千零七十萬噸。北戴河會議公報，薄一波建議，也覺得可行。從此闖下大禍，九千萬人上陣。始作俑者是我，應該絕子絕孫。補貼四十億，搞小土群、小洋群，‘得不償失’，‘得失相當’等等說法，即由此而來”。
“一個時期豬肉少了、頭髮卡子少了、又沒有肥皂，叫做比例有所失調，工業、農業、商業交通都緊張，搞得人心也緊張。”“小資產階級狂熱性有一點，但不那麼多。我同意同志們的意見：問題主要是公社運動，……的確是狂熱，無非是想多一點、快一點，好省那時談不到。總而言之是多快。這種分析是否恰當？這種廣泛的群眾運動，不能潑冷水，只能勸說：同志們！你們的心是好的，但事實上難以辦到，不能性急，要有步驟。吃肉只能一口一口地吃，不能一口吃成一個胖子”。
第三，在講到“左”傾錯誤時，毛承認自己負有主要責任。
“我有兩條罪狀：一個，一千零七十萬噸鋼，是我下的決心，建議是我提的。結果九千萬人上陣，補貼四十億，‘得不償失’。第二個，人民公社，我無發明之權，有推廣之權。北戴河決議也是我建議寫的。……到北戴河我提議要作決議的。小資產階級狂熱性有一點，你們贊成了，也分點成。但始作俑者是我，推不掉。”“還有個總路線，是虛的，實的見之於農業、工業。至於其他一些大炮，別人也要分擔一點。你們放大炮也相當多，如譚老闆（譚震林），放的不准，心血來潮，不謹慎。關於共產要共得快呀，在河南講起，江蘇、浙江的記錄傳的快，說話把握不大，要謹慎一點。你說我不放大炮嗎？我也放了三個：一個人民公社；一個大煉鋼鐵；一個總路線。彭德懷同志講的，張飛粗中有細，他說他粗中無細；我說我也是張飛，粗中有點細。公社我講集體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要有個過程。當然那個過程，現在看起來，可能過於短了一點，我講大體兩個五年計劃。要進到全民所有制，現在看來，可能要大大的延長，不是兩個五年計劃，而是二十個五年計劃也難說。要那麼久？還是不要那麼久？”“如果講到責任，責任在李富春、責任在王鶴壽，其他部長多多少少有點責任；農業部有責任，譚老闆有責任。主要責任應當說在我身上。”
最後，聯繫歷史表現批判彭德懷立場動搖，說是犯了右傾錯誤。毛既然是要保劉，自然就不得不批彭。但彭在信上講的並沒什麼錯，沒有多大的文章可做，於是只能聯繫彭在歷史上的表現（特別是在高饒問題上）給他戴上一頂“右傾”的帽子：
“有些人在關鍵時是動搖的，在歷史的大風大浪中不堅定。黨的歷史上有四條路線：陳獨秀路線、立三路線、王明路線、高饒路線。現在是一條總路線，在大風浪時，有些同志站不穩，扭秧歌。”“如果要戴高帽子，這回是資產階級動搖性，或降一等，小資產階級動搖性，是右的性質，往往是受資產階級影響，是在帝國主義、資產階級的壓力之下，右起來的。”
自1945年七大、特別是1956年八大以來，劉少奇實際上一直是中共領導層的第二把手，是毛澤東思想理論的權威維護人（他主持的七大黨章首次出現“毛澤東思想是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的提法），後成為毛澤東的公認的接班人。1959年2月他正式取代毛澤東當上了國家主席，實際上已開始“接班”。
毛澤東 7月23日 的講話，顯然是為了維護以劉少奇為代表新的一線領導的威信，雖給彭定了“右傾”錯誤，批了彭的“小資產階級動搖性”，但並沒有要定反黨集團的意思。
此後，與會成員基本上按毛澤東講話中的基調統一認識，開展批判彭德懷的“右傾錯誤”。彭開始不服氣、想不通，但他出於對毛的尊崇，最後還是承認自己犯了“‘右傾’錯誤”。“考慮到我黨中央堅持反對帝國主義和現代修正主義，並積極支援國際上的民主、民族解放運動。如果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中國共產黨中央的威信受到了損失，那就會給國際無產階級運動帶來更大損失。想到這裡，我動搖了原先保留看法的念頭。”（《彭德懷自述》）
彭還在“自述”中披露，毛澤東23日講話後，中央就不斷有“同志”來找他談，幫助他端正態度，提高認識。“24日上午，有兩個同志來到我處……他們說：‘不能單從信的方面來看，而要從如何對全局有利着想。’他們並以熱情和激動的心情談到，‘要拋開信的本身，從全局利益來作檢討。’談了兩個多小時，熱淚盈眶而別，感人至深。我非常感激他們對我的幫助，決心從嚴檢討自己。”彭承認自己犯了錯誤，“唯有所謂‘軍事俱樂部’的問題，我堅持了實事求是的原則”，未予承認。事情到此已告一段落， 7月31日 ，毛澤東宣布會議結束。
然而， 8月1日 ，準備下山的毛澤東突然改變主張，決定召開八屆八中全會，進一步批判、處理彭德懷。 8月16日 ，全體會議通過了《關於以彭德懷同志為首的反黨集團的錯誤的決議》、《關於開展增產節約運動的決議》、《為捍衛黨的總路線、反對右傾機會主義而鬥爭》的決議。還通過了《關於撤銷黃克誠同志書記處書記的決定》，但後來一直未向下傳達。
