寂寞茅盾

李潔非

閉門不出

茅盾之子韋韜說：“‘文革’以來，爸爸一直處於與世隔絕的狀態”。起碼到一九七四年九月上面來人通知他已被選為四屆人大代表的消息為止，他是處在這種狀態。

1964年春夏之交,毛澤東就文藝工作做出兩個批示。年底，茅盾被免去文化部部長，改任政協副主席。不久，開始就“中間人物論”批判邵荃麟、就電影《林家鋪子》批判夏衍。矛頭雖未對準茅盾，可他皆不脫干係。夫人孔德沚頗憂“大禍要臨頭了”，茅盾答以兩句，一是讓夫人不要“亂說”，二是他自己“還要觀察”。

謹言慎行，靜觀其變。這兩條對策，反映着他的性格。

“文革”初期，紅衛兵、造反派來抄過兩次家，這是茅盾所遭受過的僅有的直接衝擊。之後，沒有再受打擾，據說周總理指示保護他；然而，並沒有人前來正式地告知這一點。“文革”中許多事來無蹤、去無影，人們不明所以，沒法搞清楚。茅盾的“受保護”如此，“靠邊站”也如此。他從未被宣布已經“靠邊站”，而是不知不覺中發現，供高級幹部閱讀的《參考資料》停送，警衛員撤回，配車取消，並失去聽文件傳達的權利……

“文革”以這種方式，使曾在任15年的文化部前部長、中國作協主席以及獲職未久的全國政協副主席，從特殊地位人群名單中抹掉。

以上變故，茅盾任其發生，不加探詢。社會用“抹掉”來表示對茅盾的某種否定。而茅盾本人，也加以配合，用“主動消失”來保全自己。他裹足家中，除了看病需要去醫院，便不出家門。外面轟轟烈烈的一切，他充耳不聞；滿街鋪天蓋地的大字報，他沒看過一眼。很長一段時間，他對現實的了解，基本限於家人帶回的報紙、強勁的高音喇叭傳來的囂叫以及從臥室窗口所能看見的外面對“走資派”的游斗。他仿佛與現實達成一種默契，只要“文革”不來打擾他,他也就當它不存在。對於自己的被“遺忘”，他實際上相當知足，甚至可以說是“珍惜”。

“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諸葛亮躬耕南陽，曾抱這種處世哲學。茅盾“文革”間心態，大約與此相類。不過，他畢竟不是諸葛亮，20世紀也完全不同於公元3世紀。茅盾不得不替自己戴上隱身帽時，內心並無隱者的淡定。韋韜說：“那時候，他有信必復，不論是熟人還是並不熟悉的人。”而且總是在信中寫上這麼一句：“盼常來信，消磨寂寞。”

矛 盾

寂寞，是換取平安不得不付出的代價，或者說，是熬過難關所將忍受的生存狀態。不過說到“寂寞”，對茅盾而言並非自“文革”以來方有所品嘗，雖然那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種寂寞。

建國後，對他的尊崇達到極致，一身而二任，既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的部長，又做了中國作家協會的主席。得知自己被擬為文化部部長時，茅盾表示了謙讓之意；毛澤東親與之談話，形容這把“交椅”“好多人想坐的”，“只是我們不放心，所以想請你出來”。

“十七年”那段歷史，從榮顯的角度說，茅盾非但不寂寞，反倒燁赫之至。只有一個問題：他以小說鳴世，原本是一位作家——然而，他最後一本長篇小說和最後一篇短篇小說，卻都寫於1948年的香港。

當然，這是否構成一個問題，因人而異。假若茅盾以做官和地位上的尊崇為享受，對創作不存殘念，那麼現實之於他倒也沒有任何缺憾。但是，他那顆作家之心未死，依然充滿渴望。

如果在“愛好”層面上談問題，茅盾對做官談不上“喜歡”，但鑑於官本位社會的種種特殊法則，做官與不做官，在所有事情上相去何止萬里，所以也談不上“嫌惡”——後來“靠邊站”的時候，他就沒有覺得是一種解脫。

在做官這件事情上，他心態是矛盾的；然而對於文學和創作，他卻只有由衷的愛好。這不獨是才賦所致，也是性格上自我考量之後，所做的確認與選擇。當年，“從牯嶺到東京”，茅盾由政治革命激流中心抽身，轉入“賣文為生”的職業作家角色，是他對自己人生的一次全面和理智的估衡。他覺得，較諸縱橫天下、折衝揖讓，自己更適合燈下吮毫、垂文自見。否則，“沈雁冰”不會變成“茅盾”。可另一方面，“茅盾”也終究是從“沈雁冰”變化而來，他的意識，連同他的文學追求，與純書齋背景的人文知識者是不同的。他願意與政治和現實社會，保持“在場”而非“離場”的身份。

