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毛澤東機要秘書謝靜宜：揭秘主席不乘飛機真實原因

李光彩

北京的深秋，已是寒風刺骨。我在去謝靜宜家裡的路上，耳旁一直迴響着她老人家電話里的聲音：“光彩，你幾次想來看我，我今天精神不錯，有空來家裡坐坐，我想告訴你一些主席幽默風趣的故事。它對你更好地飾演主席也許會有幫助。”放下電話的我，大喜過望，急急忙忙地乘車前往謝阿姨家。

　　謝靜宜，可謂喧囂都市中的真“隱士”，居於喧囂都市中的普通小區，她是鬧市中的不凡老人。她經歷過風雨的洗禮，歲月的侵蝕，紅火的時期。她曾擔任毛澤東主席機要秘書工作長達17年之久，曾任北京市委副書記，中共第十屆中央委員、第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曾被周總理提名為全國人大副委員長，是“文化大革命”期間重要的“封疆大吏”。

　　這次拜訪，她精神很好。一見面，便握着我的手：你寫我的文章大家都看了，反響很好，感謝你!我看了近期央視熱播的《毛岸英》電視劇，你演的毛澤民，形象很好看。但你的形象更像青年毛主席。”一向“不善廚藝”的她，總是熱情地為我親自下廚，並笑着說：“我不太會做飯，兒子倒會說‘媽媽是幹革命的’，這為我做不好飯找了個台階，不過，我還是想為你多做次飯，不要嫌阿姨做得不好，也可能做不了幾次了……”聽到這裡時，我的眼睛濕潤了，被阿姨對晚輩的真誠關愛所感動。

　　謝阿姨身體不太好，有風濕性心臟病，特別是冬天身體會弱些。可是她很想把毛主席的故事傳揚給大家，於是再次興致勃勃地為我談起了主席的幽默和風趣——

　　“毛主席說：‘五一’‘十一’一到，就要回京‘罰站’去了”

　　謝靜宜說：“在1950年到1970年初，毛主席身體狀況很好，經常離京到全國各地視察工作，調查研究。有時一出去就是幾個月，甚至一年有三分之二的時間在外地活動。每次外出，他輕裝簡從。隨行的有秘書、警衛、醫護、機要、攝影等工作人員，各行其職。作為機要人員，我們的職責是，保證在外地的毛主席與北京黨中央保持不間斷的機要聯繫。因為工作性質的需要，我與主席接觸的機會很多，無拘無束，不存在什麼神秘感。”

　　毛主席從求學時期就注重社會實踐，調查研究，曾經和同學不帶分文去“遊學”，目的是為了了解社會，磨鍊自己。他不僅重“有字之書”，更重“無字之書”，他是一位傑出的社會實踐家，這恰是他不同於古代乃至今天文人的重要方面。所以，才有了後來的名言：“沒有調查研究，就沒有發言權。”

　　新中國成立後，毛主席在百忙之中依然保持調查研究的優良傳統。謝靜宜說：“我在主席身邊執行任務的十多年間，多次跟隨他到華北、華東、中南等各省市視察工作。正像一首歌曲所唱：毛主席走遍祖國大地……”

　　說到這裡，謝阿姨笑了。她說：“新中國成立後一個時期，每逢五一節和國慶節，在天安門廣場是有例會的，毛主席與其他黨和國家領導人，站在城樓上與群眾見面，這就限制了主席在外地的活動，因為他必須在兩個節日前回到北京的寓所。為此，他老人家曾幽默地對我說：“‘五一’‘十一’一到，就要回京‘罰站’去了。”

　　“毛主席說：乘火車就可以掌握主動權，想停就停，想走就走。這就是他不乘飛機的真實原因”

