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經國訪問美國，國務卿杜勒斯建議他，不妨考察一下在堅持反共的同時如何保證人權原則底線的經驗。蔣經國以小到不能再小的蚊子般的聲音說：“知道了。”上世紀70年代初，捷克劇作家、後來的總統哈維爾質問當時的傀儡總統胡薩克：“誠然，當下國家有安定的局面，難道你不會說，可它安定得像停屍房或墓地？”


　　老高按：記得“文革”爆發時，我還是個少不經事的初中學生，懵懵懂懂又風風火火地跟着批“文藝黑線”“影射史學”。當時“四人幫”一夥有名言：從《國際歌》到‘樣板戲’中間一個多世紀，革命文藝是一片空白。那麼，挑出這百年中任何一部來，都可以說是“毒草”，都有資格當“靶子”，有一部算一部挨個兒批，絕不會批錯。
　　批着批着，我幼稚的腦袋瓜里怎麼也轉不過彎來：歷史小說、歷史劇，寫那些帝王將相、皇親國戚，到底該站在什麼立場上呢？
　　——正面肯定明君賢臣、耿介之士？必然遭到口誅筆伐：“美化剝削階級頭子”、“為被推翻的階級鳴冤叫屈”、“無限懷戀昔日的歲月”……狼子野心，是“妄圖恢復失去的天堂”；
　　——揭露鞭撻昏君奸臣、貪佞之徒？也必然遭到口誅筆伐：“以古喻今影射偉大領袖”，“借題發揮惡毒攻擊社會主義現實”……狼子野心，是“妄圖恢復失去的天堂”；
　　對同一個歷史人物，說好，是美化過去、美化敵人，說壞，是攻擊當今、攻擊領袖，總之殊途同歸：都是要“復辟”！
　　想起這一段往事，是今天讀到胡平在《隨筆》上發表的一篇文章。胡平有好多位，這一位，我推測，當然不是現居紐約的民運理論家胡平，也不是那位當過福建省長和商務部長的胡平，多半是中國大陸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成名的報告文學作家胡平，但我也不敢確定。記得近30年前這位胡平與張勝友合作，寫出長篇報告文學《世界大串聯》，一時洛陽紙貴；他的作品給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獨自完成的《中國的眸子》，描寫被冤殺的李九蓮和鍾海源的慘痛故事——
　　情竇初開的少女李九蓮，1968年因在給男友的信中剖露對“文革”的不滿而招來殺身之禍。青年女教師鍾海源與李九蓮素昧乎生，不曾謀面，只因參加“李九蓮問題調查委員會”被捕判刑，後又因堅持反對“文革”，拒不認罪，被改判死刑。該案株連六百餘名同情者、支持者，被判刑者的刑期加起來達五個世紀！八十年代初，該案在胡耀邦的親自關照下終獲平反。李九蓮，現與林昭、遇羅克、張志新等人一樣，被譽為當代中國思想解放運動的先驅。
　　很長時間沒有接觸胡平的作品，今天查了一下，胡平已出版著作30餘種，約600萬字。其中《世界大串聯》、《中國的眸子》、《在人的另一片世界》、《子午線上的大鳥》等作品，曾獲全國優秀報告文學獎、人民文學出版社當代文學獎、《中國作家》雜誌報告文學獎，台灣《中國時報》報告文學首獎等（台灣應該叫“報導文學”吧？）。《一百個理由》被《中華讀書報》評為2005年非虛構類十大好書之一；《情報日本》被《亞洲周刊》評為2008年全球華人十大好書，名列第三，並獲第四屆徐遲文學獎。
　　我下面要轉貼的這篇文章，是胡平寫台灣的白色恐怖的。
　　諸位該明白，我在按語一開頭為什麼要提到“文革”初期那種“怎麼寫都獲罪”的兩難悖論了吧——今天寫台灣，當然不會獲罪了，但是也面臨質疑，面臨中共文字檢查官亮起紅牌：
　　說台灣好、民主？豈不是在宣揚“不怕不識貨，只怕貨比貨”，等於轉着彎抨擊大陸不好、不民主？
　　說台灣不好、不民主？豈不是指桑罵槐，含沙射影，仍然等於轉着彎抨擊大陸不好、不民主？
　　對胡平這篇細細描寫台灣白色恐怖的文章，很可能就“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有的讀者，可能認為作者是“指着和尚罵禿子”，說的是台灣的昨天，處處讓人聯想、對比大陸的今天（比起大陸的今天，還算“小巫見大巫”）；有的讀者，可能認為作者已經完全被中共收買、被體制同化，用這篇文章來抨擊中共的老對手，為中共的專制開脫：天下烏鴉一般黑，誰要掌權不都一樣！？

　　不過，我更願意關注文章本身，而不去管作者的動機。我從這篇文章更讀出：共產黨與國民黨確實是孿生兄弟，真不知道，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六十年代，這兩個老冤家是不是秘密舉行過經驗交流會？誰是老師，誰是學生？還是互為師生？思路、手法，何其相似乃爾！