大致上，茅盾願意有一定的官職(或與此相當的諸般“待遇”——它們與一個人參政之深淺有關)，不過，最好是個閒職，以便他能夠擁有不少的自己支配的時間，去從事創作。

令人感慨萬端的是，對解放後僅有的兩份創作類手稿，茅盾竟做出了一致處置：親手銷毀。

1970年，茅盾的孫女一天偶然發現它們，並且取出捧讀。茅盾當時雖然看見，也未說什麼。可是過了幾年，韋韜打算找出它們，卻遍覓不得，詢諸父親，聽到的回答是：“已經撕了，當作廢紙用了”，“寫得都不成功，留之無用”。

當一個作家能如此決然地否定自己作品時，以至於不願其存世有朝一日被人看見，十有八九是它們讓作者太失望、太失落。

無疑，小孫女對他是一個重要的提醒：這些舊稿放在那兒——無論何處——就意味着總有一天會被人看到；而這是他不願意甚或感到不快的，那會給他帶來羞愧，使他一生文學造詣與形象受損；他應當阻止這樣的情形再次發生……

面此實際，他無法不感覺着深深的寂寞。雖然前十七年對他崇隆日盛。可是從囂浮世界回到書房，與古今中外的精神成就和他個人既往的精神成就單獨相處時，他勢必陷於大寂寞。

胸中塊壘

茅盾有一個畢生的隱痛。

1920年7月，上海共產主義小組創建，發起人是陳獨秀、李漢俊、李達、陳望道、沈玄廬、俞秀松等，沒有茅盾。不過，他很快就在10月份由李漢俊介紹加入了小組，並且翌年7月中國共產黨在上海成立時，自然成為第一批黨員。

加入上海共產主義小組(以及之後的中國共產黨)，使他下一階段人生基本轉入實際的政治革命活動，尤其1923年他從《小說月報》主編卸職以後。他先是到黨創辦的培養革命人才的第一所大學上海大學任教，後又當選中共上海地方兼區執行委員會執委、國民運動委員，併兼任下設的國民運動委員會委員長。茅盾說：“因為擔任上述的黨內職務，我就相當忙了……過去是白天搞文學(指在商務編譯所辦事)，晚上搞政治，現在卻連白天都要搞政治了。”

他黨內資格之老，不必說在文人作家群首屈一指，即從全黨範圍論，亦屬最早元老之一。“文革”後，胡喬木代表中央請茅盾寫回憶錄，說：“中央討論時，陳雲同志特別提到您，說建黨初期的歷史，除了您，恐怕已沒有幾個人知道了。”後又讓林默涵督促此事，林在信中說“我們希望您寫一本您的重要經歷的回憶錄”，特別強調“內容不限於專談與寫作有關的事”。以此之故，《我走過的道路》對所親歷的上世紀20年代革命政治生涯，記敘甚詳。簡單來說，從1923年至1927年，茅盾在上海、廣州、武漢三地週遊，從事過工人運動、宣傳工作、秘密工作、黨務工作、教育工作……除了沒拿過槍，別的大約都幹過。尤其應該一提，毛澤東出任國民黨中宣部代理部長時，茅盾任該部秘書，另有幹事肖楚女等工作人員七人，毛澤東這樣對他說：“部長之下就是秘書。”

1927年，國共合作的大革命形勢急轉直下，史稱“大革命失敗”。

汪精衛翻臉的跡象愈顯。茅盾未雨綢繆，於政變前一周的7月8日辭去《漢口國民日報》總主筆，同社長毛澤民一起轉入“地下”。隱蔽半月，他得到指令：拿着一張二千元支票，去九江見某人。到了九江接頭地點某小店，見兩個人坐在那裡，一是董必武，一是譚平山。董告訴他：“你的目的地是南昌。”並要他繼續帶着那張支票。我們知道，數天后，南昌就發生了“八一起義”，茅盾的使命顯然與此有關。但當他去買火車票時，卻發現停售。這時他聽人說，可以先到牯嶺，從牯嶺翻山下去即到南昌。就這樣，茅盾上了廬山。上山後，“突然患了腹瀉，來勢兇猛”。“三五日內尚不能行動”，“又躺了三四天”方能起床“稍微走動”。這時，他遇見有名的“革命美女”、曾在漢口國民黨中央黨部海外部任職的范志超。范告訴他8月1日南昌發生了暴動，“現在南昌是葉挺、賀龍的部隊占着，情況不明”。范志超提到，過一段時間她就要回上海。茅盾說他“也要回上海”。於是約定“一路走”。8月中旬，范志超托人買來船票。船到鎮江前，茅盾心生一計，“考慮到在上海碼頭上容易碰到人，不如在鎮江下船，再換乘火車”。他把行李托給范志超，自己在鎮江上了岸。剛下碼頭，便遇軍警搜查，那張支票被發現；茅盾“急中生智，低聲對他說，這東西我不要了，就送給你罷。那個兵遲疑了一下，就把支票塞進口袋裡。讓我走了”。