有關毛澤東不乘飛機的原因，說法比較多的是：毛澤東乘坐飛機空中遭遇雷電，與地面失去聯繫40分鐘。1956年4月25日，毛澤東提出要去廣州視察。為了節省路途上的時間，他堅持廣州一行要乘坐飛機——而且是由我國飛行員駕駛的飛機。4月30日，當時的空軍司令員劉亞樓向駐京專機飛行團的團長胡萍下達了執行毛澤東專機的飛行任務。任務機組由團長親自擔任機長，飛行員為陳錦忠，領航員為張振民，通信員為柳昆尚，機械師為舒執章。飛機選定為團里按專機要求改裝過的兩架蘇制里-2運輸機中較好的一架——8205號飛機。這是毛澤東第一次乘坐人民空軍自己的飛機，所以中央對於這次飛行特別重視，8205號飛機經過了仔細的維護和試飛。5月3日早晨，毛澤東乘8205號飛機，從北京西郊機場起飛，經武漢去廣州。飛行4個半小時後，於12時30分在武昌南湖機場降落休息。當天下午2時30分，從南湖機場起飛，飛行3個半小時後，於下午6點在廣州白雲機場降落。安全到達目的地。毛澤東在廣州停留近一個月。5月30日，毛澤東乘8205號飛機從廣州返回北京，當天在湖南長沙大托鋪機場降落並暢遊湘江。第二天又飛武漢。當飛機在南湖機場降落時，毛主席特意從空中觀察武漢長江大橋的橋墩施工情景。6月4日，毛主席在上午暢遊長江之後，下午就乘飛機從漢口王家墩機場起飛回北京。不料，途經河北衡水附近上空時，飛機遭遇雷雨雲阻斷航路。雷雨雲是垂直發展達數千米的雲層。飛機一旦誤入這樣的雲層，就會受到強烈的擾動和冰雹與雷電的襲擊。即使是設備先進的飛機和技術高超的飛行員也不敢闖入這種危險的雲層。現代噴氣式飛機可以爬升到8000米高度以上，從雲頂越過。但對於升限只有5600米的里-2飛機來說，就只有改變航線，繞過雷雨雲區。8205號的空勤組經過研究後，果斷地改變計劃的航向。首先飛向天氣比較穩定的滄州機場上空，躲開雷雨雲後，再改向北飛，回到北京西郊機場降落。在繞雲飛行的過程中，約有40分鐘的時間，飛機與地面失去聯繫，地面雷達也無法找到空中的飛機。這時，在西郊機場迎接的中央首長和在指揮塔台守候的劉亞樓以及所有在場人員都焦慮萬分。失蹤的飛機終於出現在西郊機場的上空，緩緩降落。當毛主席放下手中的書卷，從容走下飛機的時候，人們才鬆了一口氣。

　　有人說,正是因為1956年的那次“空中歷險”，中央政治局才嚴格控制毛澤東乘坐飛機。為保證毛澤東的安全，中央政治局一致決定，以後所有的外出考察，一般不允許他坐飛機，一律改乘火車或其他交通工具。

　　這些傳說，都不符合歷史真實。謝靜宜給我解開了這個歷史迷團：

　　“毛主席每次離京都是乘坐火車外出，也就是專列。極少乘坐飛機，並不是出於個人安全方面的考慮，而是從工作出發的。有一次，主席曾對我談到此事，說‘乘火車就可以掌握主動權，想停就停，想走就走。想停就讓火車找個支線停下來，下車去看看，或者找當地領導談談都行。’”

　　這就是毛澤東不乘飛機的真實原因，既符合毛澤東注重實地調查研究的思想，也符合他個人的性格。試想，若是毛澤東想坐飛機，中央政治局能規定他不坐嗎？當年，他要游長江，中央領導也反對，但最後他不是還游了長江?毛澤東一生富有挑戰精神，不信邪，不怕死，一切是從黨和人民的事業出發，從不考慮個人的安危。

　　專列條件雖比一般客車要好，但長期住在車廂里也不是滋味。噪聲隆隆，顛簸震盪，冬天冷，夏天熱，一切都不方便，總使人有一種不安定感和疲勞感。為了了解群眾的真實情況，毛澤東不辭遠途奔波之疲勞，打破自己在北京寓所的作息習慣，以適應列車生活。謝靜宜說：“在北京，主席是夜間工作，白天只睡幾個小時。而在專列上，為了實地觀察民情和莊稼生長狀況，他讓白天行車，夜間停車。”從安全角度考慮來看，坐火車並非絕對安全，或許給敵人以行刺機會。

　　專列的運行本來是保密的，但毛澤東不以為然。謝靜宜說：“有時，火車通過城鎮交叉路口時，行速一般比較慢，工作人員把窗紗拉上，毛主席隨手又拉開向外觀察。因為車廂的窗口很大，而且敞亮，常能被隔離杆阻擋着的人群辨認出來，頓時群眾歡呼雀躍，有的人還跟着列車飛跑向主席致意，主席也微笑着向群眾招手致意。遇到這種情況，我們工作人員出於安全方面的考慮，總是勸主席快坐下來或重又拉上窗紗，但他總是不樂意地用力再把窗紗拉開並塞進金屬架里，說：‘怕什麼，這是人民群眾啊！我為什麼怕群眾呢？’工作人員向他解釋,對個別壞人還是應該提防的。他又說：‘即使有個別壞人也不怕嘛！這麼多好人在，一個壞人哪敢害我吶？即使想害，我們已走遠，不怕的。’”可見，主席對人民群眾的愛勝過對個人的愛。

