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籌款捐資，贊助革命

　　孫中山創立興中會伊始，就走上了一條以武裝反清奪取政權的革命道路，無論是興中會、同盟會等革命團體的組建、日常活動的開支及同盟會在國內外組建分會的活動經費，還是革命黨人創辦報刊宣傳革命主張；無論是孫中山、黃興等人奔走世界各地宣傳革命、領導革命的旅費、生活費，還是歷次起義的巨額軍餉，大都由海外華僑鼎力資助。既有在國外苦心經營十數年，有一定經濟實力的商人，不惜將全部財產變賣，支持革命事業；還有普通的勞工，將辛苦積攢的畢生積蓄捐作革命經費。因此，孫中山先生由衷慨嘆：“慷慨助餉，多為華僑”、“同盟會之成，多賴華僑之力，軍餉胥出焉”。海外華僑捐資輸財，為辛亥革命的成功提供了主要的物質基礎。

　　孫中山發起的第一個革命組織檀香山興中會，其開辦費、活動費全部都是由孫中山的哥哥孫眉和其他廣東籍華僑交納會費，以及設銀會集股籌款。1894年底，當孫中山急於回香港組織興中會總部，繼而在廣州發動起義時，因所集款項“不敷大舉之需，焦急萬分”，孫眉就以每頭六七元賤價賣掉牛牲一部，以充義款；鄧蔭南“盡變賣其商店及農場，表示（跟隨孫中山回國起義）一去不返之決心”；陳耀垣也變賣自己的商店和所有財產籌集革命經費。最後，檀香山華僑共同努力，終於籌得美金約合港幣13000元。這次廣州起義雖然未發動而失敗，但華僑慷慨解囊的精神給孫中山很大鼓舞。

　　孫眉當時為了支持弟弟孫中山的革命事業，陸續將經營了數十年的產業全部出售。夏威夷公證機構記載着：1895-1899年間，孫眉賣出自己名下的土地和牲畜達65次之多，其中1890-1894年間就賣出12次，1897年也有12次……他大概先後捐出70萬美元。據了解，夏威夷公證機構還保留有孫眉1906年經聯邦法庭作出的破產判決，到1907已經由富豪變為清貧的孫眉與母親楊太夫人等舉家回到香港居住。

　　浙江的華僑支持辛亥革命以捐資為主，是當時捐資最多的群體，如浙江湖州南潯巨富張靜江（旅法華僑）。1905年11月，孫中山在越南南方城市西貢宣傳革命思想後，上船前往法國等歐洲國家籌措革命活動經費，與由上海出發的張靜江乘同一條船。在交談中當他得知孫中山這次是為籌措革命活動經費前往歐美後，便對孫中山說:“久聞先生大名，我深信非革命不能救中國。這幾年我在法國經商賺了些錢，很希望能對先生的反清光復事業提供竭盡全力之幫助。”分別前，張靜江遞給孫中山一封信，信中夾有一張他親筆簽名的3萬元取款單，信上所寫地址：到美國紐約市第五街566號張靜江所開辦的通運公司經理姚叔蘭處領取。孫中山便把信和取款單交給黃興，不久黃興就憑單拿到了張靜江資助革命的第一筆活動經費3萬元。

　　辛亥革命前後，每當孫中山開展反清起義活動經費不足時，便會拍電報給張靜江請求匯款。張靜江總是有求必應，按時如數將款寄到。其間有一次由於公司資金周轉困難，經費難籌措。眼看可能影響起義如期進行，張靜江毅然將他在巴黎通運公司所屬的一個茶店賣掉。對此，孫中山極為感動:“自同盟會成立之後，始有向外籌資之舉，當時出資最勇而名者，張靜江也，傾其巴黎之店所得六七萬元，盡以助餉。”據不完全統計，張靜江在辛亥革命前後捐款達到110萬兩銀子。1906年3月，張靜江在從法國回國途中經新加坡時，在胡漢民等人的主持下，加入了同盟會。此後，他將李石曾，他的大哥、上海通運公司總經理張弁群，其舅父、上海中國銀行董事龐青城等親友介紹給孫中山，並發展成為同盟會會員，連其妻姚夫人也幫助他發行革命刊物。由於浙江南潯加入革命隊伍者大多數為家產豐厚，有力保障了孫中山開展革命活動的經費來源。

