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主義革命”的“偉大成就”之一，是造就了兩個被剝削階級。經濟上的社會主義革命，即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造就了“新社會”的農奴階級；政治上的社會主義革命，即反右派運動，則使數以百萬計的右派分子及其親屬子女淪為賤民，並與“地富反壞”構成為一個新的階級。
   按照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社會主義社會應該是人人有產、已經消滅了階級差別的平等社會，為什麼會出現這麼兩個占全國人口多數的被壓迫被剝削階級呢？對這個問題，也可以從相反的方向提出：既然社會上還存在着占全國人口多數的被壓迫被剝削階級，這樣的社會還能說是社會主義社會嗎？
   歷史的諷刺是如此地詭異，階級鬥爭理論本來是被壓迫被剝削階級反抗壓迫和剝削的理論武器，現在卻被壓迫者剝削者用來對付被壓迫被剝削的階級。如果馬克思在天之靈有知，恐怕也只能無奈苦笑了。
   楊繼繩在《墓碑》中寫道：在耕地面積比六十年代減少、人口增加兩億以後的八九十年代，中國糧食竟然多了起來，年輕人不知何為飢餓，農民還面臨‘賣糧難’的問題。這僅僅是因為中國農村制度發生了變化：聯產承包製代替了人民公社制度。可見制度對於饑荒起着多麼重要的作用！
   以研究饑荒而著稱、199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瑪蒂亞•森寫道：“回顧世界上可怕的饑饉史，在任何一個獨立、民主、擁有相對的新聞自由的國家裡，從來沒有發生過重大的饑饉。不管我們觀察哪個國家，是埃塞俄比亞、索馬里最近的饑饉，還是其他獨裁政權下的饑饉，還是蘇聯三十年代的饑饉，還是中國1958年至1961年大躍進失敗後的饑饉；或更早一些，愛爾蘭或印度在外族統治下的饑饉。在這個規律面前，我們找不到任何例外。雖然中國在經濟的許多方面做得比印度好，但中國仍然出現過大範圍的饑饉（而印度卻從未如此），這場饑饉實際上是世界史上有記錄的饑饉中最大的一次，……而導致這場饑饉的錯誤的政府政策卻被延續不變達三年之久。這些導致人民餓死的政策被推行下去而未受到批評，因為議會裡沒有反對黨，沒有新聞自由，也沒有多黨制下的選舉。事實上，恰恰是因為缺少對執政黨的挑戰，才使得嚴重錯誤的政策雖然每年殺害了上千萬人，也仍然能夠持續下去。”
   的確，造成中國幾千萬人餓死的根本原因是極權制度。當然，我不是說極權制度必然造成如此大規模的死亡，而是說極權制度最容易造成重大政策失誤，一旦出現重大政策失誤又很難糾正。更重要的是，在這種制度下，政府壟斷了一切生產和生活資源，出現災難以後，普通百姓沒有自救能力，只能坐以待斃。
   極權制度造就恐懼和謊言，恐懼和謊言又是這個制度賴以運行的基本條件，恐懼產生謊言。政府有着處罰一切和剝奪一切的權力，處罰和剝奪產生恐懼，擁有得越多的人恐懼就越嚴重。一旦遭到處罰，他們的地位落差更大。官員和知識分子比普通百姓擁有得多，因而比百姓更加恐懼，因而對這個制度更加“忠誠”。為了迎合和自保，他們都拼命比賽說謊，都裝作相信謊言。官員的講話，社會科學，文藝，新聞，教育，連滿布牆頭路邊的標語口號，都年復一年，日復一日地製造謊言和傳播謊言。都在時時刻刻地欺騙民眾和奴化民眾。
   《墓碑》中有這樣一個令人哀嘆的例子：由於反右傾，幹部們都不敢說真話。信陽專署機關黨委書記李文耀，其妻姓文，回老家看到煮人肉吃，她沒有吃，帶給孩子吃。李文耀的父親餓得走不動了，餓死在街頭。但李文耀還是說形勢大好，還積極批判張樹藩、余德鴻。余德鴻說：“你老婆吃過人肉，你爹餓死了，你還批我，你有人性沒有？”