　　不管是紅色恐怖，還是白色恐怖，都應該送進歷史博物館，永久陳列，永遠成為千秋萬代後人的警鐘。

　　一  這就是白色恐怖

　　1950年3月，蔣介石應全黨全軍的“懇請”復職總統後，其人事安排的第一條潛規則，便是確保兒子的順利升遷，地位牢固。在行政院長、台灣省主席、三軍司令等要職任命完後，40歲的蔣經國出任國防部總政治部主任，並負責監督籌劃情報業務，指揮派遣對大陸游擊活動。
　　1954年，蔣經國更上一層樓，調任動員戡亂時期國家安全會議副秘書長。“國安會”下設國家安全局外，還以原國防部保密局為班底，分別以美國中央情報局、聯邦調查局為藍本，成立國防部情報局、司法行政部調查局。不僅下屬各情治單位必須對其負責，必要時相關部會首長，亦需受其節制。此外，像憲兵部隊、大陸工作會、海外工作會、駐外武官處等情報機構，均得定期向“國安會”報告，接受督導。
　　蔣經國雖是副秘書長，但正副只是名義，和權力的大小並無絲毫關係。至此，蔣經國實際上成為全島超過10萬警察、5萬特工人員的“共主”，在國民黨內，其實際地位僅次於總統蔣介石、副總統兼行政院院長陳誠。
　　在這天下板蕩、黨國危難之時，打從俄國返國回來後，“一向扮演孝子忠臣的雙重角色”的蔣經國，決然地拉開了台灣上世紀50年代白色恐怖的歷史。偌大的一片大江南北，如今只剩腳下一個可謂馬槽般大小的孤島，怎能再容這馬槽里混入一個驢頭？
　　在陽明山通往北投的公路盡頭處，蔣經國找到一處有高牆環繞的日式別墅，以“總統府”名義徵收後，取名“八勝園”（寓意“八方勝利”），作為他的指揮部。每天，全島最重大、機要的信息在這裡匯集，同時，一條條整肅、捕殺的律令、密令由這裡發出。
　　在他眼裡，“這是勤王衛道之戰，對敵人的寬恕，就是對自己的殘忍。”（以上引語見江南《蔣經國傳》）
　　台北市郊有一個地方叫馬場町，是當年當局槍殺政治犯的一個主要刑場。每一回執行完死刑，地上總淌有一大攤血。人們把土聚攏來，將血埋上。隨着這裡漸漸地聳起一座小丘，可以發現1950—1957年，是台灣白色恐怖期間逮捕、處決政治犯最多的時候，尤以1954年前為盛。
　　上世紀90年代初，馬英九執掌法務部門時，在回答民意代表質詢中透露，所謂“匪諜案”、“叛亂案”，1949年底到1960年，累計2.2萬多件，每件的涉案人平均5名；美國耶魯大學的學者統計，在1950年代的台灣白色恐怖統治中，有10萬人被判刑；李敖先生估計，不止此數；以後得以出獄的受難者們保守估計，大約5000人被殺，僅在1954年前就有3000人被槍決，8000人入獄。
　　龍應台先生認為，“以1950年代的前五年為例，國民黨政權在台灣至少殺害了4000多人，監禁了8000個以上的‘匪諜’，而所謂‘匪諜’，真正的共產黨只是極少數。大多數，是對現狀不滿、心懷理想的知識分子和文化人，是有正義感的工人和農民，是糊裡糊塗不知所以被構陷的小市民。”（龍應台《一個主席的三鞠躬》《中國青年報》2005年11月23日）
　　“白色恐怖”，在今天的人們聽來，大抵只是一個抽象名詞，或者只是表示多少人頭落地的一串數字。即便是一串人頭數字，這於後人的感覺，尤其是在易膨脹卻善健忘的我們這個民族，一路淌過來的一攤攤血水，已幾近於路邊一朵朵可染紅女人指甲的鳳仙花，人頭也大約麻木成了豬頭、蒜頭。可於生逢那個年代的人們而言，卻是一種戰慄神經、痛徹心脾卻又無從言說、無從逃避，甚至欲死也不能的境況。
　　今天的人們如何去感知呢？
　　明朝人沈明臣有詩曰：“狹巷短兵相接處，殺人如草不聞聲。”
　　刀刃起落沒有聲音，鮮血滲入泥土沒有聲音，無盡的黑暗裡腐爛沒有聲音，尚活着的人們也沒有聲音。
　　又古人云：“道路以目。”彼此碰見了，以眼神言語，連手都不敢搖——這就是白色恐怖。
　　某一天，你的某個鄰居，辦公室里坐在你對面的某個同事，或許，還有你孩子的某個老師，突然，活生生從人間“蒸發”了。沒有人問起，沒有人談起，更沒有人為之伸冤。人人視而不見，假裝什麼事情也沒有發生，發生的不過是窗外馬路上過去了一輛車，從室內悄悄溜走了一股煙氣……
　　眾多見證人，在未來的良知法庭上，又群體性地淪為“污點證人”——這就是白色恐怖。
　　一個在白色恐怖時期服役於台島南部軍旅的退伍軍官，曾對現任台灣《中國時報》副總主筆楊渡先生說過：
　　“當時軍中槍決的外省人，集體被埋在軍營後方一個偏僻的牆邊角落，無人認領，無人敢說出去。來年那角落的一排木瓜樹，竟異常地結滿累累果實，全軍營無一人敢去摘取。只有圍牆外的老百姓不知真相，還拿着長竹杆，在那裡勾取木瓜……想想南台灣白花花的陽光下，飽滿累累的木瓜掛在孤挺樹幹上，橙黃橙黃得透亮，卻是地下的人血與骨肉所榮養出來的……那是何等詭異而森然的感覺。”
　　——這就是白色恐怖。