毛澤東何故會突然改變主張，拉高了對彭的鬥爭？這期間究竟發生了什麼情況？
據毛澤東警衛員李銀橋回憶： 7月31日 ，“……回到住處，毛澤東本是吩咐我們收拾東西，準備散會走人。可是有些領導同志不幹了，提議解決彭德懷的問題。當天晚上，我便正式得知不下山了召開中央全會，……”
另據權延赤回憶，“毛澤東沒有參加中央全會。會議吵得很厲害，吵得聲音很大。吵聲傳來，毛澤東睡不着覺，他睡不着覺是要發脾氣的，叫我去看看。我跑步去了，見許多人同彭德懷吵。回來學一遍舌。毛澤東發火了，寫了批示。中央全會期間，在毛澤東住的房子裡，開了幾次政治局會議。……政治局討論決定：免去彭德懷國防部長職務、軍委副主席職務，仍保留政治局委員和副總理職務。生活待遇不變。”（《走下神壇的毛澤東》）
究竟是那些“領導同志不幹了”？會議中又是哪些人“吵得厲害”？李銀橋和權延赤在回憶錄中都使用了“曲筆”寫史，然而看的人還是可以心知肚明的。無非就是以劉少奇為代表的一線領導人無疑。
原來彭德懷雖是開國元勛，但為人耿直、任性，與其他幾位元帥、與劉少奇等許多人關係都不和諧。開國初因抗美援朝後勤需要與東北處於前、後方關係，彭曾與高崗交往較多，為此在1955年的“高饒事件”中，（高崗認為中共內部存在“白區的黨”與“根據地和軍隊的黨”兩部分，黨是軍隊“創造”的，自命為“根據地和軍隊的黨”的代表，視劉等為“白區的黨”的代表，聯合饒漱石等人搞非組織活動分裂中央——主要是反對劉少奇與周恩來）險被牽渉。毛在八屆八中的批彭講話中提到，“當年高崗他們到處講‘兩個攤攤’（指劉少奇、周恩來），現在又到處散播，別人都不行，只有自己是海瑞。”“跟許多人不合作，中央常委6個同志，‘俱樂部’的同志沒有一個能合作的。不只是反對我而已。如果單只反對我，其他同志能合作也好嘛！跟7個，還有小平嘛，常委都不合作。政治局委員、候補委員究竟能說得出來的氣味相投的有幾個？我看很少吧。還有元帥，10個元帥，我聽說彭德懷同志跟9個都採取不合作的態度。我跟他本人、跟黃克誠也講過，我說你們怎麼工作法？10個元帥，跟9個不合作。至於大將、上將能合作的究竟有多少？中將更多了。”
顯然，彭德懷在軍隊、在黨內高層中的人際關係較為緊張，這也是他在廬山會議上挨整的另一個重要原因。
除了上述原因以外，毛澤東所以最後下決心“批彭”，其實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這就是彭與當時赫魯曉夫的關係問題。
彭德懷曾先後於1957年、1959年兩次訪蘇，一次是為慶祝十月革命40周年慶典隨毛澤東一起去的，毛回國後彭留下繼續訪問活動；第二次則是率中國軍事代表團專門訪問蘇聯與東歐各國。兩次訪蘇，他均受到高規格的禮遇，多次與赫魯曉夫等蘇聯領導人會面。彭曾被赫魯曉夫贊稱為“社會主義陣營的鋼鐵衛士”，受到器重。
毛澤東還在莫斯科訪問時，就明顯感到中蘇在對美戰略、戰術方面存在着明顯的分歧，對赫魯曉夫是否真的願意實施“中蘇國防新技術協定”的誠意也有懷疑；赫魯曉夫則對毛澤東的戰爭觀與“人民戰爭”的思想深感不安與“嫌惡”。可是，期間彭德懷卻又不識時務地反覆強調“向蘇軍學習”，說“蘇軍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最好榜樣，我們回國後，要用特殊的、適合中國軍隊的形式加以利用和實施。”彭的這些講話這自然會引起毛的疑慮。
1959年6月13日，彭德懷第二次出訪蘇聯與東歐各國剛返回抵京，緊接着6月20日，北京就收到蘇聯單方面撕毀中蘇國防新技術協定的信，赫魯曉夫停止了向中國提供原子彈樣品和研製核武器的技術、材料，這無疑使毛澤東對蘇聯非常不滿。
赫魯曉夫對中國的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一直指手劃腳，這使毛極為反感。可是，彭德懷偏又對“大躍進”、人民公社運動有懷疑，在鄭州會議、武昌會議已經“糾偏”的形勢下，彭卻還要曾親自到烏石、平江去調查情況，並打電報給毛澤東，認為年產一千二百億斤糧食是不可能的；現在竟又寫了這個（在毛看來“左”傾錯誤已經解決）純屬多餘的萬言書；因此，在毛澤東看來，彭在客觀上就是在呼應“蘇修”的內部反對勢力。為了防止在中國真的形成“親蘇”反對派，毛澤東決心要在黨內剷除一切可能存在的親蘇土壤。既然彭德懷已在毛的心目中成了具有親蘇傾向的“危險人物”，彭也就理所當然地要從中國的政治舞台上被“拔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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