骨頭最硬的中國領導人 

顏昌海的博客

1935年，蔣介石對國民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要求——:

“凡我同志，應知吾黨上對億萬世之祖宗，下對億萬世之後代，中對全國國民與世界人類，所負之責任，更千百倍於往昔。我總理深知國者人之積，人者心之器，國家之治亂，繫於社會之隆污，社會之隆污，繫於人心之振靡。又知往古聖人誠正修齊治平之一貫大道，與修身為本之唯一至德，為救國救民救濟全世界人類之無上要義，故特製全黨黨員守則十二條，通令全體同志一致遵行。務期父以教子，師以教弟，長官以教屬僚，將帥以教士兵，共信共行，互切互磋，親愛精誠，始終無間。人人能成為世界上頂天立地之人。

一、忠勇為愛國之本 ；二、孝順為齊家之本；三、仁愛為接物之本；四、信義為立業之本；五、和平為處世之本；六、禮節為治事之本；七、服從為負責之本；八、勤儉為服務之本；九、整潔為強身之本；十、助人為快樂之本；十一、學問為濟世之本；十二、有恆為成功之本。”

蔣介石對共產主義認識之透徹、深刻及深遠，即便在今天看來，仍如醍醐灌頂，促人猛醒。只可惜當時國民政府未能大加宣傳，未為全社會所重視，未成為全體民眾的主流認識，特別是未能讓共產控制的民眾認識，這不僅是蔣中正的悲哀，更是中華民族的悲哀。蔣介石的英明真知灼見，散見於多處。在1927年4月18日《建都南京告全國同胞書》中痛陳：“不是因為共產黨的罪惡沒有暴露，乃是因為神經麻木的中國民眾不受到十八層地獄的痛苦，不會覺醒的。”在1943年所作《中國之命運》著作中指出：“五四以來，自由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思想，流行國內。他們對於中國文化，都是只求其變而不知其常的。他們對於西洋文化，都是只仿其形跡，而不求其精義以裨益中國的國計民生的。致使一般文人學子，喪失了自尊與自信。其風流之所在，一般認為以為西洋的一切都是好的，而中國的一切都是不好的。至於自由主義與共產主義之爭，則不外英美國與蘇俄思想的對立。這些學說和政論，不僅不切於中國的國計民生，違反了中國固有的文化精神，而且根本上忘記了他是一個中國人，失去了要為中國而學亦要為中國而用的立場。其結果他們的效用，不過使中國文化陷溺於支離破碎的風氣。這真是文化侵略的最大危機，和民族精神最大的隱患。”……

正是由於蔣介石對共產主義的深刻認識，所以在拋棄馬列、反共產行動上，態度堅決，毫不手軟：1926年3月平息“中山艦事件”，5月提出“整理黨務案”，打擊馬列共產；1927年4月12日，在上海平息共產主義的暴亂，期間雖有誤傷老百姓的事實，但其在各地肅清共產，自此與“聯俄容共”政策徹底決裂，並在南京另立國民政府。1931年“9.18”事變後，堅持“攘外必先安內”政策，對蘇俄盤踞之地進行多次軍事“圍剿”；武漢失守以後，蔣介石先後發動三次清剿共產的高潮，削弱了日寇的同盟力量。但蔣介石雖五次對共產主義進行剿除，但由於西安事變而功虧一簣。

1928年到1937年這十年，被稱為“黃金十年”。在華東等地區中國的民族資本獲得長足的發展；國民政府處理了租界問題，收回了部分外國在華享有的特權；積極進行了法律及刑罰系統的現代化；穩定物價、償還國債、改革金融及貨幣系統、鋪設鐵路及建設公路、改善公共衛生設施、立法對抗毒品交易，以及提高工業及農業生產、加強教育方面等，都有長足進步。除此，蔣還在南昌發起新生活運動，強調儒家道德價值，並且推行國語作為標準語言，推行衛生的現代生活方式，希望能在共產革命最活躍的江西省建立新秩序，等等。