“我在火車上發現莊稼地里有人偷麥子，對主席說：‘主席，您看，偷麥子的。’主席連忙說：‘別出聲，別出聲！看來，農民的糧食還是不夠吃啊！’”

　　奔馳在廣袤原野上的專列，為毛主席觀察大面積的農作物生長狀況提供了條件。謝靜宜作為毛主席的機要秘書，能經常出入於主席的車廂，有時就與他老人家坐在一起或站在窗前觀察不斷變化的莊稼。謝靜宜說：“毛主席看得是那樣出神，哪塊地里長的是什麼苗，哪裡旱了，哪裡澇了，哪一塊莊稼長勢好，哪一塊長勢不好，他都能發現。他一邊看，一邊指給我說：‘這一帶麥子比較好!’喜悅之情，溢於言表。列車飛馳，視野變換。‘這是什麼呀？噢，紅薯地。’突然，他興奮地說：‘你看，栽上的紅薯秧都活了。’過了一會，又着急地說：‘哎呀!這塊地危險呃。’我順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到的是一塊發蔫的紅薯秧地。”

　　“有一次，毛主席在車廂里望着北國大地快要成熟的金色的麥子，非常高興。我當時也站在他身旁向外眺望。突然看見一位肩上挑擔的農村婦女好像是往地里送飯後返回村莊，呼嘯而過的列車對她來說習以為常，毫不介意。她一邊走，一邊用一隻手一把接一把地捋着麥穗上的麥粒往口袋裡裝。我驚訝地對主席說：‘主席，您看，偷麥子的。’主席連忙低聲制止我說：‘別出聲，別出聲！’他生怕傷害了那位婦女的自尊心，似乎忘記了自己是在火車上。列車風馳電掣，軋聲隆隆，車外怎能聽到車內說話聲！毛主席一直望着那位婦女的身影消失在窗外，才悵然所失地自言自語道：‘看來，農民的糧食還是不夠吃啊！不然，她何苦去抓那幾把麥粒呢？’那天吃飯時，我注意到毛主席神色嚴肅，沉默不語，似有所思。我估計，他大概在想着那位婦女的事。”

　　列車在北方運行，毛主席最關心河北、山東、河南三省的莊稼生長情況。每當看到華北大地因缺雨莊稼長勢不好時，臉上總是布滿愁容。他曾對謝靜宜說：“這幾個省總是乾旱缺水。”“只要河北、山東、河南三省糧食能夠自給了，全國的糧食就會富裕些。”為此，毛主席曾在列車上召集這幾個省的領導同志談話、開會，研究解決水利問題。

　　毛主席不滿足於在運行的列車上“走馬觀花”，還經常讓停車“下馬看花”。當專列停在某一支線上時，他就走下來在周圍地里轉一轉，看一看，摸一摸莊稼。有時不滿足於近處看，就請當地派車到遠處再看看。從北方的小麥、玉米、紅薯地，到南方的稻田、油菜花，他都想親眼看看，親手摸摸。站在地里，他的神態是那樣認真，那樣細緻。看得出，他心中思慮的是全國人民的吃飯問題。這是一位真正心繫百姓、關心人民疾苦的領袖。

　　謝靜宜說：“記得有一次，一對外賓夫婦在列車上與主席會見後，也興致勃勃地隨主席下車來到地里察看莊稼。女外賓穿的是高跟鞋，在坎坷不平又鬆軟的地里行走不便而折斷了一隻鞋的後跟。出了這種意外，這對外賓夫婦不僅不感到難堪，也不埋怨，反而伸出那隻沒鞋跟的腳哈哈大笑起來，頓時在場的主、客們都哈哈大笑了，給這次特有的接見場面增添了樂趣。”

“毛主席哭的時候，不是仰着臉‘傻’哭，而是閉着眼,閃開視線流淚”

　　男兒有淚不輕彈，只是未到傷心處。像毛澤東這樣的偉人，他是鋼鐵心腸嗎？他會哭嗎？謝靜宜阿姨告訴我：“毛主席和平常人一樣，都有七情六慾。他不僅會哭，而且感情十分的細膩。”

