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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生回憶:彭德懷臨終前高喊“不用毛澤東的藥”(一)
送交者: 格調春天 2011年03月22日15:07:08 於 [史地人物] 發送悄悄話

醫生回憶:彭德懷臨終前高喊“不用毛澤東的藥”(一)

核心提示:彭德懷因癌症轉移,周身疼痛,尤其肩膀腫痛難忍,痛苦不堪,以致他在床上拼命掙扎。有時,他痛得用牙咬破被子、床單,將它扔在地上。護士只能不厭其煩地為他更換床單、更衣及擦澡。給他輸液,他把針拔掉。當看守戰士阻止時,他罵得更凶,喊着:“我不用毛澤東的藥!”

他已經預感到自己的生命將不久於人世。給他餵食物,他打落在地,喊着:“我不吃毛澤東的飯!”他煩躁不安,脈搏加快,呼吸急促,口唇發紺。醫務人員竭盡全力搶救,不分晝夜地觀察着他的各項生命指征。他終因全身多器官衰竭,而逐漸進入半昏迷狀態。

本文摘自《羊城晚報》2011年3月12日B05版,作者:楊漢勤,原題:《彭德懷最後的日子》

楊漢勤,1939年6月生,1966年畢業於中山醫科大學(現廣州中山大學)醫療系。原廣州軍區廣州總醫院消化系主任醫師兼門診部主任。先後在武漢、北京及廣州等地醫院從事臨床工作40餘年,曾負責國家和軍隊各級領導人的具體醫療保健工作多年。在彭德懷生命的最後兩個多月里,他一直是他的住院醫生。

在生命最後的兩個月,癌症已轉移,他周身疼痛難忍,以致用牙咬破被子、床單;對疾病,他從不提出疑問及要求,卻時常在病房中大吼:“快放我出去!我要見毛澤東!”

他穿着破舊的黑薄棉衣,蹬着棉布鞋,連襪子也未穿,腳趾從鞋前沿的破洞裡露出來;在生命的最後時刻,他已完全不能說話,布滿着血絲的眼睛,卻從早到晚一直睜着,渾濁的眸子裡仿佛有一團火在燃燒......

文革中彭德懷被紅衛兵批鬥

             文革中彭德懷被紅衛兵批鬥

1953年彭德懷和毛澤東

                1953年彭德懷和毛澤東

“145號”病人

1973年5月,我接到解放軍總政治部的調令,從武漢軍區總醫院調到北京解放軍總醫院(301醫院)。

1974年9月上旬,院領導安排我到該院南樓14病室工作。14病室是當時南樓設在外科樓的唯一一個高幹病區,坐落在外科樓的四層西南角,主要收治部隊副軍職幹部和少數當時所謂有問題的軍隊及地方領導。

那時,我是住院醫師,分管六七個病人,其中5床的那個病人叫“145號”。經科室領導介紹,“145號”就是廬山上“跌下馬來”的彭德懷。因彭德懷在政法幹校時的代號為“5號”,來醫院住的是14病室,故被中央專案組定為“145號”。

彭德懷,那個身經百戰、威震敵膽、戰功顯赫的元帥?毛澤東曾賦詩“誰敢橫刀立馬,唯我彭大將軍”讚頌過他,此時卻成了專政對象。接受如此特殊而又神秘的任務,我心裡不免一陣緊張。然而,無條件地執行命令是軍人的天職,不能推辭。

科室領導及專案組人員反覆對我強調:你是一名醫生,任務就是治療病人。對彭德懷的治療,該怎麼治就怎麼治,該用什麼藥就用什麼藥,有問題按級請示報告;醫護人員進屋查房,不得擅自和他談話,不應回答與診療無關的事情;除有關醫務人員及專案組人員外,任何人不得進入該病房;5床的房間裡有看守人員24小時晝夜值班,非醫療需要,不讓他出病房;要注意保密。

 

看不出他曾指揮千軍萬馬

接班後,我認真地聽了交班醫生的介紹,又仔細地複習彭德懷住院以來的病歷,得知他的詳細病情:

彭德懷是因便血十餘天,且越來越嚴重,上廁所都起不來,於1973年4月12日晚8時許,被監護人員攙扶着走進南樓14病室的。初診為直腸癌。4月18日,醫院正式通知中央專案組,“145號”必須儘快手術,否則有生命危險。