   在中國，政治上不說假話，就會遭難，甚至有生命的危險。謝韜新作《在歷史的天平上》(為丁弘大作〈陳獨秀和毛澤東〉作的序言)中說：“陳（獨秀）領導了‘五四運動’，要求發揚民主與科學精神，讓人民大聲說話，保衛人民自己的權利和獨立的人格尊嚴；毛是在建立無產階級專政下，造成全民說假話，只有說假話才能取得生存，才能取得生存權，使社會道德敗壞，使人人成為雙重人格、言行分裂者。”
   胡恕在《不信東風喚不回——讀「在歷史的天平上」》中說：總體而言，毛澤東時代給國家和人民帶來的是無邊的痛苦和災難：民生凋敝、生靈塗炭、家破人亡、妻離子散、哀鳴遍野的慘狀為人類歷史所僅見。
   據統計，在中國有史可查的二千餘年中，死於自然災害的人數為二千餘萬人。而我們所謂的“三年自然災害”便奪去了四千餘萬人的生命。最不能容忍的是，時至如今，仍有多數傳媒，沿用喪盡天良的說法，繼續對老天爺栽贓陷害，是可忍，孰不可忍？
   可憐的劉少奇就是因為在七千人大會上說了“三分天災、七分人禍”、“人食人要上書的”的部分真話，便註定了必死無疑的下場。
   土改、鎮反中未依法處決的人是多少？至今仍是黑洞，也不讓人染指這些領域。據一位親歷其境的南下老兵告訴我，僅劉文輝家族被槍決的便有36人之多。“風馬牛不相及”，罪名“莫須有”的胡風反革命集團，55萬被引蛇出洞的右派分子，昭示了執政者的虛偽和無恥！毛澤東這個“天才”，什麼花招想不出來！開國元勛劉少奇、彭德懷、賀龍死於非命，優秀兒女遇羅克、林昭、張志新，飲彈刑場，便是封建法西斯專政的鐵證！
   據載，林昭死後，還派警察去向他家人索取了子彈費。張志新在押赴刑場前被劊子手割斷了喉管，據載這個劊子手一共割了47人的喉管。學者郭羅基（時任北大黨辦主任）於1979年在光明日報上，以“誰之罪”深究張志新遇難的制度根源，最後極其雄辯地指出：“18世紀法國的革命者米拉波在監獄裡鍛煉成了著名的演說家，而20世紀中國的革命者張志新在監獄裡卻被割斷了喉管，這就證明：20世紀中國的水平低於18世紀法國的水平。”這一篇遲到的辯護，使他被驅逐出北京。
   王友琴在《文革受難者——關於迫害、監禁和殺戮的尋訪實錄》中指出：“以意識形態的名義和革命的名義，把人類的一部分宣布為必須消滅的‘敵人’，通過一系列預先設計的所謂‘政治運動’，一個政權把社會中的一個群體，不是一個兩個人，也不是幾十個或幾百個人，而是一個極其巨大的人數——人口中的一個百分比，有計劃有組織有系統地予以打擊和消滅，這就是毛澤東對顧文選他們和億萬中國人所作的。這一系列的大規模的迫害與屠殺，是毛澤東的‘革命’實體的最主要的一部分。同時，這些嚴厲殘酷的行為也保證了無人能夠反抗他的革命。這是文革提供的教訓之一：一個政權，越是殘忍，越是能所向無敵，能消滅一切反抗，平安無恙。斯大林雖然殺害政治局委員，但是並沒有像毛澤東那樣讓全國的學校都停課三至六年，讓學生參與‘揪劉’和對劉少奇的‘革命大批判’。毛澤東為其打倒劉少奇的事業而讓老百姓付出巨大經濟和道德代價的做法，是古代皇帝和斯大林都望塵莫及的。”還指出：“司馬遷記載了漢代的第二個皇帝孝文帝關於廢除肉刑以及只懲治犯罪之人而不連坐家屬的談話。（《史記：孝文本紀》）。再看在文革理論指導下進行的紅衛兵的行動，如毒打劉澍華和剃所謂‘家庭出身不好’的學生‘陰陽頭’，放在漫長的歷史背景上來看，這是把文明倒退了不止兩千年。”