　　1907年，孫中山在廣東潮州黃岡發動起義，當時的南洋華僑蕭竹畸為革命往來奔走，且盡貸其田產，得數千金，借供運動經費。

　　越南堤岸另外一個以賣豆芽為生的華僑小販黃景南，為支持革命，將半生的積蓄數千元捐出，支持鎮南關起義。之後還堅持每日都將賣豆芽所得一部分積累起來，用作革命經費。

　　1908年雲南河口起義爆發，仰光閩籍僑領莊銀安、黃德源等人不但熱情捐獻軍銅，還購買了一批軍火秘密運進雲南交給起義軍。起義失敗後，大部分人經越南輾轉流浪到新加坡，陳楚楠等人在新加坡蔡詹港開辦中興石山公司安排他們，還介紹一些人到檳榔嶼、吉隆坡、文萊等地的工廠、礦山和農場謀生，為安置這一批革命志士做了大量的工作。

　　1910年冬同盟會決定於1911年春在廣州再次發動武裝起義，選擇革命黨500多人為先鋒隊(敢死隊)，以領導軍隊和民兵，傾全黨人力、財力以赴，得手後分別由黃興、趙聲率軍出湖北、江西直搗南京。孫中山先生到美國、加拿大籌備武器軍餉急需的經費，6月26日，舊金山同盟會與致公堂聯合成立了洪門籌餉局，先後到北美14個城市募捐。在馮自由、司徒美堂的建議下，致公堂骨幹們商議：先將溫哥華的洪門致公堂的樓房向銀行抵押，用作軍費。於是，僅維多利致公堂總堂就抵押房產得款3萬元（所抵押的房產到1950年才由全加的會員湊錢贖回），同時，多倫多、溫哥華兩所洪門致公堂也先後抵押籌款。美洲各地上至富商，下至那些當苦力的、做裁縫和小攤販的，也都拿出僅有的錢，雖然同盟會設立的籌餉局發行了債券，但絕大部分款項都屬義捐，不求兌換，以示對革命事業的堅強支持，僅五個月時間，共籌得美金144130元。這一次加上在南洋、日本等地的籌款，共籌到187210元，其中加拿大共募款港幣7萬餘元，居各地華僑義捐第一位，由馮自由親自將7萬餘元款項分文不少地通過香港交給正在緊鑼密鼓籌備起義的黃興、趙聲等人，因此，廣州黃花崗烈士墓後面的紀功坊，最上面那塊就是加拿大華僑的。

　　黃花崗起義(也稱“三·二九”廣州起義)後，海外華僑的捐資運動規模更大，範圍更廣，款項更多。武昌起義的消息傳來，緬甸同盟會立即組織募捐，至11月17日，就捐集港幣1萬元，匯寄香港《中國日報》社轉交孫中山。南美洲華僑人數雖少，但他們捐資支援祖國反清鬥爭卻十分踴躍。武昌起義的消息傳到秘魯，秘魯華僑於10月16日成立籌餉局，四天時間，就收到捐款12535元。據統計，辛亥一年，南洋華僑捐助了五六百萬元。

　　華僑籌款捐資贊助革命的故事數不勝數，除了前面提及的一些事跡外，還有幾個特別生動的故事也值得一提：

　　祖籍福建海澄的檳榔嶼第三代華人吳世榮，在21歲時，從父親手中繼承了大筆遺產。1905年孫中山第一次來檳時深受冷落，具有俠義心腸的吳世榮、黃金慶主動熱情接待，從此受孫中山革命學說的影響，積極支援孫中山的革命事業，不但擔任檳城同盟會分會長、檳城閱書報社社長，為革命事業致力奔走，而且以萬貫之財，為革命事業排憂解難，甚至將自己的產業、園坵一塊一塊地變賣出去，最後連“瑞福號”別墅也變賣出去，支援革命。由於吳世榮對革命功勳卓絕，眾望所歸，被南洋各埠同盟會選為總代表(全球僅吳世榮和美洲代表馮自由二人)，於1912年回國參加開國大典，到達南京時，孫中山親率臨時政府要員隆重歡迎，備受殊榮。

　　新加坡華僑富商林受之，“毀家財數十萬”，以致其子女“傭工為生”；越南華僑李卓峰多次支援革命，手中有革命黨人發行的國債票券數十萬元，卻不求回報，“付之一炬”；越南一位名叫關唐的華僑，以替人挑水為生，一擔水只掙一分錢。為了支持國內革命、推翻帝制，他毅然將自己辛苦積攢的3000元養老錢悉數捐出，相當於為中國近代革命挑了30萬擔的水……。 

　　據研究，孫中山領導的第二次到第八次武裝起義所用經費20萬元主要來自南洋華僑。第九次和第十次起義的經費主要靠美洲華僑的捐獻。從1894年興中會在檀香山創建，到1912年中華民國南京臨時政府的成立，華僑捐款達1000萬港元之巨。正是有廣大華僑的大力支持和無私捐助，激勵了革命黨人愈挫愈勇、屢敗屢戰，最終取得民主革命的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