　　在綠島里關押過的作家柏楊寫了一首詩：
　　在那個時代，多少母親，
　　為她們囚禁在這個島上的孩子，
　　長夜哭泣。
　　這首詩日後被刻在綠島將軍岩西側的人權紀念碑上——
　　這就是白色恐怖。

　　二 “匪諜”就在你身邊

　　比起軍隊、警察、監獄、槍決等顯性暴力，屬於隱性暴力的行政暴力和文化暴力，日後往往容易被研究者所忽略。其實，兩者不但共同構成了台灣上世紀50年代的國家恐怖主義，而且在對人性的震撼、於社會的撕裂上，後者或許更甚於前者。
　　1949年5月，國民黨已在台灣地區頒行“戒嚴法”，宣布台灣為軍事戒嚴地區。時任省主席的陳誠，根據“戒嚴法”發布《台灣地區緊急戒嚴令》，宣布實行“非常狀態”下的部分軍法措施，設置山地“管制區”4種，計119個區域，“海防管制線”長達1141公里。
　　1975年赴美留學的龍應台，遇到這樣一件事：“一個美國同學知道我來自台灣，就說‘你一定很會游泳？海泳？’我愣住了，覺得他問得很奇怪。我不會游泳，而且，台灣不會游泳的人很多，甚至在南部漁村生活的十年中，也很少見到村人在海里游泳。”
　　後來，龍應台想明白了：“在長達38年的戒嚴時期里，台灣的海岸線不是海岸線而是警戒線。從14歲到23歲，我住在一個漁村，當孩子們三五成群到海灘上去撒野的時候，總有荷槍的士兵來驅趕，槍上有亮晶晶的刺刀。晚上，海灘更是禁區，因為‘共產黨的蛙人會摸上來’。”
　　進入1950年後，當局又制定、頒布與“戒嚴法”有關的一系列法令、法規和條例，軍事戒嚴和高度集權的專制獨裁進一步強化。諸如“戡亂法”、“戡亂時檢肅匪諜聯保連坐辦法”、“戡亂時期檢索匪諜條例”、“懲治叛亂條例”、“台灣省戒嚴期間報紙雜誌圖書管理辦法”、“台灣地區戒嚴期間防止非法集會”、“罷工等規定實施辦法”、“台灣地區戒嚴時期新聞雜誌圖書管理辦法”、“動員戡亂時期新聞雜誌圖書管理辦法”、“動員戡亂時期國家安全會議組織綱要”、“妨害國家動員懲罰暫行條例”等等，達100多種。
　　其大要為，在戒嚴時期，嚴禁民眾結社、集會、遊行、請願罷工、罷市、罷課，禁止以文字標語，或其它方法散布“非法”言論；每戶人家必須與三家進行連環保證，軍、公、教人員，則要與二人以上連保。一旦被定為“不良分子”，其鄰居、同事、同學、同工及親戚，甚至其傭工中，即有多人遭受株連。在基隆、高雄兩市實行宵禁，從午夜1時至清晨5時“隨意行動者”處死；禁止攜帶、藏匿武器彈藥，不准隨身攜帶刀具；居民無論家居、外出，乃至進廠務工、下田種地，均需攜帶身份證，以備檢查，否則一律拘留。警特人員經常進行人口總清查和突擊檢查，1951年3月到7月，僅台北一地，就進行398次戶口突檢，每次均出動大批軍警、憲特，如臨大敵，其中最多的一次，拘留者達1.2萬餘人。
　　對出入境實行非常管制，規定人民“出國”探親遊歷一律禁止，政府官員因公“出國”，須行政院審核批准；嚴厲實行“黨禁”，除國民黨外，只有“花瓶黨”——中國青年黨和中國民主社會黨，可以“合法”存在，其餘黨派組織，一有露頭，即遭雷霆打擊。
　　台灣百姓對於廣播這項現代產物的了解、使用，遠早於大陸。在1938年每千人擁有收音機為8架，在亞洲地區排名第四，到了1943年，已發展到平均每10戶台灣家庭，便有一架收音機。到了1962年，島上收音機的登錄架數已超過100萬架。換言之，在國民黨政府敗退台灣以前和以後，廣播已是台灣一般人民資訊來源與娛樂的新興主流媒體，是了解世界與社會的重要平台。50年代初，當局強迫有收音機的人進行登記，誰家的收音機壞了，得向治安部門報廢備案，交回零件。凡想購新機者，須有保安司令部審核發給的准購證。一台收音機每年得交執照費30元，還要貼足16元的印花稅，這兩項費用加起來，已是收音機價值的10%以上，逾期交納者需加倍處罰。凡出售無線電器材、收音機和收發報機的單位，一律要將器材名稱、數量及存放地點，詳細填表後交保安司令部。
　　與此同時，一些關於收音機知識方面的科普冊子，如《音響擴大機》、《初級短波收音機》、《簡易交流式收音機》等，也遭禁。另一方面，在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屬下的廣播事業輔導會議的文件中，表明廣播電台“值此反攻前夕，更負有配合軍事需要，執行心戰，安定民心，鼓舞士氣之任務”。廣播成為報紙之外，國民黨當局向台灣人民宣揚其反共政策的主要工具。一天的節目中，新聞、輿論介紹、反共歌曲、新聞評論與廣播文摘……不論哪個時段，都能輕易地接收到反共信息。而晚間黃金時間的聯播節目，尤具“警鐘長鳴”功能，發散“磨刀霍霍”聲。
　　當局對聲音不放心，對文字就更不放心了，患有嚴重的“文字過敏症”。自1951年起，不再進行新報紙的登記，直到1987年解除“戒嚴”的30多年間，全島只有29家報紙。對新聞、出版實行檢查制度，報刊不准登載任何未經審查的消息，以雙十節這天（10月10日，為“中華民國國慶日”）為例，不能報道任何不吉利的新聞，火警、兇殺、搶劫、車禍等案件，一律不得播出，即便發生地震，也需三緘其口。