   “長期以來，由於強勢的文革宣傳，由於長期的思想禁錮，很多文革的經歷者，直到今天也沒有意識到，1966年發生的紅衛兵暴行，由年輕學生來侮辱、毆打和殺害老師、同學以及校外和平居民，在縱向的歷史和橫向的世界文明範圍內，都是不曾有過的。這是嚴重的反文明、反人道的暴行。這是極大的罪惡和醜聞。另外，各地都會有一些想通過‘挖掘階級敵人’來立功的人，拚命想找出這種‘惡攻’的話和證據，來把一些人圈進‘反革命’的範圍。而被‘惡攻’繩子套上脖頸的人，如果他們神志還清楚，為了自己的生命安全，只有拚命聲明自己沒有這樣說過或者想過這些話，卻不能質疑這一定罪原則。直到1979年春天，在北京高層的‘務虛會’上，有專家指出，他們查找資料，發現希特勒時代的規定，是‘侮辱元首者，拘留兩星期’，終於質疑了文革時代的判罪標準。文革時代，遠未到‘侮辱’程度，就可能被槍斃，遠遠超過了希特勒。”
   “在1952年出版的一本《新名詞辭典》（上海春明出版社）說明了‘知識份子’一詞在當時怎麼被使用。這部辭典介紹了當時的‘新名詞’。而這些新名詞無疑能說明一個建立一個與前不同的社會的時候使用的一套新觀念。在這部辭典的‘社會部’中有‘社會成分’一類。這些‘社會成分’是：
   勞動人民，體力勞動者，腦力勞動者，工人，產業工人，農民，知識分子，舊知識分子，工農知識分子，幹部，職員，人民勤務員，群眾，領袖，社會活動家，積極分子，愛國民主分子，勞動模範，先進工作者，英雄人物，革命軍人，革命家，職業革命家，革命烈士，革命烈士家屬，革命軍人家屬，手工工人，小手工業者，中農，富裕中農，貧農，僱農，平民，小土地出租者，開明士紳，自由職業者，宗教職業者，手工業資本家，小商和小販，商業資本家和商人，富農，半地主式的富農，反動富農，地主，二地主，破產地主，地主成分的改變，高利貸者，管公堂，反動人物，反革命分子，叛徒，蛻化分子，坐探，工頭、工賊，工人貴族，遊民，二流子，狗腿子，惡霸。
   這就是新當權者對社會組成的劃分，也是進行“階級鬥爭”的依據。通過這部《新名詞辭典》可以了解到“知識分子”在1949年以後被用來指一種“社會成分”，而且，從一開始“知識分子”就被當作一個需要通過“運動”來“改造”的社會成分。把他們劃為一個階級成分，理由就是他們擁有“知識”。這和把擁有土地和工廠來劃分地主和資產階級有類似之處。
   後來，在最高當權者們的講話中，還出現了“知識分子成堆的地方”這樣的說法。“成堆”這樣的說法剛出現的時候，聽的人一定是很不習慣的，因為這裡已經含有蔑視的成分在內。知識分子被強迫接受批判並且檢討，稱作“洗澡”，明顯的意思是說他們在精神上骯髒不乾淨。不過還有更難聽的說法是“知識分子”要“脫了褲子割尾巴”。直到現在，人們也好象裝作不知道這種說法的侮辱性和下流。在中國出版的書籍中，從來沒有人哪怕從語文的角度來批評這種說法。在一個有漫長文學傳統和講究文字的國家，這種麻木令人驚訝。
   1952年5月，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在高等學校中進行批判資產階級思想運動和準備進行清理中層工作的指示》，說：“根據北京和上海兩地的經驗，在這次運動中，可以而且應該讓60－70％的教師，在作了必要的自我檢討以後迅速過關；12－25％的教師，是要經過適當批評以後再行過關；13％左右的教師，是要經過反覆的批評檢討以後始予過關，只有2％左右是不能過關，需要作適當處理。這樣的比例大體上是合適的。”這個文件明確體現了定好比例數字來整人的做法。應該注意到，這種做法，在人類歷史上，在別的地方和別的時間，都是不曾有過的。往前追溯，在1950年進行的“鎮壓反革命運動”中，毛澤東制訂了農村殺1‰的人，在城市殺0.5‰的人的比例（關於這一點，在《顧文選》中有比較詳細的說明）。按比例殺人的做法，顯然足以值得“思想改造運動”的按比例檢討過關變得相對份量輕了。而殺人的威懾力，也足以使得無人敢於反抗後起的“思想改造運動”。