這就是“從牯嶺到東京”的開始。我感到，80高齡的茅盾寫這一段時，內心仍有不能面對的苦楚，一些關節處語焉不詳。時間定格在了牯嶺那個地方，仿佛凝固。如果當時能夠買到去南昌的火車票順利而往，如果不是那場腹瀉，如果沒有遇到范志超並聽說一些消息……他會不會出現在南昌，完成使命的同時成為“八一風暴”的一員呢?假如事情這樣演進，等待他的會不會是另一種人生軌跡呢?這些，都無由想象。現在，我們不知道他怎樣放棄了使命，在他對范志超說出“我也要回上海”這句話之前，存在太多的空白。我們只能看出來，變化是隨着遇到范志超而發生的；那麼，范志超究竟和他談了什麼，這些談話究竟對他有什麼影響?范志超也選擇了流亡國外，她去了南洋，後到美國做家庭教師以及國民政府駐美使館工作人員。但我們更重視的是他自己的內心活動，可惜《我走過的道路》絲毫沒有流露出予以剖陳的意緒。

他不能面對的，是那樣一個字眼：脫黨。在所有的敘述中，我們沒有在一處地方見到他使用過這個字眼。他努力迴避它，而且似乎是在運用語言的組織把事情說成類似失去聯繫那樣的意思。可是他無意中提到一件事，顯示潛回上海後，他仍然能夠跟黨聯繫上，這就是那張“失掉的支票”，茅盾說自己“當時報告黨組織”，而黨組織則向銀行“掛了失”。

茅盾的脫黨，並非信念產生動搖，應到性格當中找原因。他有這麼一段自陳：

自從離開家庭進入社會以來，我逐漸養成了這樣一種習慣，遇事好尋根究底，好獨立思考，不願意隨聲附和……但是這個習慣在我的身上也有副作用，這就是當形勢突變時，我往往停下來思考，而不像有些人那樣緊緊跟上。

這裡“獨立思考”的用法，與一般不太相同，意思其實是“立足自身實際進行思考”。但他所謂“停下來”，卻說得實在而準確。一遇亂局，茅盾總是頭腦反而一下冷靜下來，本能地選擇置身事外、駐足觀察，以辨明事態，同時反思自我。縱觀其一生，無論國事私事，這種反應在他可謂一以貫之，從無例外。我們看他1927年的反應，與“文革”時的反應，邏輯根本是一致的。此謂“性格使然”，很難超越。

我大膽說一句，我認為茅盾所希望的介入政治的方式，或者說政治適合他的地方，也是研究性質的探索。他願意在個人思考中，堅持不懈地追尋社會進步與解放的真諦。至於作為組織家、活動家、鼓動家、行動家或謀略家等，他卻非其人。就此，我們可以他對“左聯”的不滿為例。“左聯”前期大搞街頭革命，頻繁驅策盟員發動飛行集會、貼標語、散傳單，茅盾對此嘖有煩言，評曰：“說它是個文學團體，不如說更像個政黨。”雖然他是從批判“左”傾路線角度這麼說的，實際也與他性格上不適合此類形式有關。

“從牯嶺到東京”、從職業革命家逋遷文學家的轉變，我們能夠覺察經過那一段的捲入與波折，他暗中就自己是怎樣一個人、可做怎樣的事，認真有所省思。後來數十年，他確實沒有再嘗試馳騁政治舞台(包括建國後雖然擔任文化部部長，內心實際上卻無意仕途)。他給自己的定位，是從精神和思想上去接近馬列真理，並以這種方式參與政治(改進社會)。他覺得，他能幹、適於干同時可以干好的事情，是寫作。

1927年，他“停下來”，沒有“緊緊跟上”，使他整理了自己。自我認識較以往明晰了。然而，這一停，卻失卻了黨籍，中共歷史上第一批黨員的身份戛然而止。對這個結果，他不能有什麼怨言。的確是他自己“停下來”，找了一個地方、用了一些時間去悄悄地整理自己。問題是，當把自己整理清楚，找到為共產主義“發一星微光”的新的方式回來時，大門卻對他緊閉了。