此間，蔣還取得了與地方軍閥的中原大戰勝利，中央軍亦隨剿共進入本處於半獨立狀態的西南各省軍閥的地盤，大體統一了中國本部。蔣在與紅軍對抗的同時，在華北和上海採取適當的軍事行動抵抗日本的侵略，修築全國公路網，積極購進外國武器，在北平、上海、南京等地修築牢固工事等等。讓後來蔣的“以空間換時間”，以大西南為根據地進行長期抗戰的策略成為可能。國民政府在1936年制定了憲法草案，並準備召開立憲國民大會實行憲政，結束黨治，還政於民。

此間最為可惜的是：1936年12月張學良和楊虎城在西安以“兵諫”為名，挾持蔣達12天，向蔣提出停止剿共，改組政府，聯合抗日等要求。最終西安事變雖和平落幕，但剿共工作卻功虧一簣，影響日後中國歷史發展極為深遠，讓蔣惱恨不已。限於篇幅不作詳敘。唯有蔣中正給全國國民的遺囑記述如下，以現其耿耿愛國護民之心：“中正不能為國自重行居輕簡，以致反動派乘間煽惑所部構陷生變。今事至此，上無以對黨國，下無以對人民，惟有一死以報黨國者報我人民，期無愧為革命黨員而已！我死之後，中華正氣乃得不死，則中華民族終有繼起復興之一日。此中正所能自信，故天君泰然，毫無所繫念。惟望全國同胞對於中正平日所明告之信條：一、明禮義；二、知廉恥；三、負責任；四、守紀律，人人嚴守而實行之，則中正雖死猶生中國雖危必安，勿望以中正個人之生死而有顧慮也。中華民國萬歲！中國國民黨萬歲！三民主義萬歲！國民政府萬歲！國民革命軍萬歲！蔣中正”。

西安事變之後，共產黨與國民黨的國民政府達成協議，解散國中之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政府，改為邊區政府，停止土地改革，將紅軍編入國民革命軍序列成為八路軍和新四軍。國民政府同意停止剿共，一致抗日。……

早在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變爆發，日本侵占東三省，覬覦華北，威脅全國。其時，北伐雖然成功，東北張作霖、華北吳佩孚、華中孫傳芳歸於國民政府，然眾多省分的諸侯仍擁兵自重，獨立施政，不受國民政府領導（如新疆盛世才、青海馬步芳、山東韓復矩、廣東陳濟棠等），特別是還有一個國中之國——蘇俄領導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它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接受蘇聯給的經費，一切聽命於蘇聯顧問指揮，目的是推翻國民政府，建立赤色政權，由此引起國共兩黨長期內戰。當蔣介石調兵北上抵禦日寇時，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乘機從江西向四周擴張；蔣介石回師剿共，日寇又乘機南侵占領華北，形成了日寇、大陸官方對國民政府的夾擊之勢。國家四分五裂，而經濟和軍力更是衰敝，根本無力抗戰。當時的日本經濟在世界上一枝獨秀，工業增長速度年均9.9%。1937年，日本工業總產值近60億美元，占國民經濟總值的80%。1937年，日本的武器生產能力達到年產飛機1580架、大口徑火炮744門、坦克330輛、汽車9500余輛，造船能力為40余萬噸，造艦能力為5萬噸。而中國是飛機基本上沒有生產能力，大口徑火炮、坦克、汽車沒有生產能力，只能生產步兵輕武器和小口徑火炮；僅能生產少量小型艦艇，主要部件和原材料還須依賴進口。“七七”事變前，中國的鋼產量是4萬噸，而日本是580萬噸，僅為日本的1/145；中國石油年產量為1.31萬噸，日本為169萬噸，只有日本的1/129；中國銅年產量為0.07萬噸，日本為8.7萬噸，是日本的1/121。中國的經濟實力和國防工業與日本相比，居於絕對劣勢。戰爭全面爆發時，中國能夠參加戰鬥的飛機只有223架，而日本陸軍航空兵團共有作戰飛機大約960架，海軍陸基和艦載作戰飛機共640架。盧溝橋事變前，中國實際作戰艦艇只有60余艘，排水量共約6萬餘噸，且多為超齡舊軍艦，排水量只有日本海軍的1/20。日本的海軍實力位居世界第三，僅次於美國和英國。