　　謝靜宜當年親口問過毛澤東：“主席，岸青有病在外地調養，您怎麼不去看他呢？”毛澤東說：“想看，但看到他就想起了岸英，想起了她媽媽（開慧），想起了犧牲的一家人，想起了那個時代……”透過這些，我們看到了偉人毛澤東的感情是豐富的，細膩的，他有詩人的多情善感。他不僅有人之常情，又有非常人之情。我們從這裡可以窺見偉人的內心世界。

　　現在影視作品中表現的毛澤東，多半都在努力將其“平民化”、凡人化。為了拉近偉人與百姓的心理距離，使其親切，往往會最“自然”地來處理偉人的感情，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生活，特別是藝術的魅力，恰恰在於細節。如近期央視熱播的某劇中展示的中年毛澤東形象，有多場毛主席灑淚的情節。演員體現偉人灑淚是自然的，真實的。謝靜宜看過此劇，與我交流時說：“毛主席的哭，不是仰着臉‘傻’哭，而是閉着眼,閃開視線流淚。”這是何等的細膩！這是符合毛澤東的性格特徵的。若不是在毛澤東身邊工作17年，怎麼會了解這樣的細節？這些，恰恰決定了偉人和凡人在憂傷、悲痛時的相同與不同處，也對我飾演好毛澤東的光輝形象提供了極大的幫助。

“毛主席不吃江西人民的魚，責令警衛員們把魚放掉，還放回原來的池塘里去”

　　謝靜宜和我談起毛主席的故事總是那麼快樂。當我問謝靜宜和毛主席去井岡山的經歷時，她對我講了一件“毛主席不吃江西人民的魚”的故事。我好奇地問：“為什麼不吃江西人民的魚？”

　　謝靜宜說：“大約是1965年，毛主席的專列到了江西，停在一個鐵路叉道上。那天上午，主席安排的是請當地領導同志到列車上開會、談話。列車所停之處的鐵路旁是水溝。在江西有水即有魚。主席在車上開會，我們工作人員沒什麼事，跟主席出差的新聞記錄電影製片廠賈秋和同志提議，下水給主席摸魚吃。於是幹部隊（警衛隊）和我們部分工作人員一齊響應，男同志紛紛脫掉鞋子，挽起褲子下到水溝里摸起魚來。我和攝影師舒世俊等站在溝邊，一邊看熱鬧，一邊幫助他們揀魚往水桶里放。人歡魚跳，熱鬧非常。”

　　“大夥興高采烈地說：‘今天要給主席改善生活哩！’因人多，工夫不大，我們就裝了大半桶大大小小的魚，其中還有個別的小紅鯉魚，在水桶里翻騰，大家都為這次的收穫而興奮。等主席那邊的會開完了，我們也就收攤上了車。我興致勃勃地跑到主席那裡報信，他正坐在沙發上抽煙休息。我說：‘主席，今天給您改善生活，辣椒炒小魚。’他問我是怎麼回事。我就把摸魚的事一五一十地講了一遍。原以為主席聽了會高興的，沒想到他反問道：‘魚活着沒有呀？’我答：‘都活着吶。’主席說：‘謝謝同志們噢，告訴他們，把魚放掉吧！還放回原來的池塘里去。’我一聽很沮喪，就辯解說：‘那不是誰家的池塘，要是池塘我們也不會去撈人家的魚，那是鐵道旁邊的小水溝，水是下雨積存的。’主席聽我說完後很認真地說：‘那雖不是哪一家哪一戶的池塘，可它是江西人民的池塘啊！’在主席的一再堅持下，大夥只好按他的意思把魚全部放了回去。”

　　到此，我們才明白了毛澤東不吃江西人民魚的真實原因，那是對江西人民的愛。江西是一個較特殊的地方，南昌起義打響了共產黨領導的武裝反抗國民黨的第一槍。井岡山是中國革命的搖籃，也是紅軍走向勝利的起點，毛主席曾為井岡山賦詩一首、填詞兩首，並寫下了著名的《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井岡山的鬥爭》等論著，新中國成立後又重上井岡山，“千里來尋故地，舊貌變新顏”。由此可見主席對江西的特殊感情。謝靜宜說：“這說明老人家仍然牢記並遵守着紅軍時代他親自製定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中的‘不拿群眾一針一線’，不與人民爭利，秋毫無犯那一條。”

　　（作者：李光彩，青年毛澤東特型演員，北京美國英語語言學院藝術學院常務副院長兼學科帶頭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