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 顯為人知的中國第一個蘇維埃政權

作者：李詩韻

2012-07-27

一、成立最高指揮機關東江革命委員會

1927年4.12蔣介石背棄孫中山先生“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屠殺共產黨人。為了挽救中國革命，中共臨時中央7月24日舉行常委會議，決定以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名義在南昌舉行武裝起義，並確定起義後部隊立即南下，占領廣東，取得港口，求得共產國際的援助，再舉行第二次北伐。8月1日舉世矚目的南昌起義爆發，當晚周恩來主持參謀團委員會議。根據中共中央關於南下占領廣東的預定方針，決定儘快與東江農民起義軍聯絡，從贛東直取東江。

中共中央政治局於8月7日在漢口召開的緊急會議，改正了陳獨秀的右傾錯誤，確定了以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屠殺政策的總方針，並把發動農民舉行秋收起義作為黨當時的最主要任務。會議要求 “在極短期間調最積極的、堅強的、革命性穩定的、有鬥爭經驗的同志”,“到各主要的省份做農民暴動的組織者”。會議選舉周恩來為中央軍事部長，決定張太雷任廣東省委書記。

根據中央的決定，發動廣東東江工農暴動，建立革命根據地，迎接南昌起義部隊，建立新的廣東革命政權，就成為事關中國革命大局的重大決策，所以中共南方局和廣東省委指示各地黨和地方武裝廣泛發動群眾，舉行暴動。張太雷8月19日到達香港，次日就傳達了中央“八七”會議精神，改組成立了中共廣東省委，制定了廣東各地的暴動計劃。並決定“革命委員會為暫時最高指揮機關”、實現土地革命、派遣負責幹部到省內各地做暴動的組織者。

東江農民運動在彭湃的組織下發展得最早。1927年4月20成立了東江特委，4月30日在東江特委代書記張善銘、海陸豐及紫金黨和農民自衛軍領導人劉琴西、吳振民、鄭志雲、張威、林道文等領導下舉行了第一次農民起義，占領海陸豐、紫金，成立海陸豐和紫金臨時人民政府，亦稱“十日政權”。

1927年6月，南方局和廣東省（區）委任命黃雍為黨特派員和東江革命委員會主席，深入東江，組織和指揮東江地區黨、農民武裝舉行暴動。6月黃雍到達海豐後，即召集中共東江特委代書記張善銘和農軍領導人劉琴西、林道文、楊望等開會，積極準備在海陸豐一帶舉行革命暴動，組織成立“東江革命委員會”。在黃雍回香港匯報工作時，廣東省委和中共南方局再次任命黃雍為“中國共產黨東江革命委員會”主席，領導東江暴動，建立東江革命根據地，配合和迎接南昌起義部隊南下，建立共產黨領導的東江革命政權，以實現中央第二次北伐的決策。由此可見南昌起義, 東江革命根據地, 共產黨領導的廣東革命政權和第二次北伐, 一環扣一環，都是關乎中國革命大局的決策, 任何一環脫節都會影響中國革命的大局。這就是當時東江革命根據地建立的時代背景，而作為組織領導暴動建立東江革命根據地的東江革命委員會，其歷史地位和重要性就不言而喻了。在任命黃雍為東江革命委員會主席時，張太雷明確指出：東江革命委員會與南昌革命委員會不同，東江革命委員會就是共產黨的革命委員會，不是南昌起義的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廣東省委和中共南方局為使黃雍能儘快達成這一任務，特別強調：在組織武裝暴動期間，“東江革命委員會為最高指揮機關”。為此省委還同時任命黃雍為省委東江特派員，以確保他更有效地統一組織指揮東江地區的武裝暴動，達成迎接南昌起義部隊和建立革命根據地之目的。

二、建立蘇維埃政權

東江革命委員會從1927年6月組建，先後成功地組織領導了海陸豐9月上、中旬的第二次農民起義和11月上旬的第三次農民起義，改編並擴充了南昌起義入東江部隊為紅二師。到11月中旬，彭湃在武漢中共中央、南昌起義和香港南方局工作之後，回到海陸豐改組東江特委，自任書記，東江地區革命的領導中心轉到澎湃為首的新東江特委，東江革命委員會由暴動最高指揮機關漸行轉入政權管理軌道。在此期間，特別是在彭湃不在東江期間，東江革命委員會作為暴動的最高指揮機關，做出了巨大的歷史性貢獻。

1、 成功地指揮了海陸豐第二、三次農民起義，奠定了海陸豐革命根據地和蘇維埃政權的基礎。

黃雍回香港匯報工作期間，南昌起義爆發。1927年8月中下旬，黃雍又以東江革命委員會主席和省委特派員的身份再次回到東江，帶來了中央南方局給東江特委的指示，以及南昌起義軍回師廣東的消息，傳達了黨的“八七會議”精神及省委改組和執行秋收暴動的計劃。使“海陸豐各縣的黨和黨員有了不少的興奮”，認識到必須“以暴動手段達到沒收分配土地與推翻整個資產階級的統治”。黃雍立即召集張善銘、劉琴西、林道文、楊望、張佐忠等,討論決定全力舉行海陸豐農民暴動，並決定把海陸惠紫四縣農軍改編為“工農討逆軍”，以劉琴西、林道文為正副總指揮，下轄6個大隊。會上黃雍又宣布了8月22日中央發出的指示：“南昌起義軍將迅速到達目的地，占領東江；東江立即舉行廣泛暴動，做好接應起義軍的準備。”