在如此巨大的劣勢面前，蔣介石忍受國民的辱罵譴責，埋頭進行抗戰的準備工作。一方面實行“攘外必先安內”政策，大舉剿共，根除赤禍；同時，與各省當權者談判，在國破家亡的共同威脅下，團結一致，在國民政府領導下共御外敵。另一方面，積極進行經濟和軍事準備。通過幣制和稅制改革，增加政府財政收入；向外國購買軍火，在後方修建兵工廠，修造未完成的平漢鐵路通車，修造萬餘公里公路，在戰略要地建大炮、機槍掩體3700多座……。經過六年準備，國力增強，奠定了抗戰的初步基礎。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發生，全面抗戰爆發。蔣介石在江西廬山發表著名的“最後關頭”演說：“如果放棄尺寸土地與主權，便是中華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時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求我們最後的勝利”，“臨到最後關頭，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救國家生存。最後關頭一到，我們只有犧牲到底，抗戰到底”，“地無分南北，年不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戰之責！”表明了中國軍民誓死不當亡國奴，抗擊日本侵略的堅強決心。

蔣介石被西方媒體評為遠東地區骨頭最硬的領導人。在外國人看來，抗戰簡直是發瘋，可是他不畏強暴，寧肯戰死也不作亡國奴。抗戰初期，面對強敵，前景最暗淡的時刻，連曾經的革命領袖汪精衛都投降了日本。據蔣介石的二兒子蔣緯國將軍說，作為軍事委員會委員長的蔣介石，面對日本這麼強大的敵人，根本不知道自己能撐到什麼時候！蔣介石所面臨的，不僅有外患，更有內憂；不僅有日本的侵略，而且有各式各樣軍閥殘餘的連續反叛。這些大大小小的武裝割據勢力，自顧如何擴大自己的私人武裝與地盤，完完全全是一盤散沙。在西北，共產黨的軍隊在發展，咄咄逼人；而且國軍內部許多原軍閥部隊，陽奉陰違；日本人已經鎖死海岸線，中國的外援完全依靠滇緬公路。而日本要求英國人封鎖滇緬公路，向他們承諾：“你幫我切斷滇緬公路3個月，我就可以把中國擺平，再一起攻擊希特勒……。”身為國家元首，可以想像他的擔子有多重，整個民族的命運都在他的肩頭。當時蔣緯國經常在深夜聽到委員長在洗澡的時候長聲大叫，有的時候喊“天”，有的時候喊“媽”。他就是靠這樣的方式抒發自己的壓力。

蔣介石的硬骨頭不僅表現在泰山壓頂不彎腰，更是不懼危險，身先士卒，衝鋒在前。1937年8月13日，大規模對日抗戰在淞滬戰場全面爆發（淞滬會戰），蔣介石冒着被日軍擊落的危險，多次飛向上海火線督戰，其夫人宋美齡亦曾在勞軍途中被日軍飛機炸傷。而這，在所有二戰各國領袖中是絕無僅有的；更是躲在延安窯洞裡說蔣介石不抗日下山摘桃子的毛澤東不能比的。