　　60年代以前，被指為以“隱喻方式為匪宣傳”而遭查禁的武俠小說有一千多種。1965年，445部上映的劇情片中，有三分之一遭到修剪。警特人員經常荷槍實彈，直搗印刷廠，或在公路上攔截運送雜誌、出版物的貨車，“黨外雜誌”最是查禁重點。1950年6月查禁122首歌，1961年查禁3053張唱片，在1975年，新聞局在數月間審查的4000多首歌里，其中有五六百首被禁唱。
　　在以家長制為特徵的國家主義政治傳統中，所有的人，不論年齡大小，都只不過是其統治下的子民。這些子民，與孩童一樣，人格和智力上遠“遜”於“家長”，永遠被設定為“未成年”；他們沒有充分的道德判斷力和克制能力，故一切均要由“家長”來代為定奪，一切對“家長”無條件服從。在“家長制”的政治傳統中，國家及其官僚，被塑造成社會中特有的“成人”與各級家長，他們是絕對的真理與絕對的道德權威的化身。（劉軍寧《道德權威不屬於政府部門》鳳凰周刊2009年第20期）
　　這批“家長”，主要是指出版、新聞檢查官們，實際上就是一幫不穿警服的警察。此外的區別，大概還有兩點：一、穿警服的警察需要出現場，多少得獲取一些證據，而他們永遠坐在冬暖夏涼的辦公室里頤指氣使，“現場”在他們小香腸般手指的隨意指向上，“證據”在他們紅唇白牙的一陣陣翻動中；二、他們比真警察更“敬業”，不要說查封另類文字了，就是嗅出並堵截了一絲半點可能產生的聯想、遐想，乃至幻想、臆想，也讓他們像抓到金絲雀的貓兒一樣興奮，深感厚待自己的黨國沒有白給那份俸祿——
　　“五四”運動以來，大陸知名作家，包括魯迅、巴金、茅盾、老舍、沈從文在內，其著作皆在查禁之列。
　　法國作家左拉的小說，因為作者姓“左”而不可在台灣出版，馬克·吐溫，因是馬克思的“弟弟”而作品遭禁。
　　金庸的小說《射鵰英雄傳》，因書名暗含毛澤東的詞句“一代天驕成吉思汗，只識彎弓射大雕”，必須在島上改成《大漠英雄傳》。一些地方，《資本論》倒是有機會逃脫火眼金睛，檢察官們以為這是縱橫商海、教人發財的讀本。
　　本土作家的書，從郭良蕙的《心鎖》到吳濁流的《無花果》，從陳映真的《將軍族》到施明正的《島上愛與死》……凡左翼作家的書，和黨外、獨派作家的書，一律封殺。
　　一篇報道里有一句話：“透過一位華僑的大腿，正巧看到蔣總統在校閱三軍部隊”，就為這一個大腿間的“位置”，《自立晚報》被停刊三天，記者田士林被送到關押政治犯的綠島“感訓”8年……
　　一位筆名勞影（原名王復古）的青年作家，源源不斷有短篇小說發表於林海音主編的聯合副刊和《野風》等文藝刊物，還自費出版了一本長篇小說《黑世紀》。這本小說中，人物有這麼一句話：“一個將軍有啥了不起，老了就不中用了。”就為這一句話，這本小說在沒有流通到市面前遭警總全部查禁。勞影經傳訊後飭回，幸而未送去吃牢飯……
　　那是一個充滿禁忌的年代。
　　有話不能亂說。在廣播電台，禁忌特別多，“蔣總統復行視事”，如簡為“總統視事”，可能聽成“逝世”，因此要改字，改為“總統復職”。廣播不能用長句，曾有一句是：“美輪美奐的大會堂中間懸掛着總統的肖像”，播音時斷句換氣，說成了“懸掛着總統”，頓時引起驚擾。因此，“總統”之前切忌有任何動詞。十月，更須小心注意，許多重大節日都在10月：10月10日是“雙十節”、10月25日是“台灣光復節”、10月31日是“蔣總統誕辰”，宣傳上“每一個節日都要節前有醞釀，節後有餘波”。惕懼的是“十一”，從這前一天開始，島上就不許有任何喜慶的表示，媒體上不准有祝壽的內容，快樂幸福的歌曲一概禁播，商家不可開張剪彩，天氣報告中如有“台灣海峽烏雲密布，長江中下游陽光普照”，都會被情治機關追究。
　　一位在士林中學教歷史的莊吉發老師，上課時對“領袖”一詞的解釋是：就是衣服的領子和袖口，人們穿衣時這兩個地方比較容易弄髒、污損，可如果把它們提起來，一抖衣服就挺直了。所以，說做事能抓住要領而有效率，就叫提綱挈領……當時就讀此校的不少學生，其家長就在蔣介石戶籍所在的陽明山管理局任職，其中有個學生，回家後將莊老師的解釋告訴了家長。此後一段時間，情治人員多次到學校調查這位老師的歷史和現實的思想言行，校長為顧及影響，只好請這位莊老師辭職他去……
　　話不能錯說，字不能錯寫，衣不能隨意穿，青少年頭髮長了，也會被叫到警察局去強行剪短。倘若將“中國”寫成“中共”，“共匪”寫成“蔣匪”，“反攻大陸”潦草如“反敗大陸”，那就得蒼蠅見血一樣，一群憲特人員盯你審你好幾天。歌也不能亂唱。早期台灣流行歌后姚蘇蓉被禁的歌曲高達八九十首，其代表作《今夜不回家》，因為“家”被指認為大陸，而“不回家”違反了“反攻大陸”政策，所以遭禁。台灣民眾多能哼唱的閩南語民歌曲里，《四季紅》含有“紅”字，必須改成《四季謠》；《捉泥鰍》，原本歌詞是“小毛的哥哥，帶他去捉泥鰍”，“小毛”可能聯想到毛澤東，只能改成“小牛”。《燒肉粽》、《補破網》、《天黑黑》等民歌，當局認為歌詞影射政府無能，導致民眾生活困苦，統被封殺……
　　起什麼名字，也得極端小心。柯旗化，50年代初在高雄市立女中任英語教師，也是一位傑出的詩人、作家，無端捲入白色恐怖之中，在牢中前後度過16年半歲月。訊問時，偵辦人員斷定他的“旗化”之名，作“國旗化走”解，隱含叛亂、叛國之意。他回答：父母的故鄉，分別為台南縣旗山和善化，我是家中長子，各取父母出生的地名一字命名，飲水思源，這是天經地義的事，怎麼會有“亂國”之意呢？偵辦人員聽後，依然不依不饒……
　　那是一個程序化的年代。

