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等領導人在周恩來遺體告別儀式上

　　這時候的父親已經解除了監護，恢復了工資，可以看發至縣委的文件。父親是個閒不住的人，到無錫稍事休息，便投入了緊張的工作當中。

　　他有做卡片的習慣，在廣東肇慶沒有卡片時，就用檯曆和養女小倩舊的練習簿，把它們裁成一個一個小塊做成卡片。做卡片一是為了存資料，看經典著作時哪一段對他啟發大，他就記錄下來;二是有什麼想法，他馬上做成卡片，等到要寫這個問題的時候再把卡片找出來。他說，人的腦子再聰明，記憶力也是有限的，有一些觀點你過後就忘了。

　　他每天或者埋頭書齋研習政治理論、閱讀古籍報刊，常常忘了吃飯、睡覺、服藥;或者走訪居民家庭，調查研究。

　　搬到無錫後，父親對我說，現在要是有一個文字秘書就好了。他說自己有很多東西想寫，但是身體已經不行了，一用腦子，血壓就升到200，所以他在無錫沒寫什麼，主要是把“肇慶文稿”修改了一下。

　　後來，我要帶着小女兒回新疆了，臨行前父親拉着小孫女的手一再說：“真捨不得你走啊。”但是，父親想留下孫女也沒辦法。

　　1976年1月9日早晨，父親突然聽見收音機里傳出哀樂，周總理去世的消息傳了出來。父親當時在刷牙，他站在那裡愣住了，聽完訃告，眼睛已經濕潤。這天，他要工作人員都戴上黑紗，他也吃不下飯，坐在沙發上不說話。他說：“周總理是少有的人才，沒有周總理，我們這些老幹部早就不知到哪裡去了!”工作人員為了不讓他傷心過度，請他不要看電視，但他堅持要看。當他看到周總理遺體告別儀式上，江青連帽子都不脫時，他非常悲憤。

　　1976年清明節前後，全國不少城市掀起悼念周總理的活動。“四人幫”嫁禍於鄧小平，說他是這個活動的總後台，鄧小平被撤去了黨內外一切職務。父親的心情很沉重，常常一個人坐在庭院裡，不言不語。有一天，醫生指着報紙對他說：“天安門事件，報上說是鄧小平挑起的。”父親聽了說：“可能他還不知道呢!”

　　此時，父親已經患有冠心病、慢性腎功能不全、肺部感染、尿路感染、肛門狹窄、便秘等，短短的時間裡先後7次病危。父親的心臟病加重時，由於無錫的醫療條件比較差，醫療小組提議把我父親轉到南京工人醫院或者上海華山醫院治療。如果轉了院，我父親可能死不了。父親病情危急時，南京工人醫院的心臟病專家馬文珠去過一次，華山醫院專家也去過一次。在當時的條件下，無錫對我父親還是不錯的。當時，我父親的事，只有市委的頭頭知道，底下人不知道，但是後來好多人都猜到了。很多警衛發現這個人來了以後，神神秘秘的。他們就看報紙、查資料，差不多就知道“張普”就是張聞天了。

　　無錫醫療小組的同志們為了防止出現急性左心衰竭，輪班守護在父親床邊，嚴密注視病情變化。可每當父親睜眼醒來，總會揮着顫抖的手對醫護人員說： “你們去休息吧，有事我會叫你們的……”病情剛一緩和，他就會十分過意不去地對負責治療的醫師說：“很對不起你們，我把大家拖累了，醫院工作忙，叫他們回去吧。”由於搶救需要，醫院擬用進口藥，父親知道後，把主管醫師叫到床前，不安地說：“目前醫療條件已經不錯了，不能搞特殊。”

　　在生命的最後日子，對於治療，父親從來不說“我要什麼”、“我要怎樣”。他時刻記掛的是從廬山會議以後到“文革”十幾年“四人幫”剝奪了他工作的資格，他為沒能報效國家和人民深深遺憾。他要我母親在他死後把補發的工資和解凍的存款全部作為交給黨的最後一次黨費。為此，他還和母親寫下合約。後來，根據父親生前的遺囑，母親為他上交黨費4萬元。1981年6月，母親也向少年兒童福利基金會捐款4萬餘元，還為王震叔叔成立的教育基金捐出了所有存款。

（文章摘自《我們的父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