經過兩周緊張的準備，9月初，他們指揮海陸惠紫工農討逆軍，頻繁出擊，取得多次小戰的勝利，鼓舞了士氣，鍛煉了隊伍，具有了攻打城鎮的實力。海陸惠紫工農討逆軍即兵分三路，攻打海陸豐兩座縣城。張佐忠一路先打高潭圩，掃除中洞身邊的後患；林道文一路打海豐公平圩；另一路由黃雍、劉琴西率領幾百人攻打陸豐的大安，9月7日攻克大安圩，活捉並處決了陸豐縣長派出的巡官，並查抄了當鋪，補充了給養，8日乘勝收復陸豐縣城。8日至11日，林道文、楊望等所率農軍攻克海豐的青坑、梅隴、公平、汕尾等地。15日起，黃雍、劉琴西、林道文、楊望等各路農軍匯合，分4路圍攻海豐縣城。他們英勇衝鋒，曾兩次攻入城內。守敵萬炳臣部1200人在工農討逆軍有力攻勢下，外無援兵，糧食斷絕，軍心動搖。在一個敵軍連起義後，不少敵軍將槍支、彈藥棄之路邊後逃散。敵人遂於16日夜間倉惶退卻，17日海豐縣城即告克服。海陸豐兩縣都成立了縣臨時革命政府，接收區鄉政權，鎮壓反革命；沒收土地分配給無地農民，向商人、富戶派軍餉，沒收反動派的財產，查收當鋪，收繳了大量的黃金、白銀和物資。他們繼而改組共產黨各級組織，吸收堅定的農民入黨，擴充革命武裝。這次歷時近一個月的暴動，取得重大勝利，奠定了東江革命根據地的基礎，史稱海陸豐第二次農民起義。

1927年10月底，廣東省委抓住軍閥張發奎與李濟琛內鬥之機, 要求東江繼續擴大暴動，在東江革命委員會統一指揮下，東江特委、紅二師部和各地黨組織調集紅二師和各路農軍，互相配合，發動了海陸豐第三次農民起義。11月1日工農革命軍再次攻克海豐縣城，11月3日東江革命委員會發布《關於工農革命軍進駐海陸豐紫金各縣通電》，發出了“即日召集工農兵代表大會，組織蘇維埃政權”的號召（全文見附錄1）。其中宣告“本委員會受中國共產黨之指揮，興工農群眾之委託，率領東江工農，艱苦奮鬥數月，曾兩占海陸豐縣城，殺戮地主豪紳，義無姑縱。現本委員會又率領工農革命軍，即日進駐海陸豐、紫金各縣，實行宣布沒收土地，剷除殺戮地主豪紳，財產均行沒收，歸本委員會管理，分配給佃農、無地農民、士兵及被難者家屬，與一切貧民。並即日召集工農兵代表大會，組織蘇維埃政權，一切設施，均聽命於中國共產黨。望各地工農群眾，一切興起暴動，奪取政權，建設工農兵代表會。”11月5日工農革命軍又克復陸豐縣城。第三次農民起義獲得成功。

羅浮1927年11月25日及時寫成《中國第一個蘇維埃》，發表在1927年12月中共中央機關刊物《布爾什維克》，其中生動地記述：“農民此次暴動，受東江革命委員會之指揮，得有空前的成功。工農貧苦民眾對於東江革命委員會擁護之熱烈，真不可以言語形容。在海陸豐克服後，為擁護革命委員會熱情所激動，都自動的努力籌款。不到十餘日，海豐已解決了二萬元，陸豐亦達萬元，送到東委去。同時為擁護工農革命軍的伙食起見，更成立了徵收糧食委員會，每鄉平均不過一擔或二擔，為數極微。農民在沒收土地以後，對於此種徵收辦法，表示十分的贊成和願意，紛紛的爭先恐後的輸送，足見工農民眾擁護之熱烈了。”當時留下的這一歷史文獻真實而生動地記錄了東江革命委員會指揮領導的海陸豐第三次農民起義的盛舉，彌足珍貴。

1927年11月5日，東江革命委員會和中共東江特委在中洞召開擴大聯席會議，傳達廣東省委關於建立蘇維埃政權的精神，並決定所轄東江武裝割據地區各縣於5天內召開工農兵代表大會，成立蘇維埃政府。身為東江革命委員會主席和黨特派員的黃雍對在東江地區建立蘇維埃政權作了以下部署：要求就近的中洞所在地高潭區，會後立即召開工農兵代表大會，成立區蘇維埃政府；因工農革命軍已經再次克服了海豐，要求立即籌備成立縣蘇維埃政府；工農革命軍不日即可克服陸豐，也着即成立陸豐縣蘇維埃；要求黨控制下的其他各縣、區、鄉，都要毫不遲疑地把蘇維埃政府成立起來；然後不失時機地召開東江地區各蘇維埃代表大會，在山區中洞成立“東江蘇維埃政府”，以便統一領導東江地區各蘇維埃政權，鞏固和發展東江革命根據地，堅持長期鬥爭。

11月7日，高潭區召開萬人參加的工農大眾紀念蘇俄十月革命10周年武裝遊行大會。全區張燈結彩，搭建彩樓，紅旗招展，十分熱烈。晚上，舞火龍，提燈遊行慶祝。黃雍在大會上發表了熱情高昂的講話，宣布把高潭圩上下圩的兩條街命名為“馬克思街”和“列寧街”，這是東江革命委員會留下的一個革命創舉。11月9、10兩日，召開了惠陽縣高潭區工農兵代表大大會，選舉產生了高潭區蘇維埃政府委員，黃星南當選為區蘇維埃政府主席，黃奮為付主席。黃雍參加並指導了會議的召開，他代表東江兩委在會上宣讀了賀詞，高度評價區蘇維埃的建立是一個歷史性的事件。11月11日在上圩埔召開了萬人慶祝高潭區蘇維埃成立大會，宣告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區級蘇維埃政府的誕生。從11月中旬開始，陸豐、海豐、紫金先後建立了縣級蘇維埃政權。這一重要歷史事件的一些親歷者生動地記述了他們當年的所做、所見、所聞（見附錄2）。

1927年11月8日時任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委員的彭湃在香港參加南方局會議。自4月起彭湃就先後去參加武漢黨中央、南昌起義、香港南方局的工作，11月10日前後回到海陸豐，改組了中共東江特委，自任書記，調原東江特委代書記張善銘回廣東省委。隨後彭湃在東江革命委員會和紅二師協助下，更進一步建立健全了海陸豐工農蘇維埃政權。11月13日至16日，陸豐縣選舉成立了縣蘇維埃政府。這時省委在計劃新的起義，欲調有領導海陸豐第二、三次農民起義經驗的黃雍回省參與籌劃（當時尚未確定為廣州起義，廣州起義的決定是省委11月26日的會議決定下來的），但因彭湃離開海陸豐已久，商請省委讓黃雍再留東江協助他一段時間。在黃雍離開東江前，繼續擔任東江革命委員會主席，日常事物由副主席劉琴西以東江革命委員會代表的名義處理。彭湃請黃雍走前協助他做兩件事：一個是協調紅二師和工農軍一起拔掉海豐的最後一個地主武裝堡壘捷勝城，以便他能順利地組建海豐的蘇維埃權；另一個是根據黃雍組織領導海陸豐第二、三次農民起義和為東江革命根據地積累雄厚物資基礎的經驗，給他擬定一個東江革命根據地各種可能的前景和相應對策的報告。