關於蔣介石領導抗戰的過程，近年來已真相大白於天下，包括大陸官方自己在抗日戰爭勝利60周年紀念活動中都承認是國民黨主導了全國抗戰。著名抗戰名將孫元良將軍這樣評價：“我以一個抗日老兵的親身經歷表達我的肺腑之言，總統蔣公是偉大的民族英雄，他領導億萬民眾拖垮、打敗日本侵略軍，重光國土，這一萬古奇勳是誰也不能抹煞的。他一生廉潔，樸素，勤勉，自律，不抽煙，不喝酒，住陋室。對朋友肝膽相照，對敵人豁達大度，慈悲為懷。……近代中國的政治領袖很少能像他那樣德厚流光。”抗戰時任中緬印戰區美陸軍司令兼戰區參謀長的魏德邁，在其回憶錄《魏德邁報告》一書中，這樣言及他對中國抗日的感受：法國人打了六個星期即告屈膝。可是堅韌的中國人民已經苦撐了七年。我開始領會到國民政府在抗日戰爭中所表現驚人的堅忍與耐力，絕非如史迪威及他那些記者朋友所描述的不願作戰。在我與蔣介石兩年的相處中，我確信他是一位正直無私的領袖，對其人民的福祉極為關切，並渴望建立符合孫中山理念的憲政體制政府。在我看來，蔣介石最大的弱點是他對朋友及舊屬的忠誠。

對於國軍的所謂不抵抗，孫元良這樣解釋：“今日中共擁有八百枚原子彈、兩千支戰略導彈，他尚且不敢出兵收復彈丸之地釣魚島列嶼，可當時中日兩國軍力的對比猶如一名羽量級拳手與一名重量級拳師對陣：敵人是頭等強國，有配備近二百萬噸兵船的海軍，有配備兩千七百架全天候飛機的空軍，有四百五十萬訓練精良，裝備充足的陸軍；而我們這個衰老的大國，海軍僅五萬噸兵船，空軍僅三百架舊式飛機，陸軍僅有二百萬未受教育的士兵與不懂現代戰術的指揮官。雙方裝備之懸殊更令人吃驚：日軍一個師有五千多匹馬、五百輛汽車，步槍每人一支；但國軍每師只有三千八百枝步槍，既無坦克，又無陸空協同，多數師沒有大炮。我們的士兵往往在戰場上遭遇到敵軍坦克時，才曉得天下竟有這種新式武器。”淞滬會戰，“此役中國不曾戰敗，日本不曾戰勝，雙方互不賠償。這是甲午戰爭以來中國軍隊第一次同日本打了一次平手。此役中國官兵傷亡三萬四千一百六十人，而日軍傷亡僅三千零九十一人，十一比一，這也正說明了一個沒有準備的弱國，在遇到強敵時，究竟先跟敵人虛與委蛇好呢？還是立即宣戰的方式合理？”對此問題，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院研究員郭岱君根據所藏的蔣介石日記研究後也表示：“在日記里他一直強調，中國是弱國，根本沒有能力抗日，所以只有拖，一直拖延最後決戰的時刻，好利用這個時間積極備戰”。“另外他期待日本與蘇聯能夠開戰，這樣能夠兩面拉鋸，減輕中國戰場的巨大壓力。”

抗日期間，蔣介石還於1943年3月發表著作《中國之命運》。全書共八章，十萬餘字。中心思想是孫中山的“三民主義”，認為“三民主義”的本質是“國民革命”，而國民革命以廢除不平等條約為核心。“國民革命的初步成功，即為建國工作真正的開始。我們中國的建國工作有國內的與國際的兩方面。”“國民革命的現階段，是由民族主義的完成，到民權主義民生主義的貫徹。”此書總結中國的五千年的歷史演變和儒家文化底蘊，回顧了中國近現代歷史，論述了不平等條約之廢除是信仰三民主義的結果。同時嚴厲批判了自由主義與共產主義，指出自由主義與共產主義均破壞中國傳統文化，二者之間的爭論實際上是英美思想與蘇俄思想的對立。此書重點論述了“一個主義一個黨”，指出：抗戰的最高指揮原則，惟有三民主義。抗戰的最高指導組織，惟有中國國民黨。指出：沒有三民主義就沒有抗戰；沒有中國國民黨就沒有革命。即任何黨派，任何力量，離開了三民主義與中國國民黨，決不能有助於抗戰，有利於民族的復興事業。

