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比陳毅性格樂觀嗎？

--讀傅高義的《鄧小平時代》（四）

      為了使《鄧小平時代》這本書更加真實可信，傅高義曾採訪了一百多位與鄧小平有過接觸的中國人，取得了相當多的第一手資料。中國著名的外交家冀朝鑄先生就是其中的被採訪的一員。傅高義曾經在2002年4月、2006年11月和2009年4月三次採訪這位共產黨新中國的外交大事件見證者。

冀朝鑄，1929年7月生於山西汾陽，1938年為躲避日本侵華的戰火，剛九歲的他就跟隨父母去了紐約，是一位在美國長大的中國人，1950年韓戰爆發還在哈佛大學讀二年級的他毅然回到中國參加建設。其後他一直參與翻譯工作，比如朝鮮停戰談判、毛澤東與斯諾的會見、尼克松訪華等等。當然他也曾經擔任過鄧小平、陳毅等負責外事活動的高級領導人的翻譯工作。比較鄧小平和陳毅這兩位都曾負責過外交的中共領導人時，冀朝鑄認為陳毅在文革期間被迫下放到河南（原文如此，更多的資料記載陳毅69年被下放到河北石家莊，70年因病返回北京—博主注)後變得“意志消沉，情緒低落。”而傅高義同時引用鄧小平女兒鄧榕的話說鄧小平在江西勞動改造時期：“他沒有意氣用事，沒有情緒消沉，沒有放棄哪怕是最後的一線希望。”似乎可以看出在中共的領導人中鄧小平是天性樂觀，堅毅自強，終於等到雲開日出，而陳毅則是性格壓抑、情緒低沉、患得患失，最終鬱鬱而終。

 鄧小平固然是一個性格樂觀的人，但歷史上的陳毅也不是悲觀之輩，他是祖籍湖南的四川人，也是天性樂觀的。我們以前的語文課本有陳毅的詩“梅嶺三章”， “一九三六年冬，梅山被圍，余傷病伏叢莽間二十餘日，慮不得脫，得詩三首留衣底。”其中有“此去泉台招舊部，旌旗十萬斬閻羅”的詩句，這是何等的樂觀和豪邁！因為那個時候陳毅有信仰、有希望、有盼頭。而在文革中對待愚昧的革命群眾和狡詐的領袖，陳毅義憤而不願意圓通，儘管毛澤東幾次暗示“我保你”，但陳毅在公開的會議上依舊宣稱“我不敢保證將來就不反對毛主席的一些意見”。因為“二月逆流”事件，陳毅被廢黜，他試圖請求和毛澤東見面將問題談清楚，而毛給他的回信是“歷來犯錯誤的改也難”，和“見面有期，稍安毋躁”—當然最後終於還是見面了，是在陳毅的追悼會上，彼時，林彪已經摔死。

    而鄧小平呢，同樣是被廢黜，且理由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第二號人物。”但在處理方式上是和第一號人物劉少奇嚴格不同。劉少奇一家是被許許多多憤怒的紅衛兵小將們揪出去折磨、被百般羞辱，最後死的死（劉少奇），關的關（王光美），剩下的（所有子女）被流放；而鄧小平則被在讓他感受到革命群眾憤怒的力量—也就是毛主席的力量後，於1967年，鄧小平夫婦被毛澤東下令軟禁在中南海—避免受到造反群眾的衝擊，直到1969年10月被送到江西參加勞動改造前，鄧小平也和陳毅一樣給毛澤東寫信了，但不是爭辯，而是檢討書，作為歷史上最成功的君主，毛澤東是最喜歡手下的弄臣和能臣們都以贖罪的心態在自己領導下好好“為人民服務”的，這一點，鄧小平把握的相當成功。果然，在離開北京前一天晚，毛澤東的大內總管汪東興代表毛主席與他談話了，還告訴他：你們最終還是能回到中南海的家中的，房子一直會空着。這使得鄧小平一直對毛澤東心懷感激，對前途充滿期待，對於將來任何的復出機會也非常珍惜、煞費苦心。

以上比較可以看出，不存在鄧小平的性格比陳毅更樂觀。他倆都是樂天向上的四川人、對自由平等有過追求的法國勤工儉學戰友和對共產主義有堅定信仰的中國共產黨人，但鄧小平顯得更加圓滑，或者說更富有“鬥爭策略”。

冀朝鑄有關陳毅文革期間的“意志消沉，情緒低落”的評述只能是道聽途說或者所看到的表面現象。試想，如果同樣毛澤東對於鄧小平的信也回之以“歷來犯錯誤的改也難”這樣的態度，鄧小平還會那樣處之泰然嗎？或者如果陳毅在離開北京前毛澤東派汪東興給他傳一些積極信息的聖旨，比如，今後你還是有機會出來工作的等等，他還會意志消沉、情緒低落嗎？而傅高義先生將那些“第一手的資料”不加精確推敲的情況下堆砌在書中，給出的結論就可能大謬不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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