　　黨國教義充斥書肆，領袖崇拜不絕於耳，反共八股繞梁不去——
　　從小學二年級開始，國語課本里就開始提醒孩子們“共匪”的可怕。這一年級上學期，國語第三冊第二十一課是《把共匪趕走》：
　　大年放學回家，爸爸也從田裡做工回來。媽媽把飯菜擺在桌上，大家坐下來，吃得很高興。
　　爸爸說：“現在大陸的同胞，大家沒有飯吃，沒有衣穿。我們要在蔣總統的領導下，早早反攻大陸，把共匪趕走，使大陸上的同胞，也能夠吃得飽，穿得暖。”
　　下學期，第四冊第二十一課是《送衣服給同學》：
　　冬天到了，天氣漸漸冷了。大年的媽媽忙着給他縫棉衣。過了幾天，新棉衣做好了，大年穿着上學校去。
　　大年走進教室，看見新民還穿着袷衣，好像很冷的樣子。大年問他：“天氣這麼冷，你怎麼不多穿點衣服呢？”新民說：“我是從大陸上逃出來的。我家的東西，被共匪搶光了。現在沒有錢添做衣服。”
　　大年回家以後，就請媽媽做一套棉衣，送給新民穿。
　　倘若說這兩課還是在家庭溫馨、同學友愛的背景下，側面表現“共匪”的可怕，但從小學三年級開始，國語課本里就開始對孩子直接描繪“共匪”的“青面獠牙”了。
　　國語課本第五冊第十三課是《好人活不了》：
　　有一個年老的農夫，一生勤勞，省吃儉用；最後種到八十畝水田，生活過得很好。他時常拿出錢來修橋鋪路和救濟窮人。
　　後來共匪來了。他們高喊着“窮人翻身”和“清算鬥爭”。有一天，許多共匪在村里打鑼喊話，叫大家去開“人民大會”。全村的人，不論男女，都只得丟下工作去開會。大家圍坐在一個廣場上。
　　一會兒，有個共匪把老農夫拉到廣場當中，說：“他有八十畝水田。這些水田都是榨取窮人的血汗得來的。大家說怎麼辦？”
　　老農夫很害怕地說：“不！不！那是我辛辛苦苦得來的。”
　　那共匪大聲的罵道：“胡說！八十畝水田都是你親手種的嗎？”
　　老農夫說：“有一些是花錢僱人種的。”
　　共匪說：“你花錢僱人就是榨取窮人。大家說怎麼辦？”
　　另外一個共匪說：“掃地出門，沒收他的房屋和田地。”
　　這時候圍坐在廣場上的人，都低着頭，為老農夫落淚。有的偷偷的說：“這年頭好人活不了。”
　　老農夫就這樣被趕出家門，變成了可憐的叫花子。