黃雍即找董朗商議決定，紅二師出動第一營，由董朗親自帶領協助農軍攻打捷勝城。黃雍率東南各區農軍和一個排紅軍大聲鼓譟佯攻東門，吸引住敵人主力；林道文指揮公平、梅隴等地農軍攻西、南兩門；一營營長高山子帶領紅軍主力主攻北門。主力紅軍在猛烈火力掩護下，架雲梯攻入城內，打開北門，紅軍、農軍蜂擁而入，20日晨占領捷勝城。11月18日至21日海豐縣工農兵代表大會正在開會選舉成立了縣蘇維埃政府，攻打捷勝城的紅軍班師回城，彭湃十分激動，馬上帶領全體代表出城，過了謝道山溪很遠，敲鑼打鼓，郊迎十里。這段難忘的史實已廣為流傳，以至我們在“成語詞典大全”的“震天動地”詞條中，讀到這樣一條我們不知出處的例句：“當東江軍事委員會主席黃雍率領雄赳赳的隊伍與彭湃率領的歡迎隊伍會師時，兩人握手擁抱，激動萬分，鼓樂聲、歡呼聲震天動地。” 這一詞條也佐證了東江革命委員會主席黃雍和紅四師師長董朗攻克捷勝城後勝利回師和彭湃郊迎十里的史實。由此和其他回憶錄可以推斷，在1927年下半年武裝暴動期間，在東江中洞、朝面山的東江革命委員會、東江特委、紅二師三者之間相互緊密配合、協同作戰，而東江革命委員會起到指揮和協同的關鍵作用。黃雍既是東江革命委員會主席又是黨特派員的雙重身份使這一協同變得非常有效。

黃雍從捷勝班師回海豐縣城時，帶回百餘名地主武裝的俘虜，都是十五、六歲的孩子，最小的可能只有十二、三歲，多是惡霸地主強征來的。黃雍把這些俘虜交給了彭湃就去睡覺了（因為是夜間攻城），突然黃雍在熟睡中被一陣槍聲驚醒，他趕到槍響處發現，那些孩子已經倒在血泊中。黃雍一時很激動，一問原來是彭湃下的令，他就趕到彭湃處責怪道：“這些都是被逼的農家子弟，你殺他們幹什麼？！”彭湃不假思索地回答：“不殺怎麼的？放回去，下次拿槍對着你的，還是他們！”黃雍爭辯說：“他們是可以爭取過來當農軍的。再說，下次他拿槍對着你，你再殺他不遲。”彭湃認真地說：“那時候死的就不一定是他們了，死的很可能就是你。”彭湃又不容置疑地說：“革命不能這麼慈悲。”黃雍心裡依然不能認同這種做法，但他面對彭湃的這種革命邏輯，無法反駁，畢竟他自己也是在“4.12”政變的血泊中爬出來的共產黨員。但這一事件卻給黃雍此後的心路歷程帶來深刻的影響。在1981年《廣東文史資料》第30輯發表的黃雍《一九二七年我在海豐組織暴動的經過》中，也有類似的記錄，但那裡只說是黃雍俘虜的二十幾個惡霸地主被彭湃殺掉了。

隨後黃雍根據自己組織領導海陸豐第二、三次農民起義的體會和為東江革命根據地積累雄厚物資基礎的經驗，擬定了一個東江革命根據地各種可能前景和相應對策的報告給彭湃，提出應該在難攻易守的山區中洞建立東江蘇維埃政權；根據地應向惠來、潮汕方向發展，一般情況不應攻打接近反動勢力堡壘廣州的惠陽；既要貫徹上級的指示，又要結合東江的實際加以變通，因為下邊最了解實際情況。在12月初臨行前的晚上，黃雍和彭湃兩人就東江革命前途進行了徹夜長談。黃雍走後，澎湃完成了海陸惠紫縣級蘇維埃的建立工作，但否定了黃雍、張善銘要在易于堅持鬥爭的中洞山區建立東江蘇維埃政府的決策，他將海豐蘇維埃作為東江地區的最高政權機構。

正式成立了海豐、陸豐兩縣蘇維埃政府後，其它縣城及各區蘇維埃政權也先後成立。海陸豐全境屬蘇維埃政權管轄之下共有人口70余萬。這一偉大創舉在當時就被給予高度的評價：“這次東江農民大暴動後創立的蘇維埃，乃是中國破天荒第一次蘇維埃，新的革命政權正由東江擴大了至全廣東，乃至全中國！”（羅浮：《中國第一個蘇維埃》，1927年11月25日）。

在1927年全國少數根據地初創階段，海陸豐是最具影響的一面紅旗。黨中央1927年12月31日指示湖南省委，“應在湘贛邊境或湖南創造一個深入土地革命的割據局面——海陸豐第二”。對於東江（海陸豐）三次農民起義（暴動），中共中央及時地予以肯定，並給出高度評價。1928年1月3日，中央政治局的決議指出：“各縣暴動之中，以海陸豐的勝利為最大。”“這次暴動開始於10月底，一開始便有極大的規模，而且在土地革命的性質上，也是空前的深入，極有組織，極有活動力量。中國革命之中，這是第一次由幾萬幾十萬農民自已動手實行土地革命的口號，第一次組織工農兵群眾的無限制的政權。”“海陸豐政權之豐富材料，它的勝利，它的經驗，應當充分動用到一切農民暴動中去。”“中央及地方都應當在自己的報紙、雜誌、傳單、宣言中運用廣州及海陸豐暴動的材料”，中央臨時政治局對中國第一個蘇區的建立，給予高度的讚揚和肯定，指出在這塊從“11月中旬開始，已經擴大有50萬居民的區域，帶着充分的革命性質，完全掃除了以前的機會主義餘毒，一切鄉村之中，隨後便是一切區鎮之中，以至東江許多縣城之中，都建立了蘇維埃政權。”