1943年1月12日蔣介石向全國發表了《中美中英平等新約結成告全國軍民書》：“我們中華民族五十年革命流血，五年半的抗戰勝利，乃使不平等條約百年的沉痛歷史，改變為不平等條約撤廢的光榮記錄。這不僅是我們中華民族歷史上，為起死回生最重要的光榮一頁……”其後全國各大報刊均發表社論表示慶賀，國民政府統治區域各大城市的各界人士紛紛自發的走上街頭歡慶。1月15日，共產黨也發表宣言表示慶賀。其後四年間，國民政府經過一系列談判，廢除了與法國、荷蘭、比利時、巴西、挪威、瑞士、丹麥、葡萄牙等國的種種不平等條約。

1943年12月1日《開羅宣言》，決定剝奪日本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以後在太平洋所得或侵占的一切島嶼。日本竊取中國的領土歸還中國。包括台灣、東北四省、澎湖群島等。中英美首腦協商敲定的《開羅宣言》總共只有250個字，其中有一半是為確定中國的利益而寫的。在開羅會議的公開宣言及秘密協定里，中國得益是最大的。

1944年4月25日，“聯合國成立大會”於美國三藩市舉行。參加會議的有50個國家。會議由四大國首席代表輪流擔當主席。以中、英、法、俄、西五種語言為正式語言。6月25日，各國代表在聯合國憲章的中、英、俄、法、西五種文本上簽字。中國代表團首先簽字，最先簽字的是中國代表團首席代表顧維鈞，大陸官方代表董必武同其他中國代表也一起簽了字。接着是蘇聯、英國、法國代表團簽字，其後是其他國家代表團按英文字母順序簽字，東道主美國最後簽字。中國代表團最先在聯合國憲章上簽字，是值得全體中國人民驕傲自豪的，這一時刻將永載史冊。

1945年8月14日，日本政府照會中、美、英、蘇四國政府，接受《波茨坦公告》，無條件投降。8月15日晨7時（中國時間），四國政府同時宣布日本無條件投降。當天上午10時，時任第二次世界大戰亞洲戰區總司令、中國國民政府主席的蔣介石，在重慶中央廣播電台對全國軍民和世界人士發表題為《抗戰勝利告全國軍民及全世界人士書》的廣播演說，慶賀抗戰勝利，緬懷全國抗戰以來忠勇犧牲的軍民先烈。

1945年9月2日，日本向盟國總投降的簽字儀式於停泊在東京灣的當時世界上最大的軍艦密蘇里號上舉行。各國代表登密蘇里號戰艦時，公推中國代表第一個登艦。中國代表徐永昌上將一登上密蘇里號戰艦，雄壯的軍樂立即奏起，青天白日國旗冉冉升起。各國無數人群一齊肅立致敬。早9時整，簽字受降儀式正式開始。盟軍最高統帥麥克阿瑟以盟軍最高統帥身分在受降書上簽了名。其後就是中國代表徐永昌上將簽字。以後才是蘇聯、英國等國的代表。簽字的順序也代表了中國對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的巨大貢獻與重要地位。

領導中國人民堅持了14年之久的抗戰，讓我們的民族和我們的國家真正地揚眉吐氣。抗日戰爭是中國人民在全世界值得驕傲和炫耀的大事，它結束了百年來中國受列強欺侮的尷尬局面，讓中國在世界有了強有力的發言權，由於抗日戰爭的勝利，當時的中華民國政府對所有列強強加在中國的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均遭廢除，而且《開羅宣言》談判過程中蔣介石也一攬子地提出了解決香港、澳門等問題。蔣介石真正洗清了中國蒙受百年之久的奇恥大辱，使中國人民在全世界真正地站立起來了。

也因此，蔣介石被稱為骨頭最硬的中國領導人，當之無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