　　第五冊第十四課是《天堂變成地獄》：
　　杭州是一個風景優美的地方。城外的西湖，周圍幾十里。湖邊有楊柳，真像一張圖畫。杭州人民，有的打魚，有的種田，十分快樂。所以大家都說杭州是天堂。
　　自從共匪到了杭州，又是“清算”，又是“鬥爭”。人民被殺的被殺，餓死的餓死。過了幾年，共匪更成立了“人民公社”。他們把人民當牛馬，讓幾百人幾千人一塊兒工作，一塊兒吃飯，一塊兒睡覺。男的在男“公社”，女的在女“公社”。使得家人分散，爸爸見不到媽媽，媽媽見不到兒女。
　　人們每天從早到晚的工作，吃不飽，穿不暖。杭州從前是快樂的天堂，現在變成了愁苦的地獄。
　　課文中的插圖裡，凡“共匪”的標準造型，是頭戴佩有五角星的鴨舌帽，叼根香煙，提着或正抽着鞭子，而且，一個個肥頭大耳；凡大陸同胞，總是一個個瘦得皮包骨的窮人，像牛馬一樣在拖運東西；或者，寒星殘月之下，一家人坐在一起喝清湯寡水，吞咽香蕉皮。
　　上世紀90年代以來，成了台灣描繪與詮釋白色恐怖時期最有力度與深度的作家藍博洲，那時還剛進小學，一次不禁好奇地問老師：“為什麼要吃香蕉皮？那香蕉是誰吃了呢？”因為這樣的一個提問，他在學校被罰站了一個小時……
　　“禮義廉恥”，“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建立倫理、民主、科學的三民主義教育”，“樹立主義、領袖、國家、責任、榮譽的信念”……黨營文化出版事業的一台台攪拌機轟鳴不止，打算在每個人的大腦里澆鑄出一塊塊任由黨國跑馬的廣場。報刊上擁塞着“反共文學”、“戰鬥文藝”——揭露“共匪”的邪惡本質，描繪“匪諜”的醜惡面貌，禮讚各式各樣的“反共英雄”事跡，特別是檢舉“共匪”的“愛國”事跡。
　　黨國宣傳部門為此舉辦林林總總的獎項，大佬授獎，明星獻歌，作者感言，儼然花姿蝶影，江山如畫，卻與社會的進步無關，與百姓的喜怒哀樂無關。說穿了，大抵都是黨國印，黨國發，黨國買，黨國看——自說自話，自產自銷，最後，都成了黨國後院垃圾場上一片厚厚的話語塵土。
　　這是漢語自身歷史上最為醜陋、粗鄙的一段，其千年歲月里常常表現為鶴舞白沙、月涌春江的優雅、豐盈，此時鶴被乾癟為木偶，月光如被子彈擊中的天鵝，頓然摔進了專制仇恨的泥淖，凸顯着猙獰與骯髒。
　　海陸空軍中儀式中，均有宣讀蔣介石訓詞，新兵入伍則需宣誓效忠黨國和領袖。每周四為莒光日，即官兵們坐下來學習——政工部門引用田單以莒城與即墨作為基地復國的故事，引申出今日台灣反攻大陸的意義。一開始是嘉言選讀，主要是總統最近的講話，然後由單位主官就此闡述春秋大義。要求官兵寫作文、發表心得與感想。
　　在學校，高中以上學生一律接受在校軍訓，並由救國團負責實施。中學的操場上，太陽毒烈，暴土撲面，剃着光頭、穿着土黃色制服、像士兵一樣的學生踢着正步，吼着嗓子：“反攻！反攻！反攻大陸去！大陸是我們的鄉親，大陸是我們的國土。不能讓俄寇盡着欺負，不能讓血肉盡受屈辱。我們要反攻回去，我們要把大陸收復……”
　　軍事訓練外，更有政治訓練，教材有《三民主義》、《總理遺教》、《總統訓詞》以及救國團所發行的各種小冊子。每月進行時事測驗，強迫學生接受官方說法。還規定學生必須寫周記，以交代自己和他人的思想動態。
　　機關、學校、軍營，每有集會或大中型活動，首先開唱眾多以歌頌蔣總統為主旨的歌曲，響遏流雲中，最普遍的是大專院校合唱比賽的指定曲《領袖頌》（又稱《領袖萬歲歌》），全歌歌詞如下：