當時中央主要領導人瞿秋白在1927年12月19日的《布爾什維克》上指出：“最近（11月初）廣東海陸豐的農民暴動，便從游擊戰爭，進一步而創立革命地域。”“海陸豐的農民，在葉、賀入粵以前便暴動起來，隨後葉、賀雖然失敗，但是農民暴動卻從軍事行動（游擊戰爭）進而至於群眾的鬥爭（尤其是海豐），由群眾的戰爭進而創造更大的武力，並且有葉挺殘部改編加入農軍，增多無知的力量，於是他們努力發動陸豐、碣石、紫金等許多縣農民的戰爭；而且他們的作戰，已經不須採取純粹游擊式的策略。海陸豐農民暴動的發展，便是超過與游擊戰爭的鬥爭方式之範圍，而進於建立革命地域之實例。

2、為東江革命根據地積累了雄厚的物資基礎

暴動開始階段農民軍自身的給養以及將要到達的南昌起義部隊的後勤供給是決定存亡的關鍵問題之一，同志們都為此而焦急。第二次海陸豐起義期間，9月7日攻克大安後，黃雍和劉琴西（分別為東江革命委員會主席與副主席）夜間登高觀察大安鎮民情時，發現燈火通明之處都是當鋪，即刻想到了一個解決給養的辦法：查封當鋪。當晚黃雍即令劉琴西帶農軍查封了大安所有當鋪，次日以東江革命委員會名義發布公告：當鋪的金、銀、首飾一律沒收；貴重衣物按原價贖回，不計利息；一般衣被和農具，憑當票免費取回。這一緊急措施既受到貧苦百姓的歡迎，也解決了起義軍的給養問題。以後各地均行此法，起義軍收穫的金銀足有百把箱，存放於朝面山和中洞，使經濟委員會不得不用木柱支撐加固存放銀元的樓屋。

這時黃雍領導的東江革命委員會不僅資金充足，而且物資儲備豐富，包括沒收“陸安日報社”的三台印刷機和紙墨，陳炯明在海豐的兵工廠的機器和所有物資，南豐織造廠的大量布匹和機器，海豐平民醫院的藥品和器械，以及海陸豐兩縣城的大米、豆、食物油、煤油等物資。東江革命委員會、東江特委、各地黨委、暴委和農會、婦女會發動了數萬農友，日夜兼程地把全部物資搶運到地勢險要、有群眾基礎的中洞、朝面山和碣石溪等地，準備對付敵人捲土重來，並在海、陸、惠、紫幾縣交界的這一帶山區，開始建設能長期堅持的革命根據地。這些物資即可以支持新生農工政權，又為迎接南昌起義部隊做了充分的準備，僅糧食就足夠一千人吃三個月。繼而他們建立了自己的印刷廠，印製東江革命委員會、東江特委和紅二師的布告和文件，出版《布爾什維克》、《紅旗》、《海陸惠紫暴動簡報》等刊物；設立了超過百名工人的被服廠，生產軍衣、軍被、綁腿、子彈袋、雨衣、旗幟等；創建了有百餘名工匠的兵工廠，修理槍眩�翻造手榴弹、地雷、土枪、土炮、讚懑谍x豢�盁退簾��医院，訙煨五十多肄I袢嗽焙桶儆嗾挪〈病Ｕ廡┒際侵泄�共产党翑碳的人民镐燑武装租j緗⒌謀�工厂、杯h�厂厚劷地医院�

隨着東江革命根據地的初步建立，保衛和鞏固革命根據地和工農革命政權成為頭等大事，而保持糧食的供給和資金的來源是舉足輕重的大事。東江革命委員會為此做了大量的工作。據《海陸豐十月暴動略記》（1927年12月）載：“徵收糧食：我們這回徵收糧食的原因，是為要供給第二師伙食，準備反動勢力到時，第二師可退回中洞（後方根據地），無缺乏糧食之慮。徵收辦法是用東江革命委員會名義，說明為接濟東江工農革命軍的伙食而徵收的。海陸豐兩縣共徵收3000擔米谷（紫金200擔，惠陽500擔）。這3000擔米如分配起來，每鄉平均只是納擔半或二擔便可，為數甚微。在沒收土地之後，農民對於此層表示十二分願意輸納。現在各縣、區、鄉都組織徵收糧食委員會，專負此責。委員會的人數由7人至11人，各級委員會都是真正的農民領袖占多數和各級黨部負責同志組織之，委員會內分設主任及宣傳股、徵收股。徵收標準是：A、佃農以沒收田主所得谷租之部分；B、自耕農有田地十畝以上者；C、願意輸納者。我們為減少運費起見，並定以銀折谷辦法。這些糧食徵收後，即解到中洞去收藏。3000擔米谷計算起來足供1000人三個月的伙食了。……其他關於糧食、布匹、氈、棉被、印刷機、紙、油墨、藥品，都決定儘量向殷富或商人沒收或借用，解送到中洞去。”

一時間，中洞變成了東江革命的心臟，是名符其實的“東江紅都”，為東江革命根據地的建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它的歷史意義是，率先在中國進行了“農工武裝割據”的偉大嘗試。東江革命根據地積累了如此雄厚的物資基礎，是東江地區各地黨、工農革命軍、農會的廣大群眾共同努力的成果，更是黨中央、南方局、和廣東省委的英明決策的實施，但也與時任東江革命委員會主席、省委特派員的黃雍個人經歷、視野和能力不無關係。在出任東江革命委員會主席之前，黃雍曾任省港罷工工人糾察隊軍務處長，負責工人糾察隊的常務工作，訓練五個大隊的工人糾察隊，使糾察隊素質顯著提高，為一般地方軍所無法比擬。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留穗負責人宋子文聞訊, 偕蘇聯總顧問鮑羅廷來省港罷工委員會親自檢閱，譽“工人糾察隊為工人階級的先鋒隊，為國民革命軍之楷模”。緊接着經中央同意，宋子文聘黃雍兼任財政部緝私衛商檢查總隊少將總隊長、檢查總所所長，轄五個分所和五個支隊，直至1927年“4.12”事變。這兩個機構都是按鮑羅廷的建議設立的，以擺脫不平等條約對新生革命政權的束縛，排除港英和澳葡的阻擾與刁難，獨立檢查外國商船並通關，達到收回海關自主權之目的。