 在“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中，全國的知識份子，特別是高級知識分子，人人必須“改造”自己的“資產階級思想”，清算“美帝文化侵略”。學校停課搞“運動”。教師們必須在群眾大會上逐個進行“自我檢討”，把過去的思想和學術徹底否定。有的人還得多次檢討，才能“過關”。除了檢討自己，還須“揭發批判”別人。同時，按照地位高低和是否運動的重點對象，各種人在不同大小的範圍和場合當眾檢討。潘光旦的長篇檢討《為什麼仇美仇不起來》，曾經發表在報紙上。這份檢討有近萬字長，把他的父母、師長、同學、早年所受的學校教育以及他自己從事的學術研究工作，統統都陳列出來並且逐個加以否定。‘檢討’到了這樣糟塌一切的程度。據說潘光旦一共‘自我檢討’了十二次才獲通過。一次一次檢討，不被通過，檢討了十二次以後，才予過關。”
   在回答產生這種情況的原因時，王友琴說：“托洛茨基曾經說，在一個政府是唯一的雇主的國家裡，‘不勞者不得食’這個古老的原則已由‘不服從者不得食’這個新的原則所代替（哈耶克在《走向奴役之路》第九章引用了托洛茨基的這段話）。在1952年的大學裡也是一樣，或者，更具體地說，是‘不檢討者不得食’、 ‘不交代者不得食’、‘不服從分配者不得食’。在對個人的控制方面，1950年代初已經達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嚴密程度。”
   王友琴也對無辜的受難者表示同情：“我為她(沈寶興的女兒)對她父親的死的解釋而震動。受迫害者太忍耐了，被迫害而死，卻總還在想自己一方的錯處：想到自己親人的種種弱點和不是。我在訪問受難者家屬的時候，多次聽到，他們想的是受難者文化低，受難者脾氣不好，不懂如何回答紅衛兵的問題，他們也責備自己不夠機靈，沒有能保護自己的親人逃開。而作為對比的是，另一方，作惡者們，卻厚顏無恥，不但不向受害者道歉，還拒絕說出事實。不但他們不說，還禁止別人說出。這樣的情況，什麼時候才能改變？”
   王友琴上面提到按比例整人的事，在共產黨高級領導中胡耀邦覺悟最徹底，他曾說，每次運動都說只打擊5%，團結其餘95%；一次次下來，終於發現95%都成了打擊對象(大意)。
   因為這個制度既然不能保證5%的安全，當然也保證不了95%的安全。從中共中央主席、總書記到普通老百姓，概莫能外。比如，劉少奇在打倒王明、高崗、彭德懷、彭真後，最後也打倒了他自己。
   在1958年黨的八屆三中全會上，公然說全國十分之一的人口，當時的六千萬人為不贊成社會主義的，其中一千二百萬人為階級敵人鬥爭的對象！執政27年竟發起各種政治運動多達五十多起，黨內黨外大批無辜者受害，多少人家破人亡妻離子散，冤獄重重遍布神州！
   面對以上慘絕人寰的事實，如果你還執迷不悟或洋裝糊塗的話，只能說明你的靈魂早已無救，而通向地獄的大門正在向你招手！
   歷史無情地記下，當毛澤東懷着“可上九天攬月，可下五洋捉鱉”的萬丈豪情去見閻王的時候，中國的經濟已經走到崩潰的邊沿。
   雷一寧女士感慨地指出，新中國的第一個30年，毛澤東以斯大林式的獨裁專制，搞得民窮財盡，人民淪為只說假話的機器人；新中國的第二個30年，鄧小平的改革開放，以資本主義之實挽救了社會主義之名，人民才獲得一點點言說的權利；現在，新中國的60年大慶已轟轟烈烈地舉行過了，後面的路該怎麼走啊？咱們的孩子何時才能毫無顧慮地對那赤身裸體的皇帝喊：“呀！他什麼衣服也沒有穿”？機不可失，時不我待啊！
(毛澤東指鹿為馬故事(三)/中原評毛 全文完博訊www.peacehal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