　　領袖，領袖，偉大的領袖！
　　您是大革命的導師，您是大時代的舵手！
　　讓我們服從您的領導，讓我們團結在您的四周。
　　為了生存為了自由，大家一起來戰鬥！

　　中華民族發出了反共的怒吼，
　　鐵幕里的同胞再也不能忍受。
　　為了生存為了自由，
　　人人須要戰鬥，人人須要領袖。

　　我們要在您勝利的旗幟底下，
　　打倒朱毛，驅逐俄寇，
　　把國家民族拯救。
　　領袖萬歲！領袖萬歲！
　　我們永遠跟您走，我永遠跟您走！

　　逢結束時一定高呼“一年準備，二年進攻，三年掃蕩，五年成功”的口號。凡在公開場合的講話、發言，多以大陸同胞正等着我們去救之於水火、解之於倒懸為結束。街頭的宣傳畫裡，不是蔣總統揮手我前進，便是國軍反攻登陸成功後，大陸男女老少“簞食壺漿以迎王師”……
　　那是一個恐怖如空氣一樣無所不在的年代。
　　伴隨“戒嚴令”及其有關律令推行的，是撼動全社會的“檢舉匪諜運動”。
　　在“聯保”制度下，被當局鼓勵的告密大軍，遍及社會的每個角落，連全島所有的旅社、浴室、食堂、茶室等服務生，都予以分批集中訓練，教官由各地遴派警官、警佐擔任，訓練課目包括領袖指示、政治常識、時事講述、防空防毒及救護、保密防諜、違警罰法、防盜偵緝須知等等。排了如許多的課程，其重中之重是“保密防諜”，當局認為，透過對以上特種行業的布線，即可完成一道最嚴密的防諜網。
　　不論是黨務、政府、軍隊、生產、交通、企業、出入境、青年、學生、文化、民眾的電訊通信等，無不籠罩在特務的陰影之下。市井流言：台北市十個女人中有一個是娼妓，五個男人中有一個是特務。官場盛傳“識時務者為俊傑，時務有三，黨務、洋務、特務”。“幾個朋友久別重逢，大家互道問候，‘混得不錯啊，你通了特務啦！’看了誰神清氣爽，春風得意，第一個念頭就是此人已做了特務。”王鼎鈞先生眼中，50至70年代初的台灣，知識分子做特務，似乎也沒有什麼不好意思。文化人做特務的比例很高，大凡幾個人中，可能就有一個是“臥底”。甚至是聲望不錯的老作家，也做了黨國的“臥底”，王鼎鈞本人就多次遇到來打探他個人動向的老作家，轉眼就去向特務部門匯報去了……（見王鼎鈞著《文學江湖——在台灣三十年來的人性鍛煉》台灣爾雅出版社2010年版）
　　在各機關團體、學校、報社、工廠，設立“安全室”，負責考察每個人的思想，後改名“人二室”，其權力甚至凌駕該單位首長，由其作出的各人安全檔案，除了最後一站的火化場，人走到哪裡，便跟到那裡。假如被核定為思想左傾，便要與失業終身為伴。若扣上了政治犯或思想犯的罪名，那就等着去本島或離島的黑牢，或服長期勞役苦工……
　　即便如高舉“反共”旗幟的青年救國團，也逃不過情治單位的監視偵控。李煥在擔任救國團主任秘書期間，某次有個下屬申請出國深造，卻被限制出境，警備總部指稱此人有匪諜之嫌，曾在一項“交通部”舉辦的訓練班上“為匪辯護”。李煥深感詫異，此人由大陸來台時年紀尚輕，求學、工作都在台灣，理當沒有機會“通匪”。李煥找來他問話，後者大呼冤枉，原來那個訓練班曾舉行一場“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何者為優”的辯論會，正方為支持三民主義，反方為贊同共產主義，他被指定的角色是反方，當然有一些不由衷的說辭……（見林蔭庭著《追隨半世紀——李煥與經國先生》台灣天下文化出版公司1998年版）
　　滿街是斗大字的宣傳口號，如：
　　匪諜就在你身邊！
　　檢舉匪諜人人有責！
　　知匪不報與匪同罪！
　　寧使一家人哭，不可讓一路人泣……

　　所有電影院在上演本片以前，銀幕上都會跳出赫然幾個大字：“通匪者殺！”
　　車站、市場、公園等公共場所，牆頭上隔三差五貼出白底紅字布告，內容是近日被槍決的“匪諜”姓名、年歲、籍貫等。
　　報紙新聞版上，時不時出現一則豆腐乾大小的方塊：“勾結奸匪、媚敵求榮的×××、×××、×××等×人，昨晨伏法。”
　　不但是廣播電台長年累月地播放這類歌子，就是幼稚園孩子排隊走在街上，也唱着這類歌子——
　　同胞們大家要當心，打殺匪諜莫留情，不管他朋友與六親，都要防範去打聽。考察他言和行，有懷疑報憲警，大家共同來檢舉，一網打儘快人心……（《打殺匪諜》）
　　檢舉大匪諜，有功又有錢，獎金真正多，銀元有六千。你不檢舉他，他要把你害，匪諜最可恨，檢舉莫留情……（《檢防歌》）
　　匪諜呀匪諜，藏不住呀逃不了，奉勸自首好。浪子回頭金不換，大家都是中華好兒女，改過自新並不難，檢舉匪諜有功受賞，掩護匪諜有罪同當，挾仇誣告要不得，政府處理最公平！（《檢肅匪諜歌》）
　　不是足球的足球，不是蚊陣的蚊陣。人人盯人，人人防人。還得防可能無處不在的那些“隱身人”——家中裝了電話，總有親人或好友私下告訴你一些必備的知識：接電話時，若話筒里的聲音突然低下去，這意味着有人正在竊聽，對方打開了錄音設備。夜間凌晨左右，如果電話“叮”地響了一聲，這顯示對方已經對你進行了長期監聽，每二十四小時更換一次錄音帶……
　　大義滅親成了義士，出賣朋輩已然新潮。告密，使告密者的身份兼具施害者與受害者的雙重角色：一方面成了當局最隱秘、最具成效的鷹犬，一方面在人變犬的過程中，人性在發生最黑暗、最畸形的裂變。一旦良知的堅守，變得要像把奶油蛋糕塞進鑰匙眼一樣困難，社會成員互信的基礎便遭瓦解，社會也像內部長了蟲子的木頭趨於腐爛，處處蟲子般遊走着人們挾私報復或乘機斂財的慾火。
　　貧窮的50年代，島上一個人的平均月薪是200元，檢舉“匪諜”的獎賞，卻可能高達20萬元。一個典型案例是——
　　章華瓊，浙江人，國共內戰期間逃難來台灣，先在台中市大清池澡堂當見習擦背生，一年滿徒後，轉去台北市安樂池成為擦背師傅。章華瓊也曾接受“服務生訓練”，但他沒有資格進入當局所精心構建的“防諜網”，原因是他私下說了一些譏諷當局的笑料和牢騷，被某個同事密報給了特務，1950年2月間，章華瓊反成了“匪諜”。經過四個月的嚴刑逼供，他作了如是的交代：
　　“1945年2月間，在浙江平陽縣北港鎮參加共匪組織，1947年在共匪華南軍區人民解放救國軍服務，至1948年2月間，奉人民解放救國軍大隊長劉英之命，擔任共匪情報組組長，潛來台灣，充當浴室的擦背師傅，以掩護其工作，從事吸收組員，搜集軍事情報等，以圖策應共匪進攻台灣。”
　　他所吸收的“組員”有兩位，一位是常和他聊天的澡堂同事金國民，一位是老找他擦背的常客謝仁銘。兩人被控在1950年2月10日，受到章華瓊的“言語誘引而決定加入匪黨組織”，第一件任務是“搜集基隆要塞軍用地圖等工作”。
　　經軍事法庭判決，章華瓊以“為叛徒搜集關於軍事秘密未遂”罪名，判處死刑；金國民以同樣罪名判處有期徒刑15年；謝仁銘，則因透過關係找了不少證人，洗清嫌疑而獲判無罪。同年7月16日，章華瓊由憲兵第四團執行槍決。
　　此案因大字不識一籮、25歲的擦背師傅充當“匪諜”，竟有能耐“搜集基隆要塞軍用地圖”，一時成為當時民間私下廣為流傳的奇談。