黃雍在省港罷工工人糾察隊和檢查總所（隊）承擔的重任，開闊了他對中國革命各個方面的視野和認識：從革命的對象上看，中國革命不但要面對封建軍閥的割據，還必須面對虎視眈眈的帝國主義列強；從革命依靠的力量上看，中國革命依靠的主要是貧苦農民，但中國工人階級是最先進的有組織的革命階級，而中國大部分革命家難得有從事工人運動和工人武裝實踐的機會；從革命實踐的規模上看，指揮和訓練20多個支隊，上千人的隊伍，在比較廣闊複雜的地域行動，在那個年代是不可多得的機遇；從革命隊伍組織和有效運作的系統保障上看，省港罷工工人和糾察隊以及檢查總所（隊）成千上萬的隊伍，持續幾達兩年之久，沒有健全有效的思想動員、組織保障、通訊交通、物資保障、醫療藥物各方面的協同到位，鬥爭就不可能持續。上述這些視野、經歷和經驗，對於一個追求民族獨立、祖國富強的青年愛國者黃雍來說是非常寶貴的，為他此後在東江開拓新的局面奠定了基礎。

3、整編南昌起義部隊為中國工農革命軍第二師

“八一”南昌起義後，8月22日中央指示“廣東省委須立即派出交通與起義軍聯繫和帶路”，根據這一指示，廣東省委立即派出六批聯絡人員到各地尋找與聯絡起義軍。

南昌起義部隊轉移到潮汕、陸豐、碣石一帶，周恩來派劉立道（黃埔一期）與黃雍聯繫，要東江革命委員會儘速提供現款支援。黃雍即選強壯農軍戰士挑了三十擔銀元，派護衛隊保護，由劉立道帶去。這批資金為南昌起義部隊的分流、傷員的疏散和幹部的轉移，解了燃眉之急；其中部分資金後來被劉立道用於擴兵，組建紅二師第五團。

1927年10月3日南昌起義前委在流沙基督教堂召開了軍事決策會議，決定領導人員撤離戰區，武裝人員撤往海豐，今後要作長期的革命鬥爭的準備。南昌起義部分領導幹部轉移香港後，10月5日葉挺十一軍二十四師七十四（70？）團團長董朗與師長董正榮會合，撤往海陸豐。抵達陸豐博美內湖鄉時與前來聯繫的地方黨負責人鄭志雲、張威接上頭，6日晚東江革命委員會派農軍接應，部隊到達農軍後方防地新田鎮激石溪三江口，10月9日到達惠州高潭鎮中洞東江革命委員會和東江特委駐地。東江革命委員會根據張太雷主持的南方局和廣東省委10月8日、15日聯席會議關於南昌起義餘部改編問題的決議，受命在高潭中洞對這支部隊進行了整編。初稱工農革命軍第一大隊，10月底按省委指示改稱中國工農革命軍第二師第四團，團長董朗，黨代表顏昌頤。董正榮不是共產黨員，東江革命委員會請示省委後，按他本人願望將其護送至香港。其後又組建了工農革命軍第二師第五團，該團士兵均是從海陸豐農軍和青年團員及積極分子中挑選出來的，約有520人。團長由原來第四團第二營營長劉立道擔任，張壽征為黨代表，彭桂為副團長，下轄兩個營。營長由從四團調過來的高山子、於以振分別擔任。各連連長和黨代表均由海豐的同志擔任。第五團的組建，大大擴充了第二師的力量。在此基礎上中共廣東省委任命：董朗為第二師師長兼四團團長，顏昌熙為師黨代表兼四團的黨代表，王備為師參謀長，顏昌熙兼任師黨委書記。師部亦設在中洞百慶樓，全師共有1800多人。

這次整編過程加強思想政治工作，強調紅軍是共產黨的部隊，要服從中共南方局和省委的領導。師部成立師特別黨委，連以上單位均設黨支部和黨代表。廢除了僱傭制，在軍隊內部實行民主制度，設立了團、營、連三級士兵經濟委員會，管理士兵生活，經濟公開，打破官兵不平等的舊制度。這次改編被稱為中洞改編。它確定了黨對部隊的絕對領導，保證了工農革命軍的無產階級性質，使其成為執行中國共產黨政治任務的最可靠工具。工農革命軍第二師（通稱紅二師），是廣東東江地區黨領導的第一支正規部隊。它的整編和成立，大大增強了東江地區的革命力量，為東江革命根據地的開闢和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

黃雍不僅自己負責部隊的接待、安撫、聯繫工作，而且先後與董朗、許繼慎、劉立道等起義軍幹部不斷交流、分析起義軍士兵的思想狀態和各種實際困難，及時予以解決。黃雍和董朗、許繼慎、劉立道這些幹部都是黃埔軍校第一期的同學，他們又都是共產黨員。1926年12月1日，黃埔同學會總會奉命隨北伐遷往南昌，黃埔同學會廣東分會改為駐粵辦事處，後來黃雍兼任辦事處主任。他延攬了一批共產黨員參與會務，使黃埔同學會駐粵辦事處成為共產黨主導的機構，黃雍在黃埔同學中有相當的影響，因此黃雍受命以東江革命委員會名義對這支部隊進行整編，是非常恰當的人選和安排。黃雍和董朗、許繼慎、劉立道這些黃埔同學，懷着滿腔革命熱情協力工作，很快就安定了軍心。

為更好地安排起義軍士兵的生活，黃雍專門組織林道文、楊望等籌集了一百頭豬和一百擔大米慰勞紅軍，又組織了以本地黨員幹部黃星南、江梅和婦女會長鍾育為骨幹的接待班子，協助東江革命委員會去組織群眾慰勞起義戰士，為他們騰房子安排住處，理髮整理形容，磨米磨谷粉，饢酒改善伙食，更換新軍裝，醫治傷病，發放軍餉。組織青年和婦女到陸豐激石溪去抬運紅軍傷員，不少婦女自覺到紅軍醫院當看護員，護理傷員，洗紗布，煎藥。