專案組只好打報告請示周恩來總理。周總理批示:“彭德懷同志的問題還沒有搞清,手術不要受到影響,一定要做好。”醫院落實周總理的指示,立即投入到手術前的準備工作。4月26日,醫院為彭德懷做直腸癌手術,術中發現癌症已轉移,隨即切除腫瘤,並在左下腹造人工肛門。

我第一次進“145號”的病房,是和病區正、副主任一起查房時進去的。彭德懷半坐半臥在病床上,他那稀疏枯白的短髮,那倔強的消瘦的鐵青的方形臉龐,那深沉有力且蘊含着幾分憂鬱的眼睛,那寬厚的總是緊閉着的微微向下彎曲的嘴唇,那高高突起的喉結,呆滯而憂鬱的神情,似已病入膏肓。他身上穿的是一套破舊的黑棉襖、黑棉褲。顯得平平常常,普普通通,絲毫看不出曾是一位指揮千軍萬馬的英雄。 我也沒有想到,這位叱咤風雲的元帥已經走到了生命的最後兩個多月。 

 

“我是廬山上那個彭德懷”

彭德懷的病房是病區西邊的最後一間,這間十餘平方米的病房裡,門窗緊閉着。靠近床尾佇立着一位面無表情地緊盯着他的軍人,一個班的戰士一天24小時三班倒地看守着他。房間裡除了幾本《毛澤東選集》及幾張過時的《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外,顯得空曠陰冷。

為了限制他的活動,他想寫字,不給筆,他想聽廣播,沒有收音機,屋內更顯得冷清和死寂。也許看到我是新來的醫生,他指着床頭病歷卡片對我們說:“我不叫這個‘145號’,我是廬山上那個彭德懷!”

沒有人敢搭腔。他就自顧自憤憤不平地說下去:“我在廬山會議上沒有錯,我錯在哪裡呀?我寫信給主席,符合原則,我是根據國內情況和即將召開的廬山會議的內容而寫的,是給主席作參考的,為什麼竟說成意見書呢?說我懷有什麼陰謀,有計劃、有組織、有綱領、有目的……都不對。但我是有準備的,準備什麼呢?準備開除黨籍,準備和老婆離婚,準備殺頭!”“我從來不怕死,我可以毀滅自己,但決不出賣自己。”說完了便仰天長嘆。

此後,我時時刻刻感到肩上的責任和壓力,所以一直戰戰兢兢,如履薄冰。

此時,手術後1年零5個月的彭德懷,癌症已擴散到肩部、肺部及腦部,身體每況愈下,受盡病痛折磨,很痛苦,但他對自己的病總是置之度外。

 

“我不喊你‘萬歲’,我祝你健康”

他的身體已經十分虛弱,但他仍每天數次到衛生間裡,自行清洗大便,為假肛換熬料。醫生、護士要幫忙,他揮手拒絕,說:“太臭,你們走開!”他知道自己的時間不多了,急切地要把自己滿肚子的話傾吐出來。

他激憤難平地說:“最大的罪名是把我定為反革命集團的總頭目,根據是什麼呢?就是在廬山,我以私人名義給主席寫了一封信。還有就是在上廬山之前,我出訪了東歐一些國家,因此說我‘裡通外國’,搞什麼‘軍事俱樂部’,這完全是強加於我,我絕不承認,因為本來就是子虛烏有嘛!”

他不停地說:“說假話,搞浮誇吃香;說實話,講真話有罪。世上哪有這樣的道理?”他有時大聲反問:“我是共產黨員,為什麼看到黨受損失不應當說真話?我是政治局委員,有權向主席反映情況嘛!” 他不時流露出有話無處訴說的心態,情不自禁地流着眼淚,念叨着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人的名字,傾訴自己心中的委屈和鬱悶。

每次查房,總聽見他喃喃自語:“主席啊主席,你是我彭德懷一生最敬佩的人。我倆在一起三十多載,歷經多少風風雨雨,坎坷磨難,你是最了解我的,你說我像猛張飛,既有其粗,亦有其細,我是心服口服。可是因我的一封信,幾段發言,為什麼竟惹出你這麼大的火氣?你是不是‘萬歲’聲聽得多了,聽不進一點兒逆耳忠言了?這樣就太可悲了,後果不堪設想啊!”“人們有時喊你一聲‘萬歲’,是出於對你的敬仰和熱愛,如果張口閉口高喚‘萬歲,萬萬歲!’這就讓人懷疑究竟是精神不正常,還是別有用心。我不喊你‘萬歲’,我祝你健康,長命百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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