　　三  沉默，是將大地吸乾

　　白色恐怖，不純然是針對異己者的鎮壓，也對一般大眾產生恐怖政治教育的效果。
　　極權體制的手腕可謂變幻多姿，運動迭出，但簡而言之不脫兩股道，就是在用一個宏大或動聽的理由，將人們聚集起來的同時，再以一種深入骨髓的恐懼，籠罩在每一個追隨者和自己統治地區的每一個人身上。在這種恐懼中，對體制的馴服和對權力的崇拜，當油然而生。個人因無力擺脫國家恐怖主義對社會生活和私人生活水銀瀉地般的全面滲透，從而自我在心中建立起一個小“人二室”，對政治採取自我設限的態度。因此，如何以自然、正當，最好是神聖的理由來施放這種沙塵暴般普遍的恐懼，構成了極權體制統治藝術的關鍵之所在。
　　“整個台灣陷入沉默。”民進黨創始人之一的施明德以後回憶說，“（當時的）台灣社會是沒有聲音的，知識分子不敢講話，一般人民只有服從，或者是去當國民黨的‘料被丫’（閩南語，指打小報告的人）。”
　　白色恐怖的大推手蔣經國的態度，也幾近沉默。
　　1953年，蔣經國第一次訪問美國。國務卿杜勒斯告訴他，聽一些到過台灣回來的官員、議員們說，蔣將軍的手段“有點厲害”。杜勒斯還特地重複了一遍，並建議蔣，此次美國之行，不妨考察一下在堅持反共的同時如何保證人權原則底線的經驗。當時，蔣經國以小到不能再小的蚊子般的聲音說：“知道了。”
　　波蘭詩人蒂蒙圖斯·卡波維茲，寫過兩首與沉默有關的詩。其中一首寫到：沉默，是一隻蝴蝶兩翼的劇烈對摺；沉默，是將大地吸乾，是一座山谷被取出了耳膜——筆者不妨再狗尾續貂一句：一條江河遭割斷了喉管……
　　雖然失去了耳膜、喉管，令人毛骨悚然，但此種沉默，可以抵達安定。
　　上世紀70年代初，捷克劇作家、二十年後民選當了捷克總統的哈維爾，質問當時的傀儡總統胡薩克：“誠然，當下國家有安定的局面，難道你不會說，可它安定得像停屍房或墓地？”
　　這種安定是製造的：對蘇俄黨國、黨軍及契卡制度的的耳濡目染，對中國式專制政治理念的潛心揣摩。兩者結合後，再加以銘心刻骨的仇共、恐共心緒的搓揉，凝固下來，這種安定，做成了“優質產品”——
　　比起同處白色恐怖風暴中的韓國、泰國、菲律賓等反共國家政局的動盪不安，還有中南美洲、非洲，許多國家發生流血、不流血的政變，甚至一年裡發生政變多次，唯獨台灣，自1949年60萬敗軍入島，二百餘萬外省人倉皇遷台，直到蔣經國強勢主政，在海峽生生不息的風濤中，島上的安定至少維持了30年，期間，還實現了台灣經濟的高速起飛。
　　這不能不說是一個特色，一個中國式的特色。
　　於是，一個面對未來、又需未來回答的問題產生了——
　　如是的安定，能夠維持10年，20年，30年，可30年、40年過後，它還能是一劑安神定悸湯嗎？
　　背負着沉重的歷史包袱，但在舉世民主潮流浩蕩地衝擊下，早已實現社會和平轉型的台灣，對此已經給出了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