東江革命委員會對這支部隊的接應、補給和整編，受到南昌起義軍士兵的認同和好評，1928年初的《海陸豐蘇維埃》報告記載了這一過程：“當時的情形重要(的)是維持軍心，暫時避免作戰。農民對他（們）仍然是很好，他們到來之第二天，附近各鄉農民紛紛派出代表來慰勞，並挑許多花生、蘿蔔、豬….去慰勞他們,一天之內集中500擔谷（沒收的及農民抽出來的）以作糧食。我們並即解款替他們發餉，發雨笠、草鞋、面巾等。沒收的布匹也有用了，於是即為他們做軍服。他們病的、傷的數百人，我們也有了醫生和藥品。狼狽不堪、滿肚的失望和怨恨的部隊，這樣一來軍心也漸漸安定了。我們以東江革命委員會去指揮他們。我們明白的對他們說：東江革命委員會是東江的工農組織，是共產黨及少數國民黨左派指揮的。他們對東江革命委員會有了不少的信仰，但似乎增加了對中央革命委員會的怨恨。”

在整編南昌起義部隊的同時，對地方的工農武裝也進行了擴大和調整：能離開本縣的可合併編入正式的工農革命軍；不能離開本縣的稱工農革命軍獨立第幾團或營。據《海陸豐十月暴動略記》（1927年12月）記錄：

“海陸豐克服後，我們即用東江革命委員會名義招募志願兵，先在海陸豐招足1000名，入伍時間定一年。農民如有攜帶槍支來報名者，或將其槍支收買，或暫時借用，退伍後該搶得以攜回。布告貼出後，各處農民報名者甚多，惟多屬無槍，我們因為缺乏槍彈或軍事人才，遂沒有集中起來訓練，暫時命他們回家，必要時再召集來。本來在這土地革命高潮中組織可以自由調動的軍隊是很需要的，但因無槍彈及人才，也不能招募徒手的兵士，所以不得不改變辦法，即在現有各區農軍中挑選四五百人來編練，先在海豐挑選300餘人，名為東江工農革命軍第一大隊，陸豐方面待東南的碣石及西北楊作梅解決後，才挑選200餘人成立東江工農革命軍第二大隊。…..

“除了編練上面所說這種常備軍之外，各區鄉都組織赤衛隊，為各區鄉政府政治警備之用。凡各區鄉所有武裝農民都須編入赤衛隊，一切軍裝由各區鄉籌款去做。將某一區中赤衛隊，編為若幹個中隊、分隊、小隊，輪流向區政府發文，各鄉的赤衛隊亦因人數之多寡分配輪流向鄉政府服務，服務時間區為半個月，鄉為一日。在服務時間，所有食用，由區鄉供給。”

東江革命委員會受廣東省委和南方局之命對南昌起義軍餘部的改編，充分表現了東江堅實的群眾基礎，以及在黨的領導下，東江人民彰顯出的高昂革命精神，也感到了東江革命委員會積累起來的雄厚物資基礎所起到的支撐作用。這些都支援和鼓舞了起義軍的戰士，而“紅二師”和稍後以廣州起義部隊為基礎組建的“紅四師”（葉鏞、徐向前先後任師長）一起作為廣東當時最重要的工農革命武裝力量，反過來又進一步為鞏固紅色政權做出了巨大的貢獻。“東江暴動”和“中洞改編”揭示了很多鮮為人知的“紅色經典”，在中國共產黨的黨史和軍史中留下輝煌的篇章。

三、東江革命委員會的歷史作用

1927年4月底、5月初的第一次海陸豐農民起義，是由張善銘為代理書記的東江特委協同各地黨組織領導的。在此之後，6月及8月，南方局和廣東省委兩次派黃雍以黨特派員和東江革命委員會主席雙重身份到海陸豐，建立東江革命委員會，並特別強調：在組織武裝暴動期間，“東江革命委員會為最高指揮機關”。9月上、中旬的第二次海陸豐農民起義和11月初的第三次海陸豐農民起義，就是在東江革命委員會的統一指揮下，各地黨組織、工農革命軍和暴委共同完成的。東江革命委員會的成立也使得南方局和省委的意圖得到迅速的貫徹，把農民暴動推進到實行土地革命和建立蘇維埃政權的階段，進而形成武裝割據的革命根據地。東江革命委員會不僅統一指揮了東江地區第二、三次武裝暴動，為成立蘇維埃政權在軍事和物質上做好準備，奠定了海陸豐革命根據地的基礎，還在更大格局上影響了全國的革命形勢。它在精神上給南昌起義部隊以依託；經濟上援助南昌起義部隊；收容改編並擴充了南昌起義部隊為紅二師；建立了中國工農武裝最早的兵工廠、印刷廠、被服廠和戰地醫院；它通過對東江地區農民和紅軍、農軍戰士的領導和指揮，樹立了黨的威信，得到了東江工農貧苦民眾的“熱烈擁護”，其程度“真不可以言語形容”，它也得到了革命軍人的“不少的信仰”。因此東江革命委員會為中國革命建立了不可磨滅的功績，在中國共產黨和人民軍隊的歷史上留下了不朽的篇章。

作為暴動期間最高指揮機關的東江革命委員會的上述功績，從1927年11月3日東江革命委員會發布的《關於工農革命軍進駐海陸豐紫金各縣通電》，羅浮在1927年11月25日所寫《中國第一個蘇維埃》，1927年12月的《海陸豐十月暴動略記》，以及1928年初的《海陸豐蘇維埃》報告都可以得到認證。這些原始文獻發表於事件發生的當時，而且是發表在黨的最權威的刊物上，未經後人修飾，值得我們認真對待，特別值得從事黨史工作的人們去認真研究。解放後，1979年5月黃伯坤的回憶錄：《從參加農運到出走南洋》、1982年9月黃偉南的回憶錄：《憶高潭區蘇維埃政府成立的情況》、及1997年謝帝明、鄭錦青、黃榮芳的《黃奮》和謝帝明、鄭錦清的《謝錫靈》，都記述了東江革命委員會在海陸豐農民起義和蘇維埃政權建立過程中的領導作用。

