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着袁世凱帝制自為的陰謀日盜暴露，民國4年(1915年)，印尼僑胞韓希琦聯絡南洋各華僑團體聲討袁世凱，於是年9月15日，發電文痛斥袁賊“變更國體、紊亂國憲，實全國國民之大敵”，之後又連續3次通電，指斥恢復帝制終使“大局瓦解、強鄰乘之”。12月，袁世凱稱帝后，蔡鍔到雲南策動成立“護國軍”討伐袁世凱，韓希琦向印尼華僑黃仲涵、郭春秧等籌募巨款，支持討袁之役。與此相呼應，緬甸仰光華僑亦發起勸募“國民捐”、“愛國捐”，李慶標率先認捐，共籌集28萬多緬元。接着，中國革命黨緬甸籌餉局成立，李慶標被推舉為籌餉委員，在其努力下，又籌得20萬元，匯回祖國作為孫中山討袁鬥爭的經費。民國21年，因李慶標在辛亥革命及反袁護國運動中，積極辦報籌款支持革命，被國民政府僑務委員會聘為顧問。

　　在袁世凱篡奪政權後,革命黨見人心可用，就有意組織華僑討袁軍回國，在加拿大的革命黨人組織軍事社進行訓練。1915年秋，袁世凱在國內用籌安會“勸進”為皇帝，軍事社社員紛紛要求回國參加討袁。以“中華革命黨討袁軍美洲華僑敢死先鋒隊”命名，一時報名參加者約500餘人。1916年2月整隊到日本橫濱集結候命，5月上旬，進入山東濰縣，歸中華革命軍東北軍總司令居正指揮，改編為中華革命軍東北軍華僑義勇團，不久即參加暗襲濟南的戰鬥。1916年6月6日，袁世凱暴斃，黎元洪繼任總統。孫中山指示中華革命軍東北軍停止進攻，等候政治解決；並致電黎元洪提出恢復約法，召開國會的主張。黎元洪表示同意孫的意見。隨着袁世凱“南柯一夢”的破滅，華僑義勇團也宣告解散，並發表公告，說：“袁賊無道，窺竊神器，國家瀕危，千鈞一髮”，我們這些海外赤子，“念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之義，於是集合同志，聯翩回國，組織華僑義勇團”，現在“袁賊自斃，餘孽受誅，國會恢復，大局粗安”，為了“不應苦吾父老昆仲之負擔”，並表明我們“並非希榮謀利之徒”，所以決定“解甲歸田”，“各自復回本業”。孫中山先生在討袁軍事結束後，發表了《在滬歡迎從軍華僑大會上的演說》，高度讚揚海外華僑從軍討袁，萬里歸來參加革命事業的壯舉，“不特為中華革命軍之光榮，於國民思想，亦大有關係。”孫中山還專門向歸國參加討袁之役的華僑發了嘉獎電文。

　　海外華僑還積極地參政議政，回國參與組織臨時政府事宜，服務於南京大總統府及各省政府，在革命政權建設中也是一股重要的積極力量，如生於美國舊金山華僑家庭的廣東省歸善縣人廖仲愷（1877－1925），1912年5月任廣東軍政府財政司長，實行地稅換契法、整理財政和稅收等措施。宋教仁案發生後，廖仲愷赴北京運動國會議員反袁，1919年10月任中國國民黨財政主任，1921年5月任中華民國政府財政部次長、代理總長，支持孫出兵討桂和北伐。1924協助孫中山籌建陸軍軍官學校，任該校黨代表，為建立革命軍而努力，被譽為“黃埔的慈母”，6月任廣東省長，7月任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還有，伍廷芳是中華民國締造者之一，曾任廣東軍政府外交部長、南京臨時政府和大元帥府司法總長、代總統等職。馬超俊曾任廣東農工廳長、建設廳長、南京市長等職。黃三德曾任中國鐵路總公司顧問。黃芸蘇曾任大總統特派廣東宣慰委員、大本營秘書、大元帥府秘書兼廣州市財政局長。馬湘、黃湘均是孫中山衛士長、少將副官。孫中山南下護法及成立革命軍政府時，多次化險為夷，與黃湘、馬湘密不可分，特別是陳炯明叛亂時，兩人奮不顧身地保護了孫中山和宋慶齡。也有不少華僑謝絕了孫中山和廣東軍政府的邀請，沒有回國“當官”。如司徒美堂在復電中說：“吾乃不求做官，只圖革命成功，建立民國，中華振興。”岑發琛也復電錶示：“竊乃粗人，安敢受祿蔭庇乎!”孫中山對華僑“不圖絲粟之利，不慕尺寸之位”的高尚品質十分讚賞。

　　點點滴滴的追憶、一個個“毀家紓難”的義舉，講述着海外華僑與辛亥革命化不開的歷史淵源，更揭示出海外華人與祖國之間血脈相連、榮辱與共。

　　　　　　陳樹慶

　　2011年12月2日完稿於中國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