直到臨終的時刻，在過去50年當中，茅盾曾兩次請求回到組織，都沒有如願。

第一次是1931年，他通過瞿秋白向黨做出這種表示。“秋白後來告訴我，上級組織沒有答覆，而他自己正受王明路線的排擠，也無能為力。”簡單說，他被拒絕了。

第二次是1940年10月他接受派遣離開延安來重慶前夕。從茅盾行文的感覺看，他是反覆斟酌了時機、鼓足勇氣提出這個問題的：

我送聞天走出窯洞，一面向溝底慢慢走去，一面對聞天說，有一件事原來想找個機會正式向你提出的，現在來不及了，只好簡單地講一講。我請求黨中央研究一下我的黨籍問題，如能恢復黨籍，一則了卻我十年來的心願，二則到了重慶也能在黨的直接指揮下進行工作。

應該說，張聞天的個人反應很積極，他稱讚茅盾的願望很好。表示提交書記處討論後給予答覆。過了幾天，張聞天來看他，說中央書記處“認真研究”了茅盾的要求，“認為我目前留在黨外，對今後的工作，對人民的事業，更為有利，希望我能理解。”對此，茅盾只簡單地寫道：

對於黨中央的決定，我沒有再說什麼。

這句話顯示茅盾對書記處的決定，有自己的解讀。顯然，他感到失望和失落。從此以後，茅盾對黨籍問題緘默無語，再也不嘗試去碰它。但他心中是很有介蒂的。兩次請求原諒似乎結果都是未得到原諒(他很有可能會這麼看)，只能讓隱痛埋得更深。

當年跟茅盾有着類似經歷的郭沫若，1958年卻在未寫入黨申請書的情況下重新入黨。韋韜回憶，1958年12月報上公布郭氏重新入黨消息後不久，瞿秋白遺孀楊之華和弟媳張琴秋(沈澤民妻)來看望茅盾夫婦，“鄭重”提出：“雁冰哥，你的黨籍問題已經拖了30年了，應該解決了。當前許多高級知識分子像郭沬若、李四光、錢學森都紛紛入了黨，你何不也趁此時機把這個問題解決了呢?”她們是好意，但顯然並不懂得茅盾內心在此問題上的“矛盾”——茅盾這樣回答了她們：“過去幾十年我都在黨的領導下工作，現在又何必非要這個形式不可呢?”

秦德君說，1951年她申請恢復黨籍，寫了跟茅盾同路去日本的經歷，組織上拿到文化部找茅盾核實，要他寫個證明。茅盾這樣說：他不是黨員，所以不便證明。這回答很合邏輯，卻又讓人感到咬文嚼字，似乎是帶着情緒的。

郭沫若重獲黨籍時，茅盾以“形式”論之，貌似孤高超然，其實是一種遮飾，以掩蓋內心的無望。對他來說，這當然不是“形式”!“驛外斷橋邊，寂寞開無主。”陸游《卜算子》的這一句，是可以作為多年來在這件事上茅盾心情的寫照的。作為自認為一輩子信念初不稍變的共產主義信徒，對於不能回到黨內，茅盾視為最大遺憾。他就在遺憾和疑慮的夾擊中，長久地咀嚼落寞。

終於，到了彌留之際。他再也放不下這未了的心願。《父親茅盾的晚年》寫道：

爸爸讓韋韜扶他靠在床上，要來紙和筆，艱難地寫了起來。但是，爸爸的手已不聽指揮，寫出來的字歪歪扭扭，無法辨認。韋韜說：“爸爸，還是你口述，我替你筆錄下來罷。”於是爸爸緩慢地一字一頓地口述了給黨中央的一封信：

耀邦同志暨中共中央：

親愛的同志們，我自知病將不起，在這最後的時刻，我的心向着你們。為了共產主義的理想我追求和奮鬥了一生，我請求中央在我死後，以黨員的標準嚴格審查我一生的所作所為，功過是非。如蒙追認為光榮的中國共產黨員，這將是我一生的最大榮耀。

他在信紙上簽字之時，也是內心真相大白之日——他是揣着苦澀度過了幾十年!所謂“何必非要這個形式不可”，滿含惆悵，不是真心話。

甚至袒露真情的最後時刻，我們仍能看見內心的陰影。他示意親屬，在他去世前這封信不要發出。難道他不希望親耳獲悉黨籍得到恢復麼?當然不是，這顯然別有原因……

1981年3月31日，中共中央做出為他恢復黨籍的決定，“黨齡從1921年算起”。那是茅盾去世的第四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