現在一些有關海陸豐三次農民起義的文章，忽略了南方局和省委關於暴動期間“東江革命委員會為最高指揮機關”的決定，把東江革命委員會虛化、空洞化。實際上東江革命委員會和東江特委都設在中洞，所有重要問題兩個機構都聯席開會，相互協同，它們共同領導了東江革命運動，而在暴動過程中，東江革命委員會是最高指揮機關。兩委的聯席會議常常由東江革命委員會主席黃雍主持，如傳達中央南方局給東江特委的指示；介紹南昌起義軍回師廣東的情況；傳達黨中央的“八七會議”精神及省委改組和執行秋收暴動的計劃；傳達省委關於成立蘇維埃政權的指示；布署東江地區建立蘇維埃政權的工作安排等。給省委的報告也是兩個東委聯合起草，利用東江特委的名義上報；東江革命委員會不是一個空架子，它有一整套從上至下的各種工作機構，指揮運作徵兵、農軍管理、暴動、土地分配、征糧、募捐、物資財務管理等事宜，有的機構兩個東委共建一套班子。東江革命委員會的主席黃雍就是省委的東江特派員，也是整編紅二師的負責人，他把東江革命委員會、中共東江特委和紅二師領導機關有機地協調在一起工作，是一次難得的黨政軍聯合的成功嘗試，因此才取得如此轟轟烈烈的偉大業績。這裡我們也能體會到，作為三個領導機關負責人的黃雍、張善銘、董朗和許繼慎之間的親密無間的合作。澄清以上這些關係，有利於還原東江革命委員會應有的歷史地位。

東江地區廣大人民在“4.12”之後，在中國共產黨各級組織領導下，前仆後繼地舉行了幾十次大小暴動。這其中，各地的黨組織、暴委、農軍、農協都做出了傑出的貢獻和犧牲。由於當時的特定歷史條件，有些地域的鬥爭具有相對的獨立性，相互配合會不易，所以成立一個有權威的最高指揮機關“東江革命委員會”是很必要的。東江革命委員會所要完成的就是將東江地區各黨政軍組織的力量協調起來，它不僅不否定東江地區各級黨、政、農軍、暴委及農會組織的作用，而且是使東江地區積蓄的革命力量得到更充分的發揮。此外，正是由於有了彭湃多年來組織開展農民運動奠定的雄厚群眾基礎，有了周恩來作為中共兩廣區委員長和東江行政委員的多年領導和所播撒下的革命火種，才使東江革命委員會有可能成就這些輝煌的業績。

“東江革命委員會”是共產黨的革命委員會，它的準確名字是“中國共產黨東江革命委員會”，“東江革命委員會”或“東委”只是它的簡稱，“中國共產黨東江革命委員會”是一個光輝閃亮的名字，是武裝暴動期間的最高指揮機關。這樣一個在中國革命史和軍史中建立了如此卓越功勳的名字，不應該被淡化、空洞化，以至虛化到僅僅一提而已，應該還原它應有的歷史地位。

東江革命委員會被虛化的原因可簡略地歸納為：（1）忽視南方局和廣東省委關於暴動期間東江革命委員會為最高指揮機關的決定。（2）以為承認東江革命委員會的指揮作用就忽視了黨的領導，其實東江革命委員會就是“中國共產黨東江革命委員會”，就是黨的領導，而且它直接接受廣東省委和南方局的領導。（3）忽略了歷史的真實，按已有的模式去演繹歷史：以為東江革命委員會只是一個政權機關。其實東江革命委員會是4.12之後那一特殊歷史時期，中國共產黨組織東江武裝暴動的指揮機構，它不是一個一般意義上的政權機構，它是集黨政軍為一體的武裝暴動的最高指揮機構。當然，東江革命委員會在暴動的其餘時間是東江地區的最高政權機關，特別是第三次海陸豐農民起義後，彭湃改組了東江特委，東江革命委員會就完成了它暴動期間最高指揮機關的使命，成為名副其實的東江地區的最高政權機關了。東江革命委員會被虛化也許還有其他原因，但不論如何，尊重歷史，尊重事實，不因後事而廢前為。革命和歷史是複雜的，許多境況是今人不易了解的；今人不能為前人做選擇，只有忠實地記錄前人成就的歷史的義務。

歷史已經遠去，許多真實的史實已經被湮沒。近年的文字已經有了很大的改進，特別是惠東黨史研究室和惠東黨史網做了很多深入的工作，極大地促進了這段恢宏歷史的真實再現。

參考資料：

1、中共海、陸豐縣委黨史辦公室編：《海陸豐革命史料》(1927—1933)(第二輯)，l986年，廣東人民出版社；

2、惠東縣委黨史研究室編《高譚星火》，1997年，廣東人民出版社）；

3、陳幼榮、廖金龍：《從南昌起義到井岡會師》，2007年10月，中共黨史出版社；

4、蘇克：《中洞“東江紅都”革命史跡巡禮》，惠東黨史網，2011-09-05，http://www.hddys.cn/show_news.php?id=528&class_1=8&class_2=25#

5、蘇克、鍾光：《海陸惠紫蘇區的創建及其經驗與教訓》，惠東黨史網，2011-09-05，

http://www.hddys.cn/show_news.php?id=563&class_1=9&class_2=10

6、蘇克：《海陸惠紫革命根據地初探》，惠東黨史網，2012-2-19，www.hddys.cn/show_news.php?id=532&class_1

附錄：

1）11月3日東江革命委員會發布《關於工農革命軍進駐海陸豐紫金各縣通電》：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廣東省委員會，中華全國總工會，廣州工人代表會，各省農民協會，全國革命士兵們，及各革命團體，各報館公鑒：

自國民黨領袖蔣介石及汪精衛等背叛革命以來，國民黨已成為屠殺工農、壓迫群眾之反動政黨，各派軍閥玩弄之工具。青天白日之旗幟，亦已成為白色恐怖之象徵。中國之垂成之革命，遂斷送於反動國民黨之手。各地工農慘遭屠殺者，不可以計數，廣東工農受禍尤劇。

本委員會受中國共產黨之指揮，興工農群眾之委託，率領東江工農，艱苦奮鬥數月，曾兩占海陸豐縣城，殺戮地主豪紳，義無姑縱。現本委員會又率領工農革命軍，即日進駐海陸豐、紫金各縣，實行宣布沒收土地，剷除殺戮地主豪紳，財產均行沒收，歸本委員會管理，分配給佃農、無地農民、士兵及被難者家屬，與一切貧民。並即日召集工農兵代表大會，組織蘇維埃政權，一切設施，均聽命於中國共產黨。望各地工農群眾，一切興起暴動，奪取政權，建設工農兵代表會。

至祈，特此電聞。

東江革命委員會叩江印”（注）

（注）有的文章將這一通電的日期寫為1927年11月17日，可能是筆誤。從本通電的落款“東江革命委員會叩江印”可知，發電日期是“江”日，且蓋有東江革命委員會之印。“韻目代日”是民國時期中國電報通用的紀日方法，“江”日即是3日。另從電文內容亦可判斷發電日期應為11月3日。

2）高潭區蘇維埃成立大會

黃伯坤：《從參加農運到出走南洋》：“1927年秋天，我正忙着收割稻子。一天，（黃）星南叔派人叫我速到黃家祠。…我趕到高潭圩…(星南叔)就把我拉到盈豐當鋪。當鋪里擠滿了人，黑壓壓的一大片。原來是星南叔、黃奮、黃子琦去了中洞回來，按東江革命委員會黃雍指示，區農會要總結農會成立以來的成績，進一步籌建蘇維埃。至於什麼是蘇維埃，黃子琦作了詳盡的解釋。當時討論決定在舉行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勝利十周年紀念大會過後，緊接着召開全區工農兵代表大會。關於代表產生問題，議決由各鄉自定，人數不等，儘快報上。...開完工農兵代表大會接着又在下圩鋪召開成立區蘇維埃政府的大會。開會那天，風和日麗，玗內外旌旗招展，四大玗門搭起彩樓，上掛有馬克思、列寧畫像。街道彩花，各商號亦張燈結彩，一派節日氣氛。當星南叔在大會上大聲宣布有關區蘇政策、法令的時候，全場掌聲雷動，雀躍歡呼，有的人甚至跳起來，把氈帽拋上空中。…大革命時代的狂風暴雨激盪着多少年青人的心啊！如今耳邊還響起當時的最強音，眼前還浮現當時的盛景。”（見惠東縣委黨史研究室編《高譚星火》，44-49頁，1997年，廣東人民出版社）。

謝帝明、鄭錦青、黃榮芳：《黃奮》：“1927年11月上旬，黃星南、黃奮等參加中共東江特委在中洞召開關於籌備成立蘇維埃政權的重要會議，會議結束的當天晚上又趕回高潭玗，遂即於盈豐當鋪召開農會委員及各界人士代表會議。會上，黃奮首先介紹中洞會議的概況，接着由黃星南傳達了東江革命委員會主席黃雍等領導人的講話精神，最後，與會者討論確定了全區工農兵代表的選舉程序及召開大會的時間、議案。會後，黃奮廢寢忘餐地同黃星南等農會領導人籌備區蘇成立的工作。”（見惠東縣委黨史研究室編：《高譚星火》，374-376頁，1997年，廣東人民出版社）。

黃偉南：《憶高潭區蘇維埃政府成立的情況》：“1927年11月初，黃星南（高譚區農會長）、黃奮（區農會財糧委員）、黃子琦（農會宣傳委員）接到東江特委去中洞開會的通知。會後他們從中洞回到高譚圩。當天下午吃飯時，負責宣傳和CY工作的黃子琦，在盈豐當鋪（時為海陸惠紫工農討逆軍第四大隊大隊部所在地）透露了他們到中洞開會的一些情況。….

當天晚上，黃星南通知農會委員及各界人士到盈豐當鋪開會。會上，黃星南、黃奮先同到會的人說了東江特委和東江革命委員會召開關於部署建立蘇維埃政府的會議情況。隨後黃星南傳達了黃雍（時為東江革命委員會主席）等領導人指示精神，主要講了俄國十月革命成功後的經驗和工農兵聯合起來，在共產黨領導下組織政權的意義。還講到只有建立蘇維埃政權，才能徹底實行土地革命，打倒地主資本家、土豪劣紳，鎮壓反革命分子，才能實現土地歸農友，工廠歸工人。要做到這些，必須學習俄國，建立蘇維埃紅色政權，建立紅色武裝。

11月7日高譚區召開了上萬人的群眾大會,隆重紀念俄國十月革命十周年。…晚上，在黃家祠召開了高譚區工農兵代表大會的預備會議。各鄉代表約有上百人，會上經代表提議通過了由黃星南、黃奮、黃子琦等人組成的工農兵代表大會主席團，還提出了大會的議程，宣布了大會的紀律。…

1927年11月9日上午，高譚區工農兵代表大會在高譚圩樓下角舉行。…東江特委、東江革命委員會和紅二師的領導人黃雍、王備、劉琴西、傅大慶、於以振、傅朝貞等人參加了大會。中洞紅軍俱樂部的軍樂連也開來為大會奏樂…

大會由黃星南主持，先唱《國際歌》，向馬克思、列寧的畫像和國際旗鞠躬致禮；後由各界代表和機關團體致賀詞、獻賀旗；接着由東江革委代表黃雍發表演說，主席團成員黃星南作政治報告，每項程序間隔都由軍樂連奏樂。…下午繼續開會，主要討論各項提案和醞釀蘇維埃政府委員人選。”（見惠東縣委黨史研究室編《高譚星火》，101-109頁，1997年，廣東人民出版社）。

朱正光：《在崢嶸歲月中》：9日和10日，我和鍾乃水繼續出席代表大會。中共東江特委、東江革命委員會和紅二師領導機關的黃雍、王備、劉琴西、傅大慶、於以振、傅朝貞等人亦參加了會議。黃星南作了政治報告，東江革命委員會的代表黃雍在會上作了發言，會議熱烈地討論了‘土地革命’、‘鎮壓反革命’等各項議案，並通過區蘇維埃政府成立大會宣言和將高潭玗的新老兩條街道分別命名為‘馬克思街’和‘列寧街’的決議，最後選舉區蘇維埃政府委員。” （見惠東縣委黨史研究室編《高譚星火》，50-60頁，1997年，廣東人民出版社）。

謝帝明、鄭錦清：《謝錫靈》：“1927年蔣介石發動‘4.12’反革命政變後，海陸惠紫的部分農民武裝匯集中洞。東江革命委員會成立後，發動了東江各地的大暴動。稍後，高譚區蘇維埃政府於11月11日成立。在革命形勢的推動下，高譚黨團組織迅速發展和壯大，謝錫靈被選為高譚區青年團書記，併兼區蘇秘書工作。”（見惠東縣委黨史研究室編《高譚星火》，377-380頁，1997年，廣東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